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思想多变原因（呼唤过新道德之后）

梁启超思想多变原因（呼唤过新道德之后）遥想1905年前后，梁启超立场陡变。据统计，在其五十多年的生涯中，梁启超的立场即有“十变”。这曾引起过广泛的物议：“孙中山痛斥其‘忽言革命，忽言破坏’‘首鼠两端’。章太炎指责他‘始言革命，终言立宪，浮夸转变’。康有为则十分恼火地批评他‘流质易变’。”而他当年的学生郑振铎，也曾经未置可否地总结道：“任公最为人所恭维的——或者可以说，最为人所诟病的——一点是‘善变’。无论在学问上，在政治活动上，在文学的作风上都是如此。”一开始就提出这个问题，等于是要追问：梁启超当年为什么要编选《德育鉴》这本书？为什么要返求旧道德？ 文｜刘东为什么要返求旧道德？

1903年，梁启超结束了为期十个月的美洲之旅后，一摒此前政治上力倡“民主”“共和”，思想上“发明新道德”的主张，转而面向中国先贤大儒，从中汲取修身治心之道，以图通过道德重建，恢弘传统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本原之学，并担当救国救民之责。两年后，他编纂《德育鉴》，精选先秦至明清65位先儒421条德育修身的格言语录，分为“辨术”“立志”“知本”“存养”“省克”“应用”六篇，为新学青年量身定做修身指南，以培养有志之士伟大人格。梁漱溟、胡适、徐志摩等民国风云人物都曾在成长中受到过《德育鉴》的重要影响。如今，这本曾经风靡一时的青年德育修身读本，已成为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国学指定教本。借着为《德育鉴》撰写题解的机缘，浙江大学敦和讲席教授、中西书院院长刘东在新著《德教释疑》一书中，沿循梁启超对道德本心的叩问与修持，解开围绕传统“德教”的疑团。 下文为书中选摘，以飨读者。

《德教释疑》

刘东 著

译林出版社

为什么要返求旧道德？

文｜刘东

为什么要返求旧道德？

一开始就提出这个问题，等于是要追问：梁启超当年为什么要编选《德育鉴》这本书？

遥想1905年前后，梁启超立场陡变。据统计，在其五十多年的生涯中，梁启超的立场即有“十变”。这曾引起过广泛的物议：“孙中山痛斥其‘忽言革命，忽言破坏’‘首鼠两端’。章太炎指责他‘始言革命，终言立宪，浮夸转变’。康有为则十分恼火地批评他‘流质易变’。”而他当年的学生郑振铎，也曾经未置可否地总结道：“任公最为人所恭维的——或者可以说，最为人所诟病的——一点是‘善变’。无论在学问上，在政治活动上，在文学的作风上都是如此。”

梁启超

然而，这种“善变”未必就是缺点，相反倒可能是他主动追求的。梁启超在早岁就已自觉到了这一点：“《语》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若夫其方法随时与境而变，又随吾脑识之发达而变，百变不离其宗。”

因此，我们不能只盯住他的这种“善变”，而应更深一层地去考察：在那些富于戏剧性的转变中，其思想有无愈发丰富，立场有无愈加稳固，环顾是否更为周全，见识是否更为可靠？而一旦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首先便须回顾其早先提出的“新民说”，以厘清他在转变前的思想和立场。当年，为了拯救“积贫积弱”的中国，他曾率先提倡过“道德革命”——想要“新国家”就先要打造“新国民”，而想要“新国民”就先要倡导“新道德”——“国也者，积民而成……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故……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因此，他便必须对传统的“旧道德”大加讨伐，而这样的批判，还必须尽可能地全面开花。

但是，正如一位当代学者所总结的，他当年发出的批判谈不上“平心之论”——“西人说中国‘野蛮’，梁启超持之以为绳尺，作《中国积弱溯源论》，从历史的中国里搜寻爬梳，翻出‘奴性’‘愚昧’‘为我’‘好伪’‘怯懦’‘无动’等切割支离之词，用来说当时中国的‘病源’……它们被梁启超大而化之地编连为一体，显然并不全是出自中国历史本身和真能统括中国历史全体……梁启超之所以选定这些词汇，正在于由此编成的大而化之鲜明触目，能够一一对应地描绘出时人心目中西方文明的反面，以此为‘野蛮’作佐证。”所幸，这位学者随即追加了一句：“梁启超是一个善于自我纠错的人，所以后来半途知返，并力为阐扬中国历史中的光明一面。”这就要归结于他那种不惮“流质易变”、绝不固执己见的突出个性了。要想了解梁启超这种“善变”的个性，便不得不提到他1903年的那趟美洲之行。他从中得到了始料未及的惨痛教训，由此才从“新派人士”的行为做派中，幡然醒悟到了“旧道德”的不可少离。对此，其《年谱长编》如此描述：“先生从美洲归来后，言论大变，从前所深信的‘破坏主义’和‘革命排满’的主张，至是完全放弃，这是先生政治思想的一大转变，以后几年内的言论和主张，完全站在这个基础上立论。这便是先生考察日多，见闻益广，历练愈深的结果。”

此外，我们还可从梁启超写于1905年的下述文字中，了解到“新派人士”当年竟有如此戏剧性的、令人扼腕的蜕变：“在数年前，自命为爱国志士，同人亦公认其为爱国志士，而今也，或以五六七品之头衔、百数十金之薪俸，而委蛇以变其节也；或征歌选色于都会，武断盗名于家乡，而堕落不可复问也……设其时，有旁人语我曰‘数年以后，恐足下其亦如彼’，则我必艴然怒也。庸讵知彼辈自始固非尽出于伪，如吾所谓自暴自弃、甘心为小人也。”此等易变，不禁让人想起庄子“梦蝶”之疑，弄不清他们究竟是“退化”到了这般地步，还是“还复”到自己的本然面目。

看到这里，一般人或许只会想当然地觉得那不过是“热情消退”罢了。然而，梁启超却要再进一步，直接追究到人们的“道德心”本身。针对这一点，又有一位当代学者曾在《中国学术》杂志上，比对了章太炎和梁启超不约而同的体验——尽管这两人隶属于壁垒分明的不同阵营——总结出了他们当年所共同遭遇的“道德两难”：“以掀翻既有秩序和既有道德为目标的革命……却必须以道德行之，这就是革命与道德之间的两难。”如果再往自己身边打量，我们又不难发现，这种“两难”居然还在被原封不动地复制着。一方面，过去几十年所宣扬的“破旧立新”，显然是提出了更高的“道德标准”，而传统的价值也便随之被弃如敝屣。可另一方面，又因太过执迷“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反而导致人心更加撕裂、更加败坏，诚如回到了霍布斯的“丛林时代”。也唯其如此，我们才能设身处地地体谅到，梁启超在呼唤过“新道德”之后，何以又回到了《德育鉴》的编选中，情不自禁地呼唤起“旧道德”来。正是在编纂于1905年的这本书中，他对照着提倡“致良知”的阳明学，以及王学后人对其先师的追忆，愤然发出了“今不如古”的慨叹：“微言大义，流风余韵，澌灭以尽，人欲横流，举国禽兽。而近者复有翻译泰西首尾不完、字句不明之学说输入，学者益得假以自文，欲举我神明千圣之学，一旦而摧弃之，而更何有于先生？”意味深长、发人深省的是，甚至就连这一点也同样是“无独有偶”的，因为它也很像当今兴起的“国学热”，正如我曾在一篇访谈中对此分析的：

正由于本土历史的应有连续性，被来自西方的剧烈冲击给阻断了，而原有的那个文化共同体，也在外来的碾轧下失序了，这才使得人们蓦然回首，发现自己正受到“传统丧失”的报复。在这个意义上，事实上这一次的国学热，还真不是自上而下形成的，倒是老人们听《百家讲坛》听出来的，属于“礼失求诸野”式的自我修复。在我看来，这一点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它再一次胜于雄辩地证明了，对于规范中国民众的道德而言，中国文化的固有价值，乃至于它的那种言说方式，都不光仍然是最有活力的，而且可能是最有效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