高考结束后你怎么度过的：高考结束了 我们与梁永安聊了聊阅读和爱情

高考结束后你怎么度过的：高考结束了 我们与梁永安聊了聊阅读和爱情新京报：今年的高考刚结束。语文考试的作文题目又如往年一样率先成为大众热议的焦点，你曾在复旦大学指导中文系创意写作课，今年的这些作文题目中你会比较喜欢哪一道？高考作文的题面可以“简单”些以下为对梁永安的专访。采写丨申璐梁永安，复旦大学人文学者，文学博士，教授。曾任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美国波士顿大学、日本冈山大学、韩国梨花女子大学等院校客座教授。主要研究比较文学、现代城市文化、青年文化和现代电影等。著有后现代文化研究专著《重建总体性》、历史小说《王莽》、传记文学《那朵盛开的藏波罗花》、文学评论《梁永安的爱情课》、《经典小说新读》、文化评论《阅读、游历和爱情》、《工作之苦》、翻译文学《大白鲸》等。主编“与西方思想大师对话”丛书。

走出高考的考场，人生的大考才刚刚开始，等待我们的往往是一个接一个选择。

无论你是即将成为“过来人”，还是已经成为“过来人”多年，一份更早“过来人”的分享或许听听也无妨。我们借此专访了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梁永安，和他聊了聊阅读和爱情这两件美好的事。

对很多读者而言，这个名字并不陌生。2017年6月，他在网络节目“一席”中发表了题为“在单身的黄金年代，我们如何面对爱情”的演讲，引发热议。自此，梁永安的爱情课成为许多年轻读者的慰藉，也由此开启了他与青年群体的广泛对话之路。近日，这些分享被整理成书出版，《梁永安：阅读、游历和爱情》《梁永安的爱情课》陆续与读者见面。采访中，梁永安说他从不觉得自己是青年的导师，而是在与青年同行，去尝试拼出一幅更丰富的地图。在书籍之外，未竟的对话依然在继续。

就高考而言，梁永安确实是位同行者。1970年代，他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还拿到了当年云南省高考语文单科的最高分，今天听来，颇有几分“学霸”的意味。不过，在谈起高考经历时，他坦言自己也经历过考场上差点答不完试卷的惊险一刻。面对进入大学后的落差，他也曾反思该如何完成自我定位，重新出发。走出应试教育的束缚后，我们又该如何打开自我生命的存在方式，去体验一种真正属我的人生？在梁永安看来，经由阅读延展世界，在爱情中重建与外部的对话，这些都是有益的尝试。

以下为对梁永安的专访。

采写丨申璐

梁永安，复旦大学人文学者，文学博士，教授。曾任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美国波士顿大学、日本冈山大学、韩国梨花女子大学等院校客座教授。主要研究比较文学、现代城市文化、青年文化和现代电影等。著有后现代文化研究专著《重建总体性》、历史小说《王莽》、传记文学《那朵盛开的藏波罗花》、文学评论《梁永安的爱情课》、《经典小说新读》、文化评论《阅读、游历和爱情》、《工作之苦》、翻译文学《大白鲸》等。主编“与西方思想大师对话”丛书。

高考作文的题面可以“简单”些

新京报：今年的高考刚结束。语文考试的作文题目又如往年一样率先成为大众热议的焦点，你曾在复旦大学指导中文系创意写作课，今年的这些作文题目中你会比较喜欢哪一道？

梁永安：这些题目我还没有全部看完，但也注意到了一些被讨论比较多的，比如有的从《红楼梦》大观园试才切入，有的去讨论围棋的“三手”等。总的来说，我觉得这些题目都有些“太绕了”，光是消化题目的意思就要花很多时间，这很容易让学生有种压缩感，还没落笔，心中就已经疑虑重重。实际上，题目描述得越详细，它给学生的限定就会越多，学生也就不得不顺着这个轨道，写出符合题目背后要求的那个东西。但今天的高中生成长于信息时代，17岁的年龄可能要比47岁的人积累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都更多。如何让他们将各式各样的想法、观念甚至是疑问都表达出来，这是很值得重视的。

87版电视剧《红楼梦》（1987）剧照。

在我看来，高考作文题目在题面上其实可以“简单”一些，这能给考生留出一个比较大的自我表达余地。以往的考题有时候就两个字，给出一个概念让你去发挥，或者就是高中学过的某篇课文或某个成语的“新解”。因为课文教学是比较偏重语文性的，高考时就可以适当加强一些人文性，让学生回应课堂的同时，又能够去做出一些独立判断。比如春秋时期泓水之战中，宋襄公不肯在楚军渡河到一半时发动进攻，结果反而导致大败。“宋襄之仁”历来被视为一种“愚蠢”，但其中的契约精神是被忽视的，今天的人又会怎么去看这个问题呢？

另外，高考作文题目本身一定要尽可能面向未来，未来的中国迎接我们的将是非常多的新问题。走出考场的学生面对的也将是各种新的不确定，如何做出选择，如何去应对，这些根本上依靠的是每个人的独特价值，而不是原先农业时代的那种集体性和共同性。全球化的世界里你一定要有原创，有想法，你才能做得好你想做的事情。从这个角度，高考作文题就不是说要让学生的脑子变得很精细，像计算机一样在既有的内存中寻找最优解，它是需要鼓励独立表达的。

新京报：你提到的语文性和人文性分别指的是什么？

梁永安：语文性适合在一元化的文化中，有一个为社会所认可的主流定论或价值。比如瞎子摸象这个典故，我们会讲看待一个事物要全面，这就是从语文性的角度出发，它侧重的是一种“求知”。但如果从人文性角度，这里面的意味就大了，可能会读出人应该如何去与个体的局限性对话。人活在世界上永远就像是瞎子在摸象，不可能摸到一个完整的象，只有通过每个人的局限，互相对话，像做一个拼图，去凑出一个相对完整的世界。一方面，既敢于承认个体的局限，也不至因局限而沮丧，停止不前。另一方面，也许每个人的观点既互相对立，实际上也有很大的互补，尤其是面对全球化这个大象更是如此。这就是从人文性的角度认识这个问题。

新京报：如今义务教育阶段的语文教学是否语文性方面明显强过了人文性？

梁永安：2004年我参加过中小学语文教材的筹划工作。我们倒也是主张多加强人文性，这也是当时重编教材的出发点。编审组一直在讨论“什么样的课文适合儿童心灵成长”。比如小学语文教材的篇目选择上，我们当时觉得《小英雄雨来》应该放弃，以前的课本中有这一课，小小年纪的雨来将日本鬼子引向埋伏圈，最后在枪林弹雨中牺牲了。这样的故事放在18岁后的国民教育是可以的，但放在小学课本就不太合适。因为不同阶段的培养各有侧重，小学阶段更加培养孩子们热爱生命、热爱世界，比如《司马光砸缸》这样的课文就很合适，既救了人，又机智地保护了自己的生命。这就是出于人文性角度的考量，注意到不同年龄段的差异性。

但是，人文性语文教学的门槛也是比较高的，它需要授课老师有比较大的文化视野，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形形色色有宽阔的知识，才能在具体课堂中从多个侧面去讲。而且更重要的是，归根到底，人文性还要讲出一种选择，面对如此复杂的世界，你究竟选择什么？这个选择不是先天的认定，是需要有思想支撑的。这是理想中的语文教育应该给学生提供的东西，先把复杂和多样讲给他们，再带学生去看看过往人类历史中都曾出现过哪些选择，在此基础上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去形成自己的选择。

这非常不容易，对老师的要求非常高。所以当时有关主管部门指出，我们的中小学语文教育也不能步子太急，太偏向人文性。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人文性语文教育在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有较好的基础，教师的知识储备较高，他们可以多讲出一些复杂性。县级以下的学校，当然其中有很多好老师，但语文师资确实会出现问题。在一套语文性更强的教材体系中，老师们可以按照规范去讲解，有非常稳定的教学参考书，对多数学校而言，也更好推进。我们不能忽视，理想层面和现实的实施环境之间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所以我刚才提倡在高考语文题目的选择上，一方面要充分考虑中学语文教材和教师的现状，但另一方面也不要低估学生本身的吸收能力与思想储备，高中生的信息接收和思维多样性是远远超出课本的。高考作文题目也如此，在考虑普遍教育现状的同时，也要敢于把学生的创造性能量释放出来。具体地说，评判一张语文写作卷，可以多从言之成理的角度去衡量，而不是用标准化的答案去衡量。

没有很好的自我认识，

“勤奋”反而让路越走越窄

新京报：说起来，你是恢复高考之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据说，还拿到了那年云南省语文卷的最高分。你还记得当年语文卷中的一些考题吗，作文写了什么呢？

梁永安：我记得当年的作文题是有两个，从中选一个写。一道偏议论文，题面是“读书莫畏难”，这其实是从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叶剑英元帅的诗中选出的一句；另外一个叫“青松赞”，相当于是状物的角度。

拿到题目后，我第一反应就觉得“读书莫畏难”好写。相关的道理可以一直讲下去，还可以举很多例子，于是不选“青松赞”，开始写议论文。大概已经写到三百多字的时候，突然发现不对劲。这个题目的个性不强，它的大框架已经限定了，你不能去讲“不读书”，也不好讲“人生糊涂读书始”，这就有点像规定动作，不可能有大发挥。当时立刻做了一个如今看来非常重要的决定，果断放弃了写好的三百多字，回头又去写“青松赞”了（笑）。

电影《高考1977》（2009）剧照。

新京报：这可能是很多人曾在考场上感受过的“惊险时刻”。

梁永安：确实是的。不过如今回想，我其实特别感谢之前写废的那三百字。当时的时间太紧张了，根本没有余地多想，前面的一道题目是古文改写为白话文，花了一些时间，所以当时转头写《青松赞》，思路特别集中，那些岔七岔八的思绪完全来不及纠结，顺着感觉一气到底。那次高考也让我有个终身难忘的体会，人生做选择的时候，最好的决定往往不是在一个时间很充裕的情况下做出的，左想右想反而越想越复杂，越没有行动力。而且，三百字似乎也是个很好的节点，如果前面已经写了五百字了，那就可能舍不得放弃，只好将就写下去；如果只写了一百字，回头另写时觉得时间还有余地，流云般的各种想法可能就纷纷跑出来了。

考场上写完《青松赞》后，心里觉得很有底。后来高考结束，这篇文章就登在《云南日报》上了。考入复旦大学之后，我去找到了复旦大学去云南招生的那位老师，物理系的。他一见我就笑，说看到你的那篇作文，马上决定录取这个考生。

新京报：进入复旦后，你当时读的是文学。注意到你曾在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大学期间几乎每周都有阅读任务，周中完不成的，周末也要“加班”补上？

梁永安：对，因为大学前后其实有很大的落差。高中阶段也发表过小说，给剧团写过话剧剧本。那时老师们都觉得我适合搞文学，给了很多鼓励。当时的校长教语文，他很有资历，之前还在报社做主编。新学期第一节语文课上，他就说所有人上课都要集中精力，不准开小差，但是“梁永安除外，他可以自己决定去看什么书”。我听了很感动，知道他不是真的让我不好好上课，而是一种激将法。

但是到了复旦之后你发现，不得了啊，能人太多。有的同班同学来宿舍串门，简直是高级凡尔赛，手里捧着一堆杂志，都是自己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的小说，说让大家“提意见”。印象很深的就是，老师讲了鲁迅的《祝福》之后，布置课后每人写一篇短篇小说。同班同学卢新华，他就写了小说《伤痕》，写完贴在宿舍墙报上，立刻引起全校轰动。后来发表在《文汇报》上，每天他都收到几百封读者来信，盛况空前。回想起来，我们班的同学都特别优秀，所以一来到复旦，氛围和中学大不相同，自己只是个需要急追猛赶的人。

纪录片《新华书店》（2017）画面。

新京报：这种氛围在当年对你而言也是一种压力吧？

梁永安：是的，我当时就觉得，要首先防止一个误区。人家是坚持文学创作多年，他们中还有很多是老高中生，这可不是开玩笑的，我的基础知识跟他们比要差得远，所以还是要打基础。什么叫基础呢？包含好几个方面。

一个是观念基础。简言之，你是否觉得人在世界上的活法就只有一种？就是高考有个好成绩，甚至读研读博，找个好工作，挣大钱买房子等？很显然，堂吉诃德他不会这么想，徐霞客也不会这么认为。观念上你能否接受生活世界有各种活法，也各有价值？这是最重要的。

第二就是思想基础。任何事情都有过程和历史，都不仅仅发自先天本能，这之中就涉及思想。每一种历史都有细节，个中前因后果复杂纠葛，你只有了解了其中的多样逻辑，才会有思想，才会疑问，才会思考为什么面对多种选择时，有些人走了这一步，而另一些人走了那一步。光有观念没有思想根本不行，很容易只是在表层上转来转去。

第三，还要有知识基础。从自然到社会，方方面面都包括在内，知识丰富，内心才扎实。尤其是专业领域，一定要精耕细作，不能只了解知识的骨架，而没有饱满的细节。例如文学专业，历史上搞写作的有那么多人，有形形色色的风格，有各自不同的叙事方式，对这些是否有清晰的了解？

总之，我当时就衡量，大学与高中不同，光是努力与勤奋是不够的。没有一个很好的自我认识和基础，勤奋和努力只会让自己越来越固化，路也越走越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