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高盛：泡吧善变离经叛道
解密高盛：泡吧善变离经叛道接下来一个小时，所罗门会将狂欢推至顶峰，他偶尔会挥舞拳头，将枪与玫瑰（Guns N’Roses）和白条乐队（White Stripes）的即兴摇滚吉他演奏与90年代的嘻哈以及各种舞曲节拍融合在一起。所罗门皱着眉头，穿着黑衣白裤和粉红色匡威低帮鞋，看上去还比较清醒。在他后面的DJ席，几位女士打扮成了便便的表情符号，搭配厕纸和马桶搋子。午夜时分，在迈阿密枫丹白露酒店的LIV夜店，Goldman Sachs的CEO出现了，手上一款厚重的白色头戴式耳机，缓缓走向打碟机，俨然一个职业DJ。10月26日是这个月的最后一个周六，也就是南海滩的万圣节。夜店已装饰成了末日51区（位于美国内华达州，一个与不明UFO有关的神秘空军基地）。人们穿着各种外星人的服装，穿戴着恶魔角、兔子耳朵或是吸血鬼斗篷等配饰。我报了大卫·所罗门（David Solomon）的名字，保安迷茫地看着我。“D-Sol？”他点点头，掀开天
原文来自Fortune，作者Jen Wieczner
原文链接：fortune/longform/goldman-sachs-ceo-david-solomon/
五彩纸屑漫天飞舞，Don Julio龙舌兰在黑暗中熠熠生辉，旁边的广告牌上写着“D SOL”（高盛CEO David Solomon的缩写）。
午夜时分，在迈阿密枫丹白露酒店的LIV夜店，Goldman Sachs的CEO出现了，手上一款厚重的白色头戴式耳机，缓缓走向打碟机，俨然一个职业DJ。
10月26日是这个月的最后一个周六，也就是南海滩的万圣节。夜店已装饰成了末日51区（位于美国内华达州，一个与不明UFO有关的神秘空军基地）。
人们穿着各种外星人的服装，穿戴着恶魔角、兔子耳朵或是吸血鬼斗篷等配饰。我报了大卫·所罗门（David Solomon）的名字，保安迷茫地看着我。“D-Sol？”他点点头，掀开天鹅绒门帘。
所罗门皱着眉头，穿着黑衣白裤和粉红色匡威低帮鞋，看上去还比较清醒。在他后面的DJ席，几位女士打扮成了便便的表情符号，搭配厕纸和马桶搋子。
接下来一个小时，所罗门会将狂欢推至顶峰，他偶尔会挥舞拳头，将枪与玫瑰（Guns N’Roses）和白条乐队（White Stripes）的即兴摇滚吉他演奏与90年代的嘻哈以及各种舞曲节拍融合在一起。
你能感受到低音脉冲通过胸腔，低温雾炮和频闪镭射激光时不时地为现场助兴。所罗门随着节拍跳动，手里操控着按键。然后，他播放了一段Bingo Players的电子音乐《每个人》（Everybody），主要是在重复一句歌词：“每个人都想知道我有多不在乎，有多不在乎。”
如果有人质疑华尔街最具传奇色彩的公司竟然“纵容”CEO来这种娱乐场所，那也不无道理。毕竟其他董事睡觉的时候，他却在夜店喝龙舌兰到凌晨3点。
2017年，所罗门被《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描述为DJ D-Sol，当时他仍是联合总裁，试图争夺公司的最高职位。工作场合的所罗门以专业、拼命、寡言著称。他讨厌别人不把他当回事，把他的副业误认为某种中年危机。一些顾问甚至劝他放弃。
所罗门回忆说：“我想了一会儿，我能做到吗？我不该做这个吗？”他将副业演出和Spotify播放获得的收益捐赠给了与戒毒相关的慈善机构（他称金额达是六位数）。
时任CEO的劳埃德·布兰克芬（Lloyd Blankfein）和其他人支持所罗门追求自己的兴趣之后，外界的疑虑很快烟消云散了。
所罗门说：“你知道吗？那就是我。如果我的爱好是打高尔夫，没人会来说我。为什么我不该做这个呢？就因为我是CEO？”
图注：所罗门“工作照”。
所罗门对惯例不屑一顾。尽管这对银行的那些老前辈来说有点不羁而极端，但这正是他成为Goldman Sachs掌舵者的决定因素。
2019年10月1日是他担任CEO的一周年纪念日。此后不久，Goldman Sachs也庆祝了成立150周年。它是华尔街最古老的大型银行，仍以最初的名字经营业务。
为了纪念这一天，公司在纽约举办了鸡尾酒会，亿万富翁纷纷出席，所罗门半开玩笑地赞扬公司总能选中优秀的领导人，而他们则善于审时度势。
华尔街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技术革命，而所罗门任职时也经历了历史性转变。一些分析师认为，Goldman Sachs可能会比其他大型银行经历更大的变革。
布兰克芬的十二年任期，以辉煌开始，却以彷徨收场。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几年，Goldman Sachs在高风险交易中取得的回报堪称天文数字，然后在金融危机中比其他银行更早地洞察局势，在华尔街暴风骤雨时及时上岸。Goldman Sachs在2008年扭亏为盈，然后在2009年实现了创纪录的高收益。
公司高管也就有了和股东谈判的余地。只要他们能提供回报，投资者就可以忍受财务信息不透明以及高额的薪酬和福利支出。Wells Fargo（富国银行）的分析师迈克·梅奥（Mike Mayo）说：“他们是华尔街的王，权势煊赫。”
但之后的十年形势急转直下。金融监管和电子交易的兴起削减了利润。债券和大宗商品等资产的做市业务曾经是Goldman Sachs的香饽饽，由于业务操作基本都自动化了，该类型业务占净收入的比值从2009年的72%一路跌至2018年的37%，而且尽管Goldman Sachs的市场份额不断扩大，收入仍不可避免地下跌。
而且由于Goldman Sachs的传统模式余威犹存，它从未和竞争对手一样经历过衰退后的“秋后算账”。“高盛是自身成功的受害者，”梅奥说，“与那些表现不佳的同行不同，他们没有认识到改革的需求。”
现在，轮到Goldman Sachs业绩不佳了。尽管在兼并收购和IPO业务仍然排名第一，但其2018年的收入较2010年下降6％至366亿美元，并且预计在2019年会进一步下降。
在过去五年中，其股票在金融行业和标准普尔500指数中均有下落，是美国大型银行中表现最差的一家。
Goldman Sachs曾称自己“大到不能倒”，于是申请了紧急财政援助，人送外号“吸血乌贼”，声望大损。两名Goldman Sachs前高管被指控盗用马来西亚投资基金（1MDB）数十亿美元的丑闻可能意味着高达50亿美元的和解费用。
此时，大卫·所罗门出场了。他身高1.88米，比前任布兰克芬高一个头。所罗门肩膀宽厚、仪表堂堂，工作中锐意进取。不同于布兰克芬的幽默，所罗门喜欢直言不讳，也更愿意破旧立新，而不是循规蹈矩。
这些品质在接下来的任务中至关重要。所罗门敏锐地意识到，他需要拓展先前忽略的新业务（从大规模交易和公司财务管理到中小型企业）拉动收入增长。
他还需要提升工作效率，这意味着人们将不得不更加努力赚钱，这使得Goldman Sachs高层变得非常富有，同时又吸引了年富力强的金融精英进入公司。
史蒂夫·弗里德曼（Steve Friedman）说：“他不是一个甘于保持现状的人，我对此表示赞赏。”弗里德曼曾担任Goldman Sachs的CEO，现在担任私募股权公司Stone Point Capital的董事长。
所罗门成为CEO时，弗里德曼建议他保留公司文化的“核心”：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所罗门遵守了这则信条。
2019年3月，他取缔了传统的35页着装规定，对西装、领带和鞋子颜色不再做要求。
同年夏天，Goldman Sachs悄悄地取消了员工背景调查中的毒品检测。曾由安保人员实施的禁止办公室内拍照禁令也不复存在。如今，所罗门经常在他的Instagram账号发布公司照片。
他说：“公司存在很多繁文缛节，而我想要简化程序（尽管他并未将取消检查和拍照禁令归功于自己）。我们需要更多赞赏和尊重，减少嫉妒和恐惧。”
除了推翻旧制，他还试图拨开公司的神秘感和等级文化迷雾，带大家真正认识Goldman Sachs。在红木装饰的行政楼层中，前来拜访的同事被要求坐在等候室，所罗门对此很恼火，他坚持要大家绕过前台，直接敲门。
而且他更喜欢自己买咖啡，在部门会议上突然露面，否决之前准备好的会议要点。公司幕僚长约翰·F·W·罗杰斯（John F.W. Rogers）说：“他讨厌任何形式的官僚主义。”
这家公司几十年来主要通过群发语音邮件来与3.8万名员工沟通，而所罗门让员工在总部11楼的“天空大厅（sky lobby）”召开会议，以便他随时联系。考虑到后勤需要为此协调73个分支机构的难度和成本，公司放弃了该提议。
所罗门去年收入2 300万美元，却习惯乘坐地铁，这令很多董事成员大跌眼镜。所罗门说：“为什么不坐地铁？地铁更快、更高效。纽约市长都能坐地铁，Goldman Sachs的CEO为什么不能？”
Goldman Sachs曾是一家私人合伙企业，而现在已上市20年了。所罗门一直在说，他希望公司能更像一个标准的上市公司。虽然布兰克芬从来没有费心过公司的季度财报，所罗门却不希望错过任何一次机会。
2019年1月29日，该公司举办了投资者日，Goldman Sachs首次邀请了300名股东、分析师和监管者来到曼哈顿总部，宣布了所罗门的又一项创举：三到五年战略计划。这看起来很寻常，但直到现在，这家公司还是坚信市场是不可预测的，只做年度预算。
所罗门说：“我们投资的方式是兼容并包，推陈出新。”换句话说，员工每年必须找到比上一年实现更多盈利的方法，任何需要长期投入且回报较晚的方案都不予讨论。
首席运营官（COO）约翰·沃尔德隆（John Waldron）则强调了投资的重要性：“我们不会仅仅因为Goldman Sachs的名头，就能够更快发展，获得更多利润。我们必须把钱投资在能盈利的地方。”
对于Goldman Sachs而言，这意味是转型的关键节点。所罗门将决定公司能否再次取得领先或还是被淘汰。
在DJ D-Sol身份曝光之前，他很少出现在媒体上，他仍在适应聚光灯下的生活。在一次采访中，所罗门描述了内心的纠结，他希望“以一种正常的方式生活”。他的合作方说，这种务实、朴实的心态可能正是银行业所需要的。
科技公司Dell Technologies的CEO迈克尔·戴尔（Michael Dell）说：“我认为他的做法是正确的，Goldman Sachs这样才得以在21世纪立足，毕竟积重难返。”
Dell Technologies是Goldman Sachs的客户，业务往来的历史比所罗门在Goldman Sachs工作的时间还长，Goldman Sachs去年收购了迈克尔兄弟的个人理财应用开发公司Clarity Money。
所罗门于2018年10月成为CEO，当时公司和他的生活都称得上风雨飘摇。他刚刚办完离婚手续。上任的第二个星期，他的前助手被指控从所罗门家中窃取了价值120万美元的葡萄酒，之后从曼哈顿一家旅馆的窗户跳楼身亡。
所罗门两个女儿都在2018年夏天搬来纽约，保持每周日夜晚共进晚餐的传统。
所罗门七十多岁的父亲在几年前离世。一位相识在汉密尔顿学院（Hamilton College）的朋友说：“我想他希望父母还健在，能看到他成为Goldman Sachs的CEO，这对他来说意义非凡。”
现年57岁的所罗门处于职业生涯的顶峰，除了运营Goldman Sachs，他几乎别无挂碍。“如果我不工作，我可以做任何我想做的事。”
“以我的个性，如果我对某件事感兴趣并且打算去做，我一定不会退缩。如果我要做，我就会竭尽全力。”他将这种坚韧应用到DJ和风筝冲浪等爱好中，有些同事将他称拥有“千禧一代的灵魂”。
同样他的坚韧也体现在工作中。与哈维·施瓦茨（Harvey Schwartz）竞争公司CEO时，所罗门被认为处于下风。
他之前是一名投资银行家，而他的对手和老板布兰克芬都曾是交易员。他还带着“外来者”的烙印，他之前在投资银行Bear Stearns工作，1999年被Goldman Sachs聘为合伙人，也算不上“根正苗红”。
所罗门还在麦当劳工作过。而且他申请Goldman Sachs时，曾两次被拒绝。
此外，他在公司显得格格不入。用他自己的话说，从华尔街的其他地方来到Goldman Sachs，“就像走进了奇幻喜剧电影《欢乐谷》（Pleasantville）”。
所罗门是一个意志坚定、举足轻重的决策者。他当面告诉员工他们没有机会成为合伙人，也能在会议上当着其他25人公开挑战同事的想法。
现任银行投资部负责人雷格·莱姆考（Gregg Lemkau）说：“刚开始会显得有些残酷，但大家想通了就觉得受益匪浅，他从不说废话。”如果你需要某人来表扬你的工作，莱姆考这样建议同事：“去找别人吧。” 所罗门曾也曾担任银行投资部的负责人。
尽管如此，所罗门还是有足够的手段统领公司。他会相应地调和自己的语气，他培养下属的能力给上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Hilton（希尔顿集团）的CEO克里斯·纳赛塔（Chris Nassetta）也是所罗门的密友 ，他说：“我这么说他可能会生气，但我想很多人都不知道大卫其实是刀子嘴豆腐心。”
所罗门建立了更严格的责任制，这时候他可没那么好说话。绩效评估会更严格，也就是他在运营银行投资部的十年中使用的指标。
通过有关指标的统计报告，既反映了传统的优先项，例如每位银行家收取的费用；也反映了个人的优先项，例如哪些人违背了初级分析师不得在星期六工作的规定。
年终总结时，他要求一些人为自己的选择做出详尽的解释，这让大家措手不及。
所罗门对财政纪律非常严格。他解雇了一些薪水虚高的经理，然后换成更合理的人选。过去的员工说，除被裁员的情况外，如果发现自己的季度奖金被“清零”了，那这也是需要另谋他职的信号了。
同时，他强调员工忠诚度，解雇了在与公司合同到期前就接受了其他邀约的年轻分析师。他认为这是利益冲突。在他的哲学中，他表示：“你必须树立起一种文化，让人们意识到纪律很重要，每一个决定的后果都很严重。”
所罗门哲学的最终体现，是他着手解决性别不平等的手段。他认为问题是从底层开始的。他要求从2017年开始，雇佣分析师中女性要占一半的比例，然后再将这个性别比例实施到所有职位招聘中。女性员工的比例从40％增加到了49％，不过他们并没有因此得到什么奖励。
莱姆考回忆说：“做的差不多好就不能算好，这就是典型的大卫。”今年银行投资部门的分析师职位是公司第一个实现性别均等的岗位。预计在2020年，整个公司范围内的女性人数将超过男性。Goldman Sachs合伙人、前白宫顾问迪娜·鲍威尔（Dina Powell）在《财富》（Fortune）杂志2019年10月“最具影响力女性峰会（Most Powerful Women Summit）”上说：“他真是打破了女性职业发展的瓶颈。”
确实，有几个同事都用“打破陈规”来形容所罗门的行事方法，尤其是他处理Goldman Sachs老套路的时候。他就像是在翻祖母的古董，然后决定哪些要卖掉，哪些要扔掉。
上任的第一天，他就发布了一份简报，旨在清除公司建构时的“领地意识”。所罗门写道：“现在，Goldman Sachs是一体。”不管员工在公司的哪个部门工作，只要他们为公司带来生意，哪个方面的生意都行，他们都会得到更多报酬。
投资银行部主管艾莉森·马斯（Alison Mass）表示，在邮件疯狂轰炸收件箱的几分钟内，她接了“来自公司上上下下员工的50通电话”，其中还包括后勤部门的员工，也想要推荐客户。马斯说：“所罗门简直像是打开了一扇门，然后所有人鱼贯而出。”
接下来，所罗门开启了Goldman Sachs的投行业务新篇章，对业务进行从头至尾的全面审查，他们为无数客户做过这样的审查。
所罗门要求他的助理对业务进行“抽丝剥茧”的细致分析，在时长90分钟的会议上提出了不下40个问题。首席财务官斯蒂芬·舍尔（Stephen Scherr）的笔记中这样写道：“所罗门问问题不假思索。”
所罗门发布的命令：“没有什么是不可更改的。”证券部门也进行了改革。布兰克芬曾是该部门的交易员，他担任CEO时拒绝进行变革；到目前为止，所罗门已经批准了更多自动化交易和后端业务的整合，预计这将削减一些工作岗位。
他还合并了Goldman Sachs的高净值（high-net-worth）业务和消费者业务，用一个网络平台服务两类客户。
艾伦·施瓦茨（Alan Schwartz），曾是所罗门供职于投资银行Bear Stearns时的老板，现任金融服务公司Guggenheim Partners执行总裁，他表示：“在金融服务行业，既注重细节、又具有战略眼光的领导者极少。而大卫是其中一个。”
众所周知，Goldman Sachs斥巨资扩大技术规模（目前仅在消费者业务上就投入了13亿美元），这种看似蠢笨的牺牲有助于提高公司回报率。
但这也意味着员工享受的津贴会减少。一些老员工抱怨称，在过去，他们出差都可以坐商务舱，而现在不得不乘坐经济舱；如今，除了合伙人以外，Goldman Sachs不允许其他人乘坐在纽约总部外排队待命的黑色汽车参加会议，让他们改用Uber。
所罗门说，他没有直接参与开支政策的制定，这是下面负责人的决定，但这些政策反映出对开支和生产率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了。
公司首席战略官（Chief Strategy Officer，CSO）斯蒂芬妮·科恩（Stephanie Cohen）表示：“当我们说到‘运营效率’ （operating efficiency）时，每个人想到的就是开支，还把这两者等同起来。其实我们真正想做的是帮助人们更有效率地工作，有时这是一个开支问题，有时这是一个时间问题。”
2019年夏天，Goldman Sachs与Apple合作推出了第一张信用卡。自那以来，所罗门一直在钻研一种新的小“戏法”。
拿出手机；在屏幕上划几下；输入社保号码（类似国内身份证号）的后四位。
所罗门以这种方式为很多朋友和熟人开了Apple信用卡账户。“很简单，对吧？”他补充说，“但它还不完美。”
为iPhone手机钱包量身打造的Apple Card对应一张无卡号的实体卡，Marcus负责这项业务，它是Goldman Sachs旗下一家羽翼未丰的数字零售银行，于2016年上市。
这张卡在银行内部代号为“曲奇计划（Project Cookie）”；而Apple称之为“土星（Saturn）”，或许是因为Goldman Sachs作为其合作伙伴之一，被视为其轨道上众多卫星之一。Goldman Sachs 的标志和支付公司Mastercard的标志出现在这张白色金属矩形卡片的背面（虚拟卡片上没有）。
这张信用卡的发展成为了一个为人津津乐道的故事，讲的是Goldman Sachs成立一个半世纪后，试图探索新业务，却发现自己能力不足。
直到最近，Goldman Sachs才自称为零售银行（银行类型之一，它们的服务对象是普通大众和中小企业）。其实金融危机时期，其监管地位发生了改变，它就已经成了零售银行。莱姆考说，“我认为我们当时是在否认事实。”
但收入不断下降，公司不得不尝试接受新事物。Goldman Sachs的目标是到2020年底，每年从新业务中获得50亿美元的收入，而Marcus有望创造超过10亿美元的收入。
图注：所罗门在Goldman Sachs纽约总部大厅。
索罗门和Goldman Sachs都不会做他们不擅长的事情。公司认为，应该开创一项消费者科技业务，而且至少能跟其他人做得一样好。然而，在Marcus上市三年后，它遇到了很多初创企业会遇到的问题，却没有产生同样的文化氛围。
从一系列的科技公司收购（包括今年以7.5亿美元收购财务顾问网络公司United Capital 这是Goldman Sachs近20年来最大的一笔收购交易），到招募内部工程师，同时向“四大”咨询公司（“Big Four” consulting firm，即Deloitte、PwC、E&Y和KPMG四个咨询公司）之三借取工程师 Marcus前雇员将此描述为众人合力建造巴别塔的故事。
Goldman Sachs的电脑需要运行控制系统，这限制了电脑的功能，也让工程师们非常恼火，并将其称为“库什纳（Kushners）”，暗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在Mac电脑上运行Microsoft Windows系统。
由于没有自己的消费者数据分析，Goldman Sachs一开始在Marcus贷款上的损失比预计的还要高。
Apple Card的推出也出现波折。纽约监管机构已对Goldman Sachs的信用额度算法是否存在性别歧视展开调查，银行对此予以否认。尽管如此，Marcus仍然没有推出App，但知情人士说很快会开发出来。
Goldman Sachs的优势在于它拥有550亿美元的存款和50亿美元的贷款，这让大多数金融科技初创公司相形见绌。所罗门说：“当你冒险的时候，你会犯错，你会赔钱，事情会变糟。但不同的是，我们不会只是站在那里，大喊着行动起来，破旧立新。”
今年从Goldman Sachs董事会退休的哈佛商学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教授比尔·乔治（Bill George）表示，所罗门对“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的强烈预感，是他被选为首席执行官的一个主要原因。“你知道人们会说职业篮球运动员后脑勺长眼睛吗？所罗门也有那种敏锐的感觉。”
在Goldman Sachs内部，一直以来有一个词用来形容那些最有可能成为公司合伙人的选手：经济杀手（an economic killer）。一位前总经理表示，“这曾是唯一重要的事情。”在通往顶峰的路上，你吃掉捕到的东西，奖金份额完全取决于你为公司创造的收入。
在所罗门努力提高公司内部合作度的同时，领导层正在重新调整员工薪酬。目前为止，薪酬是公司最大的支出，约占收入的35%。这意味着需要重新定义谁是“杀手”。
假期前后，当人们开始讨论年终奖时，一个新规则将把奖金更多地与公司的头等大事挂钩，包括三年目标、多样化招聘、参与“Goldman Sachs为一体”精神建设（“One Goldman Sachs” spirit）和公司的总收益。
这一制度行之有效地使更多员工的薪酬不再是唾手可得，并可能面临风险，尤其是大家越来越相信牛市即将见顶之际。一位最近离职的合伙人表示：“我认为，从现实来看，未来已经不存在太大的上升空间了。我认为未来会大不如前。”
所罗门和公司高管们都没有明确表示过要削减员工薪水。但他们为2019年前9个月设定的薪酬总库（compensation pool）比去年同期降低了11%，比收入7%的降幅更大。
前总经理表示，员工们预计会出现薪资趋平的现象：“原本要拿300万美元的只能拿100万。”他还说，今年比合伙人低一级的所谓“总经理级别”（MD tier，即Managing Director tier）的薪酬标准可能接近75万美元，其中包括奖金。
这种趋势可能导致或影响合伙人的大批离开。自所罗门上任以来，约有10%的人已经离职，更多的人可能在年底前离开。
首席运营官沃尔德隆称，这样的“瘦身”为公司创造了机会，使公司得以积极提拔更年轻、更有远见的一代高管。所罗门说，他唯一的目的是“让年轻人得到提升，不能让人一直霸占着位置”。
这让所罗门受到了千禧一代（millennial，指1981-1996年之间出生的人）和Z世代（Gen Z，指1996年以后出生的一代）的欢迎，他们现在占Goldman Sachs员工总数的75%。他们抱有一种心态，认为所罗门就是Goldman Sachs一直等待的变革者。
与此同时，所罗门的目标是让Goldman Sachs的职位顶峰，即合伙人资格，更难获得，他将把合伙人从目前的440名左右缩减至400名。当你考虑到在布兰克芬任职期间，合伙人增加了63%，而收入却停滞不前时，这也就说得通了。
合伙人资格制仍然是Goldman Sachs员工们努力追求的目标。这也是为什么那些低级别员工一直愿意接受Goldman Sachs与华尔街其他公司相比较低薪酬的原因，他们是为了换取最终获得更高薪酬的机会。
所罗门说，我们所要传达出的信息是，“如果你真的在这里取得了成功，金字塔的顶端并非遥不可及”。
对大多数人来说，Goldman Sachs作为精英的避风港可能没有那么多勾心斗角。所罗门说：“我不想让Goldman Sachs变得排外。事实上恰恰相反：我努力让它更开放包容、更接地气、更易于了解、更人性化。”
毕竟，许多年轻的员工既不记得繁荣时期，也不记得需要财政援助的日子；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比与D-Sol在夜总会自拍更能代表Goldman Sachs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