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专业翻译概论书中的翻译理论（译见汪宝荣国内社会翻译学研究现状述评）
英语专业翻译概论书中的翻译理论（译见汪宝荣国内社会翻译学研究现状述评）王洪涛（2017）主编的《社会翻译学研究：理论、视角与方法》收录了截止2016年国内学者发表的19篇代表性中文论文，首次集中展示、推介了本领域重要研究成果，便于有兴趣的国内研究者研读、参考和引用，“对倡导和推进我国的社会翻译学学科建设无疑会起到积极的作用”（王宏印 2017：8）。鉴于该论文集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本领域国内研究现状，对其进行述评基本上可由一斑而窥全豹。2. 《社会翻译学研究：理论、视角与方法》略评1. 引言社会翻译学在西方兴起至今仅20余年，但其发展异常迅猛。西方学者从90年代末开始系统建构社会翻译学，目前已形成“描述性社会翻译学”、“文化产品社会翻译学”、“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社会翻译学”三个分支，初步奠定了本学科结构的基础（汪宝荣 2017a）。迄今社会翻译学主要吸收应用了三种西方社会学理论：布迪厄（P. Bourdieu）的建构主义社会学理论（constructivist
本文来源：本文原载《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2019年第1辑
感谢汪教授赐稿！
转自：跨学科翻译研究、翻译学研究
摘要：本文旨在对近十年我国的社会翻译学研究现状进行述评，兼评国内出版的第一本专题论文集。国内社会翻译学研究的起步比西方晚了约10年，尽管取得了令人欢欣鼓舞的成绩，但有待改进、提升和拓展的空间很大，突出表现在应用的社会学理论较单一、理论及方法论更新不够及时；有的译介或综述文章不够全面、准确、深入，容易误导参引者；总体上尚处于积极引介国外成果为主、创造性应用西方理论为次的阶段，尤其原创性、实证性研究和结合中国翻译实践的理论建构亟待加强。
1. 引言
社会翻译学在西方兴起至今仅20余年，但其发展异常迅猛。西方学者从90年代末开始系统建构社会翻译学，目前已形成“描述性社会翻译学”、“文化产品社会翻译学”、“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社会翻译学”三个分支，初步奠定了本学科结构的基础（汪宝荣 2017a）。迄今社会翻译学主要吸收应用了三种西方社会学理论：布迪厄（P. Bourdieu）的建构主义社会学理论（constructivist sociology），包括社会实践论（又称“场域理论”）、文化生产场域理论、出版社会学理论等，拉图尔（B. Latour）、卡隆（M. Callon）、约翰·劳（J. Law）等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 Network Theory）、卢曼（N. Luhmann）的社会系统论（social systems theory）；从国外研究现状看，布迪厄的理论得到了广泛应用，对拉图尔等人的理论和卢曼理论的运用还不很充分（Inghilleri 2009：279-282）；描述性社会翻译学和文化产品社会翻译学的发展相对成熟，成果也最丰硕，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社会翻译学的发展相对滞后，相关研究有待加强（Buzelin 2013：195-196；汪宝荣 2017a）。此外，近20年来西方学者围绕以下四个核心领域展开了卓有成效的研究：翻译职业、翻译机构、翻译产品国际流通与传播、社会学与翻译学的关系，分别对应当代社会学的四个分支领域即职场或职业社会学、组织机构社会学、文学或文化社会学、科学社会学（Buzelin 2013：191-194；汪宝荣 2018）。
国内社会翻译学研究的起步比西方晚了约10年。杨柳（2003）借用布迪厄的文化生产场域理论讨论中国翻译学学科如何建构话语权力，傅敬民（2005）借用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分析《圣经》汉译，属于本领域最早研究成果。在过去的10年中，一些国内学者在该领域较为活跃且多产，如傅敬民、王洪涛、汪宝荣、邢杰、徐敏慧、陆志国等，但也有一些学者（如李红满、胡牧、黄德先等）在率先进入本领域并发表若干论文后又悄然退出或暂时沉寂，近年来没有发表与本领域相关的有影响的论述，这对国内社会翻译学研究的可持续发展无疑是莫大的损失。本文旨在对近十年国内社会翻译学研究现状进行述评（参见王洪涛 2016a），兼评国内出版的第一本专题论文集（参见张琼方 2019），在梳理总结取得的成绩的同时侧重于反思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希望有助于确定有待重点突破和积极推进的研究课题。1
2. 《社会翻译学研究：理论、视角与方法》略评
王洪涛（2017）主编的《社会翻译学研究：理论、视角与方法》收录了截止2016年国内学者发表的19篇代表性中文论文，首次集中展示、推介了本领域重要研究成果，便于有兴趣的国内研究者研读、参考和引用，“对倡导和推进我国的社会翻译学学科建设无疑会起到积极的作用”（王宏印 2017：8）。鉴于该论文集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本领域国内研究现状，对其进行述评基本上可由一斑而窥全豹。
该书上篇“社会翻译学的基础理论”收入的6篇论文多为对西方社会学理论及社会翻译学研究成果的译介或综述，往往融入作者的独立思考，如胡牧援引赫尔曼斯（T. Hermans）在《系统中的翻译》一书中对描述性翻译研究不足之处的批评性反思，较早探讨了社会学视角翻译研究的因由和依据、指导性原则及具体研究方法和内容，指出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和卢曼的社会系统论能为翻译研究带来新的视角和分析工具，“我们力图建立的社会翻译学，重心在翻译学，而不是社会学”（胡牧 2006）。1 武光军介绍了布迪厄的社会实践论、卢曼的社会系统论、拉图尔等人的行为者网络理论的基本特征及核心概念工具，述评了它们在翻译社会学研究中的进展，指出“翻译社会学研究要保持其范式的生命力，在未来还需在两个方向上发展:适度的本体回归与解释力的深化”（武光军2008）。唐芳（2012）译介了以色列学者塞拉—谢菲（R. Sela-Sheffy）的研究成果，尤其她对译者策略的多样性、翻译场域的动态建构性及译者行为模式独特性的论析。王运鸿述评了近20年来国际上描述性翻译研究的发展和嬗变，指出其研究对象与范围已大大拓宽，即“从单一的目标语取向到多维的社会学视角，从单纯关注外在的规范研究转向内外结合的惯习与规范、个体与社会的双向研究”（王运鸿 2014）。王洪涛（2011）从认识论角度揭示并论证了社会翻译学存在的合理性、研究中的有效性及支撑其长期发展的科学性，从本体论角度界定了该学科研究对象，从方法论角度阐述了其适用的研究方法，着重指出“社会翻译学”从社会学角度探索翻译现象，属于翻译学的范畴，而“翻译社会学”侧重从翻译学角度探索社会现象，属于社会学的范畴，因此把该分支学科称作“社会翻译学”更为合适。
该论文集中篇题为“社会翻译学的研究视角”，其中包括宋安妮（2014）介绍卢曼的社会系统论及其在翻译研究中应用的文章、傅敬民的反思性文章和陆志国、蔡瑞珍的个案研究（详见下文），而严格意义上的“研究视角”或分析模式建构性论文仅有2篇：仲伟合、冯曼（2014）基于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及研究方法，并参照沃尔夫（M. Wolf）界定的“行为者社会学”、“翻译过程社会学”、“文化产品（译作）社会学”三个分支领域，勾画了“中国文化外译研究”宏观、中观、微观层面的整体框架，并划分了各层面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从而初步建构了该领域的研究体系；王传英（2013）参照社会—文化网络分析框架，对翻译规范的社会作用、获得和发展进行了探讨，试图从个体行为与集体结构的契合、翻译能力的后天养成、规范的动态发展三个层面重建译者的翻译职业行为，作者自创的“社会—文化网络”概念所指的行为体包括目标语社会中的资助人/出版社、译者、出版审查机构、读者、文艺评论家、翻译协会等，与拉图尔等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有共通之处，颇有新意。
该书下篇题为“社会翻译学的研究方法”（编者又称之为“方法论探索”），但实际上所收论文多为个案研究性质，尽管有的论文包含了某种分析模式或研究方法，如汪宝荣（2014）尝试融合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和拉图尔等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进而提出了一个“译作生产过程分析模式”。而仅有杨晓华（2011）的论文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方法论探索”：作者以卢曼的社会系统论为框架，探析了翻译系统的自律与他律，描述了翻译系统对其环境系统即语言服务系统的激扰通过沟通进行自我指涉和自我生产，将翻译系统与环境的复杂关系加以简化的必要性和手段。
此外，傅敬民（2014）、赵巍（2013）对西方社会学及社会翻译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优长和不足进行了批判性反思，颇具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是该论文集中较有洞见的成果。
收入该论文集的个案研究（均运用了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主要有：邵璐（2012）考察了严复、林纾的译者惯习及个人资本结构，认为在当时的中国文学场域和翻译场域中，此二人能在权力场域中争夺到各种资本，最终通过翻译创立了“中国近代翻译场域”；陆志国（2013）指出，“五四”前后茅盾译者惯习的变化、文学翻译场域的张力以及茅盾在场域中的利益倾向能够解释其翻译选材和翻译策略的改变；蔡瑞珍（2015）考察了鲁迅小说在美国译介与研究的历史变迁，指出在二三十年代，美国文学场域中左翼文类作品成为文学主潮，鲁迅小说译介开始萌芽；在五六十年代，美国政治场域中反共浪潮高涨，文学场域中的英美出版商抵制鲁迅作品，导致鲁迅小说译介陷入萧条低潮期；中美建交后，特别是90 年代以来，美国权力场域对文学生产场域的制约相对放松，因而美国的鲁迅小说译介与研究进入了复苏繁荣期；王洪涛（2016b）考察了中国文学在英国传译的6个阶段，通过高度语境化和深度历史化的方式对其进行关系主义解析，诠释了不同阶段的传译活动与当时社会文化之间的共变关系，揭示出中国文学在英国近400年传译活动的运作轨迹与规律。
通过简要述评国内出版的第一本专题论文集，我们发现在取得了令人欢欣鼓舞的初步成绩的同时，国内的社会翻译学研究有待改进、提升和拓展的空间很大，主要包括以下问题：对西方有关理论及研究成果的引进、吸收存在明显不足，如直接引进或翻译出版的外文原版书不多、不全且相当滞后，导致理论更新不够及时，如英国学者查尔斯顿（D. Charlston）在2013年提出了“译者姿态”（translatorial hexis）理论及研究方法，但直到2017年才被引介进来（参见汪宝荣 2017b）；有的译介或综述文章不够全面、准确、深入，容易误导不读理论原典的参引者，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纯外语背景的国内学者研读西方社会学理论书颇有些吃力；活跃并专注于本领域的研究者数量不多2，制约着本领域的进一步发展；紧密结合中国翻译实践与历史的原创性研究尚不多，理论或分析模式建构方面的尝试更是少见，等等。
3. 其他重要研究成果述评
本节述评上述论文集未能收录的其他重要研究成果（包括国内学者用英文发表的论文）。首先是译介或综述类论文：黄德先率先介绍了拉图尔等人的行为者网络理论，指出“翻译不是由译者一个人单独完成的，而是诸多行动者(包括人和物) 相互连接构成一个行动者网络，动员网络中各行动者来完成翻译任务”，行动者网络理论将会为翻译研究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黄德先 2006）；邢杰介绍了布迪厄的“惯习”概念（文中被译作“思维习惯”）和西梅奥尼（D. Simeoni）的“译者惯习”假说，指出这两个概念可以补充描述性翻译研究侧重“规范”的解释框架，从而发现“翻译行为的诱因可能并不仅仅在于外部因素的干预，也可能是源自主体自发的行为”（邢杰 2007）；李红满（2007）译介了90年代末以来西方学者在汪宝荣（2017a）称作“描述性社会翻译学”的分支领域的主要研究进展；李红满评介了沃尔夫、富卡里（Wolf and Fukari 2007）合编的重要论文集《建构翻译社会学》，敏锐地指出90年代末以来西方社会翻译学“顺应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不断地充实和完善自身的理论建构，逐渐走向了现代形态，趋向成熟”，但其研究方法论尚不够系统，因此其理论建构仍需加强，而国内的社会翻译学研究还“比较薄弱，不够系统深入，仍然有大量的研究工作需要做”（李红满 2008）；黄德先（2010）指出，翻译研究的诊断式描述方法和有声思维的实证方法都是为了尽可能揭示翻译过程这个黑箱，但这两种方法的局限性也很明显，即它们关注的翻译过程未必能够真实反映翻译现实，因而提出可把翻译过程理解为“翻译生产过程”，并把它提升到主导地位，采取族群观察法（ethnographic observation）深入翻译职场，也许能更好地反映现实中的翻译生产过程；王悦晨（2011）、邵璐（2011）均对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及其核心概念进行了细致的释解，并讨论了该理论对翻译研究的适用性；覃江华（2015）、王军平（2015）译介、述评了卢曼的社会系统论及其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但或许由于卢曼的理论较为艰深，目前国内学者对其译介及应用远不及对布迪厄社会学理论的集中关注。
其次是数量较少但特别有价值的理论及方法反思类论文，主要有：胡牧指出，当前翻译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表明翻译理论演进到了新的阶段，是对翻译研究的语言、文化视阈的拓展以及对译本建构社会的重视，进而提出“如以马克思的生产实践与社会交往理论为理论依据，我国可以在转型期建构中国化的社会翻译学派”（胡牧 2013）；覃江华（2013）指出，目前相关研究不仅局限于文化相对主义的离心式视角，而且讨论对象多集中于布迪厄等少数理论家，对社会学领域的其他声音关注较少，要确立社会翻译学的研究范式，唯有从中西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学等领域引入新的研究视角，既强调内外部研究的互动，也重视本体与方法的平衡，特别是要关注实际发生的翻译现象。
再次，近年来随着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成为国内研究热点，从社会学途径开展的原创性个案研究渐增，如孔思文（Kung 2009，2010）整合运用布迪厄的“资本”概念和拉图尔等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分析了80年代以来推动台湾现当代小说在美国译介的行动者网络（包括译者主导网络和蒋经国基金会资助网络）的构建和运作，指出通过蒋经国基金会资助网络能有效地把台湾文学译介到强势文化中，但英译本往往不能完全符合目标文化的期待，导致其传播接受效果不佳。罗文艳、郑冰寒（Luo and Zheng 2017）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重点考察了阿瑟·威利（A. Waley）节译的《西游记》（Monkey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42）涉及的两组“非人类行动者”，即英译本所附“译者序”及译者与出版商的通信等副文本和20世纪40年代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大流感，指出这些非人类行动者对其翻译出版过程及结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鄢佳（Yan 2013）运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系统考察了葛浩文（H. Goldblatt）的译者惯习和翻译策略及风格的历时变化，指出其家庭背景、战争经历和学术生涯促使他偏爱严肃文学作品，早期翻译选材基于个人学术兴趣和政治因素，1991-2000年基于个人文学偏好和市场因素，而2001-2010年市场考虑增多；1990年前葛浩文非常忠于原著，此后对原著的改写明显增多，但对文化特色词的异化多于归化，其翻译观可归纳为读者、目的语、改写原则。邢杰、刘聪、张其帆（2018）从场域和资本历时变化的视角分析并解释了葛浩文英译莫言小说《红高粱家族》和《蛙》时采用不同翻译策略背后的成因。徐敏慧（2016）运用布迪厄的文化生产场域理论，通过分析有限生产场域及大规模生产场域的特性及运作模式，对当下中国文学外译应“译什么、由谁译”的大讨论进行探究，指出严肃文学翻译属于布迪厄界定的“有限生产”，参与者竞争的重点是象征资本，而大众或通俗文学翻译是“大规模生产”，竞争的重点是经济资本，这决定了后者可依赖市场运作，而国家战略支持应向前者倾斜。蒋梦莹（2017）运用卡萨诺瓦（P. Casanova）的世界文学场域等级结构分析模式，探究了先锋派女作家残雪如何通过翻译在英美文学场域获得文学地位，重点分析了译者、出版商、评论家、学者、主流媒体及作家本人等如何合力促成残雪在美国的“神圣化”（consecration）3。蒋梦莹、汪宝荣（2018）以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为分析工具，勾勒了英语世界“中国当代小说翻译场域”的演变进程，探讨了这种演变背后的内外部原因，指出该翻译场域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英语世界迫切想要了解新时期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现状，小说成为提供信息的重要媒介，大量短篇小说选集本在英语世界翻译出版，此后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增强，各种行为者纷纷参与到译介队伍中，翻译出版策略也不断革新，历经30多年的发展，该翻译场域的结构发生了重大转变。汪宝荣（2019a）综合运用布迪厄的文化生产场域理论、拉图尔等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和卡萨诺瓦的世界文学场域结构分析模式，以鲁迅、莫言、余华小说英译为考察中心，分析了“由谁发起 由谁出版”运作机制下五种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模式的运作方式和特点，指出它们都有助于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而西方商业出版社发起并出版 招募汉学家翻译模式的传播效果较为理想。汪宝荣、李伟荣（2019）指出同一模式运作下不同译介项目的传播影响力可能大相径庭，并基于对葛浩文翻译的《红高粱家族》《酒国》的个案研究，发现这两本译作的传播影响力相差悬殊，主要由于出版社的综合资本、电影的推动力和作品的适销性这三个传播要素有异。汪宝荣（2019b）以建国初期外文出版社发起鲁迅作品英译出版项目为例，从“译介与传播行动者网络”的视角，分析了八十年代前国家外宣机构发起中国文学外译的运作机制及过程，讨论了该机制的利弊得失。
最后简评国内出版的几部本领域研究专著。胡牧（2011）以翻译学为学科本体，以马克思的社会学理论为指导，以人的社会实践为基础，以译学范式的反思批评为前导，以翻译文本在何时何地生产及产生何种社会文化影响为研究客体，提出翻译研究应回归现实世界也即社会世界，深入分析了译者主体与他者的关系、社会选择、社会操控、社会传播与文化消费等诸多层面。作者视野宏阔而独到，论析谨严而精辟，提出了不少新见和洞见，属于宏观的研究范式反思性批评，对国内翻译研究的社会学转向有引领和启迪作用。刘向军（2016）借鉴社会学、哲学等理论，从抽象、宏观的层面论述翻译社会学的制度运行框架，在探讨该制度框架中的“信任”、“缺省”、“偶在”等核心概念的结构及其内在关联中，为翻译研究探寻其作为独立学科的理论合法性。该书主要采用社会学新功能主义分析范式，将功能分析方法与现象学的反思研究方法结合在一起，在把社会翻译学研究推向深入方面做出了可贵的尝试。陈秀（2016）借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对中国语境下及中西文化交流活动中的翻译行为进行梳理，以典型翻译事件为例分析语言与权力的关系、翻译与社会的关系以及翻译所涉及的各种因素。但该书较粗糙，内容有些空洞，逻辑薄弱，且多引用二手文献资料。石转转、李慧（2018）以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为分析工具，简要梳理了中国科幻小说在国外的译介状况，重点对刘宇昆英译的《看不见的星球》进行了个案分析。该书结构凌乱，理论工具与文献综述及个案分析错杂，比例安排不当（如理论阐述过多，而个案分析偏少），明显是粗糙之作。杨超（2017）探讨了翻译场的基本特点，指出其往往受到“结构性约束”，同时分析了译者在翻译场中发挥能动性的基本机制。
4. 结语
在过去10年国内社会翻译学研究成果中，从研究性质和数量看，较多的是对西方社会学理论及社会翻译学研究成果的译介或综述。这类研究不具原创性，但有向国内同行引介国外最新研究动态之功，有助于启迪和推动国内相关研究。最缺少的是对社会与翻译及社会学与翻译学的关系进行高屋建瓴的理论模式建构和反思性批评。这类研究具有理论独创性，目前数量不多的此类研究颇有创见，但大多不属于当前西方主流社会学的理论范畴。较缺少的是对西方理论和研究方法进行批判性反思和比较分析。这类研究具有思辨性、探究性，有助于我们看清各种理论和研究方法论的优缺点，进而在研究中尝试对它们进行修正或整合运用。同样缺少的是结合中国翻译实践提出适用的分析模式，其中适用性高的最终可以上升为理论，但这需要研究者熟稔相关理论，并善于由具体事例演绎到一般规律。第二，从采用的理论框架看，目前运用最多的是布迪厄的场域理论，而他的其他社会学理论尚未得到足够的关注；拉图尔等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和卢曼的社会系统论已被译介进来，但对两者的应用尚不多见。第三，从研究方法论看，目前相对缺乏的是“扎实的实证研究”（王宏印 2017：23），即通过问卷调查、田野调查、访谈、参与观察等方法收集数据资料，为提出理论假设或检验理论假设而展开的研究。此外，现有个案研究大多止步于对个案本身的考察和分析，而与实证研究一样，个案研究的意义也在于提出假设和检验理论框架的有效性（Saldanha and O’Brien 2014：209）。另一个普遍问题是只用一种理论，甚至仅仅选用一种理论中的某个概念（如布迪厄的“惯习”或“资本”），这样既割裂了理论本身的完整性，也削弱了理论工具的解释力。最后，近年来应用西方理论考察中国翻译实践或现象的原创性个案或对策性研究渐增，且越来越关注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但由于多为以论文形式发表的阶段性成果，大多数研究的覆盖面有限，缺乏系统性，分析也不够细致、深入，而目前从社会学视角深入系统探析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模式的尚阙如。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开始介入并从事本领域研究，且发表了不少较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至今国内外语类重要期刊《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外国语文研究》《上海翻译》先后成功开辟了“社会翻译学研究”专栏，更多专栏也将陆续推出4，预示着本领域正在快速发展，研究队伍正在逐渐壮大，一个小规模的学术共同体已经形成，但可以说目前国内的社会翻译学研究大致上尚处于积极引介国外成果为主、创造性应用西方理论为次的阶段，尤其原创性、实证性研究和结合中国翻译实践的理论建构亟待加强。在当今西方学界，社会翻译学已被广泛认可为翻译学的一门子学科（张汨，沃尔夫 2017：48），而国内学界仍在为其学科名称该是“社会翻译学”还是“翻译社会学”而争论（参见王洪涛 2011；傅敬民2014），本领域有待改进、提升和拓展的现状可见一斑。笔者相信通过志同道合者的共同努力，假以时日，社会翻译学也必将在中国发展成为并被认可为翻译学的一门重要子学科。
注释
1. 这里注明的是论文原刊信息（下同），而不是被该论文集收录的出版信息。
2. 现有一个覆盖全国（包括港澳台地区）的“翻译与社会”学术交流微信群，其中较活跃且多产的成员有10几个。
3. 目前“consecration”至少有四种汉译名，即“圣化”、“神圣化”、“奉献”、“认可”。鉴于卡萨诺瓦（Casanova 2004：126）将其定义为“（作家作品）以被自治评论家认可（recognition）的形式跨越了一个文学边界”，将其译为“认可”似乎较妥当。
4. 参见《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外国语文研究》2018年第3期、《上海翻译》2019年第2期。截止本文写竣之日，《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已经正式启动“社会翻译学研究”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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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汪宝荣，香港大学翻译学哲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社会翻译学、中国翻译史。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翻译社会学视阈下中国现当代小说译介模式研究”（15BYY034）。
文献来源：本文原载《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2019年第1辑。本次推送获作者授权。原文请参见中国知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