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休宁隆阜戴氏祠堂：明代隆阜人戴广宪倾重资建屯溪石桥

安徽休宁隆阜戴氏祠堂：明代隆阜人戴广宪倾重资建屯溪石桥范涞的这篇记告诉人们：屯溪桥始创于嘉靖五年（1526），是戴时亮捐建的，花了八年时间，桥及桥中的茶亭建成，亭子高耸水面，正对远处的文峰。由于年久失修，桥亭先坏，万历三十七年己酉（1609），戴二逢、吴恩孝等捐资重建而成。从这一记载来看，范涞显然听信了捐建大桥人是戴时亮之说。桥此创于嘉靖五年，民居戴时亮等首义鸠工，逾八年桥成，即置茶亭于上，以憇往来人。其高耸映水面，类文峰。年久，亭圮。今以概邑故，欲重建之，不烦官帑，先捐赀于首义诸裔，戴二逢、吴恩孝诸君有乐助，惟其愿业已闻于台察……亭成于己酉仲秋吉旦。这段记载中，创建石桥时间写明是明嘉靖十五年（1536），建桥人是戴时亮。晚明士人范涞、邵庶，万历年间作过同样篇名的《重建屯溪桥亭记》。范涞（1538—1617），字本易，又字原易，号晞阳，休宁林塘人。明万历庚戌（三十八年即1610年）五月，范涞作《重建屯溪桥亭记》，其中记曰：

屯溪三江口东连老街，西接黎阳古镇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镇海桥（俗称屯溪桥或屯溪老大桥），庚子年五月十七日（公历2020年7月7日）遭水毁，而今重建的大桥屹立横江之上，世人欢欣鼓舞。当代人重造之功应当大书特书，但不要讳言前人倾重资建大桥的功德。

民间相传，原屯溪桥是明嘉靖年间“隆阜财主戴时亮为嫁女儿而建造”。但据我考证，屯溪桥的确是明嘉靖年间在原石垛木梁的基础上建石桥的，但建桥人是隆阜人戴广宪，而不是所谓“财主戴时亮”，这是铁一般的事实。

一、以文字误载戴时亮建屯溪石桥的是士人范涞、邵庶与道光《休宁县志》

屯溪，旧属休宁县黎阳东乡十六都。旧休宁县志前后共六部，有明弘治志、明嘉靖志、明万历志、清康熙志、清嘉庆志和清道光志，六部《休宁县志》，对屯溪桥多少都有文字记载，其中称创建人为戴时亮，只有道光三年（1823）修《休宁县志》。该志记载：

屯溪桥，在县东南三十里屯溪，明嘉靖十五年邑人戴时亮创建。中桥为亭，为邑绾毂。国朝康熙十五年桥圮，邑人程子谦重建，三十五年再圮，程子谦复建。

这段记载中，创建石桥时间写明是明嘉靖十五年（1536），建桥人是戴时亮。

晚明士人范涞、邵庶，万历年间作过同样篇名的《重建屯溪桥亭记》。

范涞（1538—1617），字本易，又字原易，号晞阳，休宁林塘人。明万历庚戌（三十八年即1610年）五月，范涞作《重建屯溪桥亭记》，其中记曰：

桥此创于嘉靖五年，民居戴时亮等首义鸠工，逾八年桥成，即置茶亭于上，以憇往来人。其高耸映水面，类文峰。年久，亭圮。今以概邑故，欲重建之，不烦官帑，先捐赀于首义诸裔，戴二逢、吴恩孝诸君有乐助，惟其愿业已闻于台察……亭成于己酉仲秋吉旦。

范涞的这篇记告诉人们：屯溪桥始创于嘉靖五年（1526），是戴时亮捐建的，花了八年时间，桥及桥中的茶亭建成，亭子高耸水面，正对远处的文峰。由于年久失修，桥亭先坏，万历三十七年己酉（1609），戴二逢、吴恩孝等捐资重建而成。从这一记载来看，范涞显然听信了捐建大桥人是戴时亮之说。

查明修《休宁邵氏族谱》可知，邵庶（1546—1615）字明仲，号翼庭，休宁西门人。他纂修的万历《休宁县志》，提到屯溪桥，只有“屯溪桥，在县东南三十五里”十一个字。万历己酉岁季（三十七年即1609年）秋，屯溪桥亭重建竣工，他受休宁知县贾克忠之请作《重建屯溪桥亭记》，则云：

先是嘉靖初，邑人戴时亮悯行人病涉，首输缗钱为县官石梁费。既成，竖亭其上，以绾毂一邑之水口，而高揭文峰。岁久亭圮，旁错民居，群植茅舍，扃钥靡开，以故昔时人文尚逊他郡国。邑侯贾公由宰黟异等移宰海阳，下车蒞政，一切与士民更始，爰撤茅舍旷，若更新，众乃始得循旧议缮桥亭，于是庭造，不倿而属为之记。

邵庶的这篇记，是受当时由黟县移任休宁的知县贾克忠之请而作的。读记可知，明嘉靖年间创建屯溪桥(包括亭)以及万历年间重建桥亭，资金都源于当地富商捐输。他也居然将戴时亮记为“首输缗钱”的捐建人。

道光《休宁县志》与士人范涞、邵庶的记载，都称首建屯溪石桥之人是戴时亮，这究竟符不符合史实？以下进一步考证。

二、《休宁名族志》《休宁戴氏族谱》认定大桥创建人是戴广宪，不是戴时亮

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休宁隆阜人戴秉清主修有《休宁隆阜戴氏荆墩门家谱》。查该谱抄本可知，明万历间隆阜戴氏“荆墩门”(又作“金墩门”)确有戴时亮，字天卿，隆阜戴氏第23世，生于明万历十六年戊子（1588）八月初三日，卒于万历四十六年戊午（1618）四月初八日，享年三十一。

族谱记载族人生卒年月、名字号与世系，是很慎重的事，不容含糊。嘉靖年号在万历之前，这是明白的史实，称万历年间的人在嘉靖年间建桥，这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更何况捐建石桥不是一件小事，如果他真有捐建大桥之举，谱中定会有浓墨重彩之笔。但实际上，谱中只字未书。

查戴谱可知，戴时亮妻陈氏，休宁东乡珠里人，生于明万历十六年戊子（1588），她在丈夫去世后守节十年，天启七年丁卯（1627）离世，享年四十，谱中有“时亮妻陈氏贞节”列名，却没有其他事迹记载。

明嘉靖年间，是否有两个同名但不同字号的戴时亮？查遍隆阜戴氏谱牒，不存在这种状况。

众所周知，明人戴廷明、程尚宽等编撰的《新安名族志》，是嘉靖三十年（1551）成书的。万历七年（1579）之后，休宁籍学者曹嗣轩为完成先父曹诰遗志，在不长的时间内，也编撰了一本名气不小的族志行世，那就是《休宁名族志》。曹嗣轩在该志“戴”氏目“隆阜”条下，白纸黑字地写着：

隆阜……二十世……曰广宪、曰赐、曰德，偕侄曰朗、曰棐、曰护， 倡建屯溪石桥，以济通衢，此无量功德也。

这一记载确指建屯溪石桥的人是隆阜戴氏20世戴广宪，他有“无量功德”！

值得注意的还在于，这一记载并非孤笔独证。明崇祯四年（1631），休宁隆阜戴氏“老栢门”戴尧天（字仪陶，号无睢，后改名昶，戴氏23世）考中进士，授官山西提举副使。明崇祯五年，他主修《休宁戴氏族谱》。该谱明确记载明嘉靖年间，隆阜戴广宪“悯行人病涉，首捐缗钱”，倡建屯溪石桥。戴尧天在该谱卷一“懿行录”记曰：

广宪，任侠多豪举，倾重赀倡建屯溪石桥。

这条记载非常重要，与《休宁名族志》中的记载，相互印证。查戴尧天撰修的《休宁戴氏族谱》世系图，戴广宪为隆阜戴氏“中巷门”第20世。当时，族中仗义行善者有多人，如19世戴景全“慕义好施，建梁缮亭甚多”；戴仰“孝友敦朴，闾里称长者，输赀建义屋数十间，以睦亲族”；23世戴文耀“独修本村大路直至屯溪”。清乾隆三十二年（1768）戴秉清修《休宁隆阜戴氏荆墩门家谱》以及民国二十九年（1944）年手钞本，与《休宁名族志》，与戴尧天的记载，都完全一致。

范涞、邵庶同乡同时代，都是当时有名的士人。范涞老家休宁林塘，邵庶老家休宁西门，距隆阜都不远，按理不会把捐资建桥的人名记错，但事实上他们在笔下移花接木了。尽管没有这样的主观动机，但客观存在却是这样——显然，这是他们沿袭旧说，听信所谓“财主戴时亮捐建石桥嫁女”传言的结果。

其实，屯溪石桥倡建的嘉靖十五年，范涞才虚龄三岁，没到记事年龄，邵庶虚龄也才十一岁，同样少不更事。他们没有亲见屯溪石桥建造，即便见了也无法记事入书。

屯溪桥亭重建竣事的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距嘉靖十五年（1536），已经过了73年。这年范涞年七十二，邵庶年六十四。重建桥亭，他们比较了解，容易写，但73年前建桥（包括建桥亭）的人事情况，只能源于二手资料，或听信口口相传。他们在这样的背景下作《重建屯溪桥亭记》，就难免不以讹传讹，继续沿袭误说，仍然将嘉靖十五年倡建屯溪桥的人写作戴时亮。这不能不说是件遗憾的事情！其实，他们当时完全可以一举推倒旧说，还历史本来面目，因为这时曹嗣轩修撰的《休宁名族志》已经行世多年。一直等到23年之后，即到明崇祯五年（1632），新科进士戴尧天主修《休宁戴氏族谱》，才在族谱中纠正这一误说，认定“倾重赀倡建屯溪石桥”的人，是戴广宪。“任侠多豪举”的人是戴广宪，而不是戴时亮。

曹嗣轩、戴尧天虽然在家史中纠正了误说，但无法纠正社会上长时期形成的视听，以至“假作真来真亦假，无为有时有也无”。错误的东西，一万年也站不住。笔者认为，镇海桥恢复重建之后，书写桥史，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纠正流传几百年误说，还历史本来面目。

END

来源：陈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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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胡晓苗 二审：徐海生 终审：肖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