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会相信婚姻（理想婚姻幻想真相与追求）
怎样才会相信婚姻（理想婚姻幻想真相与追求）过去30年发生的事实证明了陈一筠的预测。根据国际通行的统计办法，离婚率为一定时期内（一般为年度）某地区离婚数与总人口之比，通常用千分率表示。国家民政局的数字显示，2017年，中国的离婚率为3.2‰，与其他国家相比，俄罗斯的离婚率约为4.5‰，美国约为3.6‰，德国约为2.19‰，英国约为2.05‰。更直观的数字是，1979年，中国有大约12万对夫妻离婚，1990年为80万对，2000年为121万对。2019年，全国婚姻登记机关共办理结婚登记947.1万对，离婚登记415.4万对。“我们改革开放的情况和美国的六七十年代非常相似。”陈一筠意识到，一场革命正在中国酝酿和发生。就像烧一壶开水，温度已经很高，只是水还没能沸腾起来掀开壶盖，人们未能看到罢了。婚姻升级的代价1987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工作的陈一筠启程前往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社会学系学习。这次出国，陈一筠是奔着全新的领域去的。老师费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27期，原文标题《理想婚姻：幻想、真相与追求》，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作为一种长久的许下承诺的关系，婚姻的难，可能就在于你们会逐渐认清彼此的全部真相：真正的你们也许并不怎么迷人。你们都会在某些时刻软弱、自私、愚蠢……人性的全部都涌到你们面前，让人喘不过气来。但很可能，婚姻的意义和魅力也就在此：当一个人在看清你的全部之后，依然愿意和你在一起。
主笔/徐菁菁 实习记者/孙一丹
现代婚姻变得更高级、更文明、更进步，但同时，婚姻存续的门槛和要求其实比从前高得多了
婚姻升级的代价
1987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工作的陈一筠启程前往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社会学系学习。这次出国，陈一筠是奔着全新的领域去的。老师费孝通建议她进入婚姻家庭的研究。“他讲道，家庭是一个全人类共同的组织，无论全球化也好，中国的改革开放现代化也好，任何一种浪潮之下，社会的基础都是家庭。”
当时，在社科院的课题里，婚姻家庭问题算不上什么国计民生的大事。全国范围内也很少有相关研究，只有妇联、工会等一些机构在进行实用性的宣传。可是在加州大学，陈一筠接触到了大量的研究报告。80年代，美国社会学界正在进行一场反思。“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女性的广泛就业、社会经济自主地位的获得，扩大了女性在婚姻家庭选择上的发言权。在女权运动的影响下，许多人对担任传统家庭主妇和母亲的热情日益减少。60年代晚期，性解放在年轻一代中赢得了广泛支持，也对传统的两性道德、婚姻家庭观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晚婚、不婚成为潮流的同时，最显著的变化是家庭的解体：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离婚率与结婚率的年平均比值为1∶6左右，到70年代飙升至1∶3，80年代以后曾一度飙升至2∶1。
“我们改革开放的情况和美国的六七十年代非常相似。”陈一筠意识到，一场革命正在中国酝酿和发生。就像烧一壶开水，温度已经很高，只是水还没能沸腾起来掀开壶盖，人们未能看到罢了。
过去30年发生的事实证明了陈一筠的预测。根据国际通行的统计办法，离婚率为一定时期内（一般为年度）某地区离婚数与总人口之比，通常用千分率表示。国家民政局的数字显示，2017年，中国的离婚率为3.2‰，与其他国家相比，俄罗斯的离婚率约为4.5‰，美国约为3.6‰，德国约为2.19‰，英国约为2.05‰。更直观的数字是，1979年，中国有大约12万对夫妻离婚，1990年为80万对，2000年为121万对。2019年，全国婚姻登记机关共办理结婚登记947.1万对，离婚登记415.4万对。
上世纪80年代末，为了进行研究，陈一筠开了一个工作室，开始接待婚姻咨询，“想看看人们到底在婚姻中遇到了什么新问题”。有一个男人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讲述很典型。他说他老婆长得不错，家务也做得好，过不下去了就是因为一点：‘内存不够，版本太低。’两个人话不投机半句多，看个电视剧都能吵架，完全没法沟通。”
陈一筠
陈一筠把1980年视作中国婚姻现代化的分界点。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头30年，婚姻呈现出超稳定的状态。因为离婚太少见，在民政局甚至查不到那段时期的完整离婚数据。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个时代的婚姻格外美满幸福，只是因为婚姻被诸多外在纽带牢固地维系着。
传统婚姻的要义不是亲密关系，而是“经济合作社”和“生育共同体”。兜里没钱意味着必须找个人生活在一起。陈一筠记得，上世纪60年代，她和丈夫大学毕业的时候，两个人108元月工资，要养活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还有弟弟妹妹需要资助。家里用钱统一规划，由婆婆管家过日子。她每个月给陈一筠2毛钱零用，给儿子5毛钱零用。“如果丈夫吵了架负气出走，根本不用去找他，就算硬着头皮他也要回来，口袋里就几毛钱，不回家能干吗，婚姻非常安全。”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政府鼓励“英雄母亲”，中国经历了一个生育的高峰，婚姻的血缘纽带格外牢固。陈一筠观察自己的父母，他们是包办婚姻，既无浪漫也无自由。陈一筠从小听他们吵吵闹闹，但是从没有听说过“离婚”两个字。“如果离婚，一个人分3个孩子，怎么生活呢？那么多的夫妻就是这么过来的：为了孩子，摒弃前嫌，把婚姻忍耐到底。”
建立在经济和生育的必需之上，离婚也不被社会文化所接纳。陈一筠30岁才结婚，在那个时代是罕见的晚婚，她总遭遇这样的追问：“什么时候解决终身大事？”“那时候国外的情况都不知道，国内垂直传递的信息就是从一而终，白头偕老。不管女人、男人，都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稳固婚姻的还有特殊国情。在政治运动的浪潮下，婚姻被赋予了政治意义。“红五类找红五类、黑五类嫁黑五类，一旦结婚就是同志加兄妹，不能离的。如果感情不和要离婚，党委要找你谈话，组织上要找你帮助，法院要找你上学习班——学习怎样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个人在外拈花惹草，除了背负道德指责，还会被揪出来接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经济合作社、生育共同体，无形的社会观念和政治运动，在那个年代，婚姻平安无事，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容易做到的。
1980年以后，一切束缚都在放开。人们兜里有了钱，加上社会福利制度的完善，一个人也能养家、养老。计划生育制度使得绝大多数家庭只有一个孩子。及至今日，不少年轻人已经不把生育作为人生的必选项。即使想要孩子，婚姻也不再成为必须途径。婚姻和性、生育分了家。单身男女去国外购买精子卵子、代孕生子已经算不上新鲜事。心理咨询师宫学萍的一位女性朋友和一位男性朋友都不想结婚，但都想要孩子，于是合计两个人一起结婚走个过场，给孩子一个身份。女方怀孕后，他们去派出所打听如何办结婚手续，方知非婚生子女也可以有婚生子女的权利。两人一拍即合，乐得把结婚这步省略了。
国家的行政力量也在婚姻生活中撤退。耶鲁大学社会学教授戴慧思（Deborah S.Davis）认为，上世纪80年代以后，国家将婚姻“转向”自愿的契约，“转离”了对性关系的严密监控，也“转离”了对家庭共有财产的保护。她把这种变化称作“婚姻的私人化”（Privatization of Marriage）。这个转变鲜明地体现在离婚问题的法律变迁上。
1950年的第一部《婚姻法》虽然规定离婚自由，但遵循无过错离婚原则。在离婚官司的审判中，如果当事人不能够提出符合无产阶级伦理道德的政治化离婚理由，就很难被法院批准离婚。比如离婚诉讼若是因为一方另有新欢，则被视为过错，会一概判决不准离婚。华裔小说家哈金有一部屡获大奖的长篇小说《等待》，主题就是六七十年代的“离婚”。主人公军医孔林在家长的撮合下和村里的刘淑玉结婚，但他对妻子没有任何感情，两人常年分居两地。在部队医院里，孔林和护士吴曼娜自由恋爱了。于是，他每年回家都和妻子协商离婚。妻子刘淑玉每次都爽快同意，可到了法院却屡屡反悔。孔林和吴曼娜则死死地守着两人的秘密。按照部队规定，孔林在夫妻分居18年的情况下，可以不经过妻子刘淑玉的同意离婚。于是，孔林和吴曼娜只好等了18年。他们终于结为夫妇的时候，漫长酸楚的岁月已经将他们的感情消磨殆尽。
1980年，第二部《婚姻法》发生了重大转变。这部《婚姻法》在第25条首次将“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作为判决离婚的法定标准。离婚开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个人自由选择行为。
离婚的程序也在简化。2003年8月，国务院颁布了《婚姻登记条例》，规定自愿离婚的当事人双方不再需要持本人所在单位出具的介绍信，也不需要经历“1个月”的审查期，只要双方同意，在民政局可以当场办理离婚登记。
不久前，2020年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30日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登记申请。“离婚冷静期”在公众舆论中激起轩然大波，很多人认为这限制了离婚的自由。但事实上，即使有了“离婚冷静期”，中国大陆还是世界上离婚最容易、最便宜的国家和地区之一。
当经济、生育等婚姻的传统功能逐渐弱化和消逝，当外部制度为婚姻松绑，让它回归到私人情感的领域，我们今天的婚姻才开始以亲密关系的面目呈现出来。“婚姻的功能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现代婚姻首先是心理文化和性的共同体，所以我们今天才会更多地讨论这样的问题：你不爱我了，我们无法沟通，你背叛了我。”陈一筠说，“当人们在婚姻中追求心灵沟通、文化匹配、性生活和谐的时候，婚姻变得更高级、更文明、更进步，但同时，婚姻存续的门槛和要求其实比从前高得多了。”
刘丹（黄宇 摄）
“理想伴侣”的幻觉与真相
我们对婚姻的主要需求投向了亲密关系。这个转变的发生实际要求婚姻里的两个人对自我、对对方、对彼此之间的心理和情感互动都有更敏感和深刻的体察。这恰恰不是中国传统婚姻文化所擅长的。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翟学伟有这样的观察：对中国人而言，理想婚姻的表达是“天作之合”“佳偶天成”。男女相识相遇更多地同“缘”的观念相关联。人们发生了吸引、相爱，中国式的回答不指向爱情的力量，而归结为“缘分”，这是一种外在性的关系表达。总而言之，婚恋的遭遇和质量不做内归因，而做外归因。翟学伟认为，这种认知模式会实质影响人们在婚姻中的行为。只有在婚姻的内归因的认知模式下，处于婚姻中的人才会对自己有要求，不断调整自我，检讨自己有哪些做得不好的地方，也会因为过失或者对方的不满请求对方原谅。
研究婚姻这么多年，陈一筠常常感慨：“现代婚姻是一门需要学习的学问，而我们还是在生育合作社社员水平上便去拿了那张结婚证书。”在她看来，很多人是稀里糊涂结了婚，又稀里糊涂离了婚。“就像流行歌曲里唱的：这就是爱，说也说不清楚；这就是爱，糊里又糊涂。过去说不清楚，倒还有组织给你调查清楚。”
因为相爱而结婚的副产品是现代婚姻最常见的幻觉之一，即将婚姻的质量寄托在找到一个永恒不变的“理想对象”之上。一旦相处不如预期，人们的第一反应总是“是不是找错了人？”。于是也总有人在追问：“以后遇到更好的人该怎么办？”
曾经有一次，陈一筠在家里招待朋友夫妻两人。朋友50多岁了，是公认的模范丈夫。几杯酒下肚，他脸红脖子粗地站起来举杯：我提议，为我爱上的相见恨晚的别人的老婆们干杯。朋友的妻子挂不住了，抹起了眼泪。“我就劝她，你读一点儿心理学好不好？你丈夫只不过喝多了一点儿酒，在好朋友的场合，说那么一句真实的话语，你就没完没了地伤心，你看我丈夫在一边一杯接一杯，不知为谁干杯。”
陈一筠说，她40岁被派去加拿大留学，在同去的二十几个风流倜傥的中年人中，大把人比丈夫优秀。“当时出现什么心态呢？相见恨晚啊。”她从国外回来，也跟丈夫非常坦诚地交流过。“我说我30岁嫁给你还是有一点儿早，也许我40岁、50岁再嫁人可能就不会找你了。我丈夫说，你说的话正是我想说的话，如果我50岁结婚我就不会找你了。”
这些话好像无情，却是现代婚姻自由择偶的现实。“当你决定结婚的时候，事实上还有很多的候选人没有出现在你眼前。”陈一筠说，“很多人因为遇到相见恨晚的人而考虑离婚，我劝他们：你别着急，再过5年你还会有相见再晚，再过10年还有相见更晚。生命不息，探索不止！”
“相见恨晚”的一面，是长期的共同生活总会磨去结婚对象在我们最初结合时的光环，逐渐把彼此的不合拍呈现出来。
KeiKo和丈夫Oliver都是摄影师。在朋友眼里，他们是同舟共济的模范夫妻。为了给患有孤独症的孩子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夫妻俩把家从北京搬到大理，开始新的生活，相濡以沫。但KeiKo也经历过那种“新鲜感消失后，婚姻关系看起来像是倒退”的时期。恋爱的时候，Oliver吸引KeiKo的一点是他交流能力强，讲故事动听有趣。可是相处久了，两个人的朋友圈开始有很多交集，一个故事Keiko听了五六遍。“那个时候我就烦了：怎么又讲这个？我还会纠结：为什么他跟别人讲的会和跟我讲的有不一样的地方？”
“婚前对方一个突出的、十分吸引你的优点，婚后常常变成了让你难以忍受的缺点。仿佛婚姻是个魔术师，把美德放在魔术箱里，再拿出来时，就变成了魔鬼。”清华大学心理咨询中心临床督导刘丹指出，“不是你看错了人，也根本没有什么婚姻魔术。而是同样的人，在婚姻中感受，与在婚姻外感受，因为观察点不同，观察结果差异甚远。走进婚姻，日日耳鬓厮磨，缺点无处遁形，优点也不能顿顿当饭吃。”
2018年8月17日，杭州上演了一场“不看房也不看颜，仅靠口味交友”的大型相亲会（视觉中国 供图）
有一次，KeiKo听朋友A给朋友B讲了件事，她有了一种熟悉的感觉：这个故事几天前她已经听A讲过了，而且具体内容也有出入。她突然就悟了道：“我跟他只是一个朋友关系，相处的时间不多，却恰好遇到他把这件事情重复给别人听。如果我是跟他一起生活，我也一定会像抱怨Oliver一样抱怨他，所以这并不是Oliver的问题，是我自己的问题。他的故事不是只能告诉我一个人。”
“相见恨晚”的另一面，是我们对婚姻关系容易产生不切实际的期待，认为一个“理想对象”应该满足我们的所有需求。陈一筠接待过离过4次婚的男人，每一个结婚对象都在某一个界面上满足了他的需求，也都因为未能满足他的另外一些需求而让他对婚姻失望。“事实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满足另一个人的全部需求。婚姻的基准是它能够满足你最基本的需求和利益。一个人在婚姻里获得这种必需，然后可以从其他关系里获得补充。一个人可以有‘蓝颜’‘红颜’，只要不跨越对婚姻的忠诚，都是正常的。”
结婚两年的棉梓（化名）在疫情期间重新认识了自己的婚姻。在结婚以前，棉梓有过好几段轰轰烈烈的感情，每次她都奔着海枯石烂而去，但现实爱恨交织，血泪斑斑，背叛与被背叛从未缺席。33岁的时候，棉梓又一次在一段感情里败下阵来，事业和感情都处在最低谷。她突然有一种强烈的结婚的渴望。她在一个网络平台上接触了好几个人。她尝试做减法，排除那些她最不能接受的对象。第一个男人在主流房地产公司做营销工作，“人干干净净，生活讲究精致。可是聊下来，他只想有个婚姻关系，他对自己的生活有很多安排，没有给我留什么空间”。第二个男人很帅也很温柔，但太中庸，“我还是喜欢有趣的人”。第三个男人很有趣，“但交流起来总觉得藏着掖着，捉摸不透他内心的真实想法”。第四个人是电视台制片，最大的问题是，“他讲了很多他在前一段感情里受伤的经历，我觉得他想要结婚只是为了疗伤，并不是真的看上了我这个人”。最后，棉梓遇到了后来成为先生的大栎（化名）。
在棉梓看来，大栎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和她毕业于同一所大学，背景靠谱。大栎真的喜欢她。认识的第一天，白天两人在网上聊天，晚上棉梓约了朋友看戏，大栎就在剧场外等她散场出来接着聊。棉梓工作忙的时候，他不追着见面、发信息，而是写一封短信发邮箱里，这种分寸感也让棉梓感到舒服。更重要的是，两个人能够聊得起来：“他每天都会和我联系，而且都不是说的废话，是真有可以交流的东西。有时候我们一起看电影，可能彼此观点不同，但我说什么，他能明白。在那个阶段，我并不认为他有多理想，但觉得他是一个适合结婚的对象。”
疫情期间，棉梓和大栎隔离在家，像很多夫妇一样，难免发生口角。有一回，大栎脱口而出：“我觉得你不喜欢我。”棉梓心头一惊，觉得被看穿了。那个时候，她处在“相见恨晚”的纠结之中。和大栎结婚，棉梓心里其实一直有种怀疑。她疑心自己之所以选择大栎，是因为正处于事业和情感的谷底，急于找到一个可以依恋的人。就好像落水的人会抓住一切可以抓住的东西。结婚的人是不是大栎，会不会并不重要？大栎显然算不得完美伴侣，他的缺点和优点一样显眼。棉梓爱交朋友，大栎孤僻。大栎常常控制不好情绪。棉梓和他沟通一些生活上的小问题，他总习惯于“上纲上线”，认为是对他个人的否定。婚姻磨合一段时间后，这种情况有所好转，但难免让人感到辛苦。
其实这些年，在好几段感情里走进走出的同时，棉梓心里一直有一个“理想型”。6年前，她和成宇（化名）在朋友聚会上相识，他本人、他的家庭背景都完美符合她对异性的预期。可是一周后，成宇就到国外深造去了。在过去的6年里，她和成宇始终保持着一种奇妙的关系。他们的联系并不频繁，可能一两个月才有一次，但只要聊天都会感到彼此非常亲密。成宇会分享他早餐吃了什么，在什么地方看到了美丽的风景。成宇和棉梓的职业也是在同一个圈子里，两个人有很多经验可以相互学习。
本来，遥远的成宇并不成为一个问题。可是，造化弄人，年初，成宇回国了。疫情期间，他有个朋友被困在了武汉，请成宇帮他照顾北京住所里的花花草草。成宇每个星期会到朋友的房子住两天。而这个房子恰恰就在棉梓家边上。于是，很自然地，来朋友家的时候，他就会邀约棉梓去坐坐。棉梓和他聊天、喝酒，像灰姑娘一样在午夜前回到自己家里。和他在一起的时候真的很快乐啊，有时候，棉梓觉得，这似乎才是理想的生活。
可是就在这兜兜转转、犹犹豫豫之间，有一天，棉梓突然清醒了似的，她意识到，和成宇交往的时候，她总在希望和失望间周而复始。他热情的时候很热情，可是很快他又会变得很冷淡，不回信息，不联系。“我意识到，成宇能够给我某种峰值体验，但给不了我稳定的情感支持。我和大栎结婚，并不是在利用他，通过一时的依恋疗伤。事实上，持久的依恋就是我在亲密关系里最根本的渴求。只有大栎能给我这一切。”
婚姻里必然包含着爱与恨。正是彼此放弃的一些东西，铸就了这段关系（插图 范薇）
感情不是万能的
在婚姻里，人们从未像今天这样把感情的地位抬得如此之高。现代婚姻中常见的另一种幻觉是：我们以为只要彼此相爱，婚姻就不应当出现问题。刘丹做家庭咨询多年，她发现，很多夫妇掉入了一个陷阱：遇到事情容易个体归因，觉得出问题是因为眼前这个人没有做好。而TA之所以没有做好，是因为TA变了，因为TA不够爱我，TA和我不合适。
“心理学研究显示，在一种关系里，我们自己出了问题的时候，我们容易归因为外因。因为如果我们认为自己其实有控制力，我们的挫败感就会很强。于是我们说：‘我的运气不好。’‘我遇到了一个渣男。’如果别人做得不好，我们容易归因说这是他个人的原因，他不够努力。这其实是因为我们很期待对方能够控制这件事，我们就假设他能控制，这种假设能够增加我们对世界可控的感觉。”刘丹解释说，“比如我们总认为，配偶是可以跟我沟通好的，但是他只是不沟通而已。如果我们认识到在关系这件事上，对方只有10%的掌控力，其他都是不确定的东西，我们会对这个世界感到非常的紧张。婚姻关系尤其容易受错误归因的影响，因为对方和你最亲，你都决定跟TA一生一世了，‘甩锅’给TA是最容易的。”
《尼布尔的祈祷文》中有一句话：“去接受我无法改变的，去改变我能改变的。”刘丹将它视为处理一段关系的必要认知。她常常启发她的来访者：“你是TA最亲最爱的人，TA要跟你一起生活一辈子，你这么多次因为一件事情和TA发火、吵架，闹得那么不愉快，TA为什么还不改呢？会不会有更大的因素在影响TA、制约TA，让TA难以抗拒，无法改变？”
“就好像一艘帆船，我们盯着掌舵的那个人看，认为只要他够好、只要他努力，帆船就尽在掌握。”刘丹说，“可事实上，水流、风向的影响可能非常大。又好比种庄稼，能不能长起来，长得好不好，不完全取决于种子本身，土壤、空气和水都很重要。”
对于一段婚姻而言，土壤、空气和水可能是生命里必经的某个阶段。燕蓉（化名）人生最艰难的时期是坐完月子后。她在分娩时遗留了严重的产伤，孩子的健康也出了一些问题。考虑到不久就要回到工作岗位，她对孩子未来的安排很焦虑。她把婆婆从老家请来。可老人在北京住不惯，两人在育儿观念上也有不少争端。先生夹在妈妈和妻子之间做和事佬，总不能让她满意。从前，她欣赏先生凡事心态积极乐观，可那段时间，她和他痛陈自己的难过和担忧，他却显得气定神闲：“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让燕蓉觉得他根本没有真的在乎自己的感受。有一阵，她真的觉得两个人的感情无以为继，切切实实考虑过离婚的可能性。
现在回头看，度过了谷底的绝望之后，婚姻也会触底反弹。就像先生所说，燕蓉和孩子的身体都慢慢好转，她逐渐卸下了初为人母时的焦虑感，在和先生商量以后，尊重婆婆意见，让老人回了老家。孩子一岁的时候，燕蓉需要备考一个很重要的职业考试，就把孩子送回老家，请婆婆帮忙照顾三个月。那段时间，她和先生一起到咖啡馆上自习，然后牵手走回家，好像回到了恋爱的时候。燕蓉突然意识到，当把种种附加的东西都去掉，回归两个人的感情本身，彼此其实并没有改变。
“人们在婚姻中度过自己生命的不同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问题，于是家庭也有生命周期，像竹子的生长，从一个竹节到下一个竹节，过渡的部分就会不顺畅，就会有新挑战。”刘丹说，“我们得清楚，在这个时候，一些摩擦并不是对方的主观意愿带来的。”“婚姻中一个典型的生命周期现象就是生育。这个阶段，女性在怀孕和哺乳期，她的生理和心理都会发生巨大改变，她一定会把注意力聚焦在孩子身上。相当一部分人还会产生阶段性的抑郁。而丈夫在这个时期，会非常地失落，原本正常的夫妻关系变得不亲密了，他也有可能抑郁焦虑。如果认识不到这是生理节奏之下的正常现象，双方都会抱怨彼此：你为什么不再关心我了？”
“进入中年后，夫妇一方或双方都可能面临多事之秋：更年期的妻子情绪不佳，正好撞上了青春期的孩子难以调教；丈夫在事业上遇到挫折而在家里无事生非；妻子对丈夫角色的期待和性生活中的不满。如此种种，都会严重影响中年婚姻的和谐。如今，人均寿命大大延长，离退休的夫妻，还可望有二三十年的婚姻生活。新问题又会随之而来：老人失去社会劳动者和父母的双重角色，这其中产生的失落感、孤立感等特殊心态，往往也会以夫妻争吵的形式反映出来；老年夫妇彼此在观念与行为上的差异，包括性欲望与性能力的差异，也常常在悄悄地影响着夫妻关系；老年人的身体疾病更可能成为夫妇两人忧虑的问题。”“我们都知道人一生中可能罹患各种疾病，而且在不同的阶段，患病的原因和病症又有所不同。婚姻也会生病，绝对健康的婚姻就像从不生病的人那样稀少。”陈一筠说，“身体生病了我们都知道上医院，婚姻生病了也一样，这应该是个基本的认识。”
影响婚姻关系的还有更广阔的东西。刘丹说，理解家庭冲突需要更大的视野。我们选择的结婚对象，带有TA原来家族的文化印记，这往往也不是感情二字可以涂改的。家庭咨询有个词叫“家庭派遣”。有一对夫妻，丈夫是大学教授，在工作方面很有成就。但是他在家里什么活儿都不干，也不带孩子，几乎没有社交，每天下班后就钻进书房里看书。妻子觉得丈夫又懒又不负责任，夫妻俩经常吵架，以至于到了离婚的边缘。实际上，从家族派遣的角度来看，这位丈夫来自贫困山村，他是被整个家族派遣出来读书的。从小到大，读书就是他的使命。他的弟弟负责处理人际关系，妹妹负责做家务，所以他在读书之外什么都不会，头脑中也没有意识去做这些。“全力投入去读书是整个家族改变命运的重要策略，这不是一个人的选择。就好像你在一列火车上奔跑，你跑得再快也超不过火车。”
在急速变化的中国，另一辆列车是时代。“我们在婚姻关系的经营里会遇到很多前所未有的问题。”刘丹说，“你父母在他们的关系里可能从来没有为了房子的事情讨论过，大家都心知肚明，这房子是单位的，到时候单位就收回去了，不需要有任何讨论。可是到了你这一代，你就必须面对这些问题：谁出钱买房子，产权归谁，将来怎么归属？两个人怎么商量这件事就成了关系里的考验。比如签婚前协议这件事，双方可能针锋相对：一个人说你太小家子气了，你为什么非要签？另一个人说，你连这都不懂，你太落后了。于是这就变成了两个人之间的事情。但这其实是整个中国社会向前迈进速度太快造成的问题。中国就像一艘开得特别快的船，我们只能随着船整体行进。这不是个人能决定的。是否看到和接受这一点，会让双方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采取完全不同的策略。我们是相互指责‘你怎么就不能大方一点儿把我的名字写上去？’‘你怎么就不能尊重我？’，还是抱着一起去学习新经验的态度呢？”
看到伴侣不能改变的部分，做法是放下过高的期待，提高关系里的接纳性和容忍性。“正如你拼命推一扇门，但是怎么都推不开，就会很生气，感觉很挫败。但假如这时有人告诉你，这扇门是装饰，根本打不开，你只能走窗户，那么你对门的感觉就会发生变化：‘好吧，随它去吧，就这样吧。’就不会一直较劲儿。彼此的理解增加了，接受度和容忍度就会增加，彼此的张力就会降低，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就会增加。”
在接受家庭治疗之后，那位痛苦的大学教授与自己和解了。他告诉自己：“我的家族使命是让我通过知识改变命运，这是我的所长，也是我的局限，改变这个部分很困难，那我就接受它吧。”他的行为可能没有明显变化，但夫妻交流时，他的情绪和情感是不一样的。比如，以前他会很愤怒地跟妻子吵架，现在就会更心平气和地沟通，两个人一起想想其他的办法。短时间内，他还是不会带孩子出去玩，因为从小在家里读书的他，没有出去玩的体验，但是他会试着和孩子一起阅读。他还是排斥做家务，但是在妻子做家务时，他会学着陪她聊聊天，让她感觉不那么孤单和委屈。
电视剧《小欢喜》剧照
最深的依恋
这次采访里，我的采访对象处在婚姻的不同阶段。棉梓和大栎结婚两年，最近，棉梓在考虑是不是要孩子的问题。她有点担心，她和大栎是不是做好了准备去迎接新角色对彼此关系的挑战。
燕蓉从前认为，理想的婚姻应当如钱锺书和杨绛，林徽因和梁思成。可有时候她也想，那些琴瑟和谐背后，是不是也会有一地鸡毛，只是不为人知罢了。“也许所有的婚姻都是一地鸡毛。只不过，有些人一拍两散，有些人把鸡毛捡起来，扎成鸡毛掸子继续用。”
我问KeiKo，她和Oliver的婚姻里，曾经遭遇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我原本以为，她会讲述孩子被诊断为孤独症后，举家南迁的故事，轰轰烈烈、共克难关。没想到，最让KeiKo感慨的是件鸡毛蒜皮的“小事”：“我们对时间的掌控方式完全不同。例如我们说十分钟后出门，结果两小时后才出门。其间会发生什么事？就是我不断地催他：怎么还没好？我越催自己越火。他的回击是：如果不是你在干扰，我早就好了。在气头上的时候，我真的想过：要不要分开过算了？”
KeiKo在这桩“小事”上纠缠了两三年，最后她接受对方的不可改变，学会了“让步”：“他说的十分钟可能会变成两小时，其中的时间，我该干吗就干吗，或者我先出门，在某处碰面。”有时候，两人约好晚上做完工作一起看电影，KeiKo问Oliver还需要多久，多数回答是十分钟。KeiKo会打趣：地球时间吗？Oliver做饭很好吃，但每次做饭都不考虑时间。“以前，晚上10点他上一桌好菜，带着好心情哼着歌摆盘，孩子已经睡了，我已经气饱了。现在我知道，老爸要下厨了，我们先洗澡，吃点头盘垫肚子，找部电影看着。”
陈一筠和丈夫结婚50年了，我问她，她是否觉得自己的婚姻足够理想？她告诉我：“其实我们的婚姻中也有很多矛盾。他是北方人，我是南方人，生活习惯不同；我们的性格很不一样。我是学文科的，他是学机械的，他的性格就跟他的专业一样。要说离婚的话，我们当年分分钟都有理由离婚。我甚至也考虑过：如果我们分手的话，孩子怎么办？现在我也不敢说我的婚姻没有问题。”
在交谈中，我产生了一个更根本的疑问：如果在今天，我们已经不再需要婚姻保障经济、生育孩子，如果在追求“理想婚姻”的过程中，势必要承受失望，接受人生的不完满，学会让步和妥协——或者简而言之，现代婚姻本身就是个终身难题，那么我们为什么还需要婚姻，它对于个人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
心理学认为，亲密是人类的基本需求。“人类在从出生到一岁之间是一个不完全发育的状态，必须依赖别人才能活下来。”刘丹说，“跟他人有亲密的关系，是人出生以后一年内最主要的经验，是一个生存的基础和起点。”
人可以从友谊等关系中获得亲密。可正如美国心理治疗专家朱迪思·维奥斯特（Judith Viorst）在《必要的丧失》一书中所言：我们在与朋友相处时，通常都不会像我们幼年时那样，以一种原始的方式表露自己的性格和大多数的基本需求。然而，回想一下自己和配偶在一起的情景：我们会懒散地穿着睡袍与她或他共进早餐；我们会在自己得了重感冒的时候，在家里到处找碴儿；我们会在与配偶一起进餐时，毫不客气地把食物从对方盘子里叉走；在吵架时，我们会厉声厉色地跟对方针锋相对。我们在一起时，除了有性爱的喜悦，还有其他原始的回归行为。
棉梓在短短两年的婚姻里改变了很多。有一回大栎让她非常生气。他逼着她拿账本把自己一年的收入和开销全部算给他看。她觉得这实在是太过分了。可是盛怒之后，棉梓承认大栎是在强迫她直面长久以来的幻觉。棉梓的职业不稳定，如果不能进入更高层次的职业圈，收入很有限。过去十多年，棉梓一直告诉自己，现在的阶段是临时性的，不用害怕，她一直在回避一种可能性：也许她永远没办法打破这个天花板。“他采取的方式可能有待商榷，但他的干预让我觉得这是婚姻的价值之一：只有你不再是一个人，两个人是一个家庭的时候，这个人才可能逼着你去面对这个问题。”从那以后，棉梓在圈子里找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同时兼职做自己喜欢的事。她发现，她并没因为改变失去什么机会，反而找到了一个更从容舒适的状态。
让棉梓特别感动的是，大栎后来告诉她，他这么做的时候，其实很害怕棉梓会觉得他是个“逼着老婆挣大钱”“逼着老婆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去当白领”的人。“他说，我没有想要诋毁你的工作，也没有要求你一定要成为怎样的人，我只是希望你对自己心里有数，不要被蒙蔽在一个假象里，能把自己的事想清楚。他还说，其他都不重要，我希望你是一个不受别人影响的人。”
再往后，棉梓发现，其实两个人是在彼此成就。大栎正在职业的探索期，一度频繁跳槽，想要创业。一开始，棉梓强烈反对他的尝试。“我会觉得你怎么这么蠢，这么自大，现在经济形势这么差，你凭什么觉得就能创业？”这个反对的背后其实有另一层心理动机：家里还靠你赚钱呢！“当我有一个成年人的经济状态之后，我就没那么慌了。我不再去阻拦他实践他的想法。事实上，他也给自己画定了一条安全线。”
日复一日的相处之中，棉梓总会在大栎身上看到一些新的东西，对他了解得更多一些。从前，她只觉得大栎有很多缺点，后来发现他被父母婚姻里的很多负面东西影响。在自己的婚姻里，他并非不想改变，情绪逐渐变得稳定起来。从前棉梓只觉得大栎孤僻，后来她知道这只是大栎自我保护的一种手段。前阵子，棉梓和大栎说起一桩小学生跳楼自杀的新闻，讲到据说女孩在跳楼的一瞬间已经后悔，可是身边没有人能够帮她的时候，她听到大栎牙缝里爆出了一句：“我操！”她心里一下子松快下来：原来这个人也不是像他常常表现出来的那么冷漠。
如果每个人都是一个玻璃杯，里面装满了水，当你刚认识某个人时，只是轻掠过水面，彼此熟悉之后，对方就开始浸入水面之下，并慢慢下沉。你们彼此愈亲近，对方就潜得愈深。点头之交通常是停留在水面附近，好朋友则往下潜一些，但亲密的伴侣则会一直下潜到你所能容许的深度。潜得愈深的人，就愈能看透你的面具和外在形象而发现真正的你。
作为一种长久的许下承诺的关系，婚姻的难，可能就在于你们会逐渐认清彼此的全部真相：真正的你们也许并不怎么迷人。你们都会在某些时刻软弱、自私、愚蠢……人性的全部都涌到你们面前，让人喘不过气来。但很可能，婚姻的意义和魅力也就在此：当一个人在看清你的全部之后，依然愿意和你在一起。
这种赤裸的、完全不设防、全然接纳的最深刻的依恋关系，会让人们鼓起勇气去尝试解释婚姻这道难题，忍受可能遭遇的所有不美好和不快乐。“婚姻里必然包含着爱与恨。”刘丹说，“如果你独自一人，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可是在婚姻里，仅是那个人的存在，都会让你感到万般厌恶和愤怒，而这是婚姻里必然会有的部分。那人跟你的步调不一致、品位不一致、节奏不一致，好像你一定要妥协、放弃一些东西，这让你很心痛。如果你从丧失的角度来看，人生之路是由丧失铺就的。冬天要穿很笨重的衣服，夏天要防暑，你觉得很容易接受，因为你怪不到一个人头上。好的婚姻也是一样的，彼此放弃了一些东西，铸就了这段关系。当有一天，你不为对方放弃、对方也不为你放弃的时候，也许关系就没了。”
今天，是否走进婚姻，许诺一段以一生为目标的亲密关系已经不再是每个人必须做出的选择。“婚姻的选择，讲到底，还是你持有什么样的生命哲学。一个人是追求短暂的快乐，还是追求长远的幸福？快乐是容易的，可是没有经历过艰难、坎坷、痛苦、艰辛，哪里来的幸福？”
陈一筠始终记得，多年前在洛杉矶的街头，她躲雨时偶遇一位牵着狗的男子。“您的家离这儿不远吧？”她没话找话地搭讪。“我住在房子里。房子，明白吗？那不是家。我有四处房子，可是没有家。”没料到这个话头，让男子讲述了他的一生。他刚过50岁生日，25岁进影剧团，30岁上镜头，还曾主演过一部不是很出名的电影。后来他索性改做股票投机，真的发了大财。他在贝弗利山庄买下一处豪宅，开始邀约女伴周游世界。他有过十几个女伴，中间没有谁真正爱过他，他也不曾向谁许诺过什么。“追求了，成功了，厌倦了。这就是人生的三部曲。”他俯下身去亲吻他的胖狗，“瞧，这就是我的爱侣，想必没有一个女人能够比得上它的忠厚。”
“其实有一个声音在提醒我自己，不可以陷入那种悲剧。”为了自己的事业，陈一筠曾经最长两年时间不在家，前前后后大概有8年在国外奔走，先生在国内照顾一大家子。她很庆幸，也很骄傲，她和先生都信守了婚姻的承诺。岁月沉淀的情感已经很难用简单的词汇来表达。“人们说情侣花前月下时才叫爱情。错误！友情、亲情、恩情、悲怜之情……婚姻中凝结的种种何尝不是爱情？”
（实习生杨雯对本文亦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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