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对等理论在翻译过程中的应用：基础英语阶段翻译中的语境迁移及重构
功能对等理论在翻译过程中的应用：基础英语阶段翻译中的语境迁移及重构按照伦敦功能学派创始人J. R. Firth的观点，言内语境即在语言层面的语境因素，既包括“近境”，如文章或言谈中词与词、句与句之间的搭配关系，也包括“远境”，如段落与段落、篇章与篇章之间的呼应关系（李龙泉，1998）。正是这一系列包括篇内衔接、篇际制约和线性序列的“语境化线索”将上下文联系起来，前后相互映衬、共同生发，才构成了特定的表达意义的有机整体。在翻译中，如果译者不能根据两种语言在指称、语用等习惯上的差异并做出适当的迁移和重构，信息的解码、编码过程就会缺少连贯性而造成语义缺失，并引起交流障碍。二、言内语境的迁移及重构一、引言语境（context），即语言使用的环境，是语用学、社会语言学等学科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自从英国人类学家Malinowski 1923年首次提出这个术语以来，经过几代语言学家和学者的发展与完善，目前通常将它细分为言内语境（context of co-text）、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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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巍
摘要：基础阶段英语学习者的翻译能力普遍较弱，课堂教学中也不重视翻译训练。本文认为，着重培养学生在翻译活动中的语境意识，将原语语篇所依赖的语境移入译语语篇的生成过程，才能真正做好翻译并实现译语语篇和原语语篇之间的功能对等，从而提高学习者的翻译能力。
关键词：翻译；功能对等；语境；迁移
一、引言
语境（context），即语言使用的环境，是语用学、社会语言学等学科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自从英国人类学家Malinowski 1923年首次提出这个术语以来，经过几代语言学家和学者的发展与完善，目前通常将它细分为言内语境（context of co-text）、情景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和文化语境（context of culture）三个由外至内呈对立统一的层次：文化体现在具体情景中，而情景决定语言形式的选择。它们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共同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语境无法独立存在，它总是以某种语义潜势依附于一定的语言结构上，“无论是原语语篇的解读，还是其后目的语语篇的生成，都是在构建相应的语篇语境的过程中完成的”（刘兴林，2005）。或者说，原语语码所承载的真实信息，只有在穿透语境的层层包围，经过滤、限制、补充后才能到达信息接受者。英国翻译理论家Newmark也肯定了语境在翻译活动中的地位，认为其重要性超过了任何法规、理论或基本词义。可见，要真正实现翻译“最切近的自然对等”，译者首先必须做出与原作者意图相一致的语境假设，在充分考虑译者与原作者之时空“延异”关系的基础上对原语语境进行动态的迁移甚至重构，以确保语境等值。只有两种语境之间真正匹配、顺应，才能使译语文本具有“多重性”与“互文性”，最终达成“文本重构”（Davis 2004）。因此，本文拟从言内语境、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这三个方面着手探讨基础英语阶段翻译中语境迁移及重构的具体问题。
二、言内语境的迁移及重构
按照伦敦功能学派创始人J. R. Firth的观点，言内语境即在语言层面的语境因素，既包括“近境”，如文章或言谈中词与词、句与句之间的搭配关系，也包括“远境”，如段落与段落、篇章与篇章之间的呼应关系（李龙泉，1998）。正是这一系列包括篇内衔接、篇际制约和线性序列的“语境化线索”将上下文联系起来，前后相互映衬、共同生发，才构成了特定的表达意义的有机整体。在翻译中，如果译者不能根据两种语言在指称、语用等习惯上的差异并做出适当的迁移和重构，信息的解码、编码过程就会缺少连贯性而造成语义缺失，并引起交流障碍。
为便于展开相应的探讨和论述，我们不妨把言内语境再细分为词际、句际和段际三个板块。
（一）词际语境的处理
词际语境的直接意义和间接意义线索相互作用，不仅制约着某个词的使用场合和机率，更能有效排除那些无法存在于该语义体的潜在义素，如同音异义和一词多义现象。以“They incite him to go into further investigation.”和“The soldier was shot for inciting his comrades to rise against their officers.”两句中的“incite”为例，前者参照“go into”和“further investigation”等词语，译作褒义的“鼓励”，而后者参照“was shot”和“rise against”等词语，译作贬义的“煽动”。既然任何词语只有进入一定的搭配或修饰等规律性组合关系中才能确定意义，译者首先必须要将这些外围词所构建的提示性信息转移到译语语篇中去。然而，由于不同语言之间的语义场存在偏差，原语语篇中某个词的概念意义和关联意义并不能在译语中做出精确的转换。这在动宾搭配、定语修饰，包括量词结构中都十分普遍。对词际语境的研究，不仅仅指孤立、静止的词义，而要充分考虑语篇中前后词与词在组合时对语义认定产生的影响，并做出动态的调整和转换。
（二）句际语境的处理
受“汇集型”抽象思维的影响，英语表达经常将主客体严格分开，不仅用抽象名词作为句子的主语，还以重心前置的方式把判断或结果放在句子最前面，把一些客观描写放在后面；而汉语则习惯于分散的具象思维，多用人称代词作为叙述的主语，在摆明事实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属典型的重心后置（陆永岗，2013）。以“No beverages are served with meals because they interfere with digestion.”和“If you have a feeling of wanting to throw up after taking this drug please stop it immediately.”两句为例，为保留原语文本语义的连贯性，译者在把握两种语篇生成机制的基础上，灵活转换词性并调整词序和句序，以线性序列对话语做出先后安排，分别被译成“正餐时不供应饮料，饮料会影响消化。”“服药后有呕吐感，请立即停止服用。”同种句式在不同的语言中并不一定表达相同的含义，如果翻译过程中无视这些差别，盲目照搬、模仿，不仅会曲解原意，而且会显得不伦不类。如果我们能熟练利用连词、前指、自指、省略、对比、比较、重复、代替和结构相似等词汇手段或语法手段所实现的篇内衔接和依据上下文的逻辑-语义关系对表达做出先后安排的线性序列，做必要的句群研究，就可以摆脱相对狭隘的句义信息。
（三）段际语境的处理
这里的段际语境不仅包括段落，还包括由段落组成的篇章乃至更高的层面。由于语篇要受其谈论的主题、使用的文体类型等语用风格或是情景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即篇际制约，针对那些通过词组或上下句语境仍然无法推测出的意义，段落或篇章可提供有效的参照。以时态为例，与在英语中是个语法范畴的形态问题不同，在汉语中它却只是个意念问题，因此在翻译中很难保持一致。如“他来了。”这个简单句，它所对应的英文表达至少有“He is coming.”“He came.”和“He has come.”等三种句式。为了准确地反映当时的场景，我们只有通读整个段落、甚至整篇文章，前后作多方位的参考、比照，才能确定准确的所指，这就是所谓的“大语境性”。同样，以萧乾翻译的《好兵帅克》为例，原著中的主人公是名普通士兵，每次对长官敬完礼后必先说“Sir”，喜剧性十足。萧乾并没有按字面意思译成“先生”，而把它做出语境顺应，译为“报告长官”，既切合人物的鲜活形象，又保留了原作者的讽刺笔调。显然，语境与语言在更大的平台上完美地碰撞，更有利于译者完整而又深刻地把握信息，生成表现力更丰富的译文。
尽管言内语境具有单一性、局部性、言辞性和规定性等特点，但语言形式意义的确定绝不是像“对号入座”那样将原文逐字逐句转换成译文那么简单。只有摆脱原语语言的外壳，进入语言的“意义”层面，才能重构适合的语境去协调原语作者和译文读者之间的差异，减少他们之间的沟通障碍，从而最大程度地保持言语意义的等值。很多时候，译语语码形式上的不一致恰恰是译者根据具体语境所进行的积极适应，以表面上背离原语表达规范的形式维持语用内涵的连贯性，而这种连贯性和相关性正是语码等效转换的基本条件（陈艳芳，2010）。
三、情景语境迁移及重构
情景语境即言语行为发生时的直接环境，体现了语言符号在特定条件下的语义潜势，用H. D. Lasswell的公式就是：“Who say what in which channel to whom with what effect?”（谁讲了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对谁讲了，起到了什么效果？）（Nord 1991）后来，该公式又被增加了“When? Where? Why? How? ”语言使用的相关因素得到进一步完善。Gregory（1980）认为建立等效语域是翻译活动中的一个要素，也是衡量可译性的重要尺度，译者只有仔细研究原文的意义选择程式特点，使其语域特征在译文中再现，才能构建等效的译语。因此，出于优化译语选择的目的，译者应尽可能地把原语行为模式纳入译语读者习惯的理解范畴。
情景语境通常又被称为语域（register），包括语场（field）、语旨（tenor）和语式（mode）三个相映相称、又相互制约的变项。原本，它们在语篇的构建中是融合在一起的，但笔者为了方便论述，下面将逐一分解开来进行讨论。
（一）语场的处理
语场即语篇所作用的整个事件，又叫做“情景主题”。为保持译语语篇跟原语语篇在话题上的一致性，首先必须确定所谈及或描述的社会活动有什么性质和特点。鉴于语言多反映了一个民族习惯性的思维路径和思维定势，某些使用率和突现度高的词句可作为判断的依据，如“Once upon a time ...”和“Can I help you?”等，前者多用于故事（多为童话或寓言）的开头，而后者则多出现在服务行业人员与顾客的对话中。当然，由于认知环境的差异，同样的语用目的也可能用截然不同的表达方式来实现。比如，中国人打招呼常说：“你上哪儿去？”“你吃过饭了吗？”翻译时必须明白它们仅仅是些客套话，并非真的关心别人的去向、饿不饿，完成了这个环节，在英语找到诸如“Hi/Hello!”或“How are you？”等对应也就不难了。至于像“I’m busy. I’m preparing for dinner.”和“It’s time to go aboard.”这种信息不充分的句子，处理起来则相对复杂一些，因为时间、地点的理解不同，前者可能指午餐，也可能指晚餐；后者可能指上车，也可能指上船等。这就需要译者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对语义空缺做出补充，才能确保语场这个先决因素的一致性，避免跑题。
（二）语旨的处理
Poynton （转引自杨蒙，2006）认为，包含权势、接触和感情投入三个因素的语旨分别体现出权力平等度、接触的频繁度，以及情感的高低。为把握语篇中人物的社会地位及角色关系，译者必须对说话人当时的态度、交际意图和感情做出准确的定位，并让这些信息在译文中得到再现。例如：“今天饭菜不好，请多包涵。”这是中国人招待客人时表示热情、谦虚有礼的客套话。如果按照字面直译，西方客人恐怕无法理解：饭菜明明很丰盛，哪里不好呢？还需要包涵？显然，中国人际关系中过分自谦的习惯并不适合此处的场景。为此，在文化调节的基础上做出适当的语言选择，译作：“They are best dishes we’re able to prepare. Please make yourself at home.”才能传递出与中国人心理对应的信息。Verschuren把心理顺应看作语用学中顺应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可见交际双方的个性、情绪、愿望和意图等认知和情感方面的因素都不容忽视。类似的，中西方在恭维、道谢、致歉、告别等文化习俗上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译者只有对原语语篇中或明示、或隐藏的人际关系做出准确地判定，才能顺应当时的交际双方的心理世界，使译文更加贴切。
（三）语式的处理
作为语言交际的渠道或媒介，语式决定了修辞方式和语言风格等语言特征。根据原语语篇的表达效果在译语中选择对等的语式，可保证信息传递的畅通，让译语读者获得近似的感受。以鲁迅小说《孔乙己》中的那句“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为例，旧文人孔乙己为表明身份不同于普通百姓，连给孩子们分吃茴香豆时也不忘用变异的体式，杨宪益先生把握了这种心态，将其译作：“Not many I do assure you. Not many nay not many at all.”巧妙地以古体词“nay”与“之乎者也”的腔调保持一致。相对于直观的词法句法，隐性的重读、停顿、声调和音长等语音语调信息更值得注意。例如：A: It’s lovely weather isn’t it? B: Lovely weather isn’t it? 如果B采用升调，就意味着他愿意与A攀谈；可如果采用降调，则表明他没什么兴趣，想结束寒暄（牛强、陈林华 1999）。即便是同类型的体裁，其语篇结构形式也会有所差异。译语的语式绝不能从原语中生搬硬套，尤其是那些像反语讽刺、言不由衷等特殊情况（在此不作赘述），更是需要多加推敲，以形式上的不一致来实现语义内核的保真。译者只有充分依赖原文存在的情景语境并在译文中表现出原文的语域特征，才能实现原文和译文语域的对等，才能做出恰当的转换。
翻译与语域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人们一旦在语言学习中掌握了语域理论的基本规律，就能根据语境预测语篇，也能根据语篇预测其发生的情景，甚至可以作为描述某些超语言因素“意义转换”的规范。只要我们把这些语境因素加以分析，就可看出语篇所反映的主题以及作者的观点和语篇本身的文体特点，而给语篇翻译提供客观性的理论依据。根据Martin等学者提出的“行为变通能力”（behavior flexibility），“交际者必须在不同交际场合和情景中做到不拘一格，灵活机动，圆滑变通，以适应各种不同的场合”（贾玉新，1998）。
四、文化语境迁移及重构
文化语境是某种语言赖以植根的民族思想和行为准则的总和，包括人文历史、自然地理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等等。作为人类行为模式的深层结构，它以一些较为固定的交际图式存在于大脑中，对语言符号的编码与译码都起到规范和制约作用，使同样的字面意思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产生不同的理解，造成语义的缺失或增加。因此，译者应充分考虑译语受众的理解力和接受力，根据不同的文化语境做出顺应性的重构，或凸现、或调整、或屏蔽相关语境因素，“将一种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中言语的意义与内涵再现于另一种社会文化背景中”（张泽乾，1998）。
文化语境翻译的理想状态是使原语语篇的文化内涵在译语中得到再现，但文化对等通常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目前，较为可行的文化语境迁移或重构手段主要包含三种：
（一）文化直入（the Go-ahead Model）
根据Venuti提出的反翻译论(counter-translation)，译文应该在形式和内容上完全忠于原语语篇，如此可避免译语文化取代原语文化的沙文主义倾向，保留原有的鲜明文化身份。这对于那些三言两语难以阐述的精神深层文化语境尤为适用。以《红楼梦》的英译本为例，为准确传递原著中诸如社会政治制度、民族文化心理等精妙内涵，杨宪益夫妇尽量保留了小说主线“红”的文化意象，首先是书名译为“A Dream of Red Mansions”，虽然“red”一词难免在西方读者中引起困惑，却恰恰象征着贾家的兴旺，也象征着贾家对其后裔宝玉的希冀。再看“怡红院”和“怡红快绿”，因宝玉的住处有红色海棠花，而黛玉所居的潇湘馆有绿色竹子，本身就包含了“红男绿女”的意味，分别被译作了“Happy Red Court”和“Happy Red and Delighted Green”，不仅与原语语篇的文化意象相呼应，又达到了文化“异质”传达的目的（魏晓红、李清源，2010）。尽管在Bassnett看来，把原语文化中的价值体系强加给译语文化是很危险的，可适度的距离感和陌生化效果既是对原语文化的尊重，也是对译语读者理解力和接受力的充分信任。
（二）文化诠释（the Annotation Model）
对于那些包含着浓厚民族色彩、解释起来又不怎费事的文化信息，比较可行的是直译加注或释义等方法，既可传递出原语特有的民族文化内涵，又可实现译文表达方式的动态适应。按照这种对话式交际模式（又叫双翼式模式），双方相互独立，同时又相互依存，各自异同都被承认、尊重，即使二者融合后，也都可保留各自的个性（贾玉新，1998）。以《论语》中的经典文化意象“君子”的翻译为例，它本义是“有道德，有操守的人”，却又远不止于此。倘若直接译作“gentleman”，原有的历史文化意蕴将会丧失殆尽，而以拼音加注的办法译作“Junzi”（a man of moral integrity），不仅能实现文化保真，又便于西方人所理解。同理，由于“阴”、“阳”二字是中国宗教文化所独有，作为道教标志的“阴阳八卦”在英语文化中根本没有对应。为了保留独特的宗教文化意蕴，它们也只能采用音译加注法，译作“Yin”和“Yang”(opposite principles or forces existing in nature and human affairs)。如今，由于该译法照顾到了不同语言之间语义场的偏差，能有效避免词不达意、形合意离所引起的歧义，已成为一种相当有效的文化传播手段。
（三）文化归化（the Adaptation Model）
由于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对客观事物的感受以及社会经历等方面都有很多相似之处，对于那些体现文化共性的物质表层文化语境而言，只需通过直接文化归化式的信息转换，便可达到顺应的目的。以屈原的《山鬼》中的那句“被石兰兮带杜衡”为例，香草“石兰”跟英语中的“wild dianthus”（石竹）大体对应，又考虑到“dianthus”的词源（Dios of Zeus anthus flower）及其引发美好联想的希腊神，则如此译法不仅意境优美，有益于提高译诗的文学价值，而且基本实现了文化对应（王宏印，1998：32）。又如《诗经·有女同声》篇里有一句“有女同书，颜如舜华。……有女同行，颜如舜英。”其中“舜华”和“舜英”同指“芙蓉花”，译成“like a blossom”、“like a flower”即与“花容月貌”等效（汪榕培，1997：218）。显然，译者必须深入研究原语文化背景，对文化标记的真实含义作深入透彻的了解，才能积极做出顺应，正确选择词义和表达方法。倘若脱离原语文本，偏重于主观随想式的单边理解和独家解释，则终会将语言交际引入巴比塔式的窘境。
作为“文化使者”的译者所能做的，就是使自己的思维运作以原语认知环境为基础，以尽量促成文化语境的动态顺应，最终实现两种语篇之间在语用功能上的对等。尤金·奈达说过：“就成功的翻译而言，译者的双文化功底甚至比双语言功底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起作用的文化语境中才有意义。”译者在唯有想方设法超越文化差异，才能用译语传达出原作的文化信息，得出既保证语义等值又能为读者所接受的译文。
总之，在举国应试教育体制的大背景下，当前基础英语教学只重视条条框框的语法知识，对翻译理论及实战技巧基本很少涉及，这也直接导致了广大学生进入高校后语言能力不足，出现高分低能的普遍想象。而将传统的语法教学转变为翻译教学，并将语境理论引入到日常的英语教学活动中，不仅能加深初学者对英汉双语文化的理解，从而更好地掌握语言之本质及内涵，还能使学习语言知识与实际生活接轨，在实践中得到巩固和深化，其积极作用和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五、结语
翻译是一个在不同意识下不断选择、结合各种语境因素不断优化的过程，其质量的高低不仅仅在于语言符号的转换策略，更取决于交际双方对言内语境、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等语言内外因素的共享程度。语境对文字意义的确立往往是在多维度、多层次的联系中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来完成的。不同的语境因素可以左右语言的选择，改变话语的意义，但它们又必须经由译者的认知活动加以激活，才能够在交际中发挥功效。需要指出的是，在不同的多维语境融合条件下，翻译活动中没有主导文化和从属文化之分，既忠实于原语文化，同时兼顾译语读者的接受力和理解力，才能实现“翻译的和谐性”，保证跨文化、国际交流的成功。
注：本文系重庆文理学院校内科研一般项目“英汉互译中功能对等的实现途径及策略研究”（编号：Y2011WY38）的部分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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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xtual Transference and Reconstruction in Elementary English Translation——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unctional EquivalenceYang Wei
Abstract: The translation abilities of English learners in basic education are generally poor. The emphasis placed on translation teaching is not enough.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strongly suggests that teachers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students’ context awareness and ensure the context generating the source text be transferred and reproduced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of the target text so that a good version as well as real functional equivalence between the target text and the source text would then be achieved.
Key words: translation; functional equivalence; context; transference
（本文首次发表在《基础教育外语教学研究》201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