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年间太原三大怪：1877年丁戊奇荒

光绪年间太原三大怪：1877年丁戊奇荒自然灾害，顾名思义是由自然条件异常而引发的，往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从来都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一个国家经济越发达，科技越进步，人民越富裕，政治越清明，其防灾、抗灾、救灾的能力越强，越能将灾害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反之，国贫民弱，统治黑暗，战争频繁，科技落后，其控制和改变自然的能力越差，灾害发生的频率和程度越大。人是社会构成、存在和发展的主体，人口的大量死亡必然对社会生产生活造成严重的破坏，引发局部乃至全局社会机制的紊乱，也大大增加灾后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难度。灾后的晋冀鲁豫秦，到处是荒芜的土地，奄奄一息的灾民和无人清理的死难者。十几年过去了，许多原有几十户人家的村庄仅能恢复几户、十几户；几十年过去了，仍然是满目荒凉。1934年重修的《灵石县志）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呜呼！（光绪）三年，秋无寸草；四年，夏成赤地。两季不收，一年无食，而流离失所，死亡相继，论户四千余家，论人

1876-1879年，一场罕见的大旱灾席卷了我国北方，几乎囊括山西、河南、陕西、直隶、山东五省，并波及苏北、皖北、陇东和川东北地区，殃及灾民1.6-2亿人，尤以1877（农历丁丑年）和1878（农历戊寅年）两年最为严重，故称“丁戊奇荒”。

“丁戊奇荒”因连年干旱无雨而引发。灾情一开始便以迅猛的势头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一系列相当规模的赈灾和善后工作随即展开。

为防止社会经济崩溃和灾民暴乱，清政府积极采取了相应措施，如派曾国荃速任重灾区山西省巡抚，组织救灾；调河道总督李鹤年等一批朝中大臣奔赴灾区稽查灾情，帮办赈务，处理赈灾不力或匿灾不报的官吏；蠲免赋税，调仓谷，设粥厂，以赈灾民；广开门路筹集粮款，甚至派员前往香港、新加坡、小吕宋（今菲律宾）、暹罗（今泰国）、安南（今越南）等地竭诚劝募。仅山西、陕西两省就募得银1576万余两赈粮约176万石和110余万石，这是以前任何一次官赈所不能相比的。

与此同时，义赈这一民间筹集钱物、民间组织发放的新型赈灾事业在我国应运而生。上到达官名流、富绅巨贾，下至仆隶乞儿、村野编户，就连远隔重洋的爱国华侨也“向风慕义”，踊跃输将，献出一片赤子之心。义赈打破了地域行业、阶级阶层的界限使赈灾成为一项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社会公益慈善事业，克服了官赈的种种弊端，三年多就募集“百十万之银”，拯救了“百十万之命”。在华的外国传教士、官员和商人为扩大其势力和影响，也积极到河南、山西等地发放赈银，首次有组织有计划地将西方的赈灾事业引入中国。人们为赈灾尽的巨大努力做的大量工作是历朝所没有过的。

但灾害造成的损失仍是极其惨重的，正如薛福成在1879年代表李鸿章起草的一篇序言中指出的，尽管“博求拯济之术”，“知无不为，为无不勉”，然“拯救不过十之二三”。

在重大损失面前，人们的努力显得那么的苍白无力。据统计，1877年河南、山西、山东、直隶、陕西五省总人口为107 808千人，与1851年的108 352千人相差不大。大灾之后的1887年人口与1851年比减少了7653千人，这还是经重建家园和从外省移民后才统计的。

至此，我们已不难理解时人描绘的“到处道殣相望，行来饿殍塞途。一家十余口，存命仅二、三；一处十余家，绝嗣恒八、九”是何等之凄惨了，也无怪乎有人称之为“二百三十余年来未见之惨凄、未闻之悲痛”，是“古所仅见”的“大祲奇灾”了。

人是社会构成、存在和发展的主体，人口的大量死亡必然对社会生产生活造成严重的破坏，引发局部乃至全局社会机制的紊乱，也大大增加灾后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难度。灾后的晋冀鲁豫秦，到处是荒芜的土地，奄奄一息的灾民和无人清理的死难者。十几年过去了，许多原有几十户人家的村庄仅能恢复几户、十几户；几十年过去了，仍然是满目荒凉。1934年重修的《灵石县志）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呜呼！（光绪）三年，秋无寸草；四年，夏成赤地。两季不收，一年无食，而流离失所，死亡相继，论户四千余家，论人口万余口，至今几六十年而灾情犹存，元气未复，此亘古以来未有之奇灾也。”

自然灾害，顾名思义是由自然条件异常而引发的，往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从来都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一个国家经济越发达，科技越进步，人民越富裕，政治越清明，其防灾、抗灾、救灾的能力越强，越能将灾害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反之，国贫民弱，统治黑暗，战争频繁，科技落后，其控制和改变自然的能力越差，灾害发生的频率和程度越大。

胡适先生说过，中国人“天旱了，只会求雨；河决了，只会拜金龙大王；风浪大了，只会祷告观音菩萨或天后娘娘；荒年了，只好逃荒去；瘟疫来了，只好闭门等死；病上身了，只好求神许愿”。

这或许过于夸大事实，但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旧中国防灾救灾能力的薄弱。正是这样那样的人为因素造成了“丁戊奇荒”惨绝人寰的后果。具体说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仓储制度衰败，仓储空虚。

“为政之要，首在足食。”完善的仓储制度和充足的储备粮是国家稳定的重要保证，尤其是灾荒之年，其作用更为显著。与历朝历代一样，清王朝也在各直省州县设置了常平仓，并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管理制度。然而随着封建统治的日趋腐朽，仓储制度渐趋衰败。各级官吏非但没有及时采买仓谷，反而借机变卖、挪用、侵盗之；仓廒得不到修缮粮食霉变、鼠食情况严重；有的地方积钱代谷，把购粮款私吞或挪作它用。对此，江苏巡抚吴元炳认识到，“或有存钱较存谷简便，且可生息之论。不知干净洁谷，足可支十年而不坏。历时过久，尚有以陈易新之法。积钱既多，易启亏挪。且时遇凶歉，谷价腾长，购买无由，多钱又不如多谷。”的确，在很多情况下，钱不能取代粮。由于仓储漏洞甚多，加之经济凋敝，存粮更少了。1830年户部检查常平仓储备情况时发现，实存粮仅1400万石，缺额达1800万石。到1860年，全国常平仓只存523万石了，民间社仓存粮也很有限。“丁戊奇荒”发生后，河南“全省灾区缺粮，不特无树草根可控，抑且无粮可购。哀鸿遍野，待哺嗷嗷，道殣相望”，山西灾民以草根树皮度日，甚至吃石粉和观音土。国家仓谷不足，怎能及时救济上亿灾民？灾民又怎能不吃糠秕树皮、草根乃至吃人？饿死上千万人也不足为奇了。“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这一古训对今天仍不乏警示作用。

第二，战乱频繁，破坏严重。

近代，西方列强频频以坚船利炮冲击中国大门，农民斗争此伏彼起。频繁的战火导致了抗灾能力的削弱。

（1）战争耗费巨大，政府没有足够资金用于防灾救灾，加重了灾荒。仅鸦片战争就耗去了国库存银的3/4，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光是有据可查的开支就有4亿多两，此外还有对列强的巨额赔款和其他大小战事的军费，以致在1864年全国仅有6万余两的储备。国库空虚，抗灾款项自然少得可怜了。

（2）人民生活困苦，在自然灾害面前不堪一击。统治者往往把军饷等开支转嫁到百姓头上，加重了百姓负担。而战火波及之处，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受到威胁生产生活秩序被打乱，庄稼被毁，水利设施也残破不堪。就北方而言，山西为军队几经之地，河南、山东、陕西等省是主战场，“田园荒芜，庐井零落，民之颠连而无告者所在皆是”，原本就很落后的社会经济更加萧条。于是，无灾也变有灾，小灾也变大灾了。

（3）破坏生态环境以致气候反常。清中叶以来人口的迅速增长和过度的砍伐垦荒已极大地破坏了北方的植被。19世纪50至70年代长期的战争也造成了大片的荒山秃岭。曾国藩曾说：“近年从事戎行，每驻扎之处，周历城乡，所见无不毁之屋，无不伐之树。”生态环境恶化必导致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粮食减产，气候反常，引发灾荒，尤其是水旱灾害。时人指出：“树株一年较一年减少，灾荒一年比一年增盛”，可谓一针见血。人类不能忽视战乱与灾荒的关系，从而应更加珍惜和平。

第三，政治腐败，百姓赤贫。

随着封建制度日落西山，清政府的统治岌岌可危，内讧不断，加上外国侵略和农民起义的困扰，根本无暇顾及防灾工作。各级官吏更是极尽敲榨勒索之能事，把各种费用摊到农民身上，甚至一些官员回乡省亲或因私前往，也以公差名义向过往州县索取差费银，折收车马钱。百姓辛苦一年，除纳赋应差、留粮种之外，往往所剩无几。即便是丰收年，也仅能基本糊口，一到灾年，尤其是连续几年欠收，岂有不饿死之理？灾害发生后，那些灾情较轻或无灾省区的官员大都对支援灾区的诏令敷衍了事，赈灾不积极；灾区些官吏为求政绩，不顾百姓死活，“匿灾不报”或“重灾轻报"，灾民得不到及时的应有的救济；部分人经办赈粮时侵吞克扣，中饱私欲；更有的还向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灾民照旧征收捐税，如光绪三年，在灾情已十分严重的情况下，河南省还是“催比征科”，迫使灾民“卖儿鬻女以充正供，春石和泥以延残喘”。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若为官都为民作主，何至于饿殍遍野。

第四，滥种罂粟，忽视粮食生产。

近代以前，我国基本上没有鸦片种植。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迫使清政府解除鸦片禁令，使鸦片贸易合法化。自60年代起，西方每年输入中国的鸦片有5、6万担，中国白银大量外流。李鸿章认为，“洋药不能禁其来”，不如“开洋药之禁以相抵制”，荒唐地提出自种自产鸦片与洋人争利。

特别是1859年实施了土药税厘条例后，鸦片种植之风日盛。60-70年代，全国各省几乎都有鸦片种植。甘肃、陕西、山西、河南、山东成了北方罂粟的盛产地。小农经济生产力的低下和封建统治者的残酷剥削，使穷怕了的农民受金钱欲的驱使，把主要精力放在鸦片种植上。“地利本属有限；多种一亩罂粟，即少收一亩五谷，人民因获利较重，往往以膏腴水田，遍种罂粟，而五谷反置诸硗瘠之区，此地利之所以日穷也”，且“罂粟收将之际正农功吃紧之时，人力尽驱于器粟，而良田反荒芜而不置，人力之所以日驰也。地利既差，人力又减，因而时之在天者，上熟仅得中稔，中稔便苦无麦禾，一遇天灾流行逐至疲痰而不可救药。”

可见鸦片种植恶果之大，它不仅侵占良田和劳力，造成粮食不足，而且诱使相当部分农民自种自吸食，影响了健康和劳动能力。持久的干旱，庄稼欠收，民间无粮，纵使有钱也买不到粮食，加上长期吸食鸦片毁坏了身体，怎能顺利度荒？故从某种意义上讲，“丁戊奇荒”是鸦片种植严重破坏北方农业生产所造成的严重恶果。左宗棠、曾国荃、张之洞等都意识到，“上年奇灾乃鸦片之一大劫”。民以食为天，任何时候都不应忽视农业生产。

第五，落后的交通运输条件也影响了救灾的进度和效果。

由于经济落后，内忧外患不断，我国近代交通运输业发展极其缓慢。在广大的灾区，除直隶、山东有海运之便外，河南、山西、陕西、甘肃等均地处内陆腹地，山路崎岖，地势险恶，运行不便，且仍主要以原始的人畜为动力。大灾之后，牲畜倒毙或被灾民所食，畜力奇缺，就是水路，也常因天旱而导致河道狭窄，舟行极慢。运输不力，大批粮食无法及时送到灾民手中，传统的运输方式和落后的交通设施还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造成粮物损耗，运费昂贵。据估计，山西、陕西两省单是用于运粮的经费就已超过赈款的一半以上了。如这虽不是构成千古奇荒的主要原因，却足以引起人们对交通运输业的重视。

可见，主要是人为因素酿成“丁戊奇荒”的惨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