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不论善恶只当平常：世人永远需要智者的叮咛智者的代价是浩瀚的痛苦
智者不论善恶只当平常：世人永远需要智者的叮咛智者的代价是浩瀚的痛苦李泽厚后来回忆说：“一辈子喝醉过一次酒，就是和表姐失恋，其实是单恋。以后再没有醉过。”学术上春风得意，感情上却陷入泥淖，单恋表姐（毕业于武汉大学，在北京工作，时已婚）失败后，李泽厚主动向单位坦白，被开除公职、留用察看，就在将被“发配”到内蒙古时，恰好王朝闻编《美学概论》，借走了他，才算渡过一劫。贫贱可作牛衣泣，咫尺天涯恨不同。1959年冬，李泽厚写下这首诗。据杨斌先生《挂帆千里听涛声——李泽厚诗歌释读》一文钩沉：当时李泽厚已结束从1957年12月到1958年冬的下放劳动（在河北省赞皇县黄连沟），出版了《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
◎唐山
半载春欢如白云，十年悲苦竟无痕。
身惊弱客偏多蹇，魂为强思总一囤。
此日已休言科第，他年难卜共晨昏。
贫贱可作牛衣泣，咫尺天涯恨不同。
1959年冬，李泽厚写下这首诗。
据杨斌先生《挂帆千里听涛声——李泽厚诗歌释读》一文钩沉：当时李泽厚已结束从1957年12月到1958年冬的下放劳动（在河北省赞皇县黄连沟），出版了《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
学术上春风得意，感情上却陷入泥淖，单恋表姐（毕业于武汉大学，在北京工作，时已婚）失败后，李泽厚主动向单位坦白，被开除公职、留用察看，就在将被“发配”到内蒙古时，恰好王朝闻编《美学概论》，借走了他，才算渡过一劫。
李泽厚后来回忆说：“一辈子喝醉过一次酒，就是和表姐失恋，其实是单恋。以后再没有醉过。”
“贫贱可作牛衣泣，咫尺天涯恨不同。”算不上千古绝唱，却催人泪下。12岁丧父，19岁丧母，21岁又送别了相依为命的祖母，李泽厚写道：“父母双亡，弟弟参军。时面对四壁，泫然泣下。事业未成家已空。”
李泽厚以为自己只能活到60多岁，因父母都没活过40岁。然而，他的生命出奇地漫长，其中包含了太多起起伏伏：80年代的青年导师，晚年“吃饭哲学”引发群嘲，著作权合同纠纷喧嚣一时，随手写文悼念金庸遭网暴……如今，一切终于结束了。
王国维先生曾悲叹：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果何为哉？李泽厚非词人，却有词人般的悲苦人生。毕竟，当一个民族准备挣脱历史的沉重枷锁时，永远需要智者的叮咛。可智者的代价是：必需独自面对无边浩瀚的绝望与坚持、苦痛与隐忍、痴心与浊水、放弃与坚持、愚昧与猛醒……
永志不忘，李泽厚曾经的启蒙，曾经的温和，曾经的关怀。忘了这一切，同样意味着背叛。
李泽厚的“时代背景”
今人看80年代，常误以为那是一个理想主义时代，这就忽略了它的躁动一面。
80年代国门渐开，获取新知的同时，也让许多人产生挫折感：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太大了。
当时美国平均每两人就有一辆小汽车，而当时中国，几千人也未必能有一辆车。我的初中、高中，学校都没汽车，小学倒有一辆，是摩托车改造的“狗骑兔子”，比今天黑“摩的”还土。
1983年，我在北京二环里上初中，特别注意了一下同学的衣服，全班四十多人均有补丁，连老师都有，还是那种臀部缝得像靶子一样的大号环状补丁，每次她转身写板书，都夺人二目。
“什么时候才能赶上外国呢？”这种挫折感外化成每天必有的抱怨，各种暴力随处可见——那时的北京，每个胡同似乎都有一霸，“几龙几凤”的江湖传说到处流传。
改革从来不是一帆风顺，必有无数反对、迷茫、失落、抱怨相伴。忽略了后者，前者就会变成童话。似乎改改思路，来一次头脑风暴，历史就“进步了”。哪个时代真的会是童话呢？每代人都有每代人无法越渡的烦恼。
时代困境不会直接在生活中呈现出来，而是以“微殖民”的方式，比如父母对孩子的冷漠、普遍不负责、一大堆“必须如此”、彼此的恶意……植入人的内心。中招者戾气横生，却不知怎么反抗，甚至不知道自己也成了困境的一个组成部分。
只有了解这个背景，才能真正了解李泽厚。他被人们接受，恰恰因为，他回应了那个时代的核心关切。
他激活了我们想象明天的能力
钱理群先生曾说：“回顾这几十年，我们现在能举出来有全局性影响的，也就是李泽厚，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
“全局性影响”是一个非常准确的说法。上世纪80年代，几乎所有大学生都在读李泽厚，因为他激活了我们想象明天的能力。
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在于人能想象明天，并据此而行动。每个人想象的明天都不同，所以人类的DNA如此相似，行为上却如此天差地别。可现代社会的困境是：我们都是批量制造的产品，从一生下来便被规定，必须想象同一个明天。
从幼儿园起，我们便被成人诱导，在“万丈高楼平地起”“必须打好基础”“勤能补拙”等一系列话语的压榨下，我们逐渐学会了厌恶自己、说谎、假装努力。相当时期，想象自己的明天是危险的，而“当科学家”的明天不符合所有个体的感受。随着真实感渐行渐远，自我亦随之消逝。
其实，在当年的大学校园中，《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的影响更大，尤以《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最火，很难描述第一次读到它时的震撼。
一是《论语》刚解禁，大学生基本没读过。
二是从那些道德金句中，很难梳理出思想脉络，不觉得它比《小学生行为守则》高明。
三是不认为古代思想对今天有用。
正是通过李泽厚的这些书，大学生们才第一次思考本体——它不再只是回答世界本原是什么，比如世界是物质的，还是意识的；而是深入思考世界的底层逻辑，它带有东方哲学色彩。
佛经中说，牛马不知自己辛劳，猪猡不知自己肮脏，因为它们缺乏更高的视角，受困在自己的经验中。那么，我是否也要过牛马那样的一生呢？我的镜子在哪？我的没来由的烦恼、迷茫、苦痛，不正因我没找到自己的镜子吗？
李泽厚的书的魅力在于：能把复杂的东西讲得明明白白；能带读者发现此前没想过的问题，这些问题与生命息息相关。
沿着“美学”
这个方便之门
李泽厚与80年代思潮中的任何一派均保持距离，但他显然在启蒙主义的延长线上。
启蒙主义源自西方哲学，核心是相信理性。曾几何时，人类为维护道德、秩序、崇高感等，不等不依赖上帝、传统、圣人，凡人只能被动遵守它们划定的律条。可传统就是对的吗？圣人就是对的吗？那些律条是真是假？
康德说，启蒙就是人类从自己加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中解脱出来。
首先，被动遵守律条是一种不成熟的状态。其次，这种不成熟，是人自己给自己的枷锁。用康德的话就是：“一个时代绝不能缔结某种条约，以阻碍后来的时代扩展眼界、增进知识、消除错误。这将是一种违反人性的犯罪行为，因为人性的固有使命正在于这种进步。”
坚守理性，是李泽厚最基本的立场：“看中国还是要用‘理性’的眼睛。中国那么大、那么复杂，用别的眼睛都不行，用阶级斗争的眼睛、皇帝的眼睛、痞子的眼睛、道德家的眼睛，都不行。用简单的，情绪化的眼睛就看不清楚。”
从理性立场看，就会发现，太多Ideology（意识形态）是宗教的代偿品，诸多前提未经实证。李泽厚的高明在于，他不纠缠于惯常语境，而是别开新境。
于是，“美学热”喷薄而出。
真懂《美学四讲》的人有多少？真搞清美学是什么的人有多少？这其实不重要，沿着“美学热”的误会，李泽厚等学者塑造了全新的现代性想象——学习世界，兼容并包，重构自己。1978年到1987年，社会科学方面的译著达5000余种，大约是此前30年的10倍。
人们称李泽厚为“美学家”，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曾说，美学没多大意思，不建议年轻人学美学。
“美学热”而价值在于，它成功地置换了原有的语境，将一代人带到当代世界文明的最前沿。这对一代人精神成长的价值，怎么形容都不过分。
中立代价是两面受敌
80年代最美好处，在于它的开放性与世界性。
当时中国电影屡屡在国际上获奖，涌现出陈凯歌、张艺谋等大师级导演；中国文学也百花齐放，现代主义几乎所有流派，都在中国有模仿者，比如作家莫言，还有摇滚乐的崔健等。
这些不是某个人的功劳，但李泽厚居功至伟。他的书唤醒了一代人的自我意识，追求个体价值与融入人类文明主脉，成为时代精神的一体两面。
李泽厚并非新启蒙主义的领军人物，偏偏时代的聚光灯照亮了他的这一部分。
李泽厚试图保持中立、公允的立场，他赞同启蒙：“启蒙没有什么西化的问题，同是启蒙，英、法、美，就并不一样，但总的趋势就是推崇理性。现在中国不是理性太多了，而是理性太少。”与此同时，他也批评了启蒙带来的种种问题。
结果出乎意料：李泽厚一箭双雕地收获了两方面的批评。更麻烦的是，带着启蒙主义梦的一代人走出校园，却意外地发现，与现实根本无法匹配。
80年代是一个既新又旧的时代，结构性制约仍在，年轻人的机会并不多。陈规陋俗不会因思想批判而自动消解，在背后支持它们的不是合理性，而是利益。指出不合理，与解决问题，绝非一回事。
更何况，启蒙主义本身也有困境。
启蒙主义很容易滑向理性至上，当它失去约束时，贫富差距拉大、精英压榨大众、个人控制社会、危险技术失控等，都可能给人类带来伤害。
原子弹是没有正义感的，工具杀死了创造它的人，道德、情感、尊严、永恒之类，还有什么意义？沿着启蒙主义的路径，怎么也找不到约束理性的力量，只能不断创造新名词。
这是一个精彩的幽默：被启蒙后的人们看向世界时，却发现自己并没赢得世界的尊重，因为世界正在批判启蒙主义的偏颇。他们梦想走向现代化，可反现代化已成潮流。
李泽厚的真正敌手是消费主义
自上世纪90年代起，世界的种种纷纭与变化正来自反现代化思潮，用新启蒙主义视角去看问题，反而处处落空。
其实，李泽厚对启蒙主义并不完全信任，也从没接受过“新启蒙主义领军人物”的标签，他晚年提出情感本体论，认为狭义的形而上学（用思辨探索存在）正走向没落，他要用自己的方式拓展广义的形而上学（对人生意义和宇宙根源的探求），从而为时代开出新药方。
遗憾的是，在大众层面，这种努力没产生太多效果：
一是在尚未完全实现现代化的国家，谈现代化困境，未免陈义过高。
二是李泽厚提出了相关想法，却散见在他的各种文章中，并无专著，给人只是思想、并非哲学的印象。
三是在鸡汤派、历史粉、伪保守主义等的轮番滥用下，传统文化已千疮百孔到几乎所有人都能随意征用的地步，在此基础上谈“中国哲学该登场了”，很难取信于人，更像是为形而上而形而上，有被形而上诱惑之嫌。
四是未能回应时代的真问题，碎片化时代的痛苦具体而微，给出整体解释框架，远离了读者的真实关切，且在逻辑上注定四处漏风。
身处信息爆炸时代，以人类的智慧，在相当时期，可能都无法拿出全面的解决方案，人生问题越来越项目化，因为新问题不断涌现，今天上午的答案，下午可能就被推翻。
真正去读李泽厚“情本体论”，乃至“吃饭哲学”的人，寥寥无几，更不要说读懂了。人们只是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立场，便匆匆斥责。
李泽厚遭遇了真正的敌手——消费主义。
消费主义的本质就是取消意义，将每个人都变成原子化的人，被动接受资本的剥削。消费主义通过海量低质文字生产，将严肃创作挤到边缘。面对浩瀚的网络批评，永远不知如何才能讲清道理，当你开始言说时，他们早已逃遁，或沉浸在粗鄙笑话中。
无人倾听，思想者就会被堂?吉诃德化，坊间种种“段子”，正是这种集体无意识下的努力。消费主义最有力的武器是笑，通过编段子、讲故事、曝隐私、文字戏仿等，吞噬所有严肃、神圣。
李泽厚也没能逃过这一可怕的漩涡。
人应像人那样度过一生
“情本体论”真的那么不堪吗？
黑格尔在《美学》中提出，最理想的人生是“史诗式人生”，每个人做自己的英雄。随着英雄时代已逝，人们只能过“牧歌式人生”，或者“散文式人生”。
“牧歌式人生”虽缺乏高尚的理想和坚强的意志，但总还算自由，“散文式人生”则不同，看上去随意、轻松，其实除了生活趣味，再无其他，已落入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理性的监狱”中——我们成了自己喜欢看的东西、容易接受的东西、好玩的东西的囚徒。
在“不看太累的东西”背后，是自己的人生在埋单，让人一劳永逸地落入粗鄙、自我丧失中。
李泽厚试图开出一条路，让人们用审美的心境，挣脱“散文式人生”。其实，这种努力从《美学四讲》便开始了，可惜就算在“美学热”时，读出这种关切的人也不太多，何况“美学热”已转向“历史热”。历史是完全的形而下，它专注于具体，而非抽象，总结出的多是无法证伪的经验，但貌似合理的伪科学最契合碎片化社会——有理即可，无需深入追究。
碎片化给普通人以讲述的可能，抚慰了他们表演欲，所以铁矮人有冲动将碎片进一步粉碎。可表演之后，总还要有点什么吧？
还有什么，能比看到了明天，却在当下遭遇“此路不通”，更让思想者沉痛的呢？孔子去世前发出浩叹：“泰山其颓乎？梁柱其坏乎？哲人其痿乎？”
哲即大。明知渊深曰哲，知能辨物曰哲。
怀念李泽厚先生，是因为怀念一种整体性的人本主义的可能；是因为怀念被消费主义所消解、所污名化的一切；是因为相信此生不会虚度，总有一束光芒会带领我们前行；是因为不相信80年代的那份激情已死，它会浴火重生。
“一切终将归于虚无。但人还得活下去，如何活？‘知其不可而为之’，即仍然奋力前行，不负此三生有幸，不负于人类生存延续这个最大的实在和最高的价值。”先生教诲，永志不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