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张大千仕女图（大收藏家张大千）

真实的张大千仕女图（大收藏家张大千）然而张大千出生的时候已经家道中落，全家的生计都靠母亲曾友贞做绣活维持。曾友贞虽是女流之辈，但在艺术上颇有造诣。她精于绘画，她的绣样，总是比别人更加生动形象，她也因为获得了“曾绣花”的美誉。在母亲的影响下，张大千很小就喜欢画画。虽然家庭不富裕，但总的来说还算过的去。但中学时发生的一件事，却彻底改变了张大千的人生。1899年5月9日，在四川内江一户书香门第的家里，一位母亲梦见一个和尚交给她一个铜盘，里面盛了一只小黑猿。隔天随着哇哇的啼哭声，一位婴儿诞生了，他就是张大千，取名叫张正权。张老爹认为这个孩子的降世必然是黑猿转世，对其格外重视。似乎每一个大名人的降世，总会伴着一段传奇的故事。什么梦见白蛇啦，蛟龙啦等等。不管真实的情况如何，对于张大千而言，他确是当真了，终身养猿、爱猿、画猿，所以这只猿伴其终身。而我也更愿意相信，这即是天意。所以，张大千后来取名叫张蝯，虫子旁的，古义就是猿，常写作爰。他也

2010年，在北京嘉德的的拍卖会上，《爱痕湖》拍出了1.008亿元人民币的天价，这在中国近代绘画史上都是空前的。

爱痕湖

此画的作者就是备受争议的张大千。

徐悲鸿曾盛赞他：“张大千，五百年来第一人也。”

他也获得过巨大的国际声誉，被西方艺坛赞为“东方之笔”。

他还被人称为造假大师，敦煌壁画的破坏者，更是处处留情的风流才子。张大千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是什么样的环境造就了他多面的人格画像？

一、他是黑猿降世？

1899年5月9日，在四川内江一户书香门第的家里，一位母亲梦见一个和尚交给她一个铜盘，里面盛了一只小黑猿。隔天随着哇哇的啼哭声，一位婴儿诞生了，他就是张大千，取名叫张正权。张老爹认为这个孩子的降世必然是黑猿转世，对其格外重视。似乎每一个大名人的降世，总会伴着一段传奇的故事。什么梦见白蛇啦，蛟龙啦等等。不管真实的情况如何，对于张大千而言，他确是当真了，终身养猿、爱猿、画猿，所以这只猿伴其终身。而我也更愿意相信，这即是天意。所以，张大千后来取名叫张蝯，虫子旁的，古义就是猿，常写作爰。

然而张大千出生的时候已经家道中落，全家的生计都靠母亲曾友贞做绣活维持。曾友贞虽是女流之辈，但在艺术上颇有造诣。她精于绘画，她的绣样，总是比别人更加生动形象，她也因为获得了“曾绣花”的美誉。在母亲的影响下，张大千很小就喜欢画画。虽然家庭不富裕，但总的来说还算过的去。但中学时发生的一件事，却彻底改变了张大千的人生。

二、他是黑笔师爷？

17岁时，张大千上中学，正值辛亥革命军阀混乱的时期。有一天张大千上学路上遭遇劫匪，并且被撸上了山。原本劫匪想等着张大千家人交赎金放人，但劫匪头目看张大千接人待物进退有礼，而且写了一笔好字，便留他在山上做了“师爷”。张大千虽万般不愿，但为了性命着想不得不答应。有一天他随土匪下山抢劫，根据道上的规矩，出来一趟是不能空手而归的。但张大千不想抢别人的东西，于是他便拿走了书架上的一本《诗学涵英》。后来他在匪窝里无事便学习这本书中的内容，竟误打误撞令他颇有体会，为日后的题诗造句打下基础。在匪窝一百天后，张大千的父亲终于凑够了赎金，他找了一位中间人“舵爷”，将张大千赎了出来。虽然逃出了匪窝，但是这一百天的经历却让张大千终身难忘。而他身上的“江湖气”，也是这么得来的。17岁，搁现在就是小娃娃，天性淳朴的年纪，在当时能成为山头土匪的师爷，可见张大千的才情和性情。

从匪窝逃生的张大千，没多久就被父亲送去了日本学习织染。当时实业救国的热潮轰轰烈烈。学习实业课程，也是当年留学生的主要任务。父亲希望这个“黑猿少年”学成之后，可以振兴家族、重复鼎盛。考虑到张大千年龄还小，父亲让他的二哥张善子带他到了日本。张大千的二哥张善子是一位善于画虎的大画家。在携带弟弟留学期间，他发现弟弟在绘画方面很有天赋，于是极尽全力对其进行培养和引导。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张大千正式走上了绘画这条道路。

张善孖

三、他是风流才子

张大千曾说：“凡美人者，一等肥、白、美；二等俗、妖、骚；三等泼、辣、刁。”这三个等次张大千都喜欢，他喜欢的女人大都是有点微胖，有肉感，身上流淌着狂野的欲望。

张大千风流一生，他一生结缘10位，4位夫人，6位情人，这十个分别是：4房正式太太曾庆蓉、黄凝素、杨宛君和徐雯波，1个魂断情人李怀玉，1个粉红知己李秋君，2个婚前恋人谢舜华和倪氏，1个朝鲜舞妓池春红，1个日本少女山田喜美。

张大千18岁时与青梅竹马的表姐谢舜华定亲，第二年，张大千追随二哥赴日本学习，1920年谢舜华病逝，张大千赶回来祭奠。谢舜华去世没多久，张大千又遇到了倪氏，两人陷入爱河，不久倪氏得了怪病，不能自理，于是取消了婚事，谢舜华去世，倪氏又得痴呆，张大千萌生了一个想法，剃头出家。痛失挚爱又无可奈何的张正权，决定从佛学中寻找情绪的出口。他来到了松江的禅定寺，这里的住持逸琳法师是名重一时的大法师，精通中国古典诗词和理论。

禅定寺

逸琳法师为他取法名“大千”。逸琳法师对他说：“我为你取名‘大千’，就是想让你认识到世界之大无边无涯而且包罗万象，只有胸怀万物、探广究微，锲而不舍、精诚专一，才能探索到大千世界的无穷内涵。”佛学果然博大精深。后来，张大千到敦煌，能沉下心苦临3年，也跟着一段三月的出家经历有莫大因缘。

出家后，张大千一度立志与青灯古佛为伴，坚守对表姐纯贞之爱，超然世外，终身不娶。然而在三个月后的烧戒仪式之前，大千却表示：“头发可以剃，戒不可以烧。”主持大师自然不同意。在与主持辩驳一夜不成后，大千不辞而别、愤然离去，同时还带走了“大千”这个名号。

后被其二哥捉回家，21岁的张大千回老家娶了自己的第一位妻子22岁的曾正蓉。曾正蓉体态丰腴，矮矮胖胖，并不悦目，和张大千也没有感情基础，主要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婚3个月，张大千决定重返上海。临行前，张母语重心长地说：“（你）当新郎还没有当和尚的时间长……”

22岁的曾庆蓉性格温柔、持家有道，是典型的传统女性，跟张大千结婚两年都未生育，直到好多年才有了唯一的女儿张心庆。但最终未能走到最后，曾庆蓉晚年称自己是“感情上被遗弃的人”。

1923年春，张大千又娶了二太太黄凝素，黄夫人当时才15岁，比张大千少8岁，身材高挑、面容姣好，知书达理，精明能干，黄凝素嫁给张大千时才16岁，面容姣好，身材苗条，并且略懂绘画，很受张大千的喜欢。

黄凝素

张大千画的不少仕女图，正是以她为模特。

黄夫人为张大千生了8个孩子，养育了10个子女，对张家堪称“功勋卓著”。

1927年，他应日本人江滕陶雄的邀请，前往朝鲜。在这里，他结识了能歌善舞的朝鲜姑娘池春红。两人语言不通，只能用手势交流，却十分投缘。平日里，春红为张大千展纸磨墨，观张大千作画，看画笔尖端于纸张上滑动，沿轨迹汇成气韵十足的画卷。偶尔烦闷，她便伸臂展腰，为张大千舞上一曲。两人日久生情，转眼张大千归期已到，有了将池春红一起带回的想法。他挑了一张自己和池春红的合影，试探性地写了一首诗寄给夫人黄凝素，诗名就叫《与春红合影寄内子凝素》，诗是这么写的：

“依依惜别痴儿女，写入图中未见狂。

欲向天孙问消息，银河可许小星藏。”

“银河”黄凝素收到后，表示绝对不行。于是，张大千只能把池春红留在异国，独自归来。两人仍然保持密切联系，张大千每年都会去朝鲜跟春红约会见面。直到1937年爆发战争后，两人感情被迫中断。

1934年，35岁的张大千又有艳遇，这次的对象是北平女艺人怀玉，当年怀玉也仅有16岁，张大千喜欢得不得了。曾这么赞道：“玉手轻钩粉薄施，不将擅口染红脂。”后来他画给何应钦的《背插金釵图》正是以怀玉为模特。怀玉那一双纤纤小手，几乎成了张大千画美人玉手的模本。但当张大千意欲把怀玉纳为妾时，黄凝素再次强烈反对，家人也因为怀玉的艺人身份不同意其过门。这桩情事只好再度作罢。

不过，与怀玉生情仅一年之后，张大千又邂逅了另一位女子——杨宛君。

张大千与杨宛君

那是1935年的夏季，张大千在北京中山公园水榭举办个人画展，遇到了身为北平城南观音阁曲艺演员的杨宛君。

当时杨宛君在台上唱的是一曲《黛玉葬花》。她13岁登台唱京韵大鼓，面容秀美，身段婀娜，堪称才貌双全。看到这样的杨宛君，张大千适时地赞道：“杨小姐的大鼓唱得太好了，听来感人肺腑，对我的绘画有很大的启示。”不仅赞美了杨宛君的唱功，又强调了自己的优势。很快两人便生了情愫，感情迅速升温。

这次张大千学乖了，先征求家人的同意，又求好友牵线，最终抱得美人归，将杨宛君娶为了自己的第三位夫人。自此，张大千有了一妻两妾，家里十分热闹。家里一热闹，偶尔就得出去散散心。

据说有一天，张大千至日落都没有回家且音讯全无，平日里他在山上游览，从不曾有过到黄昏还不归家的先例。莫不是又出家当和尚了？一妻二妾和其他家人紧张得半死，全军出动找了一个通宵。终于在山腰的一个小洞内，找到了张大千。

当时他正闭目冥坐，宛如达摩祖师。三个女人心下一惊：果然是又想出家了！片刻后，看到找了自己一夜的三位太太，张大千睁开眼睛说：“你们干什么大惊小怪的？”后来事件原委被揭开，原来张大千这次离家出走，是因为三位太太联手对付他。二夫人黄凝素甚至用铜尺作武器，敲打到了张大千手上，于是大画家愤然离家。

纵使才华横溢，有时也抵不过生活的一地鸡毛。或许正因为如此，张大千才需要有人来支撑他的精神世界。

这个人就是他的红颜知己——李秋君。

李秋君名祖云，字秋君，有画室瓯湘馆，家境显赫，绘画天赋极高。因为家庭原因和自身喜好得以广结名流，机缘下她和张大千相识。这个机缘也是有个故事。早年张大千在上海讨生活，造了不少假画。李秋君的父亲就是其中一位。回去后这张画被李秋君看出是张假画，但也看出画家的功力很高。后来李秋君的父亲辗转找到张大千，邀请他去家里做客。张大千一到家里就被李秋君的一幅画给折服了。他在李家待了大半年，两人二人每日默契对谈，切磋画技，张大千干脆在李府设了一个自己的画室，画室就在李秋君所居的后楼，两人除了不同屋而眠，其余的时间几乎是形影不离。对于张大千为何未收了李秋君，一种说法是不能让李做妾而委屈她，也不能休妻而辜负其他人。但我觉得或许是他需要一块真正的净土安放自己的灵魂吧。

张大千想着这是否就是命运的错弄，在错的时间遇见对的人，此时的他已经悄悄刻了一方写着“秋迟”的印。

李秋君是个极其聪明的人，她明白张大千的苦衷，自此以后二人各自默契地把对对方最深的爱埋入心底，至此以后，他是八哥，她是三妹。从此，张大千唤李秋君作“三妹”，毕生未有半点逾本分的言行，却“情比金坚”。

张大千每到一个国家，就会收集一点儿那里的泥土，装在信封里寄给李秋君，信封上情意绵绵地写着：“三妹亲启”。偶有艺术上的想法，他也会记录下来寄给李秋君。这种通讯，一直持续了数十年。张大千“大风堂”的弟子们直接管李秋君叫“师娘”，后来她也拜张大千为师，模仿张大千的画风几可乱真。

《春申旧闻》里说她的仿作“几夺张大千之席”。

两人合作的作品数不胜数。对张大千来说，三妹是人生里的白月光，是对坚硬现实的一种抽离，在李秋君这里，张大千可以肆无忌惮、自由自在地做张大千。他的红颜有很多，但当中真“知己”唯李秋君最称得上。

张大千右一为李秋君

1939年，占领了朝鲜的日本人意欲非礼池春红，池春红奋力反抗，终于死在了日本人的枪口之下。

张大千得知这个消息后悲痛万分，他立马请好友为池春红修葺墓碑，并亲自书写碑文“池凤君之墓”，落款是“张爰敬立”。

后来，他以逝去的池春红为原型，创作了《红拂女》系列仕女画，并题诗：“恨无侠骨有回肠，如此江山愧欲死。”

挚爱逝去，江山破碎，这个时期的张大千少不了悲苦的情绪。

但他仍旧将心思寄于绘画之上。

1941年，张大千前往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两位夫人杨宛君与黄凝素陪伴左右。

说起这两位，张大千曾在他的《柳荫仕女》中落款“内子文素，姬人畹君”。指的即是她们。可见在张大千心中，她们的地位同等重要，然而这二人的结局却并不相同。1945年，日本人投降。听到这个消息，暂居成都的张大千兴奋地画了一张《苍茫幽翠图》，并盖上“秋迟”的印玺，盼远在上海的“三妹”李秋君有一日能见到此画。（然而后来此画一度被没收，李秋君终其一生也未能得见）

日本人投降两年后，嫁给张大千25年并为他生了8个孩子的黄凝素，向张大千提出离婚。离婚的原因并不复杂，48岁张大千的心早已不在黄凝素的身上，两人感情已淡漠多年，对于张大千的风流，黄凝素向来不满。后来又被人骗了感情。苦命人。张大千对这位跟随自己多年的妻子，也不无愧疚，他给了黄凝素一大笔离婚费，两人正式分手。

1947年，48岁的张大千又迎娶了第四房太太徐雯波，她比张大千小30岁，是张大千女儿的同学，因为崇拜张大千，所以经常到张大师家中做客、学习。一来二去两人暗送秋波，徐姑娘更是无媒便暗结珠胎。无奈，徐家人只好将徐雯波许配给张大千。就这样，女儿同学变成了“后妈”。

张大千与徐雯波

1949年12月，张大千带着四夫人徐雯波从成都离开大陆。

离开前夕，他将当年在敦煌临摹的壁画等260幅精品交杨宛君保管，并嘱咐她说：“你如生活困难，可以卖掉一部分。”

张大千离开了大陆，辗转东南亚、南美和欧洲游历，其间在日本结识了山田喜美子。那时张大千55岁，山田才22岁，山田年轻貌美、温柔淑女，这气质一下子给张大千吸引住了，很快，山田成为了张大千的枕边人（情人）后来聚少离多，二人的感情也就持续了十年。张大千写给她的79封情书如今价值过亿！

张大千和山田

而关于他的女人们：

黄凝素跟张大千离婚后，那一大笔离婚费很快就被那位跟她如胶似漆的牌友悉数骗走；

穷困和漂泊始终困扰着杨宛君。为了防蛀虫和霉变，她花了很多钱购买各种材料，保护张大千交给她的画作。宁自己挨饿、飘零孤苦，也从未变卖过一幅；（这批画作后来在征得张大千同意后，被捐赠给国家）

正室曾正蓉于上世纪60年代去世，身为张大千第一位正式过门的妻子，曾正蓉说自己是“感情上被遗弃的人”；

怀玉那双纤纤细手的俏影，则始终隐现在张大千的画作里；

而张大千最好的知己，“三妹”李秋君，在1971年死于那场浩劫之中。她终身未嫁，精神上始终与张大千保持高度同频。

当年她病重时，张大千说：“你我虽合写了墓志铭，但究竟死后能否同穴，实在令我心忧。”没曾想一语成谶。1949之后，两人天各一方，欲相见，只得寄愿周公。

唯有徐雯波，得以一直伴在张大千身旁。

他一生的主题，几乎可以总结为“绘画和女人”。

回看起来，或许正因有这些红粉知己，张大千在起起伏伏的历史洪流里才不至颓靡，他的画才时时散透出浓郁的生命力。艺术与性，总是结伴而行。有的时候，消遣人生对抗时局，最好的良药竟是情欲。爱情永远是艺术启航的燃油。没有它的人正襟危坐，搔首踟蹰，脖子吊断，大腿扎穿，也写不出锦绣文章，画不出传世佳品。有它滋养的人，却“绣口一吐，便是整个盛唐”。

所以说，读张大千，必须读他的这些红粉佳人。

四、他是造假大师？

20岁时，张大千从日本回到上海，顺利地拜上海著名书画家曾熙为师。曾熙还为其取艺名为“爰”。同年秋天，张大千便举办了首次个人画展，百幅作品顿时全部售完。自此一鸣惊人，开始以卖画为生。也就是从这开始，张大千就开始蓄须了。年纪轻起就装老成持重，即使一种喜好和风范，也可谓是一种生存之道：我就是搞艺术的。这个和当今好多蓄发溜须的搞艺术创作的，何其相似。

曾熙

张大千于绘画道路上的年少有为并不奇怪，家庭的耳融目染与个人天赋，名师的细心指点，加之他对于书画的痴迷，在艺术造诣上的成功自然是意料之中的，但真正让他在绘画上大放异彩的，却并不是他的原创，而是他对石涛和八大山人的模仿。他模仿石涛作品，曾瞒过了画界前辈黄宾虹。

石涛和八大山人都是明末清初的著名画家，石涛擅长山水画，八大山人则擅长花鸟画。

在当时的上海，书画界掀起了一股“抄袭石涛热”。

石涛

对于当时上海的这股抄袭风潮，实属正常。当时的上海，时事混乱，人心浮躁，加之各个国家租界林立，意识形态混杂，因此大多急功近利，很少能沉下心来细细搞创作的。于是，在行业风潮的影响下，张大千便通过老师的指点，开始潜心临摹石涛。对于张大千，不能否认其对功利的追求，因为他不仅临摹古画，更把临摹后的作品拿出来卖。这里，我们就要谈一谈临摹与造假或抄袭的区别了。

临摹是一种对大师无比崇敬的表现。比如，我们都知道无论硬笔书法还是软笔书法，为了打好基础，形成良好的写字习惯，从一开始都要临帖。这便是一种对于高超技艺的推崇。但造假或抄袭就不同了，此二者与临摹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其目的性，因为比临摹多了一步买卖的过程，道德问题便十分地凸显了。

所以张大千的做法已然不仅限于临摹，而更应该被称为造假或是抄袭，，张大千都深深地沉迷于“造假风潮”而不可自拔。

不过，即便是造假，他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他的造假已经能以假乱真，甚至达到了只要他本人不说，很多当世著名的书画鉴定师都都看不出来的地步。有一次，好友陈半丁翻看一本画册，一边翻看一边对照，越看越好奇：这画册是你收藏过的吗？

张大千得意地说：“这是我画的”。

陈半丁惊讶：你开什么玩笑，这是我拼了命才搞到石涛的画册，怎么可能是你画？

张大千二话不说，直接拿笔画了一幅石涛的画，陈半丁看得目瞪口呆。

古画造假，不仅仅是临摹技术的问题，还得有原画者的气韵和格调，没有几十年的功底是不能成的。果见，张大千的绘画技法，非同凡响。就这样，张大千因祸得福，模仿古人名画，一步步走向了人生巅峰。

很多画家甚至对其造假功力都有极高的评价，画家叶浅予曾表示：张大千是所有中国画家中最勤奋的，他把很多古人的画都临过十多遍，足以乱真，非常了不起。

中国台湾书画鉴赏家、史论家傅申甚至赞许他的“造假”功力犹如孙悟空的七十二变：他是身上拔一根毫毛，要变石涛变石涛，要变八大变八大，要变唐伯虎就变唐伯虎。

左为石涛，右为大千仿作

但体现高超技法的同时，在无比看重知识产权的书画界，造假依旧是极其令人所不齿的行为，史上最有名的莫过于他和另一位画坛大师——齐白石的故事了。

齐白石对于抄袭，尤其是像张大千这种抄袭抄出名声的所谓画家，是极为不齿的。齐白石认为，抄袭是小商小贩的行为，要说那些小作坊为了谋生而抄袭倒也无可厚非，但作为一位已然有了一定艺术造诣和影响力的画家，再抄袭就是公然破坏行规、玷污画坛纯洁的龌龊行径，特别是张大千从不掩饰自己“造假画家”的身份，这更令齐白石作呕。

因而有一次，张大千举办画展，特意登门拜访齐白石，在门口毕恭毕敬地给佣人递上了名片。齐白石当时正在家中作画，接过名片随便看了一眼名字便扔在一边，并表示不见。其弟子李可染就建议老师还是见一面，毕竟张大千当时已然是著名画家了。但齐白石十分不屑，头也不抬地说了一句：我向来不喜欢这种造假画的人。自此，二位画坛巨匠一生都再未曾谋面。在后来张大千游历欧洲遇到毕加索，毕加索特意提到齐白石的艺术成就，张大千当场对齐白石也是不吝溢美之词、赞赏有加。后来，齐白石在国内听到这个，良久无语。

但令张大千万万想不到的是，若干年后，即使明知是他做的假画，在拍卖会上，竟也是一般人高攀不起的。王蒙的真画《青卞隐居图》在2010年秋季艺术品拍卖会中以201万人民币的价格成交，然而张大千仿王蒙的假画《青卞隐居图》，却在2010年秋季拍卖会中以3202万港币成交，折合人民币大概2700多万，假画比真画贵上十几倍，让人捉摸不透，实在是令人咋舌，同时唏嘘不已。

张大千仿王蒙《青卞隐居图》

五、他是敦煌罪人？

在上海真正让张大千开始扬名的，还要数著名艺术组织——秋英会。秋英会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在圈内很有影响力的一个艺术组织。在当时，谁能获得秋英会的认可，必能在上海滩占据一席之地。1925年，张大千举办画展，但是参观者寥寥。正当张大千悲凉之际，秋英会的几位前辈结伴而来，对张大千的画作大为赞赏。他们还将张大千的画作抢购一空，直接将张大千推向了一个很高的位置，从此令他扬名上海，成为数一数二的杰出画家。

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张大千从一个绘画爱好者变成了职业画家。不管是唱戏还是绘画，只有南北都成名，才算是真正的功成名就。在上海扬名后，张大千又将目光瞄向了北平。其实当时的张大千的名气已经从南传到了北，同时也受到了不少北方画家的认可，其中就包“前清遗老”溥心畲。溥心畬是爱新觉罗后裔，他画作清雅明丽，擅长山水、人物、花卉以及书法。张大千在北平期间多次与溥心畬深度交流，使其在画作上的水平大有进步。而张大千也因此与溥心畬合称为“南张北溥”，可见当时画坛对二人的认可。

虚怀若谷的精神使张大千画技不断提高，但他并不满足于此，反而一直寻求新的突破。

张大师有一位朋友叶恭绰，叶公绰极力推荐他临摹敦煌壁画。后来张大千为了提高自己的人物画技巧，于是前往敦煌莫高窟。

当张大千第一次进入莫高窟，看到中古时代留下的壁画时，他震惊了：

“我终于懂得了什么叫做‘曹衣出水，吴带当风’！”张大千原本准备留在敦煌三个月，但在见识了敦煌壁画的魅力之后，他将三个月期限延长至三年。在敦煌这座艺术宝库中，张大千如鱼得水，尽情畅游其中。

尽管敦煌洞窟中光线昏暗、空气稀薄、阴冷潮湿，但张大千依旧乐在其中。三年期间，他一共临摹壁画276幅，光颜料就用了上千斤。张大千的努力没有白费，他的敦煌主题画展在卢浮宫展出，获得举世赞誉。张大千还因此获得了与世界名画家毕加索会面的机会，并且获得了毕加索赠画《西班牙牧神》，堪称东西方艺术一次精彩的碰撞。然而，就当张大千因此而备受国际赞誉时，他在敦煌临摹壁画时对壁画的“破坏”行为也被曝光。

原来在临摹壁画时，张让弟子将很薄的纸，用图钉按在壁画上，然后进行描拓。而且洞中有很多重层壁画，为了更好的临摹，张大千将其表层剥离。同时，张大千还在石窟壁上刻字，留下了永远无法磨灭的痕迹。

从1941年至1943年11月的两年零七个月的时间里，张大千在临摹了大量的壁画。在1942年12月5日，傅斯年和李济联名向于右任写信，里面就提到了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的情况。

傅斯年的原话就这样的，“张大千先生欲遍摹各朝代人之手迹，故先绘最上一层，绘后将其剥去，然后又绘再下一层，渐绘渐剥，冀得各代之画法。冯、郑二君认为张先生此举，对于古物之保存方法，未能计及。”

敦煌莫高窟壁画，有着特殊的发展历程。

敦煌壁画

莫高窟始建于公元366年，也就是东晋十六国的前秦时期，在随后千年的岁月里，后人往往把前人的壁画用泥土覆盖，再画上新的壁画，这样就形成了洞窟中数层壁画的奇观。然而，因为最外层壁画褪色极其严重，导致其具体样貌早已无法辨别，因而张大千在临摹壁画的时候，往往要剥掉最外面的一层泥土，以观瞻隐藏在内层的壁画，这就给千年古迹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灾难。

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一次张大千率众弟子在窟内参观临摹时，偶然发现在一幅五代壁画的右下角，有隐隐约约的颜色和线条。张大千认为画的下面一定还有画。

当天晚上，张大千就请教了老喇嘛，老喇嘛说：“我幼年进庙的时候，老法师带我去看壁画曾经对我说，莫高窟到处是宝，画下有画，宝中有宝。张大千就和弟子们商量，决定打掉外面的一层。但在去掉外层之前，张大千先把最外层的五代壁画临摹了下来。剥落外层后发现，下面果然是一幅色彩艳丽、行笔敦厚的盛唐壁画。

敦煌壁画

关于敦煌临摹的这段经历，因为一位文人的一篇报道，导致很多人都认为张大千破坏了敦煌壁画。但女儿张心庆却并不如此认为，她认为对艺术酷爱的父亲不可能破坏壁画还达30幅之多。

在1948年秋，当时教育部长朱家骅将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常书鸿叫去，询问张案情况，常书鸿的回答是:“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纯属子虚，我是毫不晓得!”

张大千女儿张心庆谈到临摹敦煌壁画时说，“父亲在临摹敦煌壁画时，不知花了多少财力、物力和人力，他还向银行贷款，听说把一家私人银行都拖垮了。他日以继夜地在敦煌洞窟里画呀画，进敦煌时满头青丝，回来时两鬓斑白，那时他才40多岁。”

张大千自己也认为自己蒙受了“不白之冤”，他后来在自己的《我与敦煌》演讲中为自己辩解，“那三年的敦煌面壁，是自己书生报国的方式。”

后来张大千临摹的276幅敦煌画轰动世界，为弘扬敦煌文化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无论如何，张大千虽然对敦煌壁画进行了宣传与再创作，但他对敦煌壁画造成的破坏，却也是真实存在的。评判历史，不妨把他放到民国的语境中去，或许更为客观。他是画痴，或是破坏者，或是传承者，无心之过也好，有意为之也罢，任凭后人评说。

张大千

六、他是大收藏家

张大千认为在追求『集大成』的理想和过程中，必须深切地了解古代大画家的技巧(笔墨和构图)与内涵(意境)，因此『多閲古画』和『临仿古画』，是两条并行而且相辅相成的必由途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张大千勤于收藏古画，无异是将古代名家请入自己的家门，可以坐卧以对，随时获得啓发和指导。

1946年，他挟巨款赴北平购豪宅，结果遇到了从长春溥仪僞宫所散出的清宫旧藏剧迹，如董源 《潇湘图》及《韩熙载夜宴图》等，不但倾囊以赴，而且急电上海托有力门生汇上金条补足。他也曾为了购买一幅石涛的画，不远千里而南北追踪。所以当他在1954年自序其藏画册《大风堂名迹集》时，谈到他的收藏癖：『宝墨偶遭，私意必获。性命托倚，魂梦萦缠，虽负巨埔，不易夙嗜……类海岳之痴，结习难捐。』正是毫不夸张的事实。

潇湘图

张大千收藏书画开始得很早，当他在上海投师学书时便已入门。有记録可寻的是一幅元代四大家之一倪瓒(云林)所作《岸南双树图》，乃是大千在庚申(1920)年自沪返蜀，从重庆的收藏家手中获得。大千自题云：『此倪高士真迹，庚申岁予还蜀中省亲，购于渝州卢雪堂先生家。时予初收书画，以三千金得此，携至海上，先农髯师激赏之，且誉之曰：「子年才弱冠，精鉴若此，吾门当大。」』

张大千得到曾师如此的鼓励，从此信心大增，搜藏愈力，终于成为近代最重要的收藏家之一，许多重要的名迹都曾经过大千的鉴藏。他较早期的一批收藏，一部分存于苏州的网师园，在1937年的11月，日军占领江南，张大千在北平被日军软禁，而张善孖从苏州逃往安徽郎溪，这一批藏品全部付诸东流。在大风堂众多收藏中，其中比较重要的藏品，至少登录在三次不同的版本中。

董源的江堤晚景

张大千有一部分的藏品，曾随他移往北平，又加上在京所得，1938年5月逃离日本占领区时，由德国友人协助运往上海，经香港再运回四川成都。1943年冬自敦煌回来之后，『命门人子侄辈，记其尺寸题咏，序爲目録，聊以志平生好慕，一时之会合』。此一目録名为《大风堂书画録》，内列卷轴共194件。次年三月在成都举办『张大千收藏古书画展览』，展出唐宋元明清各代书画170馀件，其中还有《大风堂书画録》之外者，可见其收藏之富。

所有曾为大风堂拥有的古代书画，都曾对张大千的画艺产生过滋养作用，尤其是《江堤晩景》，整幅临过的至少有四幅传世。仅是此画的前景林木部分，就曾经临摹不下三十次。由此可见张大千的收藏不但与一般藏家的目的大为不同，而且他从古人的画迹中广泛吸收，最终还存心役使古人，将古人画迹作爲他『借古开今』的工具，同时完成他『不负古人告后人』的使命感。

收藏古画是可以赚钱的， 可张大千收古画的目的却并不为挣钱，他做这些甚至也并非为了鉴赏，而是为了保护它们。

后来，张大千收藏的这些珍贵字画，包括《韩熙载夜宴图》、《潇湘图》、 《万室松风图》及批敦煌卷子、古代名画等，均被张大千半送给了国家。

当年她女儿张心庆问他为何不将这些字画卖给出高价的外国人时，他定了定神说：

“这些古画是中国的珍宝，不能流人外国人手中，我不能做遗臭万年的事。谁叫大陆是我的母亲、我的祖国，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这是我的选择。”

正是在父亲的影响下，1954年，张大千离开大陆后，张心庆和母亲曾正蓉做主，将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279幅捐献给了四川省博物馆，母女的这一决定自然深得张大千赞许。

1983年4月2日，张大千在台因心脏病发离世后。他更是将生前留下许多的画和古迹，都捐给了海峡两岸的博物馆，就连他的住所“摩耶精舍”都捐献了。

摩耶精舍

张大千是民国史上为数不多的将艺术看得比钱财等更重要的艺术家之一，在艺术面前，钱财从来是微乎其微的存在。

六、他是吃货美食家

张大千自视为美食家，他对于美食的痴迷并不亚于对绘画的喜好，他曾自我评价：

以艺事而论，我善烹调，更在画艺之上。

张大千游历四方，吃遍天下，他不仅对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名菜如数家珍，更是做到了无论所到之处条件多么恶劣，生活如何茹毛饮血，他都能在当地获取最好的食材，并加以恰当的烹调，使之成为一道美食。说到这一点，尤以他在敦煌时的经历最值得称道。他在敦煌有一个食单，其中包含榆钱炒蛋、嫩苜蓿炒鸡片、鲜蘑菇炖羊杂、鲍鱼炖鸡、沙丁鱼等珍馐美味。

这些菜中如鲍鱼、沙丁鱼等食材都是他带过去的罐头，不足为奇，但如蘑菇、苜蓿、榆钱等食材则取自当地。要知道，这些食材只能在新鲜时食用，不只是口味的问题，如果在不新鲜的情况下食用，还很可能对身体造成不良影响。而敦煌位于沙漠之中，能够在沙漠里找到鲜蘑菇、苜蓿，张大千之于美食，可谓是煞费苦心。

而且他并不局限于吃，在饮食理论与实际操作方面，他更是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最为有名的理论就是将中国饮食作了区域性的划分。

中国之大，各地的风俗和地理条件不同，所以各俱风味。故此菜系大致以三江流域形成三个流派：

黄河流域形成北京菜系，以鲁菜为主，风味取之于陆；

珠江流域包括粤闽等省，形成粤菜、闽菜，风味取之于海；

而长江流域则沿江由成都、重庆直到江南，形成了川菜、扬州菜、苏州菜，风味取之于水陆兼备。

理论的产出必源于实践，除了在游历中产生的对于各国饮食文化的了解，恐怕还需要在灶台前亲力亲为。张大千善于烹调，对于各路菜系的烹饪技法，张大千十分熟悉，他常常亲自下厨招待一众高朋好友，最多的时候要摆上三大圆桌。每次到餐馆，他老人家都跑去后厨抢勺，餐桌上，一直连夸厨师的手艺：太好吃了，味道太棒了！

真的是典型的吃货标杆！曾经有一天他吃掉了100只蟹的记录。因此得了个“李百蟹”的绰号，他的死，也正是吃蟹，引发伤寒，然后就挂了。

在二毛所著《民国吃家：美食如画张大千 厨艺更在丹青上》一文中提到：张大千一生都把烹饪当作一门艺术来追求，在他的眼里，一个真正的厨师和画家一样都是艺术家，他把厨师的技艺真正看成是一门艺术。

张大千曾经教导弟子：一个人如果连美食都不懂得欣赏，他又哪里能学好艺术呢？所以张大千常以画论吃，以吃论画。

艺术是一份由上苍赐予，并以人类文明为媒介而传播的精神圣物，而美食则是艺术的物质化翻版。前者如绘画是将多种笔法或颜色巧妙地汇聚一处，以达到深入人心的目的，且大多数艺术形式都是如此；而后者则是将多种食材、调料巧妙地融为一体，化于味蕾，最终一样深入人心，身心愉悦。

七、他是国画大师

张大千画的国画，水分晕染很充足，墨色的浓淡区分出不同的空间感。墨晕固定后，再以少量不透明的石青色泼在水墨上，任颜料本身轻重或沉或浮，产生不同层次无论是水墨还是手工，他都通通信手拈来。

他与二哥张善孖创立“大风堂派”，是二十世纪中国画坛最具传奇色彩的泼墨画工。其画风犹如于右任、李志敏的草书飘逸出尘、意蕴无穷。 特别在山水画方面卓有成就。后旅居海外，画风工写结合，重彩、水墨融为一体，尤其是泼墨与泼彩，开创了新的艺术风格，因其诗、书、画与齐白石、溥心畬齐名，故又并称为“南张北齐”和“南张北溥”，名号多如牛毛。与黄君璧、溥心畲以“渡海三家”齐名。

张大千的画风先后几度改变，30岁以前可谓“清新俊逸”；50岁时“瑰丽雄奇”；60岁以后达“苍深渊穆”之境；80岁后气质淳化，笔简墨淡，其独创泼墨山水，奇伟瑰丽，与天地融合，增强了意境的感染力和画幅的整体效果。

张大千曾论画：“画中要它下雨就可以下雨，要出太阳就可以出太阳。造化在我手里，不为万物所驱使……心中有个神仙境界，就可以画出一个神仙境界。

张大千的画兼具八大、石涛的粗犷，唐寅、沈周的细润。30年代徐悲鸿就称赞：“张大千，五百年来第一人也。”但是传记作家包立民认为：“倘若再推后十年，张大千赴敦煌礼佛，面壁莫高窟三载归来，也许徐氏会改口说‘张大千，千年以来第一人也’。”

敦煌石窟艺术从此走向世界，也为其以后的绘画创作，尤其是人物画创作奠定了基础。

历史学家陈寅恪评价道：“大千先生临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画，介绍于世人，使得窥见此国宝之一斑，其成绩固已超出以前研究之范围。何况其天才特具，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能在吾民族艺术上，另辟一新境界。”

“在我看来，张大千的泼彩泼墨在他一生是最具创造性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员郎绍君说。60年代张大千衰年变法，独创泼彩绘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传席说张大千的泼彩“对画界有巨大的影响，对刘海粟、谢稚柳、何海霞等或多或少都有启发作用”。

“泼彩，是张大千发明的。古有泼画，今有泼彩；张大千的泼彩，有很深的传统渊源。中国当代画家，张大千数第一。”画家谢稚柳这样评价。

张大千青绿山水画中，大多画的是中国的名山，例如巫山、峨眉山、庐山、黄山等等。张大千青绿山水画用的主要颜料就是青绿色，将山景的苍翠欲滴展现的淋漓尽致，不同与古画中的山水画。

张大千不仅山水画笔酣墨畅、恣肆淋漓，花鸟画鲜活灵动、形神毕肖，仕女画也细致之极。著名画家于非闇曾说：“大千人物，尤以仕女最为画道人赞赏，谓能大胆别创新意。”

原因是“他对于女性观察得很精密，能用妙女拈花的笔法，传出女儿的心声，这一点是他的艺术微妙，也是他在女性身上曾下了一番工夫的收获。”大千先生也曾在一首题画诗中自道：“眼中恨少奇男子，腕底偏多美妇人。”

张大千晚年在巴西整修八德园时用力过猛，致使眼睛的毛细血管破裂，此后导致了张大千的眼疾。眼疾的缘故致使张大千不能再研究工笔，他晚年经常有“不复能为细笔矣”的题款。虽然这并不是张大千研究泼墨泼彩画的主要原因，但因为眼疾看山水会模糊，所以使其不自觉地研究泼墨泼彩这种不求工细的大写意技法。正所谓因祸得福吧。

传奇的人生经历和开创造性的独特画法，加上其自身种种深陷舆论评议的焦点，张大千真可谓是“500年来”最具话题性的大师，也要百年后任人评说。

（以上文字部分来自网络资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