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孙衍为什么要离开？高手过招不是当街互殴
公孙衍为什么要离开？高手过招不是当街互殴所以当公孙衍把齐魏关系描述成魏国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很容易唤起魏襄王的共鸣。至于和秦国那边，既然答应了张仪恢复连横关系，大体就算太平无事了，今后的作战方向会是向南针对楚国，但求齐国别再添乱。再看齐国，处处显得特别鸡贼，无论外交还是打仗，尽耍滑头，合纵伐秦的时候只喊口号不出力也就罢了，谁料到联军前脚刚打了败仗，齐国后脚就趁火打劫，狠狠揍了魏国一顿。再想想前几年打的几仗，什么围魏救赵，围魏救韩，魏国干点什么齐国都要打压，每次打压都用尽了阴谋诡计，还弄死过魏国太子，血海深仇不共戴天。我们先来替田需分析一下人事结构。公孙衍之所以能够说动魏襄王接受田文，就是拿准了一件事：魏国最大的外患就是齐国。我们站在今天的角度，采取上帝视角来看历史，当然知道秦国才是喂不饱的豺狼，是魏国的头号大敌。但只要返回当时的情境，站在魏襄王的角度看世界，结论就是反的：秦国和魏国虽然为了河西之地打了好多年，但毕竟秦国已经得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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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讲谈到公孙衍和田需这两位高级职业经理人的权力暗战。高手过招不是当街互殴，而是谋篇布局。公孙衍貌似一手闲棋，却造成了新的势能，有了自动自发的力量，原有的平衡关系自然就会冰消瓦解。在公孙衍的荐举之下，田文从齐国来到魏国，以齐国权贵的身份就任魏国总理，取代公孙衍，而公孙衍虽然在魏国被迫下野，后路显然早就铺好了，转身就到隔壁韩国就任总理。
魏国的外患这样的人事变迁，一来田文要记公孙衍一个人情，二来田文先前和田需、周霄的盟友关系注定没法维系。按说公孙衍在魏国离职，继任总理最合适的人选就是田需。
我们必须有个认识，在那个尔虞我诈、血雨腥风的时代，钻营到权力场核心圈的不可能是善男信女，那么不问可知的是，田需一定会做出反击，问题仅仅在于，田需已经失了先手，处在劣势，能在哪里找到反击的切入点呢？
我们先来替田需分析一下人事结构。公孙衍之所以能够说动魏襄王接受田文，就是拿准了一件事：魏国最大的外患就是齐国。
我们站在今天的角度，采取上帝视角来看历史，当然知道秦国才是喂不饱的豺狼，是魏国的头号大敌。
但只要返回当时的情境，站在魏襄王的角度看世界，结论就是反的：秦国和魏国虽然为了河西之地打了好多年，但毕竟秦国已经得手了，魏国也不可能再把河西之地夺回来了，历史包袱可以放一放了，而且从张仪谋划连横的这几年来看，秦国对魏国明明一再示好，就连动手都打得很有分寸，只因为魏国不识抬举，这才被秦国狠狠修理了一回，但修理归修理，完事之后还不是消了气，又把橄榄枝伸过来了嘛。
再看齐国，处处显得特别鸡贼，无论外交还是打仗，尽耍滑头，合纵伐秦的时候只喊口号不出力也就罢了，谁料到联军前脚刚打了败仗，齐国后脚就趁火打劫，狠狠揍了魏国一顿。再想想前几年打的几仗，什么围魏救赵，围魏救韩，魏国干点什么齐国都要打压，每次打压都用尽了阴谋诡计，还弄死过魏国太子，血海深仇不共戴天。
所以当公孙衍把齐魏关系描述成魏国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很容易唤起魏襄王的共鸣。至于和秦国那边，既然答应了张仪恢复连横关系，大体就算太平无事了，今后的作战方向会是向南针对楚国，但求齐国别再添乱。
怎么搞定齐国呢？
这些年国际社会开始流行一种高管新模式，这是由结盟的迫切需要催生出来的，比如张仪，以秦国总理身份到魏国做总理，最大限度促成秦魏联盟。眼前还有公孙衍，才卸任魏国总理，就到韩国当总理去了，这就表示韩国还是很需要借助公孙衍在魏国的影响力，要和魏国搞好关系。
所以，魏襄王聘请田文，在这一波流行浪潮里显得相当顺理成章，看重的就是田文虽然到了魏国，但并不会因此失去在齐国本土的影响力，很容易帮着魏国在齐国打点关系，走通门路。
这种人事安排听上去优势特别突出，但相应地，劣势也很突出，那就是，即便最紧密的联盟关系，也难免存在利益上的分歧，而主持大局的高级职业经理人很难一碗水端平，或多或少总会有点偏心。当然，人做到那种位置，未必一定就会偏心祖国，但偏心总是难免的，所以稍有风吹草动的话，国君就很容易心生猜忌。
苏代的话术田需要想做出反击，这就是最好的切入点。
《战国策》记载，苏代帮着田需在魏襄王面前分析形势。
这里需要简单交代两个背景知识：一是这位苏代，和苏秦是兄弟关系，但他的身世其实也和苏秦一样被后人各种附会，所以所谓苏代讲的话，倒也未必真是苏代讲的；二是《战国策》提到各国国君，往往没有很具体的交代，比如苏代这一次的游说对象，《战国策》只说是魏王，我们需要从各种线索做出推测，才能判断出这里说的应该是魏襄王。
苏代首先抛出一个问题：“您觉得，田文是对魏国更尽力呢，还是对齐国更尽力呢？”
魏襄王说：“我感觉他对齐国更尽力。”
苏代再问：“那您觉得，公孙衍是对魏国更尽力呢，还是对韩国更尽力呢？”
魏襄王说：“我感觉他对韩国更尽力。”
苏代要的就是这样的答案，接下来分析说：“无论田文还是公孙衍，都要借助大王您的国家实力行走江湖，注定做不到不偏不倚。魏国虽然衰弱了，但合纵并非不可为。您不如把田需安置在身边，通过他来考察田文和公孙衍的所作所为。田需和田文不是一伙人，和公孙衍也不是一伙人，所以有了田需的监督，田文和公孙衍一定有所忌惮，不敢对大王您生出异心。”
这番话入情入理，魏襄王果然重用田需。
其实，如果说魏襄王因为齐国是田文的祖国，因此觉得田文对齐国更亲的话，却没想到魏国是公孙衍的祖国，难道公孙衍不该对魏国更亲吗？如果反过来，觉得公孙衍在韩国做了总理，核心利益都从韩国取得，所以注定对韩国更亲的话，难道田文做了魏国总理，核心利益都从魏国取得，难道就不该对魏国更亲吗？看上去魏襄王疑虑重重，天然对人对事都不放心，先从最坏处着想。苏代也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所以对症下药，用一套其实破绽很明显的话术引魏襄王一步步上钩。
权力的真相我们很容易以今度古，拿今天的政治概念想象古人。如果真的还原到战国时代的意识形态，那么我们就该体会到，当时的列强也好，天下也好，既没有帝国的模式，也没有对帝国的想象，但同时也很难说存在民族国家的概念。只有家族意识才是重中之重，国家只是家族的自然拓展，所以才会有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
中原人民传承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族群意识，对一切蛮族充满警惕，而对秦国和楚国的态度却越发复杂起来——它们到底还算不算“其心必异”的蛮族呢？事情的另一面是.“老乡老乡，背后一枪”，任凭怎样同文同种，举起枪来完全不打商量。家族伦理的约束力也在逐渐凋萎——想认你的话，拿你当亲戚；不想认你的话，我管你是谁？
田文的身世，前边已经讲过，从一出生就被亲生父亲嫌弃，只因为母亲小心隐藏才捡了一条性命，后来又凭着过人的天分和努力，击败各位嫡亲兄弟，这才当上了家族继承人，很难说对家人还能保有多少亲情，更别提对齐国的乡土情谊了。
田文后来确实也不太把齐国当回事，魏襄王的担心纯属多余。话说回来，田需虽然保住了权位，但也不能高枕无忧。从《战国策》另外一条记载来看，就在田需最当红的时候，惠施叮嘱过他这样一番话：“您一定要多亲近大王身边的人。您看那杨柳，树枝随便插都能活，但如果10个人栽树，1个人拔树，那就死定了。搞破坏总会比搞建设简单得多，而您现在虽然得到了大王的信任，但想除掉您的人一定很多，您必须小心行事。”
惠施这番话，道出了权力场上的一条普遍规律：高级职位只有那么几个，注定僧多粥少，注定要抢得头破血流，所以抢到位置的人，无论如何都要把国君哄住，而要把国君哄住，就必须下血本打点国君周边的人。
惠施没讲的是，所谓下血本，血本从何而来呢？当然就只能贪污腐败、吃拿卡要了。这是古代专制政体与生俱来的结构短板，谁都拿它没办法，只能寄希望于统治者的圣明了。
就在魏国这边政坛老狐狸们进行着既你死我活，又不动声色的权力斗争的时候，秦国那边正在做着战略性的惊人谋划。
详情究竟如何，我们下一讲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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