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岁月1946-1949的记忆：大平原二百八十二

北大岁月1946-1949的记忆：大平原二百八十二1992年我考上了镇中学，离家比较远。家与学校其实就是隔着一条沟盘河，只是中间没有桥，需要绕行另一座桥才能到学校。中学三年，我也忘记怎么捱过来的了，每天天不亮，母亲早早的做熟饭，吃完早饭就约上同伴骑着自行车往学校赶。中午是不能回家的，必须带着馒头和咸菜，够吃两顿的，因为还要上夜校。如果住校，就必须多带点，或者买饭票。每周三、五年才放一次假，让回家捎生活用品。像经常回家的学生，就怕遇到雨雪天，车子陷进泥窝，只能人扛着车子走，根本没法骑。我算是比较幸运的，大姑家就在学校附近，遇到天气恶劣，我就会在大姑家住下留宿。大姑非常慈祥，对我疼爱有加，只要住下，就给我做好吃的。表哥表姐对我也是十分照顾，感情颇深。北方十冬腊月，沟盘河结了厚厚的冰，我们好多伙伴就从冰上步行，这样不用绕大圈了。摸着黑，踩着河冰，沿着田间的小路向南走2公里就能到家。1988年，我们小学搬到了宽敞明亮的新校区，红砖瓦房，崭新的课桌

追忆上学的时光

程建柱

每逢静下心来，我就会回味过去上学的那一段段美好时光。

我们弟兄四个，我在家排行最小，与老三是双胞胎。不知什么缘故，人家都是八岁上的一年级，我和三哥九岁才上的一年级，比别人整整晚上了一年。后来一寻思，大人可能考虑岁数大点，更有利于学习。

村里的学校离家很近，就建在村子的中央，四排土坯房。教室内的课桌是砖垒起来水泥板，座位都是学生自个从家里带来的小板凳。对于学习，我是非常喜爱的，在没上学之前我就会算10以内的加减乘除了。从上一年级后，我每门考试成绩都在班级保持前三名。一年级上学期，我领到了学习生涯的第一张奖状，心情特别激动。一路小跑拿回奖状，父母高兴的不得了，赶紧张贴在屋内东墙显眼的位置。从小学到初中，除了年画之外，屋内的整个墙面基本上都张贴着我的奖状。由于学习成绩好，我在一年级还当选了少先队中队长，两道杠的那种，也算是个小官官。

1986年家庭条件比较困难，我上学连个像样的书包和文具都没有，书包是哥哥念书替下来的，文具盒则是家里开药铺的同学送给我的药盒子。由于自己年少无知，只要学校收费用，根本不理解当时家庭的状况，更不懂得父母的愁与苦，一放学回家就催促着要钱。学杂费、书本钱等费用也是一拖再拖，往往是最后一个才交上。现在想一想，当时的父母实在是太难了，在农村拉扯着四个孩子，实属不易。

依稀的记得八九十年代的学习模式与现在截然不同，一至三年级一天六节课，早上两节课后，放学回家吃早饭，然后再上两节课就放学，中午回家吃个窝头沾虾酱或者咸萝卜条，能吃上馒头的就是条件好的，下午再上两节课就放学了。放学后都是回家帮大人干庄稼活，去地里割一筐草回来，再把作业完成。四至五年级大一些的学生就需要上夜校，也就是两节自习课而已。上夜校相对自由些，只要老师不在场，教室内乱哄哄的，没通上电之前，大多数都带着自制的煤油灯，点蜡烛的毕竟是少数。一上晚自习，就像盏盏一小桔灯，照亮了整个教室，装载着光的白墙，影子在上面慢慢摇晃。男生与女生相处比较保守，男生与女生如果是同桌，中间肯定划个分界线，胳膊肘互不相让。

1988年，我们小学搬到了宽敞明亮的新校区，红砖瓦房，崭新的课桌板凳，学习环境彻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学校地处村东场院地，面积宽广，学校后面的打麦场就成了操场。后来，随着周边房屋盖起来，将学校合围起来，只有进出大门的一条通道了。这所学校不仅是我的母校，也是我女儿的母校，二哥、二嫂曾在这里执教数十年，我的多位老师、同学也先后在这里任教，担任校长。我曾在这所小学度过了难忘的五年学习生涯。每年的六一儿童节，我都多次参加班级组织的小合唱，演唱红色经典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学习雷锋好榜样》……没有校服，班主任就让表演学生家长自己购买颜色一样的服装。节日当天，学生们穿上白衬衣、黑裤子闪亮登场，鲜艳的红领巾迎风飘扬。整齐划一的队形，动人的旋律，赢得了师生的阵阵掌声和好评。当时有个同学唱的《热恋的故乡》《回娘家》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992年我考上了镇中学，离家比较远。家与学校其实就是隔着一条沟盘河，只是中间没有桥，需要绕行另一座桥才能到学校。中学三年，我也忘记怎么捱过来的了，每天天不亮，母亲早早的做熟饭，吃完早饭就约上同伴骑着自行车往学校赶。中午是不能回家的，必须带着馒头和咸菜，够吃两顿的，因为还要上夜校。如果住校，就必须多带点，或者买饭票。每周三、五年才放一次假，让回家捎生活用品。像经常回家的学生，就怕遇到雨雪天，车子陷进泥窝，只能人扛着车子走，根本没法骑。我算是比较幸运的，大姑家就在学校附近，遇到天气恶劣，我就会在大姑家住下留宿。大姑非常慈祥，对我疼爱有加，只要住下，就给我做好吃的。表哥表姐对我也是十分照顾，感情颇深。北方十冬腊月，沟盘河结了厚厚的冰，我们好多伙伴就从冰上步行，这样不用绕大圈了。摸着黑，踩着河冰，沿着田间的小路向南走2公里就能到家。

三年初中生活是我人生的转折点，我们是第一届新生，是从几个联中合并过来的。当初学校刚刚建完，门窗还未来得及安装玻璃，没有一个完整的院子，只有几排教室孤零零的矗立在那儿。我们初一新生每天都有一节劳动课，就是在各自卫生区域大扫除，捡垃圾，除杂草，保持院落整洁。初一六个班，到了初二又分快慢班，初三又重新合并，这样认识的同学更多了，我们的毕业照也是比较特殊的，三个年级的同学分别拍了一张作为留念。我在中学的成绩一直保持前十名，语文、政治是我的强项，作文常常被老师当作范文在课堂宣读，政治考试基本上名列前茅，而且还在初二担任过班长一职。中学的元旦联欢会是非常精彩的，每年班级都会出节目，一个男同学穿着绿色军大衣，留着中分头，登台演唱的《水手》一下子火遍了整个校园。后来由于中学合并，这所建校16年的学校在2008年8月份正式退出了育人舞台。

1996年初中毕业，我考入了阳信三中，中途辍学。先后打工、开店甚至摆地摊，经历了许多的坎坷与挫折，但我从没有气馁，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上学的那段时光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久久不能挥去。我也是即将奔五的人了，同学们建立了微信群，彼此通过微信保持联系。毕业26年，我曾组织过两次小范围的同学聚会。自从疫情发生后，同学聚会一直搁浅。岁月不饶人，在一些升学宴上见到了未曾谋面的老同学，从青葱岁月到不惑之年，青丝夹杂着白发，皱纹爬上了额头。举起酒杯，久久不能释怀，眼神里充满了无奈与感叹，一口饮尽杯中愁。

2021年秋季，几处小学全部合并到了镇上，只保留幼儿园。每次路过小学门口，我都会不经意的看一看，那所我深情眷恋的母校——东风小学。

作者：程建柱，1977年8月出生，山东滨州阳信县，在阳信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办公室从事文秘、宣传工作，系市作家协会会员，县作协副秘书长，所撰写的散文、诗歌以及新闻稿件在《人民公安报》《大众日报》《山东青年报》《齐鲁晚报》《滨州日报》《渤海》《校园文艺》《梨乡文艺》《阳信通讯》《山东文学》《大众网》《西部散文选刊》等报刊媒体及《滨州文学》《齐鲁壹点》《齐鲁文学》《滨州网》公众号发表作品达千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