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甘肃的文学成就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甘肃的文学成就《拾遗记》影印本《拾遗记》中包罗大量奇异传说，且经过整理加工，使奇者更奇，异者更异，神者更神。其书以历史为框架，以人物和山川地理为依托，用骈俪华美的语言文字包装，形成崭新的文学形式。遗憾的是当时及后世许多人用经史的标准衡量它，而不是从文学创新的角度来看待，因而评价多是贬抑之词。如梁人萧绮认为此书以“稽古”为原则，搜罗奇文异说，记事简朴，面广掠奇，连《山海经》、夏鼎未记载的传闻轶事都有涉及；文辞荒诞，意旨迂阔，叙事繁冗；涉及祯祥、神仙的内容很多，也有不少是描述山川、物产、远国，揭示万物奥妙，包罗相当宏富。说到底，萧绮对此书还是持否定的态度。其实，王嘉的创作意图是志怪，追求惊世骇俗，刺激读者的好奇心，使其得到精神的愉悦和享受，而不是要弥补史传的缺失遗漏。王嘉之前的旧文言小说，还没有摆脱史学附庸、政治教化工具的束缚，所著求真，不做文学的虚构和夸张，目的是助教化，辅人伦。王嘉的着眼点与此迥异。他已

甘肃日报特约撰稿人 李清凌

唐代史学家李延寿在《北史·文苑传序》中说：“北朝时期，区区河右，而学者埒于中原。”意思是说当时甘肃河西地区文人学者数及其学术水平，可同中原内地相比肩。这个评价是很高的。的确，甘肃在北朝时期涌现出的文化人包括文学家，在中国悠久文化园地占有璀璨一席。乱世而文化反荣，这是特殊时代出现的特殊现象，它同当时中原战乱，世家大族纷纷西迁陇右、河西，与当地人共同推动文化发展密切关联。

《拾遗记》——志怪小说的杰作

《拾遗记》的作者王嘉，字子年，陇西安阳城即今甘肃秦安县人。他是楼观道教的著名领袖，又是一位颇有影响的文学家。他的《拾遗记》是一部杰出的志怪小说。

王嘉为人轻佻，其貌不扬，外表若有不足，内怀却很聪敏。他行为滑稽，喜言逗笑，沉湎于养生术。他不多食，不穿漂亮衣服，常日清虚服气，不与世人交游。他凿崖为穴而居，相从而学者也是每人开一窟，至少有百余个洞窟。后赵石虎（公元335年—349年）末，王嘉辞别徒众，来到长安，潜隐于终南山，不少门人追随而至。前秦主苻坚多次征召，他都不应征。公侯、好尚之士多上门来向他学习。

王嘉以善作预言吸引了不少人，他也因此招致杀身之祸。后秦姚苌进入长安后，起先尊礼王嘉，事事向他咨询。姚苌同苻登对垒，询问王嘉：“我能杀苻登，定天下不？”王嘉说：“略得之。”姚苌的问题，是关系其政治军事成败存亡的大问题，王嘉敷衍模糊的回答激怒了姚苌，他说：“得当云得，何略之有？”意思是说，能就说能，胡诌什么“略得！”姚苌一怒之下，竟将王嘉杀死。后来，姚苌的儿子姚兴，只统一了北方部分地区，实际上应验了王嘉“略得”的预言。

王嘉还有一部预测性著作《牵三歌谶》，语言通俗，内容含蓄，文学性很强，累世相传。他的《拾遗记》采摭宏富，叙事奇崛，影响更大。这主要是因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乱，儒学衰微，人们喜欢追奇猎异，寻求精神愉悦，《拾遗记》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这一社会需要。

《拾遗记》中包罗大量奇异传说，且经过整理加工，使奇者更奇，异者更异，神者更神。其书以历史为框架，以人物和山川地理为依托，用骈俪华美的语言文字包装，形成崭新的文学形式。遗憾的是当时及后世许多人用经史的标准衡量它，而不是从文学创新的角度来看待，因而评价多是贬抑之词。如梁人萧绮认为此书以“稽古”为原则，搜罗奇文异说，记事简朴，面广掠奇，连《山海经》、夏鼎未记载的传闻轶事都有涉及；文辞荒诞，意旨迂阔，叙事繁冗；涉及祯祥、神仙的内容很多，也有不少是描述山川、物产、远国，揭示万物奥妙，包罗相当宏富。说到底，萧绮对此书还是持否定的态度。其实，王嘉的创作意图是志怪，追求惊世骇俗，刺激读者的好奇心，使其得到精神的愉悦和享受，而不是要弥补史传的缺失遗漏。王嘉之前的旧文言小说，还没有摆脱史学附庸、政治教化工具的束缚，所著求真，不做文学的虚构和夸张，目的是助教化，辅人伦。王嘉的着眼点与此迥异。他已经跳出传统小说的窠臼，专注于搜奇掠异，重视情节，铺陈排比，极尽夸张之能事。这是文学与史学的疏离或分道扬镳，是志怪小说的自觉，是王嘉对中国小说文学的一大贡献。由于它仍然采用历史的框架，将许多奇闻轶事同历史人物绑在一起，误导论者从历史的角度来评判，从而招致极多的诟病或否定。

《拾遗记》影印本

唐代著名史学理论家刘知几照样以史家的眼光和标准，将当时日渐繁多的“偏纪、小录”粗略地划分为十个“杂史”流派或品类，而将《拾遗记》归入十个流别中的“逸事”类，认为这部书叙述逸事皆前史所遗，后人所记，追求奇闻异说。他指责《拾遗记》违背逸事类杂史拾遗补缺的学术职责，所述“真伪不别，是非相乱”“全构虚词，用惊愚俗。此其为弊之甚者也”。（《史通》内篇·杂述第34），给予此书完全的否定。明代杨慎更说王嘉“无德而诡隠，无才而强饰。如今之走帐黄冠，游方羽客，伪药欺人，假丹误俗……世犹传信之，深可怪也哉”！（《丹铅余录 总录》），蔑称王嘉像一个卖假药、假丹的骗子，说得十分刻薄。这些人都完全没有从新体小说的标准来评价《拾遗记》的贡献，没有看到其文学上的创新，很不恰当地歪曲否定了《拾遗记》的创作原旨和成就。

如前所述，《拾遗记》虽然以历史为框架，以人物为依托，但它并不是“逸事”或任何一类历史著作，不是地理著作或博物记，也不是这些内容的综合纪实性作品，它是中国文学较早的志怪类小说。志怪小说的志趣在于“掠奇”“志怪”，小说家的目的是通过搜集、整理、提炼、加工奇闻异说，将其转换成一个个刺激性文学片段，让读者读来惊奇，感到愉悦，就像今日的“戏说”“大话”某某史一样，它本来就不是讲“实”或史的，又何须指责它“百无一实”呢？它明明跳出或打破了传统“小说”作为史学附庸的藩篱，以全新的小说面目出现在文坛上，论者偏偏要不实为由贬斥指责作者的创新意图，完全没有抓住要害。

总之，《拾遗记》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的杰作，它对唐代诗歌、传奇小说等文学艺术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影响。谈甘肃这一时期的小说文学，应以《拾遗记》为嚆矢和代表。

阴铿的诗歌创作

阴铿，字子坚，祖籍今甘肃武威市凉州区，出身于世代仕宦诗书门第。父亲名阴子春，在南朝梁做官，为都督梁、秦二州刺史。高祖父名阴袭，随宋武帝刘裕（公元420年—422年）南迁，在今湖北荆州市公安县安家。阴铿自幼聪慧，五岁能诵诗赋，日诵千言。长大后，博涉史传，尤善五言诗，为时人所重。他最早担任的官职是梁朝湘东王法曹参军，掌管断狱案事。陈文帝天嘉中（公元560年—566年），为始兴王府录事参军。累迁招远将军、晋陵太守、员外散骑常侍。有文集3卷（《陈书·阴铿传》），现存诗30余首。杜甫尝赠李白诗，开头就说：“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康熙《御定全唐诗》卷224）将诗仙李白的诗与阴铿相比较，可见其对阴铿诗歌的推许。

由于阴铿长期任官，生活在南方，所以他的诗反映的主要是南方的风土、人情和事物，具有南方文士的风格。诗歌结构严整，刻画细腻，格调沉稳，语言纤巧优美，色彩明丽，声调响亮。如他的《渡青草湖诗》是这样写的：

洞庭春溜（迅急的水流）满，平湖锦帆张。沅水桃花色，湘流杜若香。穴去茅山近，江连巫峡长。带天澄迥碧，映日动浮光。行舟逗远树，度鸟息危樯。滔滔不可测，一苇讵能航。（《文苑英华》卷163）

该诗玲珑剔透，一派南国风光。他流传下来的诗歌，大都是反映人事应酬，游览风景，古柳花色，烟雨春光的作品，较少留下社会历史，政治波澜的影子，在艺术形式上也较少体现个人特点。引起杜甫高度赏识的那一部分诗可能已经散佚。他的《和侯司空登楼望乡诗》，引起后人对他所怀之乡是祖籍还是客籍的不少猜测。其诗：

怀土临霞观，思归想石门。瞻云望鸟道，对柳忆家园。寒田渊里净，野日晓（白天）中昏。信美今何益，伤心自有源。（《文苑英华》卷311）

“石门”“鸟道”“寒田”，尤其是“野日晓中昏”，即风沙天气，都更像是指北方的地名和景色，因此它反映作者怀念的家园当是他的武威老家。他的《西游咸阳中》描写的所还之家，也当是北方的祖籍。其诗云：

上林春色满，咸阳游侠多。城斗疑连汉，桥星象跨河。影里著飞毂，尘前听远珂（马笼头的饰件，借指马）。还家何意晚，无处不经过。（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196）

东晋毛笔 甘肃省考古研究所藏

看来阴铿身在梁陈，距离故土遥远，但他对故乡的思念还是很深。

其他知名文学家及其遗作

魏晋十六国北朝时期，甘肃留名于史的文学家较多，下面再举几人。

胡方回，安定临泾即今甘肃镇原县人，曾任赫连勃勃大夏政权的中书侍郎。他涉猎史籍，辞彩可观，为赫连勃勃撰写著名的《统万城铭》《蛇祠碑》等碑铭散文，流传很广。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打败大夏赫连昌后，方回降魏，任北镇司马，为镇将写表文，对北魏多有称赞恭维。拓跋焘看到他的文章，赞其文笔华美，问左右臣僚是谁所作，问明后即召方回，任为中书博士，赐爵临泾子，迁侍郎。权臣、司徒崔浩及当时朝贤都对他很爱重。他清贫守道，名重一时，流传下来的《统万城铭》立意高古，文辞典雅，气势磅礴，文章本身的确堪称佳作。

天水人赵逸，字思群，历仕后秦、赫连夏及北魏等政权。性好读书，白首弥勤，年逾七十，手不释卷。所著诗、赋、铭、颂五十余篇（《魏书·赵逸传》），可惜多已散佚。

此外，金城人宗钦、敦煌人张湛、武威人段承根、镇原人胡叟等，都是“才志不群，价重西州，有闻东国（中原内地）”，即在西北和中原内地都颇有名气，“故于流播之中，拔泥滓之上。”（《魏书》卷52），即他们虽然被迁徙或自觉归附于北魏，但都得到提拔重用，留名于史。

南北朝晚期，南朝出使西魏、北周时被扣留不放的大文学家庾信（公元513年—581年）所作的《秦州麦积崖佛龛铭并序》，是这一时期甘肃文学的奇珍、顶尖的文学遗产。文章开头写：“麦积崖者，乃陇坻之名山，河西之灵岳。高峰寻云，深谷无量。方之鹫岛，迹遁三禅。譬彼鹤鸣，虚飞六甲。鸟道乍穷，羊肠或断。云如鹏翼，忽已垂天。树若桂华，翻能拂日。”（乾隆《直隶秦州新志·艺文下》）意为麦积崖是陇右的名山，是河西（指山西和陕西交界南段黄河之西）地区的灵秀山岳。它高峰接云，深谷无底，就像释迦牟尼说法的鹫岛，隐藏在色界的第三禅天，又似《诗·小雅·鹤鸣》所咏的贤者隐居意境，修道者在这里过着天堂般的生活。鸟道狭隘时见时隐，羊肠曲栈或断或连。云像鲲鹏展翅，遮蔽天日，树像桂枝动则拂日。

开凿于魏晋北朝时期北凉的天梯山石窟，是中国早期石窟艺术的代表，在学术界有“石窟鼻祖”之称。 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

在铭文部分，文章描绘麦积崖坐落于盘曲幽深的地方，地势高峻。上山时会经过多个石门，再加上铜色的石梁，使登山者气喘吁吁。崖高百仞，松立千尺。夜间明月西移，白天太阳东升，都从这里经过。前人以车载物，开通山路，在山岭上架设栈道，与群星争夺空间。壁上刻经累累，龛间绘塑重重。月宫般的殿脊上有雕花彩饰的车轮等吉祥物，佛堂华丽明亮，连崖壁的阴暗处都立着经幢石刻。佛事盛大，法鼓雷鸣，连树梢上都弥漫着礼佛的香气。这里有适合修炼的洞室祠庙，佛宇乳食，以及山谷沙滩，密林石柱。不同的山岭飘扬着相同的云彩，同一座峰巅，半边下雨半边晴天。这里沿袭了秦州原治所在地冀城（在今甘肃甘谷县东）的旧俗、关中的民风。

这篇发挥他绮艳风格的序铭，将麦积山的高危、灵秀、建设及繁盛的佛事活动描写得淋漓尽致，是一篇流传千古、无与伦比，为麦积山和甘肃文学遗产增光添彩的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