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的责任及义务，校长的第一个责任
校长的责任及义务，校长的第一个责任我对学校管理的理解大致可以概括为这么几句话。一个中心——教书育人。两个主体——教师和学生。两个评价——即时现实评价与历史长远评价。校长至关重要，是一所学校的旗帜、灵魂。 2007年下半年按照浏阳市委分工我开始联系教育工作。第一次参加教育工作会议时要我讲话。这时我已经离开学校逾十年了。当年在学校我也就是站讲台的一普通教师。如今跟校长们开会，我是典型的外行领导内行啊。讲什么呢？我就讲了一个意思：校长们要把老师看得重而又重。我是在努力唤醒自己当老师时的心境与感觉基础上完全从普通老师往高处看的角度来谈学校管理谈教育工作的。即兴讲话难免“脱缰跑远”，讲着讲着就抛出了罗家伦说的罗致优良教师是校长第一个责任。今天回过头去推演，当初自己是不是有点拉虎皮当大旗的成分呢？我虽然没当过校长，但我顶顶佩服的罗家伦也说过校长要把老师看得重而又重呢。“唬人”还真管用呢，你们看我那些校长朋友们吧，我说了那么多“废话”，
文/读石人
（国立清华首任校长罗家伦）
近来在不同场合跟几位在中小学当校长的朋友见面聊天时，他们竟然都主动说起还记得我曾经跟他们讲过校长的第一个责任是罗致优良教师。我便赶忙声明，这话不是我说的，我是引用，发明权属于罗家伦，而且罗家伦说的是大学校长。他们便说“是的是的”，在肯定我没有侵犯别人“产权”之后便愉快地回忆起我跟他们说起这个话时的具体情景。
我负责联系浏阳教育工作那些年确实在很多会议上不厌其烦地引述过罗家伦的这句名言。当然不是简单的重复引用，我记得每次都是从不同角度借这句话来阐明我对校长责任的理解。我跟校长们没有工作交集都快有六七年了，没想到罗家伦这句话还真装进了浏阳很多校长们的心里。只是我也不便问他们是否将罗家伦的治校理念当真践行了。
对罗家伦我本不是很了解。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岳麓书社出版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等海外名家名作丛书是一个影响不小的出版事件。我由读周著，进而去读胡适对“五四运动”的论述。胡适认定“五四运动”是由学生领袖罗家伦在1919年5月26日最早使用的。周策纵却不以为然。到底是谁最先用“五四运动”这一概念是一桩学术公案。这桩公案并没有引发我的兴趣，“顺藤摸瓜” 去读相关的书，竟发现罗家伦这位“五四运动”时期的学生领袖后来成为了一位了不起的大学校长、世所公认的教育家。
罗家伦1928年8月出任国立清华大学首任校长。罗家伦执掌清华期间锐意改革，对学校发展有精详长远的规划；裁汰冗员，增聘教授；调整学系，招收女生，创设与各学系相关联的“科学研究所”，建图书馆、生物馆；着力提高教师的地位和待遇。他的这番作为为清华大学后来的发展创造了基础和条件。1932年8月罗家伦出任当时中国最高学府——中央大学校长。中央大学也是当时全国系科设置最齐全、规模最大的大学。罗家伦广揽名师，优化学科，兴建校舍，在校务管理上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在他的主持下，中央大学迎来了建校史上辉煌鼎盛的黄金时代，成为全国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中央大学西迁重庆后他在艰苦的条件下继续执地谋求学校的发展，中央大学成为全国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在抗日战争初期的统一招生中，把中央大学作为第一志愿的考生曾占当时全国报考人数的三分之二。
罗家伦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考其治校行状，他之所谓“罗致良好教师，是大学校长第一个责任”当是其治校心得，实乃肺腑之言。后来接掌清华的梅贻琦也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罗、梅之论可以说是全无二致而同归一理。
2007年下半年按照浏阳市委分工我开始联系教育工作。第一次参加教育工作会议时要我讲话。这时我已经离开学校逾十年了。当年在学校我也就是站讲台的一普通教师。如今跟校长们开会，我是典型的外行领导内行啊。讲什么呢？我就讲了一个意思：校长们要把老师看得重而又重。我是在努力唤醒自己当老师时的心境与感觉基础上完全从普通老师往高处看的角度来谈学校管理谈教育工作的。即兴讲话难免“脱缰跑远”，讲着讲着就抛出了罗家伦说的罗致优良教师是校长第一个责任。今天回过头去推演，当初自己是不是有点拉虎皮当大旗的成分呢？我虽然没当过校长，但我顶顶佩服的罗家伦也说过校长要把老师看得重而又重呢。“唬人”还真管用呢，你们看我那些校长朋友们吧，我说了那么多“废话”，他们就最记得罗家伦这一句管用的话。
我对学校管理的理解大致可以概括为这么几句话。一个中心——教书育人。两个主体——教师和学生。两个评价——即时现实评价与历史长远评价。校长至关重要，是一所学校的旗帜、灵魂。
这是我在浏阳一中站过十二年讲台之后的“心得”。我有一位朋友当时在浏阳师范当老师。我们都只是普通教员，或许心里都有当校长的野心吧，两人相聚聊天就老喜欢“身在兵位，心为帅谋”：这校长啊，该如何如何去当。我之所谓“心得”，应该是我跟朋友的共同认知。于我，完全是操空心瞎思量，于朋友，却可以说是实战前的思想演练，因为他后来还真的靠自己的本事考到长沙去当了一所高中的校长。
1983年从师院毕业后参加工作分配。先回到湘潭地区。地区教育局把我分到湘乡师范。我说我不去，我要回浏阳。回到浏阳，教育局把我安排在浏阳师范。我到单位报到不久，浏阳一中就有分管教学的领导和语文教研室的老师先后多次上门来做我的工作，说是浏阳师范归属未定（当年湖南进行撤地区由市管县改革，浏阳由湘潭划归长沙，浏阳师范当时与教师进修学校合在一起，尚未上划长沙管），要做一名好老师，在浏阳，应该没有比一中更好的地方。还说，你先到一中试试吧，不调动借用也行，你觉得好再说调动的事。我最先没有动心，总觉得教中专比中学更有面子。经不住人家好心久劝，在浏师教了两个月不到便松口了。浏阳一中便找教育局和浏师协商，我便被借调到一中了。我知道当时老师进一中的门槛颇高，东挑西捡，反复试教，有的还要看教育教学实绩。别人想进进不去，我一刚刚大学毕业的毛头小伙，人家还屈尊降贵“三顾茅庐”，这不也是挺有面子吗。
那几年浏阳一中领导和同事待我不薄。课务安排、评先评优、培育入党、分配住房、爱人调动……都让人感到在这里工作很受尊重。自己便只有发奋工作的份了。
当时到浏阳一中工作似乎是顺理成章很自然的事。很多年后，学校一位知情的老教师才告诉我其中的原委。我们还在大学读书时，老校长胡国运就曾数次亲往湖南师院、湘潭师专去了解1977年恢复高考后几届浏阳籍学生的学习情况，选定了一批“好苗子”，一待毕业就争取分到一中来。我毕业那年胡校长离休，教育局与一中关系开始有点微妙，不想再让一中全部“吃点菜”，便把我给“截”住了，先分在浏师（进修学校）函授部，想随后借机再调入机关。一中按老校长要求一直跟踪我的分配去向，得知我回了浏阳，于是便有了劝调、借调、正式调入这一出。是啊，我怎么没想到呢。我拿着教育局的派遣单刚到浏师报到上班，一中哪里会知道我这个还不晓得能不能站稳讲台的“愣头青”啊？前些年，教育局一位老领导也跟我说起过当年我分配过程中的曲折，印证了胡校长“选苗子”的说法。
胡国运校长曾两度长时间执掌浏阳一中（1954年11月至1966年9月；1978年8月至1983年11月），是我们这小山城里公认的教育家、名校长。不只是山城公认，当年在全省都赫赫有名。“文革”前，他跟他的管理团队提出“只只蚂蚁捉上树”的教育教学目标，高考升学率在全省遥遥领先。省里直接拨款奖励学校建一栋高标准的实验楼，这是浏阳一中第一栋红砖砌的楼房。
浏阳一中这个辉煌说明其实不只大学，中学、小学也一样，优良师资比大楼更关乎学校的本质、核心。胡国运校长治理学校的流风余绪还让我这个当年的愣头青颇感受到尊重，曾经沐浴春风的老一中人那就更是说起胡公便喉咙打梗眼眶发红。我在一中工作一段时间后便知道老一中人几乎都能说上好些胡国运校长跟自己打交道的故事，说的都是胡校长如何如何关心老师生活关心老师工作真心尊重年老教师用心培育年轻人之类的。胡校长逝世那么多年了。一中师生每每在校园里经过老校长的汉白玉雕像时都莫不肃然起敬。
早些天，我在一中时的老同事邓惠奇大姐来寒舍小坐。只讲两三句话我们就说到了胡校长。邓老师深情回忆起调一中的经历。当时在她远离城区的十二中（永和镇）工作，放暑假回西乡娘家经过浏阳时顺路去母校一中看看老师。一走进校园就碰到胡校长，胡校长主动问她是否愿意回母校工作。邓老师心里有点担心地说“只怕不能胜任”。奔八高龄的邓老师模仿着胡校长的长沙口音加略显沙哑的音色、细声细气的腔调说，“邓惠奇啊，冒问题，你的工作情况我还不清楚吗？”邓老师在寂寞无名、教学条件不好、生源基础极差的二中带出了高考成绩让人惊喜的毕业班。“也不知道胡校长是否清楚我在永和的工作情况，我就这样调回了一中，而且随后我先生也从安江县调回了浏阳进了一中”。我进一中教书时，邓老师的先生罗俊斌老师已经是一中生物教研组的组长、浏阳市生物学会会长。
2006年下半年那次在教育工作会议上说到胡校长治理浏阳一中把老师看得很重后心里觉得还不“过瘾”，我又特意举了一个从前、域外、名校、名人的例子，借以说明“罗致优良教师是校长第一个责任”确实也适应中小学。
读著名历史学家钱穆《 师友杂忆》一书时，老先生回忆自己年轻时从江苏无锡县立第一高小跳槽应聘厦门集美学校的故事曾让我感动不已。二十八岁的钱穆在无锡极富盛名的县立第一高小任教时“得月薪二十四元，而集美则月薪八十元”。这是钱穆在常州府中学堂低年级同学施之勉推荐介绍的。钱穆接到集美聘书，便将辞呈送上去，无锡高小校长力加挽留。坚辞乃去。
钱穆到厦门集美学校后第二天就进课堂上课，教授高中部师范部同届毕业班两个班的国文课。第一堂课讲曹操的《述志令》。钱穆回忆当时情景说：
校长时在课堂外徘徊。授此文既毕，校长即夕盛宴，列席者皆本学期新聘同仁，余居首座。隔日，之勉来告余，君初到，不敢骤以告。君所任两班课前任一人年逾五十，乃一老名士，西装革履，教白话文，今返南京，自办一学院。一人乃南京第一高等师范旧同学，年三十左右，戴瓜皮帽，穿长袍，教文言文。两人年龄老幼相差，而意趣新旧有别。年老者趋新，年幼者守旧，而两人各得其班上学生之推崇佩服。一旦均以事辞职而去。学校拟聘请一新人兼此两班课，骤无把握。去年我曾向校长推荐君，校长询问已详，多经考虑，终不接受。今遇此难关，来问我，君前年所推荐者若来同时任此两班课，能保其胜任否。我答非特胜任，又必有出色过人处。今兄来，校长连日不安，自得两班同学佳誉，心大喜悦，特来告我。闻已邀兄盛宴相款，故我亦敢详以奉告。
钱穆先生说过，到集美任教是其人生一大转变。离开集美回江苏两所中学名校工作一段时间后，钱穆便往京城当大学教授去了，赴香港、台湾之前，钱穆先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工作过。读钱穆的任教履历，我感觉他的幸运恰好缘于那些优秀的校长们总是把罗致优良教师这个第一责任牢牢地扛在了各自的肩膀上。
钱穆在集美学校只工作了一年。为何他特别看重那个经历呢？校长叶采真是一位了不起的校长。叶校长对学问笃实的钱穆青睐有加。学生闹学潮对抗学校。钱穆同情学生，在“声讨学校”的大会上，应邀发言。校长派人在会场后面窃听。散会后，校长竟然派人上门跟钱穆说，钱穆会上所说的学校不是处，学校全部打收条并会一一改正，学校还送上了下学年聘书。钱穆坚定要走，校长还派人尽力挽留，甚至还不让钱穆把行李带走，钱穆只好留下两件行李日后再托人捎回。1949年钱穆到了香港办新亚书院。当时同在香港的叶采真一听说钱穆来了香港就托人跟钱穆说要去登门看望，他是真心欣赏钱穆啊。那时，两人集美一别已近三十年。
有叶采真这样优秀的校长，学校才可能会有钱穆这样优秀的老师。学校的卓越品质从根本说应该是经由优秀校长罗致优良教师铸就而成。有教无类。学校若只以有出息的学生为荣未免势利俗气未免格局太小。名师荟萃才是学校足以傲人的资本。而这种资本的积累靠的是校长的魅力与智慧。陈嘉庚先生曾称自己深知叶采真道德毅力学问，“足以长集美而达我将来之目的”，“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著名作家、画家孙福熙先生到集美学校考察后，回到上海在《社会与教育》上发表文章称赞集美学校为“世界最优良最富活力的学校”。
我当然知道现时体制内学校校长权责并不对等。教师流动的概率似乎很低，而且教师出进学校这个事，校长的话语权极其有限，根本就无法承担起“罗致”优良教师”这个第一位的责任。因此，我在跟校长们提及罗家伦的治校名言后便宽慰大家莫把“罗致优良教师”的“罗致”理解得过于“瓷实”，只要有这个心就够了。
什么叫做有“罗致优良教师”这个心？就是我前面说的校长们要把老师看得重而又重。帮助老师们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比如工薪福利等，这都只是起码的应尽职责，都还不算有“罗致优良教师”的心。究竟何为“此心”，我也说不准说不清，因为这只是人的一种感觉。在你手下教书，老师需要什么感觉？获得尊重吧。如果说选贤任能荟萃名师你决定不了，以优厚待遇留人你说了不算，你至少要在感情留人、事业留人上尽心尽力吧。从感情上真心尊重教师，让教师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能自由舒展自己的人生命运、实现其精神价值追求，我觉得这样的校长大体上就把罗家伦所谓“罗致优良教师”这个第一责任稳稳地树在自己心里扛在自己肩上了。
前天正好跟浏阳一中的现任校长、我大学同学袁章军先生等朋友在一起。聊天时袁校长说的一句话给我留下极深印象。他说，当校长不能像当行政上的长官，老师提意见惹你不高兴了，你不能给人家穿小鞋。
其实，行政上的官员也不应该把下属整得服服贴贴。这是另一个话题。跪着的老师培育不出站着的学生，这个道理并不深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啻是大学育人之重任，中小学甚至幼儿园就得趁时随机播下好的种子啊。要让老师昂首挺胸站得笔挺，校长就不能把自己当作官看。从2007下半年开始，我联系浏阳教育一块工作近十年，无论开会讲话，抑或私下聊天还是工作交流，我始终在不断渗透“去行政化”的理念。在我看来，局长们、校长们只有放低姿态，不耍官威，自觉抵制老师们唯唯诺诺、点头哈腰、吹牛拍马、一呼百应等低级趣味性质的“高级享受”，才可能真心把老师看得重而又重！当年华侨领袖、杰出实业家、教育家陈嘉庚称颂叶采真校长“足以长集美而达我将来之目的”，“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我以为其中深意值得每一位校长和所有教育人深长思之。叶校长的姿态就很低，他对老师是始终持以让人感动的真心尊重。
袁章军是浏阳一中现任校长，我是一中曾经的老师。听他这样说，我不只是高兴，而且藏在心里的对一中的亲切、好感又被他的话语瞬间“激活”。
我在一中工作期间的有些表现以今天有些人的眼光看是很不得体的。自以为是不太服管。看不惯的事情多而又喜不平则鸣。站位不高全局意识不强。觉得学校领导们老是来听青年老师的课，这是对年轻人的不信任。于是邀上好几位年轻老师不打招呼待上课铃一响便鱼贯而入端坐在主持学校全面工作的高道钧书记的课堂后面，一下课大伙就很“诚恳”地给书记的课提了十几条不成熟的的意见供书记参考。这位学问扎实、儒雅低调的“文革”前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高级教师、学校最高领导一脸真诚地笑着说跟我们说，“诸位的意见很有道理，我确实要改进要改进”。我在全校教职工大会上跟主管招生、教学的副校长、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威廉老师顶嘴吵架，让会议一度暂停。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我当班主任，在一个敏感时刻竟然把家里新买的大彩电搬到教室里让学生在晚自习时间收看新闻直播。后来我还不顾领导提醒把刘再复先生的《读沧海》刻印出来作阅读补充教材在课堂上跟同学们“奇文共欣赏”。九十年代初李剑云先生接掌一中后，我曾在公开场合直言不讳地对学校管理的紊乱对他本人的工作提出过尖刻的批评意见。高道钧书记、王威廉副校长、李剑云校长……一中的领导、同事却对我一直持宽容、关爱的态度。1995年我改行到行政上工作，临别时李剑云校长轻轻地拍着我的肩膊说：“以你的性格，我们估计你很难适应，没关系，去吧，试一试，觉得不合适就回来，一中的大门随时为你开着”。
（2015年教师节前夕与政府分管领导一起代表市委、政府看望特级教师、浏阳一中老校长李剑云 浏阳融媒供图）
我把浏阳一中对我的种种好理解为是胡国运校长治校的流风余绪是不是有点“个人意气”呢。还真不是。那天跟袁章军校长聊天时，还有几位先生和女士在场。都当过老师，有三位还当过校长。只我和袁先生算是一中人。一说起胡国运校长，大家竟然近乎异口同声地说，胡校长影响的人太多了，他对浏阳一中影响是长远深刻的。我当时心里冒出一个未必恰当的比方，只是没说出来：胡国运之于浏阳一中是不是相当于梅贻琦之于清华大学呢？梅贻琦奠就了清华的校格，被誉为清华永远的校长。在我心目中，胡国运便是浏阳一中永远的校长，求贤若渴，包容多元，把老师看得重而又重，爱生如子，全面发展，只只蚂蚁都要捉上树，这种精神这种文化多么值得珍视值得发扬光大啊。
我从浏师借调到浏阳一中时，语文组的权威老教师（其实他们正是年富力强，仅仅因为我自己年轻，便觉得他们是老教师）有三个代表性人物：屈先智老师，汤孔仁老师，周申全老师。屈老师工作散淡，上课平铺直叙，听他的课很难集中注意力。但屈老师经验丰富，尤其善于总结规律，猜题制卷对付高考功夫独到。汤孔仁老师是另一种漫不经心的随意，上课常常信马由缰，不知其所往，但汤老师善读书，喜学术，他的课思辨性强。汤老师教黄宗羲的《原君》时，竟附带搞出一篇研究《明夷待访录》的论文出来，还发表在有名的《船山学刊》上。周申全老师恪守“传道授业解惑”的传统师道，敬业程度到了毫不夸张的磨血育才的境界。周老师对学生作文全批全改详批细改；他上课口若悬河激情满怀魅力四射，最受学生喜欢。三位先生教学风格各不相同，性情脾气也迥然有异。屈低调随和坚韧隐忍，汤圆融灵活做派张扬，周嫉恶如仇孤傲耿直。他们三人之间的关系也很微妙，我感觉彼此都有点互不服气的味道，却没有影响工作关系。语文组的教研活动丰富而有质量。学校对他们都一样的十分看重。语文组的氛围就是当时一中学校整体氛围的缩影，是包容多元文化的一种折射。那时，胡校长离休还不久，三位先生跟其他老一中人一样有事没事就会感叹胡校长这样的好校长真的难寻，要具体说起胡校长的好来，却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在胡校长逝世后的追思会上，周申全老师有个发言，他几乎是流着泪哽咽着把话说完的。我还记得他说的一桩事。周老师家属还在乡下，便跟青年老师一起住在单身宿舍，晚上灯下备课经常能听到胡校长在窗外轻轻地招呼：“周老师啊，要睡觉了，明天你还要起来出操啊！”那时学校的操场极其简陋。大晴天清早，胡校长总是第一个来到操场，用家里带来的脸盆在龙头上接水撒到地上，陆续来到操场的老师们便也加入这个洒水的队伍。早操铃响，学生们出操，便可以少吸灰尘。
来自全国各地、性情脾气长得“棱角分明”的老师们都被胡国运校长这些鸡毛蒜皮的关爱包容所感动；胡校长以他特有的魅力让每一个人成为浏阳一中这个大家庭里亲爱友善、心甘情愿为孩子们的未来而尽心尽力的一员。老师们需要什么？真的不会奢望太多，就希望得到校长们的真心尊重。读何兆武先生《上学记》，有一段回忆他跟好友王浩讨论何为幸福的文字特别有趣：
人是为幸福而生的，而不是为不幸而生，就“什么是幸福”的话题我们讨论过多次……他几次谈到，幸福不应该是pleasure，而应该是happiness，pleasure指官能的或物质的享受，而幸福归根到底还包括精神上的，或思想意识上的一种状态。我说，幸福应该是blessed ness（赐福），《圣经》上有云：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可见“福”的内涵是一种道义的，而非物质性的东西……幸福是圣洁，是日高日远的觉悟，是不断地拷问与扬弃，是一种“Dutch Leiden，Freund e（通过苦恼的欢欣）”，而不是简单的信仰。
我很认同何兆武、王浩先生对幸福的理解。因此，我跟校长们说，我们无法真正践行罗家伦“罗致优良教师”的“罗致”，但至少也要从感情上真心尊重教师，让教师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能自由舒展自己的人生命运、实现其精神价值追求。不然，单靠师德教育以确保老师们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只怕是事倍功半甚至无功而折。
在浏阳一中工作的经历中有一桩趣事值得一说。有一回，组织部门连同教育局来我们一中推荐干部。人选定好了。资质条件自然是量身定做的。我们同组的黎经文先生不顾这些，书面推荐还不够，事后还找来考察的领导说：我认为吴震老师应该当校长。知情者多笑话黎老师不谙世事。多么珍贵的孤零零的一票啊。这位从望城调回浏阳一中的高级教师，本分敬业，不善言辞，爱生如子，与世无争。我一直对这位“慧眼识才”的老兄心存感激。只是我终究辜负了他的满心期望，到我离开一中是也就只是普普通通的一名教师。
没有当过校长，以领导身份跟校长们讲话，自然是隔靴搔痒。我以普通老师的视角就只说校长们要把老师看得重而又重，这总不至于是外行话吧。校长再能干，您总不会是三头六臂的神人吧，开不完的会议，应付不完的各式各样的检查，还有没完没了的迎来送往，有些校长还要当学术明星……您不把“罗致优良教师”这个第一责任担起来，不真心尊重教师，谁去让教书育人的中心落到地上来？谁去突出学生这个主体？不依靠教师的尽心履职，学校的即时现实评价、历史长远评价能好到哪里去？教师这个学校的主体真的忽视不得，这是校长工作里头的牛鼻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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