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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副食店,最后的国营副食店

老副食店,最后的国营副食店李瑞生为顾客打麻酱。新京报记者 李木易 摄“过去凭票限量供应的二八酱,还是这口味,如今管够。”住在五环、六环外的老北京人也纷至沓来,目的就是寻找这家留着北京韵味的老店,尝一口小时候才吃过的纯正“二八酱(两分芝麻八分花生调出来的混合酱)”。掌柜李瑞生守着老街坊们认可的麻酱、黄酱,在这里一站就是33年。他也拒绝了各类商业合作。李瑞生觉得,这家老式副食店既然在自然经济浪潮下,歪打正着存活下来,就应该保存它原有的生态,持着几十年来街坊邻里的好口碑继续开下去。

头一次来“赵府街副食店”,老北京人赵阿姨一边从布袋里掏出空玻璃瓶打酱,一边抬头环顾着店里的模样,“嚯~,还真是跟过去的一模一样,真香。”

与时下流行的复古装饰比,这间40多平方米的副食店算不得精致,但原貌留存。

墙上挂着的广告画里,还是20世纪80年代流行的莲藕粉、太妃糖、大前门牌香烟等商品;木质柜台的边角被磨得光滑,掉漆的货架、陈旧的手打算盘,都是沿用了几十年的老物件。

店已经开了64年,曾是街坊们购置油盐酱醋的唯一去处,在经历了繁荣、萧条、自救、偶然成为网红点后,被冠上了“京城最后一家国营副食店”的头衔。

住在五环、六环外的老北京人也纷至沓来,目的就是寻找这家留着北京韵味的老店,尝一口小时候才吃过的纯正“二八酱(两分芝麻八分花生调出来的混合酱)”。

掌柜李瑞生守着老街坊们认可的麻酱、黄酱,在这里一站就是33年。

他也拒绝了各类商业合作。李瑞生觉得,这家老式副食店既然在自然经济浪潮下,歪打正着存活下来,就应该保存它原有的生态,持着几十年来街坊邻里的好口碑继续开下去。

“过去凭票限量供应的二八酱,还是这口味,如今管够。”

老副食店,最后的国营副食店(1)

李瑞生为顾客打麻酱。新京报记者 李木易 摄

寻一口儿时味蕾上的麻酱

晚上6点,天已经彻底黑下来,来京的游客们收获满满,三五成群走出“赵府街副食店”。

热闹一天的胡同安静了下来。

老北京人赵阿姨拎着布袋子推门进店,掏出一个空玻璃瓶,转眼工夫,瓶里装好了麻酱。她这才想起掏出手机,对着李瑞生身后的酱缸和头顶上的广告画拍起视频,“这真是咱过去的那副食店,一点儿没变,瞧这老哥。”

她从手机屏幕后探出脸来,对着李瑞生笑着说,“大哥您再给演示下呗,您这打麻酱的手艺多少年没见过了。”

李瑞生没抬头,右手拿起一个瓶,左手提起架在麻酱缸上的长把圆头铁勺,勺头沾进麻酱里一舀、一拎,麻酱被带起后不偏不倚甩进了空瓶。两勺过后瓶子被填满,瓶口和外壁光溜锃亮、一滴未沾,仅用五六秒,动作一气呵成。

“瞧好了嗨,这儿是不是特有年代感”,赵阿姨对着视频自顾自地解说道。

赵阿姨家住菜市口,退休后生活清闲,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这家店后,她和爱人坐了一个多小时公交车,倒了两趟,就为了寻一口儿时味蕾上的麻酱。

连同麻酱一起寻到的,是鼓楼大街附近胡同里这家名叫赵府街副食店的地方。店外门脸与周边小店无异,但推门进入,里面的模样像是凝固了几十年的一幅老画,能把人抽回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和副食店一样存着原貌的,是61岁的门店掌柜李瑞生。

不少和赵阿姨一样慕名赶来的老北京和外地游客,除了来买店里两分芝麻八分花生调出来的混合“二八酱”,还为了一睹李瑞生打酱的好手艺。

李瑞生一年四季身着湖蓝色劳动布褂,打酱、上秤、扒拉算盘,就是和副食店融为一体的旧时场景。他说,外人瞧着和谐,是因为手边都是他把玩了二三十年的旧物,和“老朋友”一样。

老副食店,最后的国营副食店(2)

李瑞生。新京报记者 李木易 摄

繁荣、萧条、求生

李瑞生在这柜台边已经站了33年。

他还记得自己刚工作时店里的热闹场景。“那时候有现在的4个大,除了副食还有蔬菜、大肉、烟酒,售货员有20多个,天天热闹着呢。”方圆几条胡同里,1000多户街坊的油盐酱醋都得从这里买。

1992年废除票证后,蛋票肉票、粮本副食本这些都不再用了。市场活跃起来,个体户多了,外来的打工者都可以做起小生意,国营副食品店不再是老街坊们的唯一选择。

“人们爱往自由市场走,挑挑拣拣,砍砍价,我们这铁饭碗也不再那么光鲜。”

柜台后面的李瑞生感觉尤为明显。

店里生意日渐下滑。年轻的售货员也不再满足于这几步长的柜台,脑子活泛的下海经商,有门路的调离岗位找更好的去处,李瑞生哪里也没走,“我是一根筋,没想那么多,本本分分在这儿卖货得了。”

到了2000年以后,门店的生意越来越差了,李瑞生也清楚,这属于“自然淘汰”。

店里的其他类别逐渐退出,只剩下了副食组,售货员也由过去的20多人减少到了3人,当时已经40多岁的李瑞生是最年轻的一个。

新人少了,顾客也少了。副食店最萧条的几年里,李瑞生在维护旧时老客户的同时,也亲自登门找一些单位食堂联系长期业务,将东西送货上门,勉强维系着副食店的收支平衡。

直到2006年,仅有的两个同事退休后,李瑞生干脆和公司盘下了这家副食店,给单位上交租金后,自负盈亏。自己一人忙不过来,老伴从那时起正式半路出家,和他一起站起了柜台。

自主经营了,店里卖什么、怎么卖,李瑞生可以说了算,但他盘算来盘算去,也没把门店改造成当时满街流行的超市。卖的还是以麻酱、黄酱、咸菜为主的老几样,品牌也还是用惯了的那几家。

街坊们有口皆碑认准的东西,利润低不怕,李瑞生担心的是,店在街坊心里人气低了。

展柜上的留香园五香粉,外包装还和20世纪70年代那幅广告画上的一样,年轻人少有认识的,但李瑞生只卖这一种,“别的品牌一样规格都四五块钱,这个一包一块五,一样的东西,街坊们买个实惠。”

老副食店,最后的国营副食店(3)

很多游客和老北京人都慕名而来。新京报记者 李木易 摄

几十公里外的老北京人纷至沓来

将近晚上七点,和李瑞生年纪相仿的刘阿姨推门进来,自带着玻璃瓶打了芝麻酱,准备拿着回家做晚饭。“还不下班呢?”她一边出门一边问道。

“下,快了,快不干了。”李瑞生打着为明日营业备的麻酱,应和着。

“上哪去啊?” 刘阿姨停下脚步回了头,“要关门了?”

“不关门,我退休了。”李瑞生放下勺子,用手比划了一下高度,“换这么大小孩儿来干。”

发现李瑞生是在打趣儿,刘阿姨笑了几声端着酱瓶子走了。

在几年前,老街坊们就担心李瑞生退休,时不时有人来问,“你走了这儿还开吗?”李瑞生本就该在2019年3月正式退休,但公司没找到接手的合适人选,他就一直干了下来。

嘴上说着退休,也一直催着公司招新人,但不管以后让谁来站这柜台,他都有点不放心。

“年轻人愿意干这么无聊的事儿吗?就这几米的地方,一天站着不挪地儿。甭说别的,出去找对象人问你干嘛的啊,你说是站柜台卖麻酱的,这对象都不好找。”

另一方面,李瑞生也担心,新人来把这店给干砸了。

大约在10年前,赵府街副食店被一名记者发现,拍了一组照片刊登在了报纸上。随后有更多的报纸、电视台相继报道,它便在胡同里藏不住了。

除了近处的街坊,住在五环、六环外的老北京人纷至沓来,路途有几十公里,为的就是看一眼这家留着北京韵味和时代记忆的老店,尝一口小时候才吃过的纯正“二八酱”。

李瑞生回忆,最热闹时候,美食节目的主持人在店里体验打麻酱,看热闹的人把店里围个水泄不通。电视台采访他的节目刚刚一播完,这边电话就响了,是观众询问他营业时间。

2018年以后,赵府街副食店成了“网红店”,被冠上了“京城最后一家国营副食店”的头衔,操着天南海北口音的年轻人推开门一张口就喊他“李大叔”。

过去的卖酱有淡旺季,街坊们爱吃面,饭点抬脚打酱回家,一点功夫不耽误。但现在,一年四季都是旺季,副食店早上七点开门到晚上七点打烊,几乎从上午10点到下午四五点都要排队,队伍最长时候从柜台排到门外,再顺着胡同伸出去十几米。

一天下来,李瑞生会接待上百位的顾客。“如果这店门一关,会挡回去多少人的感情。”

老副食店,最后的国营副食店(4)

李瑞生在给顾客打麻酱。新京报记者 李木易 摄

“街坊们吃惯了的,改不了”

11月3日这天,来自安徽的两名年轻小伙进店买了10瓶麻酱,两碗黄酱、一包老式饼干。

虽然买得多,但小伙儿们端着酱瓶子一脸迷茫,“这怎么吃,涮肉吃是不是还得用水把酱化开?”“想吃炸酱面怎么做?”

李瑞生忙着手里的活,抬手指了下对面墙上贴着的一张手写的炸酱方法,“看那儿,拍张照片,自己回家学。你要吃涮肉,得根据你自己口味调一下。”

小伙们谢过后,拎着瓶子摆在身后的桌子上,转身给快递员打电话。他们是来北京办事顺便旅游,此前就从视频里看到过这家店,这次专门买些寄回老家,麻酱除了俩人自己的,还帮朋友带了几瓶子。

桌子上已经放着另一位来自广东的年轻姑娘买好的酱,她也刚电话通知了快递员来取货,等待的时间里,她用手机拍下了李瑞生为顾客抓酱菜、打麻酱的视频,稍加剪辑后发在了朋友圈,“正宗的北京大爷”。

这样的游客李瑞生每天会见到许多。他知道,还有很多人来店里,就是为了给他拍视频,借着店的名气倒卖“二八酱”,“从我这里20块钱一罐买回去,一转手卖好几十。”

几年前还有年轻人来店里找到李瑞生和“二八酱”厂家谈合作,希望得到授权在网上营销,“他来吆喝着卖,给我分红。” 李瑞生恼了,把小伙呵斥走,觉得那是“不务正业”。

也有商家来找李瑞生谈合作,希望他帮着卖自己的商品,李瑞生一口回绝,“我这儿的东西是街坊们吃惯了的,改不了。”

老副食店,最后的国营副食店(5)

走红后,麻酱每天可以卖出五六桶。新京报记者 李木易 摄

“店留下来了,就应该留好”

不少人冲着“网红店”打卡慕名而去,回去后在网上留言,“酱是120分的好酱,就是老板有点厉害,不苟言笑板着脸。”

“您这秤是过去留下的旧物吗?”

“是。”

“您现在使用计算器还是用算盘啊?”

“还用算盘。”

“您这儿有网店吗?”

“没有。”

李瑞生耿直,卖东西时候闲话不多,递上商品,扫码交钱。但遇到有人提出有关商品的各种问题,他还是耐心答着,外地游客看着柜台上8盆酱菜眼花缭乱,哪个是咸口的,哪个偏甜,哪个有辣椒,他不厌其烦地一一介绍。

“这个您适合喝粥时候搭配,那个是熟疙瘩,老人们吃没问题,软的可以碾碎喽。”

如今,店里只有李瑞生夫妇二人。每天站12个小时,他和老伴都直呼身体吃不消。为了方便,他们干脆住在店里,方便进货、码货、算账。

黄酱55公斤一缸,一天差不多能卖掉一缸;麻酱100斤一桶,一天要卖掉五六桶,这是赵府街副食店走红前六倍的销量。

身边朋友退休后常去旅游,这转转那看看,他们老两口全年午休,这样的生活都是奢望。老伴儿有些抱怨,“我连近处走走的时间都没有”,但她也早知道,李瑞生放不下这店。

李瑞生觉得,自己这柜台一站就是33多年,和赵府街副食店能够一开64年一样,属于“歪打正着”。

市场经济下淘汰了那么多的同行门店,既然自己这家留下来了,就应该留好,“老北京,没有皇城根儿的这点东西,就没有文化。现在的人们怀念了只能空口说说,看不到实物,而这留下了,就是特色北京的韵味。过去凭票限量供应的二八酱,还是这口味,如今管够。”

晚上七点,门店打样,李瑞生这才得空走出柜台,走出店门,夜色里他顺着胡同往北一指,“你看这儿,就是原来的肉铺,对面是卖粮的,现在这儿只剩我这一家了。”

退回到店门口,李瑞生抬起头说,“你注意到没有,整条胡同就这里没有树,为什么呢?原来呐,这菜摊、肉摊、副食摊都在街边搭着,上面有顶棚,这儿种不了树。”

新京报记者 张静姝

编辑 左燕燕

校对 吴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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