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宁一重一掩吾肺腑（刘宁一重一掩吾肺腑）

刘宁一重一掩吾肺腑（刘宁一重一掩吾肺腑）杜甫的爱物之仁，有许多细腻的流露，如在梓州因想念成都故宅而作的《寄题江外草堂》，诗中提到对宅中四棵小松的牵挂：“尚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缠。霜骨不堪长，永为邻里怜。”在汉州创作的《舟前小鹅儿》则充满对小鹅的爱怜：“鹅儿黄似酒，对酒爱新鹅。引颈嗔船逼，无行乱眼多。翅开遭宿雨，力小困沧波。客散层城暮，狐狸奈若何。”杜甫对一草一木以及自然界柔弱生命的关爱，并非刻意如此，这些真诚的怜惜，发乎其仁民爱物的博大胸怀。在《暂往白帝复还东屯》中，他说“筑场怜穴蚁，拾穗许村童”，诗人要夯实地面来筑场，却担心此举会破坏蚁穴；对于那些来捡拾自家麦穗的村童，他也不加禁止。怜惜蝼蚁和关爱村童，本是诗人的一体之仁，这是儒家推己及人、及物的仁爱精神的深刻流露。杜甫在蜀中时，曾作《五盘》诗咏广元县北的五盘岭：“五盘虽云险，山色佳有馀。仰凌栈道细，俯映江木疏。地僻无网罟，水清反多鱼。好鸟不妄飞，野人半巢居。喜见淳朴俗，坦然心神

编者按：原文刊载于《杜甫研究学刊》2021年第4期，总第150期。

刘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发展历程中，一直在开展形式多样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并将其提升到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千年大计的高度；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不断完善，“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一系列生态观念深入人心。生态文明思想深深根植于中华文明丰富的生态智慧和文化土壤。

生态问题正日益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中华文明积累的丰富生态智慧，对于当代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如何理解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目前的讨论多聚焦于儒释道思想传统中的生态思考。事实上，中国古典诗歌的生态书写非常丰富，尤其是被誉为“诗圣”的杜甫，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丰富吟咏，呈现了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深邃内涵。与欧美生态文学注重对人类征服自然种种恶果的批判与反思不同，杜诗更多地展现了人与自然和谐交融的丰富精神体验。理解杜诗所呈现的生态智慧，可以更深入地认识生态文明思想的传统文化渊源。

一、杜诗的“爱物之仁”与“观物之明”

杜甫虽然没有今人这样明确的生态观念，但他热爱自然，对自然界的鸟兽草木、风云月露、山光物态，有极为丰富的吟咏。他以儒家的仁民爱物之心关怀万物，其诗充满“爱物”的仁厚之义，再平凡的花草，再微小的生命，都得到他的怜惜。同时，他也深受山水田园诗人的艺术影响，以澄明之心观照万物，其“观物”的笔笔刻画，不仅表现了自然界动植物的丰富情态，更折射了内心澄明的生趣。

杜诗的“爱物之仁”，打动了后世无数读者。他在秦州创作《病马》：“乘尔亦已久，天寒关塞深。尘中老尽力，岁晚病伤心。毛骨岂殊众，驯良犹至今。物微意不浅，感动一沉吟。”老马并非与众不同的名马，但服勤一生以至衰惫老病，诗人对它的关爱怜惜十分真挚。在绵州创作的《又观打鱼》中，他对竭泽而渔的贪狠深感不安：“小鱼脱漏不可记，半死半生犹戢戢。大鱼伤损皆垂头，屈强泥沙有时立。……吾徒胡为纵此乐，暴殄天物圣所哀。”诗中刻画深陷网罟的大鱼小鱼急切地期望挣脱，字句间仿佛可以感受到诗人在为它们的命运而焦急无奈，结句则直斥如此行为是“暴殄天物”，充满仁心的哀愍。

杜甫在蜀中时，曾作《五盘》诗咏广元县北的五盘岭：“五盘虽云险，山色佳有馀。仰凌栈道细，俯映江木疏。地僻无网罟，水清反多鱼。好鸟不妄飞，野人半巢居。喜见淳朴俗，坦然心神舒。”诗中对五盘岭淳朴之境的刻画，处处流露出对残生害物的动荡时事的厌倦与厌恶。诗人为眼前鱼鸟远离伤害而感到宽慰，呼应着战乱早平，巨猾速除，天下重归安宁，自己早日结束漂泊的强烈愿望，仁民爱物的忧念之心萦绕于笔端。

杜甫的爱物之仁，有许多细腻的流露，如在梓州因想念成都故宅而作的《寄题江外草堂》，诗中提到对宅中四棵小松的牵挂：“尚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缠。霜骨不堪长，永为邻里怜。”在汉州创作的《舟前小鹅儿》则充满对小鹅的爱怜：“鹅儿黄似酒，对酒爱新鹅。引颈嗔船逼，无行乱眼多。翅开遭宿雨，力小困沧波。客散层城暮，狐狸奈若何。”杜甫对一草一木以及自然界柔弱生命的关爱，并非刻意如此，这些真诚的怜惜，发乎其仁民爱物的博大胸怀。在《暂往白帝复还东屯》中，他说“筑场怜穴蚁，拾穗许村童”，诗人要夯实地面来筑场，却担心此举会破坏蚁穴；对于那些来捡拾自家麦穗的村童，他也不加禁止。怜惜蝼蚁和关爱村童，本是诗人的一体之仁，这是儒家推己及人、及物的仁爱精神的深刻流露。

作为一位诗艺磅礴万象的诗人，杜甫对自然的体味，并非仅仅以仁爱怜惜之笔来展开。杜诗中大量的写景观物，展现了极为丰富的生态物趣。自东晋南朝以来，山水田园诗的发展，为表现自然生态之美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杜甫并不是一位典型的山水田园诗人，但他以集大成的气魄吸取前代诗歌艺术，其中对山水田园诗艺术的汲取是十分深入的。他在诗中说“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孰知二谢将能事，颇学阴何苦用心”，这些都明确地表达了对谢灵运、谢朓、陶渊明的取法。山水诗以澄明心境体味自然，在澄怀观道中展现山水百态、动植飞潜的生机与意趣；由此形成的观物写景的独特笔法，对杜诗产生了深刻影响。杜甫早年所作的《夜宴左氏庄》：“林风纤月落，衣露静琴张。暗水流花径，春星带草堂。检书烧烛短，看剑引杯长。诗罢闻吴咏，扁舟意不忘。”这个春天的夜宴，充满高雅的意趣，疏星淡月映照下的草堂，花径下悄悄流过的溪水，无一不烘托出淡远超逸的韵味，这正是山水诗澄怀净虑的意趣。后来，杜甫在成都浣花溪草堂写作了许多篇章，将漂泊的痛苦暂时忘却，诗句于澄净中又融合了陶渊明田园诗的恬淡安详，例如《卜居》：“浣花溪水水西头，主人为卜林塘幽。已知出郭少尘事，更有澄江销客愁。无数蜻蜓齐上下，一双鸂鶒对沉浮。东行万里堪乘兴，须向山阴入小舟。”浣花溪边远离尘嚣的草堂，让诗人忘记了客愁，溪水东行万里直通吴越，更引发了他重寻山阴山水佳致的强烈愿望。

山水诗人以澄明之心观物，深刻地体会万物之生机意趣，对物态情状的表现也充满鲜明的意象与盎然的生意。谢灵运许多写景佳作，就颇具这样的“观物之明”，例如《游南亭》：“时竟夕澄霁，云归日西驰。密林含余清，远峰隐半规。久痗昏垫苦，旅馆眺郊歧。泽兰渐被径，芙蓉始发池。未厌青春好，已睹朱明移。”诗句在细腻如绘的黄昏暮色中，刻画新月初上，春草渐生的生意；《石壁精舍还湖中作》：“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在林壑薄暮，时光匆迫中，刻画湖上荷花盛开、蒲稗因依的生动物态。如此状物之笔，出自表里澄澈、俯仰大化的心灵，其笔触的细腻，流淌的生意，都令人回味不尽。

这样的“观物之明”，在杜诗的大量作品中也有生动呈现。《曲江二首》（其二）写道：“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其中“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用极细腻的笔触，刻画轻柔动人、却又短暂易逝的春色，细入毫发的摹景之句中，是让人忍不住要去挽留的春之生意。又如《曲江对酒》中的“桃花细逐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亦是细腻描绘鸟飞花落、春日迟迟之情状；“林花著雨燕支湿，水荇牵风翠带长”则以林花水荇在风雨中的一个独特瞬间，刻画盎然生动的春意。再如“芹泥随燕嘴，蕊粉上蜂须”，“时出碧鸡坊，西郊向草堂。市桥官柳细，江路野梅香”，“锦里烟尘外，江村八九家。圆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田舍清江曲，柴门古道旁。草深迷市井，地僻懒衣裳”等诗作都是对自然界细腻有味的描绘，诗人对大自然生灭变化的敏感，对物态细致入微的观察，都融会在这些凝练的诗句之中。

谢灵运的山水诗，善于表现自然界的色彩之美，如“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王维的山水诗也充分继承了这样的色彩艺术，如“嫩竹含新粉，红莲落故衣”，“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杜诗中也多有明丽的色彩，例如刻画园林别业的“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刻画草堂景象的“风含翠筱娟娟净，雨裛红蕖冉冉香”；还有描绘边塞荒凉的山野“塞柳行疏翠，山梨结小红”。至于山水诗的天然生趣之美，在杜诗中也多有回响。杜甫在蜀中刻画春天，有著名的《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中“黄师塔前江水东，春光懒困倚微风。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等，诗中笔触之细腻、色彩之丰富、生趣之盎然，都令人回味不已。

山水诗人的“观物之明”，反映了道家精神与玄学之旨对诗人心灵的陶冶。杜诗兼具“爱物之仁”与“观物之明”，对待自然万物，不仅有推己及人、及物的仁爱关怀，也有澄明静观的细腻体察。中国儒道两家的生态思考，在杜诗中都有丰富而诗意的呈现。

二、杜诗“物我相友”的独特体验

杜诗有不少作品，表达了“物我相友”的感情，人对于自然万物，既非单纯主动地关怀怜惜，也不只是澄怀净虑地观察体味，而更像面对一位亲切的朋友，彼此在默契地交流。这种“物我相友”诗篇所蕴含的人与自然和谐交融的独特体验，开拓了古典诗歌的艺术表现，使读者更可领略中国古典生态智慧的丰富。

杜甫在《岳麓山道林二寺行》中感叹山光物色“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鸟山花共友于”，这样的“友于”之情，时时流露于他的笔端。在描绘草堂景色的《江村》中，他感到草堂的一切都那样亲切：“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虽然诗意隐含了鸥鹭忘机的典故，但同样也是草堂生活的真实写照。诗人与大自然仿佛心意相通，当诗人不忍春光流逝得这样迅速，他会说“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仿佛春光是一位听得懂自己心意的朋友。当春光搅扰了自己的客愁，他又无奈地感叹：“眼见客愁愁不醒，无赖春色到江亭。即遣花开深造次，便教莺语太丁宁。”春天就像是一位鲁莽的朋友，明明知道自己客愁难解，还要让春色重回大地，大概本意是要宽慰自己，谁知却更触动了自己的愁怀。如此亲切的物我之情，细腻而又婉转。

朋友之情没有亲情那样本然，但拥有独特的精神体验，会更在意彼此的情意交流。深厚的友谊，不会仅仅停留于回报和感念，而是有更丰富的相知相得、相亲相重在其间，杜甫的《题桃树》就表达了这种复杂的友情，而友情的对象则是杜甫屋宅前的五棵桃树：“小径升堂旧不斜，五株桃树亦从遮。高秋总馈贫人实，来岁还舒满眼花。帘户每宜通乳燕，儿童莫信打慈鸦。寡妻群盗非今日，天下车书已一家。”有人建议杜甫把屋宅前遮挡道路的桃树砍去，他在诗中回应说，这几棵桃树，不仅在秋天结出果实让贫人充饥，来春还会开满鲜艳的花朵，如此有情有意，岂忍加以伤害！然而，诗人对桃树的爱惜之情，并非仅止于此，他进而说：“帘户每宜通乳燕，儿童莫信打慈鸦。”乳燕、慈鸦与桃树，要得到人的爱护，并非因其对人有好处，而是因为一切生物都应该得到尊重和关爱。浦起龙对此有精辟分析：“盖‘馈贫’则于人有济，‘舒眼’则与我偕春，物虽微而利亦溥矣。下半又勘进一层。更勿论其有利与否，而物本当爱者，非于桃外推广之词，乃即物指点之词。推广则题面全抛，无是理也。言‘乳燕’、‘慈鸦’，无补于世，而生机洋溢，人情类皆护惜之，桃非其类乎？”与上文吟咏病马、小鹅等诗篇不同，《题桃树》展现了“物我相友”的深邃内涵，前者是书写诗人对弱小的、无助的生命的怜惜，后者则更多的是人与桃树之间发乎友情的相知相得与相重。

“物我相友”展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更为丰富的面向。儒家所提倡的仁爱，在很大程度上立足“亲亲”之情的推衍。《孟子·梁惠王上》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对天下的关爱，是由亲情一步步向外推衍而出。这样的仁爱，在面对缺少亲情联系的陌生人时，如何有效地表达，是儒学必须要思考的问题。宋代理学家通过将仁爱的道德原则抽象为天理，为儒学赋予普遍主义的内涵，但在对天理与仁爱的理解中，仍然受到亲情这种情感体验的显著影响。张载《西铭》云：“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其中虽然说物为吾与，以物为伙伴友朋，但显然这里所说的“物与”之情，是与上文的“同胞”之义紧密相连，是作为亲情的“同胞”之义的推衍。程颢云：“医书言手足痿痹为不仁，此言最善名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诸己，自不与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气已不贯，皆不属己。故‘博施济众’，乃圣人之功用。”仁者不仅要将世界万物视为自己的亲人，更进而要视天地万物与己为一体，“莫非己也”。可见，儒家的仁爱，非常依赖亲情的体验来和同天地万物。但是，面对无限多样的世界，这样的方式无疑会存在其局限，杜甫对“物我相友”之情的丰富体验，对如何协调人与万物的关系，有了更多的启示。

杜甫对物我相友关系的探索，体现为许多新的艺术题材和手法的创造。这其中尤可体会的，是其对山水重游佳趣的表现。杜甫在上元二年春重游修觉山、修觉寺，写下了著名的《后游》：“寺忆曾游处，桥怜再渡时。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野润烟光薄，沙暄日色迟。客愁全为减，舍此复何之。”诗人再度重游山水佳胜，江山仿佛在等待着自己重来，花柳无私地展现着它们美丽的景色。

杜甫如此书写山水重游的佳趣，是极富艺术创新的笔法。从谢灵运到王维的山水诗人，虽然描绘了江山景致的万千风姿，但极少从重游角度落笔构思，他们最看重的是与山水初次相逢相遇的心灵感动。在谢灵运笔下，登山临水之间突然呈现在诗人眼前的景致，如此清新生动，却又如此稍纵即逝，例如《过始宁墅》细致地描写诗人在山水间沿途所见的美景：“山行穷登顿，水涉尽洄沿。岩峭岭稠叠，洲萦渚连绵。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诗人不断跋涉，眼前的岩岭洲渚也逶迤变换，正是在时时变换的视线中，突然见到“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环抱幽石的白云不会长久停留，这转瞬即逝的美景，有着无限的新鲜与生动。游览中美景的发现，往往因路途的曲折不便而更显触目与珍贵。谢灵运在《石壁精舍还湖中作》感叹山林中的清晖是如此易逝，转瞬已是满目的夕阳晚景：“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出谷日尚早，入舟阳已微。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这些诗句，着力书写与景物初次相遇的新鲜体验，生动澄澈。鲍照称谢灵运的五言诗“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如此比喻，很能道出谢诗的妙处。

山水诗人很善于刻画仿佛是初次遇见的新鲜山水世界，例如孟浩然的《早发渔浦潭》“东旭早光芒，渚禽已惊聒。卧闻渔浦口，桡声暗相拨。日出气象分，始知江路阔”，诗句刻画清晓启航时的江景，世界仿佛刚刚苏醒。这种体验在王维的诗里也多有表现，其《春中田园作》云：“屋上春鸠鸣，村边杏花白。持斧伐远扬，荷锄觇泉脉。”自然界的一草一木，在山水诗人的笔下，都充满新相识、初相见的清新美好。

事实上，山水诗人在现实中经山历水，不可能完全没有重游的经历，但重游的独特体验，从未得到山水诗人的充分关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杜甫的“寺忆曾游处，桥怜再渡时”呈现出极为显著的艺术新意，诗人不仅不再回避重游的体验，而且明确地说，江山正是在重游中更见其美好的韵致。在重游中，江山已不是新知，而是再次相见的老友，彼此有了更深的情意，万千物态也呈现出别样的景致。如果说山水初见，其景致是以明丽生动为特色，那么重游再赏中的所见，就更多了细腻悠然的韵味。杜甫在《后游》中描绘重游所见“野润烟光薄，沙暄日色迟”，就萦绕着春日迟迟的氤氲气息。

山水初见与重游所见的不同，在杜甫著名的《陪郑广文过何将军山林十首》以及《重过何氏五首》两组作品中，有鲜明的呈现。诗人两度在何将军的别业中做客，两组诗分别写下了初至与重过的不同体验。初次做客时，诗人屡屡为园中的美景触动，他注意到园中的奇花：“异花来绝域，滋蔓匝清池。”还注意到曲折藤蔓中的隐秘：“碾涡深没马，藤蔓曲藏蛇。”感受到园中食物的鲜美：“鲜鲫银丝脍，香芹碧涧羹。”眼中所见的景致，也留下鲜明的色彩印象：“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

《重过何氏五首》则着眼重游园林的特有体验，诗人此刻已经不是全然的陌生人，他的目光不再被园中的奇花险境所吸引，而是注意到“犬迎曾宿客”这亲切的景致，他是这园林的老友，也是园中万物的故人，他可以“落日平台上，春风啜茗时。石栏斜点笔，桐叶坐题诗”。悠闲的心境，令园林中寻常的草木也有了可以玩味的意趣：“雨抛金锁甲，苔卧绿沉枪。”园中的小生命，其活泼的身影勾画出许多细腻的景致：“翡翠鸣衣桁，蜻蜓立钓丝。”重游的园林，在熟悉中又有了许多新的感受，就像相知的老友，在交流中更多地走进彼此的世界。如此重游佳趣，其中所折射的人与自然的独特关系，颇可玩味。在传统的山水诗中，人需要以澄澈的心灵观照山水；而在重游中，人有了更丰富的自我意识，与山水自然更像老友重逢，在亲切的友情中品味江山的风致。

这种重游佳趣，和古典诗文中经常出现的故地重游之叹与归乡之思，都有明显的不同。故地重游之叹是极为常见的抒情主题，鲍照的《芜城赋》刻画昔日繁华的广陵，在战火之后的荒芜凄凉，字里行间是无尽的今昔之慨。杜甫《哀江头》同样着眼于此，安史乱前繁华的曲江头，在战乱中则是“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故地重游的题材，在中唐以后被大量吟咏，最常抒发的是物是人非的沧桑之叹。戴叔伦《重游长真寺》：“同到长真寺，青山四面同。鸟啼花竹暗，人散户庭空。蒲涧千年雨，松门午夜风。旧游悲往日，回首各西东。”诗人怀念往昔与友人同游青山寺，如今重到，昔日同游之人已漂泊西东。这种情感在崔护“人面桃花”的无奈吟唱中更有集中的表达：“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在，桃花依旧笑春风。”徐铉《重游木兰亭》也表达了重游的沧桑之感：“缭绕长堤带碧浔，昔年游此尚青衿。兰桡破浪城阴直，玉勒穿花苑树深。宦路尘埃成久别，仙家风景有谁寻。那知年长多情后，重凭栏干一独吟。”这种物是人非的慨叹，和杜甫的重游之趣，截然不同。前者仍是以诗人自我的感怀为中心，自然界似乎没有发生变化的景物，只是一面临照诗人人生变化的无言的明镜。这其中并未有杜甫那种人与江山万物如老友相对相知的独特情感。

杜甫的江山重游，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重归乡园。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中刻画了重归乡园的独特感受。他再度看到乡园的景象“三径就荒，松菊犹存”，为找到身心恬然的归宿而欣慰。杜甫的江山重游，虽然亲切，但并非以江山为故乡，其间人与自然如老友相知般的独特情感，与陶渊明的归乡之思颇为异趣。

后世诗人往往很难学习杜甫书写重游佳趣的独特笔法，相较于物是人非或重归乡园这些几乎已成为套路的吟咏取向，江山重游、友朋相对的韵致，似乎很难着笔。宋人汪藻有一首绝句颇欲勾勒此种情趣：“山城重到转清幽，胜日闲寻旧钓游。定是沙鸥嫌俗驾，背人飞去不回头。”诗人重游山城，风景更觉清幽，相识的沙鸥却嫌弃诗人身带尘俗，飞去不睬。在淡淡的自嘲中，诗句颇有巧思，但相较于杜诗书写重游的丰富笔触，诗意却不无单薄。杜诗的取法之难，并非只是艺术功力的匮乏，更多的应是诗人难以充分领略杜甫丰富的感情世界。杜甫对重游佳趣的从容品味，展现了人与自然和谐交融的丰富内涵，他对于“物我相友”的深入体验，并不简单依循亲情推衍的仁爱逻辑，也不单纯靠自我的澄怀净虑来获得物我的融合，从某种意义上讲，杜甫在儒、道两家的思想传统之外，对人与自然的联系做了更丰富的思考。在他笔下，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有人对自然如亲人般的关爱，以及人在自我净化的基础上对自然的尊重，还有人与自然如友朋相对般的默契交流。

三、杜诗对理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启示

充盈着“爱物之仁”“观物之明”以及“物我相友”之情的杜诗，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多重面向，展现了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丰富内涵。

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这是对中华文明积淀的生态智慧的继承与创新。中国传统生态智慧，既体现在儒、道等思想传统中，也在“诗圣”杜甫的诗歌世界中有生动而丰富的呈现。杜诗代代传诵，深入人心，不仅以强烈的家国情怀感染无数读者，其内涵深邃的自然观与生态智慧，也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了中国人关爱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情怀与态度。

19世纪以来，西方的生态思想和生态文学，都获得了丰富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生态思想空前活跃。生态学家非常强调整体生态观，史怀泽提出：“由于敬畏生命的伦理学，我们不仅与人，而且与一切存在于我们范围之内的生物发生了联系。”俄罗斯思想家乌斯宾斯基认为：“地球是一个完整的存在物，……我们认识到了地球——它的土壤、山脉、河流、森林、气候、植物和动物——的不可分割性，并且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尊重，不是作为有用的仆人，而是作为有生命的存在物。”这种整体生态观同样表达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强烈愿望。

西方生态思潮与生态文学的兴起，是被愈演愈烈的生态问题所催生，带有鲜明的文化反思和批判特点。生态学家莫尔特曼认为：“如果把人类社会和周围自然界联系起来的这种生活系统发生了危机，亦即自然界的死亡，那么，合乎逻辑的是，这个系统就遇到了整个生活态度、生活方式、还有非次要的基本价值观和信条的危机。”人类为满足自我欲望而奋斗， 推动了文明和整个人类的发展，但无休止的欲望对有限的生态资源造成了无可弥补的破坏。弗洛姆在《占有还是存在》指出：“人类文明是以人对自然的积极控制为滥觞的，然而这个控制到工业化时代开始就走向极限。”“技术进步不仅破坏生态平衡，而且带来核战争的危险。”生态思想家呼吁人类树立高度的地球责任心，尽到对地球的责任；放弃征服自然、控制自然的妄想。

这种文化反思与批判，是欧美生态文学最重要的表现主题。梭罗在《瓦尔登湖》中记述自己在瓦尔登湖边的独居生活，其中曾详细记录自己的收入开销。由于生活简朴，他说自己一年中干六个星期的活儿，就能挣够所有的生活开支，“整个冬天，还有大部分夏天，我自由自在，安心学习”。这种对过度追求物质欲望的批判，是生态文学家十分关注的主题。梭罗对荒野价值的发现，也受到生态文学家的强烈关注。梭罗在后期创作中，提出“只有在荒野中才能保护这个世界”的观点，思考了野生自然与健康的人类文明之间的关系。他痛恨工业文明对荒野的破坏，认为荒野中蕴藏着一种尚未被唤醒的生机和活力，走向荒野，不是走向原始和过去，不是历史的倒退。相反，荒野意味着前途和希望，也意味着美好和健康。最有活力的东西，也是最有野性的东西。梭罗对物欲的批判，对荒野的向往，都对欧美生态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显然，杜诗的生态思考和当代欧美生态文学的意趣颇多差异。杜甫虽然漂泊流离，但并没有眷恋、向往荒野。由于历史处境和文化环境不同，杜甫不像当代生态学家这样对人类文明做强烈的反思与批判，他的思考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并重。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积极提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正是从以杜诗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生态智慧中，汲取了积极有益的影响。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是“十四五”开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启之年。新时代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深入全面地理解杜诗所蕴含的生态思考，对于理解生态文明思想的传统文化渊源，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有重要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