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档案馆借档案（留住身边的记忆）
去档案馆借档案（留住身边的记忆）不同于这种现代性的回忆录，市艺海木雕竹编研究所所长金柏松选择了相对传统的模式。2017年，作为家中最后的长辈，他的父亲去世了，“在极度的哀思中，越来越感觉到亲情的可贵，父母的不易，以及‘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年岁越长，为子女孙辈操心越多，也就越发体会到当年父母的处境。”在这种怀旧情结的驱动下，他编著了小册子《山高水长天涯路：纪念我的父亲母亲》。书中不仅收录了他对父亲、母亲、继母的亲情记忆，对父亲的生活经历记载尤其详细；而且整理了一份从曾祖父到孙女共六代家庭成员的世系简谱，附上了老屋和祖坟的照片，相当于是一份“现代家谱”。“这份世系简谱，是我哥哥在协助刘金氏续谱后，为我们自己家族单独而做的。”金柏松说，他共有26个堂兄弟姐妹，“我儿子这一辈都排不出辈分了，我们可以说是有宗族概念的末代人！”葛建玲的父亲葛崇明是解放军无线电专家，曾在延安工作生活了33年。葛建玲幼年时随父亲到延安，学成后担任了
本文图片为葛崇明子女收集的部分家庭档案资料
我们必须经常保持旧的记忆和新的希望。历史是记忆的生命，记忆则是相会的一种形式。
如何把记忆转化为可触可摸的历史，得以让我们时时与往事、与故人相会，或者说是让历史成为唤醒、保留记忆的载体？或许，你可以试着做一份家庭档案，把碎片化的日常拼成相对完整的历史印记，用一件件物品、一段段文字，再现家庭人事的悲欢离合、变迁发展。
在东阳市委党史研究室（市档案馆）主任张忠鸣看来，家庭档案是社会档案中的一员，也是国家档案的重要补充。通过建立家庭档案，可以把国家馆藏档案收集时所忽略的和散落于个人手中的资料补充进来，使档案资源更加齐全、完整。就此而言，家庭档案蕴含着巨大的社会价值。“我市馆藏档案中，家庭档案还是个空白，我们将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开展相应的指导和征集。”在6月9日国际档案日来临之际，他建议市民强化档案意识，积极建立家庭档案。
是怀旧，是责任 悲欣交集的建档动机
一方面是家庭档案意识的阙如，一方面又在无意识地建立家庭档案。这看似矛盾的事实，却在当下和谐共存。一个无法忽略的事实是，随着出版业的放开，越来越多的人出书忆旧，把风雨故人、晦明世事，诉诸笔端，付梓后在亲友圈内发行，期冀拥有一段共同的记忆。
近日，由市档案馆指导编著的《生命印迹》一书即将付印。这是虎鹿镇葛宅村乡贤葛建玲撰写的家庭档案。在此书的扉页上，赫然写着“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家人”。
葛建玲的父亲葛崇明是解放军无线电专家，曾在延安工作生活了33年。葛建玲幼年时随父亲到延安，学成后担任了一段时间的教职。“2000年3月28日，遵照父亲的遗愿，我们兄弟姐妹9人护送着父亲的骨灰回到老家葛宅。这是我第一次踏上老家的土地，这里的山水、亲人、老宅，让我魂牵梦萦……”说到动情处，葛建玲欲语凝噎，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她有了为父亲整理生平事迹的心念。2017年夏天，葛建玲到延安参加师生聚会，和学生们聊起延安往事。有位学生告诉她：延安市政协文史办准备编辑文史资料《外地知识分子在延安》，建议她和文史办主任曹树蓬联系。“我拜访了曹主任，他极力动员我把父亲在延安的经历写出来。”于是葛建玲开始发动一切关系，寻找父亲的资料——她不知道的是，从这一刻起，她已经投入了家庭档案的建立工作。两年多的时间里，她不仅完成了延安文史办交付的“任务”，还陆续写出了多篇亲情回忆稿，在多家媒体上发表，最终于这次结集成书。
不同于这种现代性的回忆录，市艺海木雕竹编研究所所长金柏松选择了相对传统的模式。2017年，作为家中最后的长辈，他的父亲去世了，“在极度的哀思中，越来越感觉到亲情的可贵，父母的不易，以及‘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年岁越长，为子女孙辈操心越多，也就越发体会到当年父母的处境。”在这种怀旧情结的驱动下，他编著了小册子《山高水长天涯路：纪念我的父亲母亲》。书中不仅收录了他对父亲、母亲、继母的亲情记忆，对父亲的生活经历记载尤其详细；而且整理了一份从曾祖父到孙女共六代家庭成员的世系简谱，附上了老屋和祖坟的照片，相当于是一份“现代家谱”。“这份世系简谱，是我哥哥在协助刘金氏续谱后，为我们自己家族单独而做的。”金柏松说，他共有26个堂兄弟姐妹，“我儿子这一辈都排不出辈分了，我们可以说是有宗族概念的末代人！”
是怀旧，也是责任，不管是出于什么动机，这些家庭档案都以亲情“装订”往事。每每翻阅那些悲欣交集的历史，既让人唏嘘于小人物的独特命运，又让人思考时代的宏大命题。也许，家庭档案里记载的不是什么优美的片段，但是因为充满特殊的记忆，让人难以忘却。
有珍存，有拾遗，浮沉世间的旧物命运
做一份唯美而纪实、既有史料性又有情感性的家庭档案，并非易事。时间跨度越大，地域变动越多，资料散佚的可能性就越高，家庭档案的完整性就越难以保证。
也有极少数幸运的个例。2019年底，吴宁街道卢宅社区卢象高老人满百岁，他的侄子卢启源、儿子卢马胜，特意为他编了档案画册《风雨人生铸忠魂——老兵卢象高的百年风雨历程》。画册详细记录了卢象高负笈求学、远征印度、上海谋生、水电建设、下放回村、安度晚年的完整历程，还附上了老人各个时期的老照片、各类证书和奖章的照片等，以及部分具有特殊意义建筑的老照片，资料之完备，令人欣慰。
“我叔叔把自己的档案资料保存得很好，我爸的许多资料就在十年动乱中因抄家而被销毁了。”说起此事，卢启源很是遗憾。“父辈们经历了社会鼎革和几场战争，经受的磨难烙着时代的印记。我叔叔的经历尤其富于代表性，所以我们萌生了利用他的档案资料做画册的想法。这既是为老人家送上百岁寿辰的礼物，也是为让后代记住家族的一段历史。”这段制作家庭档案的经历，也可视为卢启源编纂《卢宅百年风云》宗族人物档案的“实习”。
葛建玲建立家庭档案的过程可就曲折得多。为了真实反映父亲葛崇明的人生经历，她先整理了自己既有的资料，又发动兄弟姐妹们收集，还在网上旧书店里寻找，甚至发动学生们帮忙。踏破铁鞋之后，她在浙江大学图书馆找到了父亲的学籍登记表，在网上旧书店中淘到的一本国立浙江大学学生花名册中找到了父亲的名字，又在延安市人大和政协找到了父亲的其他资料。最让她欣喜的是，经四姐葛建利翻箱倒柜，找到了葛崇明手写的一份小传，但好多处已被虫子蛀出洞眼。“父母亲虽然晚年和我在一起的时间最长，也常给我讲一些他们的故事。但我现在想起来，还是非常懊悔，责怪自己当初为什么没有花更多时间去详细了解、记录他们的人生经历和感悟。所以，这本书的局限性还是非常大的。”
这样的感慨并非独家。市民周新娥娘家在马宅镇雅坑村，2017年，市委党史研究室为编纂《百村故事》而派人采访她，她搜肠刮肚回忆小时候的村庄格局和传说故事，萌生了为父母撰写回忆录的念头。“为了解周氏家族的渊源，我开始查家谱做记录，却发现家谱中错误太多，至今都搞不清东阳周氏族祖的生卒信息。”周新娥说，她以前总是嫌自己的母亲唠叨，“老是说从前的事，现在却想听都听不到了，想问也无处问了！”此事遂成“赋得永久的悔”。
被完好无缺地珍藏，固然是种幸运；通过百般搜寻而拾遗补阙，让浮沉世间的旧物成为历史的载体、记忆的触媒，也是一种欣慰。现实中，更多的却是因为无意识忽略而留下的遗憾。“必须注意的一个现象是，许多人都是在长辈去世后才认识到家庭档案的重要性。其实，这项工作不嫌早。” 市委党史研究室（市档案馆）分管档案工作的副主任张敬说，省档案馆拟将《生命印迹》一书征集入馆，充分肯定了葛崇明后代建立家庭档案的举动。她同时提出，家庭档案也是和时间赛跑的事业，当一名真诚的倾听者、细心的收藏者、热情的记录者，是做好家庭档案的前提。
承家风，续传统，家庭档案的和谐功能
不可否认，当下人们的家庭档案意识还处于萌芽阶段，创建技能的缺乏也限制了更多有价值的家庭档案的问世。“我们鼓励市民在撰写家庭回忆录的同时，注重实物的收纳归类，除了常见的老照片和票证之外，对许多有纪念意义的物品也不妨多加收藏，比如日记本、账簿、藏书等，随着社会发展变化，甚至可以用视频记录日常生活工作场景。”市档案馆接收指导科科长彭期兰说，年代感、个性化、唯一性是家庭档案收集的标准，对旧物尤其是遗物要抱持敬惜心理，专门收纳。在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各地博物馆纷纷举办历史成就回顾展，旧物市场上许多有年代感的老物件供不应求。而在家里，通过适当地摆放装饰，许多旧物件可以融入当下生活，成为一种特殊的家庭档案利用方式。
制作家庭档案，其功能是否只有供人回忆和凭吊？答案是否定的。
“家庭档案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它有利于传播精神文明，提升家庭美德和文化内涵，比如通过整理家谱、家史、家训、自传等，可以提炼出独特的家庭文化。尤其是家庭成员的职称证书、荣誉证书等，直接反映了家庭成员的业绩，是对子女无声的激励和引导。”市档案馆保管利用科负责人张金芸分析道，档案构建记忆，有国家记忆、社会记忆、集体记忆、个人记忆，而家庭档案是构建这些记忆不可或缺的重要载体。
“通过对父母人生经历的挖掘整理，我们能感受到他们强烈的家国情怀，也深深地体会到父母对我们的正确引导和教育，为我们植入的‘大孝’理念。”虽然兄弟姐妹9人分处上海、衢州等各地，但只要老家建设有需要，葛建玲他们都会把这份“大孝”投注于老家，至今已为东阳和葛宅捐资32万余元。而卢启源也从叔叔的档案画册受到启发，除了为从民国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后百年间卢宅名人编撰传记之外，还在筹建卢宅文史馆，把家庭的记忆拓展为家族和整个村庄的历史抢救、保护和利用。
家庭档案的建立是新时代拓展档案资源建设的新课题。据悉，接下来，市档案馆将有计划、有选择、有重点地将家庭档案列入征集范围，进一步丰富馆藏档案的种类和数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