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人生中的温情片段：遥望路遥之二少年路遥二三事

路遥人生中的温情片段：遥望路遥之二少年路遥二三事我和路遥的友谊最初表现一块看电影的时候，不是买票看，是混场看。那时延川县有电影队但没有电影院，都是租来的场地，看一场一毛钱，还允许一个大人带一个孩子，我当时又瘦又小，被他“带”过两次。后来被发现了，他就领我翻墙、钻洞去看。翻墙看的是县上电影队放的，放电影的地方在一个小院子里，正面是小门楼，两边是高墙，后面靠着土城墙，我们就是在土墙上跳下去的，那里有一个小角落，在银幕的侧面，放音箱地方的旁边。银幕上的光束把这里衬得黑暗，便于隐形，音箱里声音很大，宜于消声，即便不走运被发现还可以提着裤腰装成方便的人和他们周旋。（院子里没有厕所，看电影的男人们在这里方便，女的则须在门口领一张废票上外面的公厕）。在这里，我被抓住过一次，可路遥总是平安无事，展眼间就逃得无踪无影。和起外号不同，路遥编段子水平不错，但讲段子的方法不行，总是别人还不听清，自己就先笑得泪水淹没眼睛，笑意堵塞了喉咙，说不下去了。更要命的是，

作者 海波 《人生路遥》一书作者，路遥生前好友，作家，著有长篇小说《高原落日》等，原为西安电影制片厂文学部编辑，现已退休。

我和路遥有30年的交往，从1963年春天我从外校转入延川县城关小学起，到1992年11月17日他因病去世。初识时，我11岁，他14岁；我是五年级，他是六年级。当时我们都住校，但家都离县城不远，只是方位相反，我家在城东南十里的李家河，他家在城西北的郭家沟，都是小村子。

我们最初的相识完全出于偶然。我是在开学之后才转入这个学校的，当时学校在维修学生宿舍，让住校生先挤在一块过渡，六年级的路遥和五年级的我就遇到一个窑洞里了。

和我因刚从乡下转来事事处处都十分小心的可怜模样相反，路遥当时一派洒脱，活脱脱一个孩子王。他是六年级，面临毕业，能放得开，当时住校学生很少，一放学男孩子们都拧成一股疯玩，如到附近土城墙根挖弹壳，城墙顶上打土仗，用弹弓打麻雀。路遥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是十分调皮，调皮到令我这样年龄小、身体弱的低年级同学敬畏的程度。很少有人公开和他作对，许多人都以能和他成为一伙为荣，我也不例外。

我在这里用“敬畏”没用“害怕”一词是有原因的，因为调皮的路遥和学校里的“黑痞”学生有本质区别。一是他学习好，知道的东西多，二是他在老师面前自信，即便在校长或者教导主任面前也是自自然然，三是他不欺负小同学，不打人骂人。他的调皮主要表现给人编段子和起外号上，前者能笑得人肚子痛，后者则让人感觉他“说什么像什么”的能耐。

当然这是事外人的感觉，那些被编排的人肯定会不舒服，同学间因为起外号吵架的事时有发生，有时会闹到值周老师甚至教导主任那里去。但没有人去告路遥，不是因为怕他，而是因为他已铺垫在前。

所谓“铺垫在前”就奇特了，现在想起来也不由得发笑。路遥在给别人起外号之前先给自己起外号，那外号的刺激程度已经到了一般人无法承受的程度，且不论谁，只要叫，他就应，有一种“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很难概括的洒脱味儿。

和起外号不同，路遥编段子水平不错，但讲段子的方法不行，总是别人还不听清，自己就先笑得泪水淹没眼睛，笑意堵塞了喉咙，说不下去了。更要命的是，在这种时候，还烦人追问，一追问就不高兴了。有一次他讲一个农村妇女哭错了坟头的事，我因没听清，追问了一句，他就恼了，弄得我很尴尬。

我和路遥的友谊最初表现一块看电影的时候，不是买票看，是混场看。那时延川县有电影队但没有电影院，都是租来的场地，看一场一毛钱，还允许一个大人带一个孩子，我当时又瘦又小，被他“带”过两次。后来被发现了，他就领我翻墙、钻洞去看。翻墙看的是县上电影队放的，放电影的地方在一个小院子里，正面是小门楼，两边是高墙，后面靠着土城墙，我们就是在土墙上跳下去的，那里有一个小角落，在银幕的侧面，放音箱地方的旁边。银幕上的光束把这里衬得黑暗，便于隐形，音箱里声音很大，宜于消声，即便不走运被发现还可以提着裤腰装成方便的人和他们周旋。（院子里没有厕所，看电影的男人们在这里方便，女的则须在门口领一张废票上外面的公厕）。在这里，我被抓住过一次，可路遥总是平安无事，展眼间就逃得无踪无影。

钻洞则是看外来的电影，在县城一名为“井滩”的小广场上。我们是从紧靠县河的崖壁上下去，通过下水道进去的。不只是我们俩，好几个人，一进去就被抓住了，但路遥还是逃脱了。更奇怪的是，他没逃多远，反而混入“抓逃”者的行列，先是帮助对方命令我们“站端”，后来又替我们求情：“训上几句让看去，都是些娃娃。”后来我们真的被放了，不是因为路遥的求情，而是因为他的把戏被对方识破了，那伙人把路遥笑骂了一顿，半是无奈，半是赏识。他也笑得牙齿白拉拉的，和漆黑的夜色形成巨大的反差。

我和路遥的友谊深入在一块看书的时候，不是看课本，是看课外读物，时间主要在午休时候，地点县文化馆的阅览室和县城新华书店。新华书店的时间不多，因为没过几次，人家就发现我们不是买书的，那个文静的女售货员就提醒我们“要看到文化馆看喀。”

延川文化馆的阅览室只有一孔窑洞，设在大街中间的一个高台上，一边是卖杂货的小店，一边是加工附带出售箩面箩子的小作坊，阅览室居中。阅览室的管理员是个留着山羊胡子的老汉，他总是蹲在门口和人抽烟拉话，态度很好，但谈不上什么服务，按时开门关门而已。

阅览室里的陈设很简单，一张大条桌，几把长椅，三四个报架子。报纸也不多，《人民日报》《陕西日报》《延安报》和几种画报。刊物好像不少，我记得的只有《民间文学》和《新观察》两种。那时延川没有汽车站，只有一个过路的停车点，过路的客车有时一天来一次，有时两天来一次，因此，无论报纸还是刊物，都比城市里来得晚，来这里看报刊的人很少，我几乎想不起除路遥外在这里还遇过别的同学。这倒不是说别的同学都不看报刊，更重要的事实是，我们的同学绝大部分是走读生，我们看书报的时间正是他们正回家吃饭时间。

路遥在这里究竟看了些什么，我说不清，因为时间很紧，兴趣都在书报，谁也顾不了看谁。但从多年后的交谈中得知，我们关注点有相同也有区别，相同点是都注重时政，不同点是我更喜欢文学，他更喜欢军事和科学。例如对苏联宇航员加加林，他崇拜得厉害，我却对此一无所知，直到他的《人生》发表后，说起高加林名字的由来时，才知道这个苏联人的厉害。

论起喜欢文学特别是立志走这条路，我比他还早。就在我们相识的那年，我就为自己取下了现在用的这个笔名海波（我本名叫李世旺），是受了长篇小说《林海雪原》的影响，那部小说的作者叫曲波，书中解放军参谋长叫少剑波，他的通讯员叫高波，当时都是令我神魂颠倒的人物。当我把这事说给路遥时，他非常羡慕，甚至有点眼红的样，他拐了头定定地看着我说：“一脸土印子（雀斑），还海波呢，把这好名字也糟蹋了。”多年以后他改主意了，真心实意地感觉到我的笔名不好了，特别是我在省级刊物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时，他几次建议改掉这个笔名，觉得这两个字太轻佻，太女气，并给我起了个“李苦思”，建议我用，并说了理由。第一个理由是，我们县里有个村子“古寺”，其中的“古”字，当地人读“苦”音，算是地方特色；第二个理由是，搞文学创作是严肃的事，以此来状我的从文态度。也许还有更多的理由，我没听，因为我舍不得这之前在陕北积攒起来的那点小影响，不想从头开始。

我在城关小学上学时，家里的情况还可以，饥饿的感觉不多，因此对路遥在这方面的细节了解得很少。只有两件事影响深刻，还都是多年后他告诉我的。一件是，他对有的同学睡觉后用被子蒙了头偷吃干馒头片非常反感，因为那“格崩崩”的声音让饥肠辘辘的他更加难以入睡。另一件也和吃饭有关，由此还带出来他的一位女同学。

这位女同学的理解和帮助令少年路遥非常感动，他们在城关小学同班，其中还同桌过一年，后来又在延川同班，一直是较好的同学关系，在路遥的好几个作品仿佛都有她的影子。

这不是我的揣测，路遥生前说过这事。由于这件事牵扯别人，多年来我一直不想说，前年，我看到了那个当事女同学写的一篇回忆文章，其中详细地说了这件事。

那时路遥是五年级，还没有住校，每天早上五点钟起身，带干粮来上学，下午放学后回家，中午就在学校里啃点干粮。那位女同学和他同桌，常能见到他带来黑乎乎干粮放在课桌下的“仓仓”里，两人的“仓仓”通着，她在取书和作业本时不小心就能碰到手上。这位女同学，回家后把这情况说给了她母亲，她母亲就让她带一点熟食给路遥吃。那时候小县城的人很封建，她不敢把东西明着给，就故意把这熟食放在那黑干粮旁边，并作过多次暗示，但路遥一直没有接受。有一天早上，她发现“仓仓”没有放黑干粮，就问：你这么早就把干粮吃了？路遥告诉她说：我家今天没什么可下锅了，我走时，大妈还借东西还没回来，所以今天没带。于是——

我心里一酸，推了一下他胳膊，指了一下我拿来的熟食。他愣了一下，摇了摇头，表示不要。我急了，给他推过去。他又给我推过来。就这样推过来推过去，反复多次，因为怕别人看见，搞得我很紧张，本来好好的个事，整得像“做贼”一样。最后他终于接受了，脸上露出复杂的表情，像是感激又像是羞愧。

以上这段话直接引自那位女同学的回忆文章，那文章里还说了别的一些事，如果说路遥小说中相关人物和情节有原型的话，对照路遥生前说的话，这是最接近事实的，只是那时路遥还是个小学五年级学生，可见少年时期的境遇对他日后创作的影响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