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大潮中的朱德总司令，抗战大潮中的朱德总司令
抗战大潮中的朱德总司令，抗战大潮中的朱德总司令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把侵略势力迅速伸向华北。“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伟大象征”。他，就是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卓越领导人朱德。促成蒋介石联共抗日
世界许多国家的领导人这样评价和称颂一个人：
“本世纪最伟大的民族领袖之一”。
“中国红军之父”。
“为争取中国人民解放而奋斗的传奇式的统帅和战士”。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伟大象征”。
他，就是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卓越领导人朱德。
促成蒋介石联共抗日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把侵略势力迅速伸向华北。
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国内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朱德，作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为促成蒋介石联共抗日进行着艰辛的工作。
1936年12月1日，他和毛泽东联名发表《致蒋介石书》，再次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但是，形势发展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后，即遭蒋介石软禁。
国民党中央军顾祝同正准备从潼关向西安推进，大局一时还没完全明朗。
1937年2月1日，朱德向红色中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明确表示：“红军之主张完全与全国人民一致，用全力谋国内各党派、各军队之联合，共同向着中华民族最大敌人的日本帝国主义进攻，而不愿自相残杀之内战再延一时一刻也。”
随着日本侵略者的咄咄逼人，蒋介石知道再不抗日不行了。
但是，要抗日就要联共，对这一点他仍很犹豫，国内团结的形势仍然蒙着一层阴影。
1937年6月23日，朱德接见前来延安的美国学者T.A·彼森时又说：“中国要打败日本，必须靠全国工人和农民的力量。唯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开展这场群众运动。因此，南京必须跟我们合作。”
朱德的话传到蒋介石耳朵里，蒋不得不加以认真思考。
七·七事变发生后不久，7月15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送交《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朱德同时写了《实行对日抗战》的文章，发表在《解放》第一卷第十二期上。
这等于给蒋介石又烧了一把火。
两天之后，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
8月，蒋介石密约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去南京共商国防问题。
中共中央决定派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前去。
6日，朱德和周恩来从云阳抵达西安，会同已在西安的叶剑英在9日飞抵南京。
当时，蒋介石虽然希望红军早日参战，但仍在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问题上设置种种障碍，不肯承认红军的独立地位。
这样的要求，自然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无法接受的。
朱德唇枪舌剑，一一批驳了蒋介石的观点。
正当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8月13日，日军突然向上海发动大规模进攻，战火燃烧到南京政府统治的心脏地区。
这时，蒋介石不得不放弃原来对红军的无理要求，同意在红军改编后设立统一的指挥机关－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部，由朱德、彭德怀担任正、副总指挥，并在22日正式发表这项任命。
一个月后，拖延已久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布。
蒋介石同时发表谈话，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了。
8月16日，朱德回到陕西。
中共中央于8月22日至24日召开了洛川会议，决定改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朱德等11人组成，毛泽东任书记，朱德、周恩来任副书记。
8月25日，中央军委正式发布改编命令：“南京已开始对日抗战，国共两党合作初步成功。为着实现共产党中央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红军改名的保证，使红军成为抗日民族战争的模范，推动这一抗战，成为全民族的抗日革命战争，以争取最后的彻底胜利，特依与国民党及南京政府洽谈结果，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挺进华北抗日前线
1937年9月6日，朱德在云阳镇召开八路军总部出师抗日誓师大会。
会后，指战员冒着濛濛细雨，向华北抗日前线挺进。
这日，朱德、任弼时、邓小平、左权同坐一条小船，渡过黄河，踏上了已燃烧着战火的山西大地。
当时，华北战场上七八十万国民党军队，在日军进攻面前，除一部分部队进行了抵抗外，大多一触即溃；有的甚至还没有同敌人接触就望风而逃。
日军一路烧杀奸淫，如入无人之境。
人民痛苦不堪，心情异常焦急。
听说朱德领导的八路军来到山西抗日，广大民众奔走相告，喜形于色：“朱德总司令来了，日本鬼子休要逞狂。”
朱德率领八路军一到华北，就接连打了好几个大胜仗。
9月初，平绥线的日军分两路南下。其中一路由尉县、广灵、涞源进攻平型关。
这一路日军是精锐的板垣师团，刚从日本本土广岛开来，骄横异常，来势凶猛。
平型关告急！
9月23日，阎锡山致电朱德：22日夜间，日军忽然袭击平型关阵地，发生激战，要求八路军配合作战。
这时，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正向平型关附近开进。
朱德立刻电令：“一一五师立即向平型关、灵丘间出动，机动侧击向平型关进攻之敌，但须控制一部于灵丘以南，保障自己之右侧。”
9月24日深夜，一一五师主力根据总部命令，在黑夜中冒着倾盆大雨向平型关以东前进，拂晓前抢占了通向平型关的汽车路两侧高地，设下埋伏。
次日上午7时许，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进入伏击地区。一一五师吹起冲锋号，指战员们立即向山沟中的日军扑去，战斗开始。
朱德后来说：“精锐而骄横之敌，警戒异常疏忽，我主要部队已进而切断敌人由南至北之交通线时，敌尚未发觉。直至我方开始射击，敌才知道。我以迅速进攻之手段，夺取敌之主要阵地。”
当时，由于利用有利地形，采取伏击手段，发挥了战役的突然性和近战特点，日军的飞机和大炮都无法发挥威力。
经过一天的激战，共毙敌1000多人，缴获大量军用物资和日军的秘密文件，其中包括标有日军华北作战计划及目标的日文地图。
这是八路军第一次同日军作战，是卢沟桥事变以来中国军队在对日作战中取得的第一次大捷。
捷报传出，举国腾欢。
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竑说：“当时石家庄的人民群众，以无比兴奋的情绪庆祝这个胜利，竟然在那时候放起鞭炮来，几乎把敌人的空袭都忘记了。”
朱德报告毛泽东：“红军地位已成了神奇古怪的东西。多数国民党军队，特别晋军有专靠红军吃饭的样子。”
对这次大捷，毛泽东极为满意。
10月1日，他致电正在南京的博古、叶剑英，向他们通报了平型关战役的结果。
10月上旬，史沫特莱、周立波、舒群等中外记者采访朱德，请他谈谈平型关战役的经验教训。
朱德说，日军有三点强点：一是武器较好，并善于发挥火力；二是作战顽强，不肯缴枪；三是能按计划行事，退却快，援军也能很快开来。
他们的弱点：一是战斗精神差；二是防守时不善于做工事，警戒疏忽；三是爬山不如中国
兵；四是胆怯，怕肉搏战。
史沫特莱特别问道：“请谈谈八路军的战略战术。”
朱德回答：“在战略上，我们打的是持久战，消耗敌人的战斗力量和补给。在战术上，我们打的是速决战。因为我们在军事上比敌人弱，我们永远避免阵地战，而混合使用运动战和游击战，打击敌人的有生力量。”
朱德的答记者问，很快在全国报纸上传播开来。
卫立煌称赞朱德“了不起”
10月中旬，忻口会战开始。
阎锡山调集8万兵力，由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担任前敌总指挥。
他们还将第二战区的部队分为左翼军、右翼军、中央军和总预备队。
右翼军由朱德指挥。
忻口在太原以北90公里，境内并没有便于阻击日军的险要地形。
朱德说过：“忻口的形势还不及长城的十分之一险要，只不过是一座几十米高的土丘。”
但是，负责正面防守的卫立煌是一个爱国将领，指挥部队进行了坚决的抵抗；八路军则在日军侧后展开，有力地配合卫立煌部作战。
各长城隘口没有挡住的日军，在忻口竟被挡住了21天之久。
毛泽东很关心忻口战役。
战斗开始之前，他多次电询朱德的配合作战方案。
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在详细制定作战方案后，立即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指出：华北形势危急，友军作战着着失利，但八路军在恒山山脉的根据地却有了进一步的巩固。
目前看来，晋西北、冀西的广大地区虽十分重要，但如果局势发展到某种不利时期，主力当转向晋西或晋东南，此地域只能留适当兵力，派得力干部主持。
我们目前应以一切努力，争取以山西为主来支撑华北战局的持久，使友军一下子不过黄河，以消耗日寇力量，逐渐提高友军胜利的信心，再渐次改造友军，推进民主，扩大八路军本身。
次日，毛泽东复电朱德，认为八路军这个“部署是正确的”。
10月13日晨，朱德、彭德怀电告一二O师领导人贺龙、肖克：“敌正集结兵力于忻口以北之平地泉地区，今明日有积极向我忻口镇正面攻击模样。”
命令正在该地区附近的张宗逊旅，以灵活动作配合友军作战。
根据总部命令，一二O师派出宋时轮支队，挺进雁门关以北地区，袭击井坪，威胁大同。
10月18日，一二O师主力在雁门关附近伏击日军辎重部队，给他们以沉重打击，并收复了雁门关，切断了从大同经雁门关到忻口的交通。
10月14日晨，朱德、彭德怀又电告林彪、聂荣臻，令其对徐海东、杨成武两部进行具体作战部署。
徐、杨接到命令后，在小寨附近截击日本汽车队，夺回平型关、团城口、沙河、大营等地。
徐旅组成的东进纵队深入冀西，向平汉铁路发展。
杨独立团和师直骑兵营组成东北挺进支队，向冀南、冀西地区出击，直到北平外围，先后收复涞源、广灵等7座县城，切断了从张家口经平型关至忻口的交通线，使日军难以迅速调动第二线部队增援忻口。
雁门关和平型关这两处要隘被一二O师和一一五师分别收复后，朱德又将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以陈锡联为团长的七六九团部署在阳明堡、崞县之间，意欲袭击阳明堡日军机场。
19日，陈锡联团一个营乘黑夜突然袭击机场，一举焚毁日机20余架。
八路军将这个消息转告友军时，友军最初不相信是真的。
可是，第二天日机没有来，第三天也没有来，友军又派出侦察机到日军机场侦察，才证实了这个消息。
忻口战役是抗战初期华北战场上作战规模最大、对日军打击最沉重的一次战役。
如果没有八路军的有力配合，卫立煌不可能在忻口坚守这么久。
忻口战役后，卫立煌对部下说：“八路军的总指挥朱德真了不起！”
日机想炸平朱德驻地
1938年2月16日，阎锡山、卫立煌电约朱德面商作战计划。
翌日，朱德来到临汾附近的土门镇，同阎、卫见面。
土门会议决定，将第二战区部队重新划分为西路军、南路军和东路军。
东路军除八路军和山西青年抗敌决死第一纵队、第三纵队外，还辖有：第三军、第十七军、第四十七军、第九十四军、第十七师、骑兵第四师、第五二九旅等部队。
由于晋东局势紧急，阎、卫要朱德就任东路军总指挥一职。
朱德感到“不能在此危难之际不受命”，在致电毛泽东同意后，欣然就任此职。
22日，他和左权率领八路军总部带两部电台离开洪洞县的马牧村，准备去太行山前线。
随行的除了十来名总部工作人员外，只有警卫通讯营的两个连，约200人。
这时，山西的局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侵占太原的日军从北面、东面两路向晋南大举进攻。
北路日军沿同蒲铁路南下，进展比较顺利。
但八路军一一五师师直和一个主力旅正在晋西南活动，晋南集结着卫立煌部等相当数量的国民党军队。
所以，对北路日军的进攻，中国军队是有所准备的。
而东路军在敌后广大地区分布很散，八路军一二九师主力还在正太铁路一带活动，所以，东
路日军对临汾构成最大的威胁。
2月21日，朱德到达当时的安泽县城所在地岳阳镇。
24日，总部警卫通讯部队在古县以东的府城镇（今安泽县县城）附近同日军先头部队接触。
朱德即派左权率少数部队前往阻击。
下午，朱德电告毛泽东：“手中无兵，阻击不易”，“总部现在古县，拟于明日向南转移”。
后因阎锡山、卫立煌拟派增援，朱德又电告中央军委及八路军各部，表示：准备以手中现有两个连尽量迟滞敌军，以待援军赶到而消灭此敌，总部明日仍在古县指挥。
但到第二天，友军并没有阻止日军西进，战场局势更加严重。
当日，毛泽东电告朱德：“必须使用全力歼灭府城西进之敌。”
恰在这时，东路日军探知在正面阻击他们前进的，竟是威名赫赫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少数警卫通讯部队。
于是出动十几架轰炸机，企图一举歼平朱德的驻地古县镇。
然而，日本空军驾驶员把安泽的古县和屯留以北的故县弄混了，结果故县被炸而古县平安无事。
这几天，因外界完全失去了朱德的消息，大后方的许多人，包括一些国际友人，纷纷向八路军驻武汉等地办事处以及《新华日报》探询：朱德将军有无危险？
其实，朱德仍在顽强指挥战斗。
27日，总部特务团第二营赶来报到。
这是一支新扩建的部队，除班长以上人员，全部是徒手新兵，每人只有一颗手榴弹。
朱德指挥这支新兵袭击日军的后续辎重部队，结果大获全胜。
计缴获步枪3支，军毡200余床，大衣、食品甚多，文件数捆；新式通讯灯一，烟幕筒一，六五弹千余发，又一次沉重打击了西进日军。
日军从府城沿临屯公路到临汾，中间不过100余里路程。
朱德以那样少的兵力迟滞敌人一个旅团达3天之久，从而为临汾军民的安全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巍巍太行摆战场
朱德率领八路军总部，在1938年3月以后的两年多时间里几乎一直活动在太行山区的武乡和沁县之间，不断寻机打击日寇。
1938年4月初开始，日军以第一0八师团为主力，调集3万以上兵力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发动规模空前的九路围攻。
它的主要目的是企图把八路军总部逼到辽县、榆社、武乡、襄垣地区加以消灭。
这是一场硬仗，怎么打？朱德正在总部办公室来回踱步，深深思索着。
这时，一二九师缴获的日军文件被送到总部办公室。
朱德一页一页地翻阅这些文件，突然发现一张日军九路围攻晋东南的作战计划图，真是喜出望外。
朱德仔细研究作战计划图之后，一条阻敌妙计定下来了：以一部兵力箝制日军其他各路，集中主力相机破其一路，参战部队为一二九师、一一五师三四四旅，还有决死第一、第三纵队以及属于东路军序列的各友军部队。
4月8日，朱德命令左权、刘伯承指挥所部以机动、坚决、勇敢的精神，乘日军分进之际，集结优势兵力，从侧背给敌以打击。
朱德过去对八路军的指挥，可说是得心应手，但对东路军友军部队就很难如此。
4月10日，朱德向东路军友军将领发出《粉碎日军围攻的战役战术指示》，考虑到友军不善于打游击战和运动战，所以指示比较具体，要求他们：“应乘其进攻我军时，采取灵活的、运动的游击战术，在敌未进入利害循环变换线时，采内线内作战姿势，以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其一路，余路箝制之。如已进入我利害变换线内，则应由间隙中转入外线，袭击敌侧后，仍以
各个击破之。”
4月11日，南路日军北进至下良镇。
13日，沁县和武乡县城失陷。
这时，八路军总部处境相当困难，经常处在敌军包围之中，需要不断地移动驻地。
而朱德身边除了一个警卫排，再无别的部队。
在一次转移中，朱德率总部来到漳河边的一座小山上，发现三面都是敌军，一面又是临河，情势非常危急。
朱德果断决定把总部移到漳河对岸去。
当时河水猛涨，渡过很困难。
他披着雨衣，亲自在河边察看水势，决定让水性较好的孙泱泅渡过河联络部队，还要他带过去一根大绳子，固定在对岸。
随后，朱德一手抓住马尾巴，一手抓住绳子，和其他人一起渡过漳河，脱离危险，并同
附近的部队取得了联系。
4月14日，朱德致电一二九师三四四旅负责人，指出从榆社退回武乡的日军，下一步行动有两种可能，一是退回长治，一是去子洪地区。
命令他们迅速向武乡靠近，寻机打一个歼灭战。
于是，一二九师及三四四旅六八九团按总部命令，于次日傍晚飞速赶到武乡县城西北，把带了辎重骡马的日军夹击在武乡以东的长乐村地区。
日军被截为几段，困在狭窄的河谷里无法展开，已通过长乐村的日军回头救援，又遭到八路军的顽强堵击。
激战到晚上8时许，共歼敌2200余人，击毙战马600余匹，并缴获了不少枪支和其他军用品。
长乐村战斗是粉碎日军“九路围攻”中有决定意义的一战。
南路日军遭到严重打击后，其他各路日军纷纷退却。
这样，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日军九路围攻晋东南的计划，以伤亡4000多人的代价而宣告破产。
到4月27日，八路军和友军又连克10余座县城，巩固并扩大了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东南抗日根据地。
在抗战最艰难的日子里
朱德在华北前线指挥八路军坚持抗战，将近3年时间。
他和指战员在敌后广泛发动民众，收复了大片国土，建立起晋察冀、冀中、冀南、平西、晋冀豫、晋西北、冀鲁豫、鲁西北、鲁南、大青山等抗日根据地，创立抗日民主政权，发展游击战争，牵制了侵华日军的大量兵力。
八路军也从原来的3个师发展到正规部队22万人（游击队没计算在内），在全国人民中具有巨大的威望。
1940年5月26日，朱德回到延安后，中共中央让他留下来指挥全国各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当时，由于日本侵略者的残酷“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严密经济封锁，各抗日根据地的物资困难空前严重。
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是一个经济十分落后的地区。
这里只有145万人口，却要担负数万名干部、战士以及全国不断奔赴革命圣地的青年学生的吃穿住用。
为此，朱德作为中央负责人，感到非常的焦虑不安。
怎么办？朱德很熟悉中国历史。
早年他在读《三国志》时就很赞赏曹操“开芍坡（今安徽省寿里）屯田”的做法，认为这是
解决军用生活必需品的好办法。
他想，我们为什么不能采用这个方法来解决边区目前的困难呢？
他找好一块荒地，准备把部队开去大干一番，这就是南泥湾。
南泥湾在延安东南约90里，是延安县金盆区的一个乡，纵横数百里，渺无人烟；但土地肥沃，有三条河川流经此地，是适宜于垦荒的好地方。
朱德决心以第一二O师三五九旅这支主力部队为骨干，带动边区的其他部队、机关、学校一起前去开垦。
这天，朱德把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叫去。
“交给你一个任务：带领部队去开垦土地。”
“开垦土地？”王震愣了一下，“这么多部队，到哪里去找开垦的土地呢？”
朱德笑笑：“土地倒是有，而且是块大“肥肉＇，好多人都想去啃，都啃不动；你王胡子（当时王震留着一脸连腮胡）敢不敢去啃？”
王震兴奋地回答：“好，我们去啃。”
1941年开春后，朱德带了几个身边工作人员和军委行政处处长邓浩，到南泥湾去实地踏勘。
当时的南泥湾，不但没有路，也没有住处，连老百姓也很难找到。
朱德一行白天披荆斩棘，爬山涉水，观察地形，研究措施；晚上搭个茅棚，歇宿荒郊。经过几天踏勘，朱德对南泥湾的实际情况做到了心中有数。
不久，三五九旅七一七团首先开进南泥湾，打响了垦荒第一枪。
6月20日，朱德写了一封长信给三五九旅的七一八团、七一七团领导人，对南泥湾发展农业、畜牧业、手工业、运输业、商业等作了具体指示。
在大生产运动中，朱德处处以身作则。他纺的毛线质量很好，还和身边几个特务员一起组成生产小组，在王家坪开垦了3亩菜地。为了积肥，他带头拾粪。
他种的菜质量好，产量高，品种又多，在当地是很有名的。
在朱德的策划和带动下，陕甘宁边区军民克服了困难，发展了生产，渡过了难关。
这对敌后各抗日根据地胜利地渡过这段物质困难空前严重的时期，也起了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