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水桃城区红色革命人物，当过列宁卫兵的衡水人

衡水桃城区红色革命人物，当过列宁卫兵的衡水人“扛大个”可是怂人干不了的活，挣钱全凭力气。所以报名验工时，老的不要，小的不要，身子瘦弱的不要。不是怕你扛不动，主要是怕你把货物摔坏了。吴柳桥当时十七岁正棒的时候，当天就上了工。搬运主要是从轮船上往下卸货。有成箱的，有成袋的，还有成捆的。将货物扛在肩后，有专人递给你一支长竹签，插在脖领里或叨在嘴上。货物扛到指定仓库门口时，把竹签换成小牌，证明你运了一趟货。晚上下工时，再拿小牌兑换现金。当年在天津码头上的"扛大个"的搬运工33年后的1950年，吴柳桥又回到了北京。这时他已被调到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任供管科科长，办公地点在中南海里。一天，对当年离开成衣铺一直耿耿于怀的吴柳桥，挎着盒子枪，带着两名战士来到当年的“庆森泰”号成衣铺，见到了已年逾古稀的舅舅。他装腔作势地把盒子枪往桌上一拍，问舅舅还认得他吗。舅舅戴上花镜自己看了半天，摇了摇头，表示不认识。吴柳桥笑着大声说：“舅舅，我就是

“不混出个人样儿来绝不见你”

中年时期的吴柳桥

吴柳桥，曾用名吴继亭，1900年8月16日出生在河北省枣强县西故县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兄弟姐们6个，他是老大。14岁那年，父母让他到北京西半步街“庆森泰”号成衣铺学裁缝当学徒。他本不愿干这行，可父母说，成衣铺的老板是他的亲舅舅，一定会得到照应。再说，学门手艺，将来好养家糊口。吴柳桥听了，就硬着头皮来到舅舅家的成衣铺当学徒。

谁想到，舅舅根本没把他当成亲外甥，与对待一般的学徒一样，整天让他干杂活。从早起倒尿壶，到扫地、打水、劈柴、笼炉子、做开水、续暖壶，攥煤球样样都干，稍有怠慢，轻则遭白眼儿，重则受骂挨打。尤其是根本不让他学手艺，甚至都不让他在旁边看。对此，吴柳桥对舅舅非常怨恨。一次，因为一点小事又挨到舅舅的责骂，不服的他与舅舅犟了嘴，恼怒的舅舅抄起鸡毛掸子朝他身上乱抽起来。吴柳桥也急了，夺过掸子给撅折了扔在地上。舅舅也气得浑身颤抖，指着他吼道：“不想学了是吧？不想学就给我走！”他听罢一跺脚，也大声嚷道：“走就走！以后不混出人样来绝不见你！”说完，脖子一梗，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成衣铺的门。

33年后的1950年，吴柳桥又回到了北京。这时他已被调到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任供管科科长，办公地点在中南海里。一天，对当年离开成衣铺一直耿耿于怀的吴柳桥，挎着盒子枪，带着两名战士来到当年的“庆森泰”号成衣铺，见到了已年逾古稀的舅舅。他装腔作势地把盒子枪往桌上一拍，问舅舅还认得他吗。舅舅戴上花镜自己看了半天，摇了摇头，表示不认识。吴柳桥笑着大声说：“舅舅，我就是当年从这里走出去的你的亲外甥吴继亭（吴柳桥原名）。我走时说过，不混出人样儿来绝不见你，怎么样？今天来见你了！”舅舅听了，吓得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吴柳桥怕真的把舅舅吓坏了，又变了一种口气说：“现在我还应当感谢你呀！没有你那顿打骂，也挤不走我，我也就参加不了革命，也就没有我的今天了！”

“到哪儿都凭卖力气吃饭”

吴柳桥赌气从“庆森泰”成衣铺出走后，身无分文的他先到了南苑。那时，南苑兵营里已成立了航空学校，并建起飞机场。吴柳桥在机场干了几天零工，又听说东郊火车站好找活儿，就又跑到东郊火车站。到那儿已经天黑了，没地方睡觉，他就偷偷地爬上一列停在地上的运煤的车厢，谁知刚睡着，车就开动了。就这样，他迷迷糊糊地来到了天津码头。第二天，就找了个“扛大个”（搬运工）的活儿。

当年在天津码头上的"扛大个"的搬运工

“扛大个”可是怂人干不了的活，挣钱全凭力气。所以报名验工时，老的不要，小的不要，身子瘦弱的不要。不是怕你扛不动，主要是怕你把货物摔坏了。吴柳桥当时十七岁正棒的时候，当天就上了工。搬运主要是从轮船上往下卸货。有成箱的，有成袋的，还有成捆的。将货物扛在肩后，有专人递给你一支长竹签，插在脖领里或叨在嘴上。货物扛到指定仓库门口时，把竹签换成小牌，证明你运了一趟货。晚上下工时，再拿小牌兑换现金。

就这样，吴柳桥在天津码头“扛大个”不到半年，觉着累没少受，可钱却没多挣。就打算离开这儿再找活路。一天，他看见一些工友正围着港口墙上看什么，也凑了过去。原来，大家正看墙上贴的一张告示。一打听才知道，是俄国人到中国来招募华工。从招募条件看，有相当的诱惑力。吴柳桥又动了心，心里说：到哪儿都凭力气吃饭。就这样，他毅然决然地报了名。那年是1917年3月，他刚好17岁。

知道了什么叫“革命”

吴柳桥与一同到俄国当华工的七八十人在一起，坐着闷罐子车来到东北满洲里。在车站呆了一天，又换上俄国的火车，到了远东巴布什金一个叫乌金斯克军服厂当工人。到这时他才明白，为什么报名时一再问他都干过什么，因为他说出了在成衣铺学过徒，这才把他分配到了军服厂。

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俄国正处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刚刚发生的俄国第二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使俄国的阶级矛盾极其尖锐。1917年3月，彼得格勒的工人开始举行大罢工，很快发展成为反饥饿，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沙皇专制的革命运动。革命在全国迅猛发展，终于推翻了沙皇专制制度。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工农群众成立了苏维埃政权，而孟什维克代表的资产阶级则成立了临时政府，形成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们准备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整个俄国处于战争笼罩之中。

吴柳桥就是在这样的革命形势下来到乌金斯克军服厂的。厂里有布尔什维克党组织，因此，军服厂里的工人阶级觉悟都很高。吴柳桥通过与工人密切接触，逐渐学会了简单的生活用语。第一次听到了什么叫“革命”，知道了“阶级”和“剥削”等新鲜名词，逐渐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知道了穷人为什么受穷，是因为受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只有革命，推翻整个资产阶级，工人阶级才能获得彻底解放。这些简单的革命道理，为以后回国投身中国革命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吴柳桥

十月革命后，苏联国内的经济、政治环境非常困难。为了支援前线，吴柳桥所在的军服厂挂起了醒目的红色标语“一切为了前线！”在这口号的鼓舞下，工人们干得非常带劲儿，情绪非常饱满。吴柳桥也在工人们的感召下，拼命地工作着。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要全力支援红军，多打胜仗，保卫革命胜利果实。

游击队中的“中国支队”，承担保卫列宁任务

1918年初，美、意、日、加及中国的北洋政府等协约国组成干涉军，在俄国远东海岸登陆，直接武装支援俄国白军，并扶植傀儡政权，发动武装叛乱。苏维埃政权正处在帝国主义和国内武装叛乱的夹击中。在这种形势下，吴柳桥响应布尔什维克党的号召，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军服厂，报名参加了乌金斯克游击队，成为了一名骑兵。由于他们班大都是和吴柳桥一样的中国人，被游击队称为“中国支队”。他们追击歼灭白匪，给前线红军送粮食和物资，拦截敌人运载武器的列车，打乱了敌人的作战计划。由于吴柳桥小时候就喜欢骑马摆弄牲口，没有马鞍的马他都能骑。再加上又会点武术，所以打起仗来非常勇猛。中国支队的骑兵也都像吴柳桥一样勇敢，白匪最怕骑兵中的中国人。当时负责列宁安全的捷尔任斯基非常佩服和信任游击队骑兵中这支骁勇善战的由中国劳工组成的骑兵部队，还特意将“中国支队”调往莫斯科承担过保卫和护送列宁的任务。在列宁身边工作的日子里，列宁曾多次与中国战士谈话，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因吴柳桥的俄语会话能力较强，便在谈话时主动给列宁当“翻译”。列宁还向吴柳桥学习“您好”、“吃饭”等常用汉语词汇。

在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到1920年底，彻底粉碎了帝国主义的联合进攻和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叛乱。苏维埃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马粪当宝贝

1921年初，苏联国内残匪与蒙古反动的封建主勾结在一起，想利用蒙古作为进攻苏联的基地。而当时年轻的蒙古革命军没有足够的力量对付白匪和反动势力。蒙古人民党向苏联请求军事援助，苏联红军即开始进军蒙古，吴柳桥也就随着奉命配合苏联红军的游击队赴蒙古作战。

从苏联营地到俄蒙边境的恰克图约有五百多公里。当时正是严寒季节，气温降到零下四十多度，到处是白雪皑皑。这里没有一棵树，也看不到一根草。晚上宿营时，只能躺在雪地上，铺得盖的都是雪。战士们肩并肩躺在一起，不时地左肩倒右肩的换着。有时候换晚了，就被冻在雪地上，身子僵硬得一动也不能动，只能由能动的战友帮忙拉起来。

他们追击白匪连续作战，经常几天几夜不能宿营，实在困了，就骑在马上边走边瞌睡。有时，瞌睡打得长点，就从马上栽到雪地上才摔醒，再上马接着行军。白天，雪光照得睁不开眼，大家都患了“雪盲症”，睁开眼就流泪。由于天寒地冻，战士们的脸上，手上都生了冻疮，被冷风一吹，钻心地疼痛。

部队最缺的还是吃的，带来的面包早就吃光了，只能用少得可怜的羊肉充饥，几十个人才能分到一只羊。不过，要想把羊肉弄熟了更不容易，因为雪地里根本找不到可燃物。他们只能用马粪作燃料。大家都围坐在马粪周围，把肉切成块放在点着了的粪堆上连烧带烤。马粪不容易着，大家就轮换着用嘴吹，本来长满冻疮的嘴再去吹燃烧的马粪，连冻带烤嘴都翻翘起来，十分痛苦。在这里，马粪成了战士们的唯一燃料，成了不可缺少的“宝贝”。

烧好的羊肉实际上是半生不熟的，里面还带着血筋，上面还沾着粪末，就闭上眼睛不顾一切的往嘴里塞，因为大家实在是太饿了。如果实在咽不下去了，就抓把雪放进嘴里，肉就着雪，囫囵着吞进肚里。吴柳桥就是在这个时候，因牙齿着冷受热不均，才三十几岁的年纪即开始掉牙，不到四十岁，满嘴的牙就都掉光了，同志们都笑称他“吴（无）牙佬”。

一块怀表的故事

经过三个多月的行军清剿，基本消灭了窜扰这一带的白匪，为进军蒙古的苏联红军开辟了一条通道。

一天，在临近蒙古边界，接到上级命令，要在这里召开一次全军大会，听说有一位从西伯利亚来的将军要给大家讲话。大家整理好军装，排好了队伍，静静地等待着。这时，只见一位骑着高头大马的将军来到了会场，迅速跳下马来走向讲台。原来，他就是赫赫有名的最高司令伏罗希洛夫将军。当时，吴柳桥排在靠前的位置，所以看的非常清楚。伏罗希洛夫中等身材，圆圆的脸庞有些消瘦。身穿浅灰色白尼大衣，佩着武装带，看上去有四十来岁，显得非常威武，伏罗希洛夫向大家讲了这次进入蒙古的意义和作战计划，并要求战士们遵守纪律，尊重蒙古人民的生活习惯。他的讲话声音洪亮有力并富有强烈的鼓动性，给吴柳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最令他难忘的还是将军讲话时不时地从上衣兜里掏出怀表看的动作。太令人羡慕了！他暗想，如果将来有了钱，我一定也买这样一块怀表带回国。

后来，这个愿望真的实现了，1930年要回国之前，吴柳桥身上已积攒了三十块大洋，他办的第一件事就是买了一块怀表。从此，这块怀表成了他一生的最爱。他回到老家枣强县西故县村后不久，便找到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并积极投入到革命斗争中。一次，敌人突然包围了村庄，吴柳桥怕被抓捕后怀表落入敌人手中，就把怀表藏在了老屋的房梁上。敌人撤退后，才又从房梁上把怀表取下来。1939年，吴柳桥奉命南下华中，因要穿过敌人的封镇线，他又怕怀表落入敌人手中，临行前就把怀表交给母亲收好。母亲知道这是儿子的心爱之物，就把怀表用油布包好。放进一个小坛子里，偷偷地埋在了院子里的一棵枣树下。这一埋就是十一年。当革命胜利后吴柳桥回到家中时，母亲才领着他从枣树下刨出小坛，取出了怀表。令人称奇的是，他拿起怀表随手上了几圈表弦后，这表又嗒、嗒、嗒地走起来了。就这样，这块怀表跟了他多半生，一直到1994年离世。如今这块怀表被三女儿兰英收藏，是吴柳桥最珍贵的一件遗物。

吴柳桥在革命年代使用过的老怀表

值得一提的是，1957年伏罗希洛夫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的名义访华，毛泽东主席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赴南苑机场迎接。伏罗希洛夫并没有忘记当年参加过苏联卫国战争的中国同志，要求中方安排他们参加欢迎宴会。因此，吴柳桥应邀出席了宴会，相隔三十六年，他再次见到了伏罗希洛夫。

回国参加革命

在苏蒙两国军队的合力围剿下，彻底歼灭了温甘伦和温琴男爵匪帮，蒙古人民得到了解放。

战争结束后，吴柳桥所在游击队的中国同志被留在了库伦（即现在的乌兰巴托）。他们的任务是帮助蒙古人民筹备建设手工业工厂。由于吴柳桥做服装内行，就被安排到一个皮件军服厂当主要管理员。军服厂主要是加工牛羊皮大衣供给蒙古军队，也有一小部分出售。由于吴柳桥懂技术、会管理并积极肯干，一年以后，就被吸收加入了蒙古人民革命党。就这样，他在蒙古国工作了长达8年的时间。

战争年代吴柳桥使用过的挎包

1930年，他听蒙古的同志说，中国也已经成立了像苏联布尔什维克一样的共产党，甭提多兴奋了，开始萌生了回中国参加革命的强烈愿望。就以治疗寒腿病为名向上级提出了回中国疗养的请求，很快即得到了批准。就这样，吴柳桥于当年12月回到了祖国。

为了找共产党，他来到了北京。因为在蒙古早就听说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头目叫李大钊就住在北京，所以才先到北京，目的就是找李大钊，找“共产党”。可他并不知道，李大钊已于二年前就被军阀张作霖杀害了，共产党组织也早已转入了地下。吴柳桥到北京找共产党的愿望没能如愿。无奈之下，他只好回到了已阔别14年之久的老家—河北省枣强县的西故县村。他用带回的银元置了几亩地，一边务农，一边打听寻找共产党。令他意想不到的是，他们村里就有党的秘密组织。而且，他的一个本家兄弟吴继同还是这个组织的领导成员。其实，吴继同早已注意到了他，经过相互接触沟通，知道了吴柳桥的心思，就把他带到了北吉利村，结识了当地中共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赵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全部沦陷，日本侵略者又步步侵占华北地区，实行烧、杀、抢的“三光”政策。吴柳桥在当地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组织开展抗日宣传，并在各村成立了农民“自卫队”和“农救会”组织，组织农民挖封锁沟、拆炮楼、为八路军做军鞋支援前线。1935年5月，经赵辉、吴继同两位同志介绍，吴柳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先后担任了自卫队长、指导员、支部书记。

送来个女婿

吴柳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工作就更加积极了，没黑天没白日的东奔西忙的不着家。当时，地下党的纪律是“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儿”，所以家里人根本不知道他整天干什么，还误以为他是个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二流子”。最让父母操心的还是他的亲事，都三十大几的人了，连个媳妇都还娶不上。

吴柳桥岳母与老伴儿及子女们合影

离吴柳桥家十几里，有个仉家庄，庄里住着一位仉大娘，是地下党的“堡垒户”。地下党的成员经常在仉大娘家秘密开会和组织活动。吴柳桥也就常来此落脚。仉大娘有个闺女叫仉秀金，当年十九岁，还没找婆家，为这事儿姑娘爹经常埋怨她不为闺女操心。仉大娘见吴柳桥还单身一人，从心眼儿里喜欢这个为穷苦百姓干大事的后生，就想把秀金姑娘许给他。可跟闺女一提，秀金姑娘很不乐意。一是嫌他年龄太大，相差十六岁；二是觉得他不是个过日子的人，如果嫁给这样的男人，将来少不了吃苦。可仉大娘不这么看，认为男人大点更知道疼人。特别是对“不过日子”的说法更不以为然，她认准吴柳桥将来是个能干大事的人。

那年头，儿女的婚事都是由父母做主，就这样，在仉大娘的硬掐扼脖下，秀金姑娘只好认命，不情愿的答应了这门婚事。这可乐坏了仉大娘，抿着嘴笑着说“真是想不到，送来一个大女婿。”吴柳桥终于娶上了媳妇，特别感激这位有知遇之恩的老岳母。

“我认准的路，谁也拦不住”

吴柳桥成家三年后，妻子秀金相继生下了兰凤、兰庚两个女儿。

1939年3月，上级党组织调吴柳桥到冀南五分区党校学习受训，受训期间通过政治教员讲全国抗日战争的形势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使吴柳桥的眼界大开，思想觉悟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学习受训结束后，党中央根据当时的抗战形势，作出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部署。为了开辟华中抗日根据地，党中央决定从华北选派一批干部支援华中地区。冀南五分区决定就从这次党校学员中选派。就这样，吴柳桥和同乡的彭俊、杜震华、李广仁都积极地报了名。

吴柳桥的老伴儿仉秀金

这天回到家，告诉妻子秀金他要出趟远门，少则几个月，多则一年二年可能回不来。妻子秀金一听就急了，又哭又闹，说什么也不同意让他走。看着哭成泪人的妻子，又看看熟睡的两个孩子，吴柳桥不言声了。他知道愧对妻子，三年来，他很少着家，把这个家全扔给了妻子。现在，大女儿才两岁，小女儿刚两个多月，他这一走又不知啥时候能回来，搁在谁身上也得急眼呀！可又一想，自己干的是抗日救国的大事，决不能让妻子拖住腿。

天还没亮，他便悄悄的下了炕，准备溜走。不料，被妻子秀金一把拽住了棉袄领，把还没系上纽袢的棉袄给拽了下来。带着委屈的哭腔说“要走也行，别穿我做的棉袄走，你总说你干的是正事，谁知你干的是不是正事？”吴柳桥也急了，瞪着眼大声说“我认准的路，谁也拦不住！”说完，竟穿着单衣走出了房门。妻子秀金见真的拦不住了，追到门口，把棉袄扔了出去。赌气地说“你走吧，我只当你死在外边了。”说完，咣当一声，关上了房门，靠在门后又哭了起来。

连吴柳桥都没想到，他这一离别就是整整十一年。

捡来的“柳桥”之名

由于要经过敌占区，被派往南下的同志要结合成若干个小组，和普通老百姓一样，三三俩俩地分别出发，目的地是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江苏灌云县。吴柳桥与同乡彭俊结合在一组，因彭俊比吴柳桥年龄要小近二十岁，所以俩人便装扮成去南方谋生的父子爷俩。

其实，当时吴柳桥这个名字还没开始叫，一直还叫原名吴继亭。就是在这次南下的路上，无意中捡到一个刻有“柳桥”二字的手戳（私人印章），因当时为了安全，党组织建议最好用个假名字。吴柳桥正拿不准起个什么名字好，正巧捡到了这个手戳。他特别喜欢这白色椭圆型骨质手戳，尤其喜欢“柳桥”两个字，他认为柳树命大，挪哪儿哪活。从此，就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吴柳桥”。

就这样，他们一路上在一个个地下联络站的秘密接送下，顺利地到达了鲁西。在这里又集训了二十天后，又开始继续南下。当走到微山湖时，遇上了日本鬼子扫荡，他们只好躲到一个叫王家峪的村子里。没想到，第二天早晨，敌人包围了村子。他们只好在村子里和敌人绕弯子。后来，在村民的指引下，从村后一条小山沟爬上了山才突围了出去。

在穿越陇海铁路的时候，由于敌人封锁很严，前后过了三次才穿越了过去。到1940年底，经过一年多的艰苦行程，才终于到达了华中抗日根据地。给他们发了新四军灰布军装，佩戴上了新四军符号。彭俊愿意到前线打仗，就分配他参加了地方武装部队。吴柳桥被分配到了灌云县做党的群众工作。主要任务是：执行党中央下达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扩大抗日人民武装和华中抗日根据地。

“门儿清”的清账员

1941年1月，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使新四军受到了严重损失。也给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困难。而吴柳桥工作的灌云县，当地自卫队里又出了叛徒，给地方武装力量也遭到严重破坏。使华中抗日根据地的革命斗争陷入了低谷。

上级党组织要求灌云县委尽快恢复各基层党组织，克服暂时的困难，广泛的发动群众，坚持抗战。吴柳桥被派到汤沟乡，和那里的党组织接上了头，开始恢复农救会、妇救会和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并动员青壮年参军。为了壮大党组织力量，他们注意把苦大仇深、阶级立场坚定地群众发展为党员。在这一时期，仅吴柳桥一个人就介绍了十几名表现积极地同志入了党。后来，他们都在抗日斗争中成为了革命的骨干力量。

经过半年多的不懈努力，灌云县各乡村相继恢复建立了党的组织。农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又都很快建立起来。

1950年，吴柳桥离开江苏革命根据地时，当地同志为他写的留言

1944年9月11日，豫皖苏边区抗日根据地创立人、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同志在夏邑地区与日伪作战时不幸被流弹击中牺牲。彭雪枫的部队奉命撤到了华中五分区。为了解决部队的给养，吴柳桥被抽调去当“清帐员”，实际上是“清”各村地主老财的“帐”，向他们征款征粮。当时，大多数的地主老财对支援八路军、新四军抗战非常消极，他们把粮藏起来，还硬说没粮可征。吴柳桥背着盒子枪，带着自救会民兵，到各村地主老财家查账。因他在蒙古军服厂当过多年的管理员，对于收入和支出很门清儿。结果，大多数地主老财都被查出账面上的余粮数与明面上的余粮数严重不符。地主老财在事实和压力面前，只好乖乖地把藏在地窖里的粮食交了出来。吴柳桥他们很快集中了一批口粮供给撤下来的新四军部队。

后来，上级党组织又派吴柳桥到沭阳、涟水等县负责组建农救会工作。在当地党组织的配合下，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工作，在沭阳县的蒋家围子村召开了全分区6个县的农救会成立大会。华中根据地的军民坚持敌后抗战，得到了空前的巩固。

能干的“吴侉子”

抗战结束后，部队和地方武装开始休整，为了解决部队的军衣问题，组织上了解吴柳桥在俄蒙军服厂工作的经历，就派他为部队筹备军衣。他依靠根据地政府，组织群众筹款、买布，并自己动手开办染房，把布染成灰色，再制成军衣，使部队和地方武装及时换上了新军衣。为了改善部队和地方武装的伙食，使部队休整好，吴柳桥又奉命组织办农场。他带领群众开垦闲置的荒地种菜、种粮和养猪、养羊，使部队和地方武装的伙食得到了明显的改善。由于吴柳桥操着一口浓重的华北衡水一带的口音，被这里人成为“吴侉子”，他的能干出了名，连时任华中局负责人的谭震林都知道，地方上有个特别能干的“吴侉子”。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打响了。吴柳桥所在的华中五分区的地方部队和根据地的广大百姓都参加了这次战役。吴柳桥时任运输大队长，组织群众运粮运弹药，还到连云港运盐。把这些物资用马车和小推车运往前线。吴柳桥总是跑在最前面。每天要连跑带颠百十里是常事儿。就这样，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下，解放军华东野战军英勇奋战两个多月，终于取得了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人们已高兴地看出，离全国解放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这时的吴柳桥也是高兴地睡不着觉，他盼望着，仗打完了，革命胜利了，应该回枣强县老家过安稳日子去了。

“不孝的儿子回来晚了”

新中国成立不久的1950年3月，吴柳桥接到上级通知，调他到河北省保定市工作。至今，吴柳桥家中还保存有当时由中共中央华东局行政处给吴柳桥开具的介绍信：

兹有吴柳桥同志壹人由沪去保定市（河北省）工作，携带行李壹件。希沿途军政机关同志查照放行是宜。

此给吴柳桥执

华东局行政处

一九五〇年三月廿二日

（限至四月拾日作废）

吴柳桥接到通知后，看到离报到还有约十天的时间，就决定顺路先回河北枣强县家里看看。算起来，他从1939年离家到现在，已经整整十一个年头了。在这十多年里，由于所处的战乱环境，他不但没回过家，甚至连个口信都没有捎过。只能在睡前躺在炕上想念家乡，惦记父母和妻儿。

就这样，吴柳桥一身解放区干部的装束，风尘仆仆地赶回到河北枣强县西故县村，便直奔家里走去。当快到家门口时，见家门外站有许多人，还有穿孝袍戴孝帽的人出出进进。吴柳桥看罢心里咯噔一下，他不敢往下想了，便三步并作两步地奔了过去。这时，有街坊认出了他就是离家十余载的吴继亭，即跑进院里报信儿。很快，一个穿着重孝的中年男人急忙迎了出来，互相对视了片刻，对他哭喊说“大哥，你怎么才回来呀，咱爹没啦！”兄弟二人便抱头哭在了一起。吴柳桥被亲人们拥进院子，跪倒在父亲的灵柩前，大声的哭喊着“爹呀，不孝的儿子回来晚了！”

原来，吴柳桥回到家这天正赶上父亲出殡，而这时棺材已经封了口。（即棺盖已经钉上大钉）按当地民俗，只要棺材封了口，就是死者最亲的人想见死者也不准再打开棺盖了。所以，尽管吴柳桥再三哀求让他再看父亲一眼，但俗规难违，最终也未能如愿。

埋葬了父亲后，才踏下心来和家人们见了面，见到了年迈的老母和久别的妻子及都已十多岁的两个女儿兰凤、兰庚。才从亲人那里知道了他走后家里发生的一些情况。

原来，十年前，吴柳桥刚离开村子不久，日本汉奸吴大牙就带着几十个人来抄家。没有抓到人，就绑走了他的父亲和两个弟弟。他们被关押在村子里的大庙里用棒子打，逼问吴柳桥的下落。什么也没得到后，就强迫他的兄弟去挖壕沟、修炮楼，受了很多的罪。妻子和两个女儿为逃避日本鬼子和汉奸，也是东躲西藏，家里不能待，只能躲在玉米地，饿了就啃青玉米充饥。父亲母亲更是为他提心吊胆，总是担心他有不测。到他走的第十个年头时，因一直兵荒马乱，又总也得不到他的音信，认准他已经死在了外边。父亲急的更是病情加重，弥留之际也合不上眼。老二走上前对父亲说“您到那边（指阴间），如果见到我大哥继亭，一定给我们托个梦来，我们好知道他到底是死是活。”老父亲好像听到了，一会就咽气了。

吴柳桥默默听着亲人们的倾诉，不停地抽着旱烟，泪水忍不住从眼角流了下来。

“谁让你们找来的？”

由于时间紧，吴柳桥仅在家待了两天，就告别家人赶往保定西柏坡报到。本以为就留在河北工作，谁知在西柏坡没有停住脚，又用马车把他送到了北京的中南海。这时他才知道，他被调到了政务院供管科。刚一到中南海，周恩来总理就把他们刚调来的同志们集中到怀仁堂，并亲自给大家讲话。记得当时周总理说：“当时派你们南下，是革命的需要；现在又调你们北上，仍然是革命的需要。你们承担着党中央、政务院后勤保障的光荣任务，希望大家努力把工作做好。”那天，吴柳桥激动地一夜没睡，他暗下决心，一定把供管工作做好，绝不辜负周总理的嘱托。就这样，吴柳桥又立刻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

一天，吴柳桥正忙碌地工作时，忽然接到在北京一位远房亲戚打来的电话，说他妻子秀金带着两个孩子到北京来了，让他赶紧把她们娘仨儿接走。吴柳桥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就把工作交给别人，骑上自行车赶到了亲戚家。一看妻子秀金带着两个孩子果真来到了。便没头没脑的责怪说：“谁让你们找来的？”

原来，吴柳桥这位家住北京的亲戚知道他调到北京并在中南海里的政务院工作，很是倾慕。回老家时，见到了吴柳桥的妻子秀金，告诉她吴柳桥在北京当了大官，又问她怎么还不到北京去找他。还认真地对她说：“咱们东故县村就出了这么一个当官的，这当官的说变心就变心。你如果不赶紧去找他，到时他又娶了别的女人，后悔可就晚了！”秀金听了也是心急火燎，第二天就动身随着这位远房亲戚来到了北京。

妻子秀金扭着头听着吴柳桥的责怪，也不急也不恼，一个劲儿地让两个女儿叫爹。而这两个女儿从小就没叫过爹，不管母亲怎么让叫，就是叫不出口，场面十分尴尬。还是亲戚开了口：“你们爹来接你们来了，还不跟爹走！”

就这样，吴柳桥只好把妻子和两个女儿接到中南海里的供管科，在同志们的热情帮助下，在后院腾出了一间房，让她们娘仨儿临时住了进去。没过多久，在组织的安排下，搬出中南海住进头发胡同一座公馆的小跨院里，总算把家暂时安顿了下来。值得一提的是，这座公馆的正院，住的是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中共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同志，他们成了任家的邻居。

“这点委屈算个啥”

为了让中南海的领导们能喝上牛奶，供管科决定成立个牛奶场。因为吴柳桥在蒙古工作多年，对畜牧业比较熟悉，就主动要求去筹建牛奶场。牛奶厂选址在了天坛附近的东四块玉，吴柳桥亲自到内蒙调来了十几头奶牛。就这样，一个小型的政务院牛奶场（内部称中南海牛奶场）在吴柳桥的努力下建立了起来，他被任命当了场长。

吴柳桥与大女儿吴兰凤

那时候，吴柳桥的工作非常忙，而家属的到来又给他增添了很大负担。两个女儿在组织的帮助下，上了育才学校。学校在先农坛里，距离头发胡同还有十来里。吴柳桥每周一在上班前就要骑着自行车，前边大梁坐着二女儿兰庚，后架上坐着大女儿兰凤，这么一前一后带着两个女儿上学，周末还要再把她们接回家。更要命的是，妻子这时候又生了三女儿兰英，使这个家的生活负担更重了。为了减轻生活压力，妻子秀全在哺育兰英的同时，还要给合作社加工缝补扣子挣点零花钱补贴家用。

吴柳桥一心扑在养牛上，除了每周接送两个女儿上学外，家里的事儿什么也顾不上管。那时候，奶牛场的经费也很困难。当他看见在牛场干活的农民工都已入冬，却还没穿上棉衣时非常同情，就回到家，用妻子挣的零花钱和亲戚过年给孩子的压岁钱买了一大匹白布，又用烧锅灰水加白矾染成了灰色，给几位农民工做了棉衣，使他们非常受感动。可他们哪里知道，为这件事，吴柳桥在“三反运动”中还受到了委屈。

原来，在1952年开展的“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有人怀疑吴柳桥在家境困难的情况下，怎么可能拿的出这么多钱来买一大匹白布，便检举了他。当时正是运动的风头上，组织上真把他带走了一天一夜，让他如实交代。后来经过调查核实，才把事情搞清楚。那几位农民工兄弟听说吴场长为了他们才蒙受了冤屈，都到办公室安慰他。他满不在乎地说：“这点委屈算个啥？向组织讲清楚不就得了！”

这件事没给吴柳桥带来任何影响，工作干得越来越起劲儿了。不久，在东四块玉的西侧，又建起了一个西四块玉奶牛场，仍由吴柳桥任场长。

“一头小公牛的故事”

1952年5月，“三反”运动结束后，根据政务院下达的“机关生产统一管理”的指示，将包括政务院牛场在内的十二个小型牛场划归北京市管理，并合并成立了“西苑牧场”。吴柳桥也就随着政务院的东四块玉和西四块玉两个牛场并入了“西苑牧场”。同时，家属也随着搬到了西苑附近。西苑牧场成立后不到一年，1953年4月又决定将西苑牧场交由北京市农林局接管，接管归位于南郊的德茂农场管理。而在这一时期，吴柳桥被派到中央北京市委党校学习进修，直到1955年7月毕业。

吴柳桥负责建起的亦庄牛场

1955年底，根据中央“在市郊发展奶牛”的指示精神，已于1954年10月组建完成的国营南郊农场决定，在已有的五里店牛场和德茂牛场的基础上，再筹建一个大型的牛场，地址选在了亦庄。刚从市委党校学习期满的吴柳桥即被派往亦庄，开始投入筹建亦庄牛场的繁忙工作中。经过近一年的紧张施工，亦庄牛场建成并投入使用，吴柳桥也就被留在了亦庄。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就是一棵柳树，移哪儿就得在哪活。

1957年，南郊农场将下设的几个作业站相继改建为几个分场，即德茂地区为一分场，亦庄地区为二分场，和义地区为三分场，旧宫地区为四分场，金星地区为五分场。吴柳桥被任命为二分场的支部书记。不久，他把家又从海淀搬到了亦庄，一家五口住进了老亦庄村从地主家没收的由两间半库房改成的宿舍里。

1960年，吴柳桥已满六十岁，上级决定他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让他在传、帮、带年轻干部的同时，保养好身体。就这样，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的吴柳桥不得不闲了下来。

吴柳桥是个闲不住的人，他每天仍像平时一样照常上班，这儿转转，那儿瞧瞧。见牛围栏不结实了，就找铁丝捆一捆；见道路不平了，就用铁锨铲土垫一垫。一天，他在奶牛产房外见到一头刚出生的小公牛又要被动物园拉走去喂狮子老虎，非常心疼，就决定以同样的价格买一头在家喂养。就这样没过几天，他真的弄家来一头刚出生的黑白花小公牛，便在屋里喂养起来。他怕小牛冻着，就给它盖上自己穿的大衣，刚出生的小牛不会吃东西，他就每天到牛场买牛奶喂它。小牛渐渐大了，他就拉着小牛到渠边道旁吃草。为了给牛增加营养，他还从收过的庄稼地里捡来玉米、大豆喂养小牛。就这样，在他的精心喂养下，不到两年，小公牛就变成了大公牛。他一看实在没法再养下去了，就让牛场把牛牵走当了种牛。当单位与他商量给他多少经济补偿时，他使劲儿地摇着手说：“啥补偿？我现在拿的就是原工资，国家已经补偿给我了！”。大女儿兰凤知道后，觉得不合情理，知道和父亲讲也没用，就瞒着他去找亦庄牛场的领导，结果真的批准给了800块钱。不过，她把这笔钱领回后就偷偷地交给了母亲，吴柳桥一直被瞒在鼓里，直到1994年病故也不知道领了这笔钱。

“战友情深”

吴柳桥与战友彭俊

1966年，闹起了文化大革命，亦庄牛场也被造反派搞得乌烟瘴气。吴柳桥虽然已经在家赋闲了多年，造反派仍把矛头对准了他。因他参加过苏联十月革命，造反派贴出了“揪出苏修分子吴柳桥”的大字报。有的群众看到后，就悄悄到他家通风报信，让他有所准备。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吴柳桥镇静自若地想，跟这帮乌合之众讲不出理来，就对老伴儿说：“我离家些日子，如果有人来揪我，就说我出远门了。”就这样吴柳桥真的离家出走了，好几个月没有音信。后来才知道，他是上了老战友彭俊家了。

彭俊也是河北枣强县人，年龄比吴柳桥小20岁，1939年他俩一起受党组织委派南下，假扮父子爷俩穿越敌人封锁线，终于到达了华中根据地。彭俊年轻，主动要求到地方部队工作，吴柳桥被分配到地方做农会工作。在淮海战役期间，吴柳桥担任运输队长，组织群众支援前线。所支援的就有彭俊所在的地方部队，俩人曾多次相遇。一次战斗刚结束，吴柳桥发现从前线撤下来彭俊所在的部队中没有彭俊，心里非常焦急。他就沿着部队打仗的地方寻找，结果，真的找到了受伤已不能行走的彭俊。他即把彭俊背回了驻地。从此，彭俊把吴柳桥视为救命恩人。后来，因为工作的调动，俩人就失去了联系。直到1957年，已在江西空军某部任领导职务的彭俊在报纸上看到吴柳桥参加了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消息，非常激动，就从南昌赶到北京与分别多年的老乡、战友和救命恩人吴柳桥会面。不久，彭俊也被调到了北京空军大院，已是一名军级干部。从此，两人关系更为密切，两家人也像亲戚一样的相互来往。因此，吴柳桥这次为躲避造反派的揪斗，就来到空军大院，住在了彭俊的家里。形势缓解后，彭俊才把吴柳桥送回到亦庄的家中。并要求在南苑机场当兵的儿子，必须经常到亦庄看望他终生难忘的救命恩人。

从空军大院回来时，彭俊送给吴柳桥几件四个兜的旧军装，成为了他的最爱。脏了洗，破了补，一穿就是十几年，从不换别的衣服穿。他常说，穿着彭俊给我的军装，就好像我们老哥俩总是在一起。

“为世界广大人民群众服务”

吴柳桥共养育有8个儿女。他虽是个老共产党员，但受重男轻女旧思想影响，对前边5个女儿起名一点儿也没上心，任由妻子起了兰凤、兰庚、兰英、兰新、兰琴。1958年，当第一个男孩刚一落生，他就向妻子言明，男孩儿的名字必须由他做主。他想了好几天，以“为世界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之意，为儿子起名叫“广界”。后来，又生了两个儿子，被分别起名叫“广人”和“广众”。

1982年，大兴县举办英雄人物展。持展板者为吴柳桥三女儿吴兰英

因为吴柳桥心里总是装着“人民群众”，所以他每到一个地方，都很快地和那里的老百姓搞好关系。他常说，共产党就是靠老百姓才打下天下，谁忘了老百姓，谁就是忘了本。

吴柳桥所住的亦庄宿舍的房后，就是东广德村的菜园，村里社员到园子里干活，手使的锄镐锨钯和打农药的工具，总是带来带去很是不便。吴柳桥见罢，就主动让他们把这些农具暂存放在他家院子里。这样一来，他家本来就不大的院子就成了公家的“园房”。这还不算，在园田干活的社员每到打歇儿时，就到他家院子里乘凉，他还给烧好了开水。老伴嫌乱，背地里就朝他嘟囔。吴柳桥听了理直气壮地对老伴儿说：“这就是为人民大众服务”。

有一次，邻居常玉家从内蒙来了一个亲戚，拉来一车土豆卖。可刚卖出去一半儿，因要回去忙农活，所以还没卖完就不得不赶回去。吴柳桥知道后，就把剩下的土豆都买了下来，又遭到老伴儿一大顿的埋怨。可他却不以为然地说：“不这样办，他就把农时耽误了，损失不是更大？”

还有一次，一位江苏革命根据地的老乡来北京找他，在亦庄的家里连吃带住好几个月。老伴儿很不高兴，就对他嘟囔着说：“和他一不沾亲二不带故，赔茶垫饭的图个啥？”这下可把吴柳桥惹急了，瞪着眼对老伴吼道：“你知道个啥？没有这些老乡，我能活到今天吗？你们能有今天的好生活吗？”并手指着老伴说：“以后，不管是河北老乡，还是江苏老乡，只要来咱家，就得好吃好喝好招待，他们都是我们的恩人！”

“说啥也不能给国家添麻烦”

吴柳桥离休后，上级领导知道他家孩子多负担重，出于对他的关心，几次提出为他盖一处小院，让他安度晚年，却都被他一次次地婉言拒绝了。他对看望他的领导说：“我不能搞特殊化，与老百姓住同样的房子心里踏实。等你们为农场的群众都盖上了新房，再给我盖也不迟。”

吴柳桥处处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对子女更是言传身教、严格要求。他从没因为子女多负担重而向组织张口。总是教育子女要热爱劳动、自食其力、艰苦奋斗，不搞特殊。他的子女从小就在他的要求下，每到假期和星期天都要到农场参加劳动，薅草、间苗、割青储，样样活茬都干过。并让他们放学以后打草卖给牛场自己挣书本费。

大女儿兰凤初中毕业后就不愿再上学了，吴柳桥就让他到又脏又累的粪场掏大粪，晒粪干。后来，兰凤自己去找时任南郊农场主任的赵彪，当赵彪征求吴柳桥意见时，他还是那句话：“不愿上学就让她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结果，她被安排到条件艰苦的西山农场，一干就是几十年，直到退休。

二女儿兰庚大学毕业后，本可以根据家庭情况留在北京工作，可学校征求吴柳桥意见时，他还是那句话：“让她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接受锻炼。”结果兰庚被分配到条件十分艰苦的湖南沅陵，在那里也是一干就是几十年，一直到退休。其间，曾恳求父亲托关系把她调回北京，但都被吴柳桥以“不能给国家添麻烦”为由拒绝了。

就这样，吴柳桥的八个子女，在上学，参加工作等人生重大节点上，从未为他们托过关系，走过后门。

“捡烟头儿的怪老头”

吴柳桥住在亦庄时，附件居民都知道他有一辆无铃、无闸、无护板的“三无”自行车，这是他用旧自行车零件自己攒成的。他每天就骑着这辆破的不能再破的自行车到处转悠。他对旁人的嘲笑满不在乎，有时还乐着对路人说：“还有‘三没’你们不知道，就是没人偷、没人要、没花钱！”

离休后的吴柳桥

吴柳桥一生勤俭节约，对自己，对家人特别抠门儿。他最看不惯的就是铺张浪费。有一次，正上小学的二女儿兰庚吃完饭，随手把一粒落在饭桌上的饭粒扒拉到了地上，不料被吴柳桥看见了，他就大发雷霆，非常严厉训斥兰庚：“你怎能这样随便糟蹋粮食呢！你没来北京在老家不就是吃糠咽菜吗？这么快就忘本啦？”对于父亲的批评，兰庚刻苦铭心，从此也养成了一辈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

他在家里对铺张浪费行为要求严格，在外边如果看见奢侈行为也是嫉恶如仇。一次，上级组织离休老干部到北戴河疗养，午餐时，一位干部家属因不爱吃米饭，就随意把一碗饭倒掉了。吴柳桥看见了，立刻火冒三丈，当场就和这位家属理论起来。由于他气粗语失，话里带出了脏字，还差点儿把事情闹大。陪她去的三女儿兰英埋怨他说：“你管你自己的家人行，你管的了别人家吗？”他仍忿忿地说：“都向她这样浪费，国家不就完了吗？”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南郊农场（红星公社）在万源路地区为农场职工盖起了“红星楼”，分配给吴柳桥家一套小三居室。从此，吴柳桥一家搬到了“红星楼”。在新的环境里，知道他身世的人并不多。万源路附近的居民经常看到一位身穿一件洗的发白的旧军装，光脚穿着一双旧军鞋，满头白发，满嘴没一颗牙的老人在大街上溜达。谁也想不到，他是一位在枪林弹雨中闯过来的老革命，是一位对新中国奶牛事业做过很大贡献的老干部。

更让附近居民不可理解的是，他一边溜达，一边弯下腰捡地上的烟头，随手放进衣兜里，拿回家剥出里面的烟丝再卷起来接着抽。有人把这事告诉了他的儿子广界，广界听了很生气，觉得很丢人，回家就跟父亲翻了脸。吴柳桥听了很不以为然，理直气壮的说：“这怎么是丢人呢？这是节约！想当年打仗的时候，我连马粪都抽过。现在日子好过了，这么长的烟头就扔掉了，这就是浪费！”不管儿子怎么说，他还是我行我素，照捡不误。

别看他对自己和家人处处厉行节约，可对待组织对待他人却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曾把一头自己一手喂大的公牛白白的交给了公家；还曾自掏腰包买布为养牛工人做工作服，特别是在缴党费的问题上更不含糊。每月让孩子给他领工资时，他嘱咐的第一句话就是一定要把党费替他缴了。即便在文革开始的前两年，他被“挂”起来停止了党的组织生活。他心里虽委屈，可也不忘缴党费，没有人收，就按月将党费放进一个罐头瓶子里。后来恢复了他的组织生活，才一起交给了党组织。

吴柳桥逝世后，从他遗留的笔记中，记有一件收党费的事情，从中可以看出一位老共产党员的党性，现摘录如下：

“几年来在收缴党费工作中，我看到一些不好的现象，虽然这是少数的或个别的现象，但是我想也应该谈谈这件事。同志们都清楚，按照党章规定，缴纳党费是党员的入党条件之一。缴纳党费不仅是党员经常从经济上支持党组织的表现，同时也是党组织观念强弱的一种测验。但是，却有少数党员自觉性不高，交党费不主动，每次要小组长催他几次还不交。理由是太忙，只好等下次一起交。再有一种是算细账，什么四舍五入吧，抹零吧……，有一次，一位党员同志交党费六角四分钱，他拿着六角五分让我找一分钱。这时恰恰没有一分钱找给他，他把五分钱收回去说，别找了，就交六角把，下月再说。相反这些党员在领工资时却十分谨慎，点来点去，唯恐少发一分钱。上边这两件事情对比起来多么鲜明。我希望有这种作法的同志端正自己的思想才好。”

“我就是一个命大的普通党员”

1990年9月25日，北京南郊农场（大兴县红星区）党委举行茶话会，祝贺吴柳桥同志九十岁寿辰。北京市农工委，北京市老干部局，大兴县委和北京市农场局党委负责同志到会祝贺。会场正中央悬挂着祝贺吴老九十寿辰的彩色图案，两旁贴着“为人类解放，民族振兴乃史卓然；安定盛世，九十大寿吴老健康”的楹联。会场上还悬挂着一副巨大的“寿”字，呈现一派热烈喜庆的氛围。

市、县各级领导祝贺吴柳桥90岁寿辰

吴柳桥老人今天特意穿上了一身崭新的深蓝色制服，与老伴儿喜盈盈地坐在一起。吴老的儿女们也都受邀到场参加为老父亲举行的祝寿活动。

陈大章《多福多寿图》

南郊农场工会、共青团组织和附近中小学校少先队员以及吴老原所在单位的群众代表，都非常热情地分别向吴老敬鲜花，献寿桃，并致辞，颂诗表示祝贺。著名画家陈大章还特意为吴老九旬大寿画了一幅《多福多寿图》。

到会的各级领导也分别在茶话会上讲了话，他们在向吴老祝寿的同时，号召人们要弘扬吴老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继承吴老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

吴老感动的不住用手擦眼泪，他感谢各级党组织对他的关怀。他激动地说：“其实，我就是一个命大的普通党员，和我那些牺牲了的战友比我幸福多了。没有共产党，哪有今天的好日子？”他还语重心长的说：“由于自己没文化，对革命的贡献有限，希望年青一代要好好学习，为国家多做贡献！”

前苏联驻华使馆一秘看望吴柳桥

茶话会后，《北京电视台》“同心曲”栏目特录制了一期“历史不会忘记”的专题节目，对吴柳桥同志的革命业绩进行了报道。期间，前苏联驻华使馆官员（一秘）特意到家看望吴老，并向他赠送了一册精美的列宁画册。前苏联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的驻京记者也专访了吴柳桥同志，也作了专题节目在苏联电视台进行了播放。据悉，当时他是唯一健在的参加过苏联十月革命的中国老人。

左图：前苏联出版的《鲜血结成的友谊》一书中，刊登有吴柳桥的回忆 右图：前苏联大使馆赠送吴柳桥的列宁画册

“只要有一分热就要发一分光”

晚年的吴柳桥身体弱了，腿脚也不灵便了，但他仍然闲不住，又义务担任起十多所中小学校的校外辅导员，给孩子们讲革命传统，自觉承担起教育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大事。在他生前的笔记本上，详细记载着他准备到哪所学校做报告的记录。近的有亦庄小学、鹿圈中学，远的有金星中学、大兴师范。他九十二岁高龄时，又欣然地接过东高地二中“校外辅导员”的聘书。家里人劝他，您这么大岁数了，别到处去了。可他却说：“只要有一分热就要发一分光。再说也不用我走路，人家有车来接我。”

吴柳桥接受前苏联国家广播电视台记者采访。

中苏友好关系恢复后，每到“十月革命”纪念日，苏联大使馆的官员就到吴柳桥家看望这位曾为苏联解放事业做过贡献的革命老人。每到吴老的生日，各级党组织也都到他家，送上寿糕寿桃，为他祝寿，使他很受感动。

1994年初，吴柳桥被检查出患肺癌晚期，不得不住进了医院。儿女们一直守护在病床前，精心伺候这位为革命奋斗一生的好党员、好父亲。当三女儿兰英问他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时，吴老用微弱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说：“我唯一的心愿，就是想再到江苏老区一趟，看看那里乡亲们现在日子过得怎么样了！”

1994年4月10日，吴柳桥同志病逝。南郊农场（红星公社）党委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吴老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北京市农工委、中共大兴县委、北京市农场局有关领导参加了追悼会，为这位革命一生的老人送最后一程。

吴柳桥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红军墙上特意为他镌刻了十四个大字“一生革命闯南北，无私奉献天地宽。”这是党和人民对吴柳桥同志一生的高度概括和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