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不是等价交换:你那不是爱国是犯罪
爱国不是等价交换:你那不是爱国是犯罪过了不久,桓公全身疼痛,他赶忙派人去找扁鹊,扁鹊早就跑到秦国去了,桓公就这么病死了。结果扁鹊第四次见桓公,他看了桓公之后,拔腿就跑,桓公觉得很奇怪,就派人问。扁鹊说,我第一次见桓公,他的病还在皮肤里,我还可以用汤药来治疗他;第二次见桓公,他的病在肌肤里,我还可以用针灸来医疗他;第三次见桓公,他的病在肠胃,我还可以用火剂汤来治疗;现在他的病在骨髓里,没有什么能治好他了,我也没办法了。《资治通鉴》中就告诫我们,“币厚言甘,人之所畏也。”意思是,厚重的钱财礼物和甜美的语言辞藻,是人应当警惕畏惧的东西。文句虽短,但意味深长。我相信每个中国人都知道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扁鹊先后三次告诉蔡桓公,你有病,得赶快治,结果桓公不仅不听,还出言讥讽,说“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意思就是说,医生专门愿意治疗没病的人,还把这当成自己的功劳。
今夜,月朗星稀,蜗居斗室,突然心里万马奔腾,有些话实在是不吐不快。
在网上冲浪,偶然瞥见一句话,惊为天人。此句如下:
“西游记里,骂唐僧最狠的人是孙悟空,整天挂嘴边:脓包,忒不济,六根不清净
夸唐僧最狠的却是想吃他的妖怪。”
《资治通鉴》中就告诫我们,“币厚言甘,人之所畏也。”意思是,厚重的钱财礼物和甜美的语言辞藻,是人应当警惕畏惧的东西。文句虽短,但意味深长。
我相信每个中国人都知道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
扁鹊先后三次告诉蔡桓公,你有病,得赶快治,结果桓公不仅不听,还出言讥讽,说“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意思就是说,医生专门愿意治疗没病的人,还把这当成自己的功劳。
结果扁鹊第四次见桓公,他看了桓公之后,拔腿就跑,桓公觉得很奇怪,就派人问。扁鹊说,我第一次见桓公,他的病还在皮肤里,我还可以用汤药来治疗他;第二次见桓公,他的病在肌肤里,我还可以用针灸来医疗他;第三次见桓公,他的病在肠胃,我还可以用火剂汤来治疗;现在他的病在骨髓里,没有什么能治好他了,我也没办法了。
过了不久,桓公全身疼痛,他赶忙派人去找扁鹊,扁鹊早就跑到秦国去了,桓公就这么病死了。
这就是成语讳疾忌医的由来。
举孙悟空、《资治通鉴》和扁鹊的故事,无外乎就是告诉人们,在人心浮躁的当下,我们该如何爱国。
爱国的题目太大,我只想说,身为一名中国人,我只想幸幸福福,快快乐乐地过完我自己的一生,同时也希望,我的儿子,我的孙子,在我有生之年也能过上开心快乐幸福的生活。网上有句话道出了我的心声:
“作为亲历了中国有史以来可是发展最为迅速,人民生活幸福指数最高的一代人,我想每个人都发自内心的希望,这种幸福能够持续下去,直到我们的孩子,我们孩子的孩子,也能这样平和、幸福的成长、相爱、平静的过完此生。”
维护国家安定,维护社会稳定,是每个中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问题是该如何正确地维护社会稳定。
我坚定不移地认为,国家的稳定,社会的进步,一定是建立在多元包容,法治健全的基础上的。纵观人类历史,没有一个国家是靠偏执、愚昧、唯我独尊才发展起来的。
只有多元包容,才能自由和谐,国家才能稳定,社会才能和谐,人们才能生活幸福。
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可是要多元包容,就要容忍异己,要容忍不同的意见。
就比如在近闹得沸沸扬扬的苏州淮海街“和服女”事件,就是考验我们这个社会包容度的极好的例子。
“和服”该不该在八月十日的苏州淮海街上穿,这其实都不是个问题,只要不违反相应的法律规定,那就是个人的自由。尽管日本和中国有血海深仇,但开放包容的中国社会,是应该有这样的度量去容忍一个穿和服的小姑娘的。
然而有的人却觉得这件和服相当刺眼,他们大概是觉得这和服就是侵华的象征,就是文化渗透,这小姑娘就是汉奸卖国贼。可能苏州的部分民警也是这么认为的,于是小姑娘就被带到了派出所。
高呼口号爱国是最容易的,动辄不问青红皂白就把敌国的东西砸碎烧光,那就是典型无脑爱国,那种对不同意见喊打喊杀的所谓的爱国者,其实真的是妨碍国家进步的“害国者。”
一个国家真正需要的,是能时常挑刺的所谓的反对者,最不需要的就是无脑的,喊打喊杀的“爱国者”。
我们不惜牢记这句话
“爱之愈深,责之愈切。甘言厚币者,必包藏祸心。”
为什么有的读书人非要挑社会的刺,有的时候话还说得特别难听,那是因为他们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爱国,并不一定都表现在血雨腥风,狼烟四起的战争年代,在歌舞升平,四海晏安的时候,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指出社会存在的问题的人,也是大无畏的勇士,是可以和抛头颅,洒热血的烈士并称为民族脊梁的。
人类是群居动物,群居在一起,就很容易被一些宏大主题所裹挟,因此人们时常陷入狂热,成为所谓的“乌合之众”,所幸,总有那么一些人,默默的躲在角落,不被时代的洪流,宏大的主体所裹挟。
法国作家左拉在“德雷福斯案”中,面对蒙冤受屈的德雷福斯,他拍案而起,大声疾呼
“以爱国为借口,扭曲事实,增加仇恨是一项罪行。”
他高喊:
“醒来吧,法兰西,想想你的荣誉。”
左拉堪称公共知识分子的先驱。
一百年前的鲁迅与胡适,尽管道路不通,但他们无一例外地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我们这个民族、愚昧、偏执、无知与麻木不仁的劣根性。鲁迅笔下的看客,胡适的惊天一问,
“什么都归结于帝国主义,张献忠洪秀全又归咎于谁?鸦片固由外国引进,为何世界上长进民族不蒙其害?今日满天满地的罂粟,难道都是帝国主义强迫我们种的?帝国主义扣关门,为何日本藉此一跃而起,成为世界强国?”
左拉、鲁迅、胡适都是善于挑刺的人,可是谁敢说他们不是爱国者呢?
爱国并不是不顾一切的喊打喊杀,更不是不管不顾的照张全收,而是审视、怀疑与批判。
爱之深,责之切啊。
苏州和服女事件,我们是不是应该把眼光收回来,多问一问,小姑娘穿和服,究竟有哪里不妥,带小姑娘回派出所是否有法可依,而不是一味的对小姑娘喊打喊杀。爱国也不能欺负小姑娘。
最后,还是牢记左拉的那句话
“以爱国为借口,扭曲事实,增加仇恨是一项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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