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山阻击战多惨烈（莱芜战役华野突现大批高射机枪）

塔山阻击战多惨烈（莱芜战役华野突现大批高射机枪）2月20日，粟裕指挥发起莱芜战役，至21日，华野部队已全部展开，在莱芜地区形成了兵力对比上的绝对优势，基本完成对莱芜城的战役合围。负责战役筹划指挥的粟裕听后眼前豁然开朗，当即表示同意，一盘大棋仿佛在他面前展开。针对国民党军的作战企图，陈毅、粟裕起初决心指挥华东野战军主力24个师的兵力，选择南线敌军中突出的一路围歼。但由于南线欧震集团齐头并进、稳扎稳打，难以找到机会分割歼灭。陈毅、粟裕正在指挥部苦思歼敌之策时，华野的技术侦察部门“四中队”破译了敌方电报，查明北线李仙洲集团先头部队已到达莱芜。陈毅首先拿到这份情报，看后喜不自胜，产生了一个“舍南取北”的全新构想：既然能准确察知李仙洲的行踪，与其在南线待机过久，不如索性主动放弃华东军区首府临沂，转兵北上，先歼灭实力相对较弱的李仙洲集团。

1947年初，对于华东解放军而言，是一个极具历史意义的春天，1月23日，陈毅领导的山东野战军和粟裕领导的华中野战军正式合编为华东野战军，陈毅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为副司令员，谭震林任副政治委员，华野下辖11个步兵纵队，1个特种兵纵队。华东野战军（亦简称华野）从此列入解放军序列，新四军、山东八路军的番号停止使用。

考虑到华野领导班子成员的各自所长，中央军委指定华野在军事指挥上，大政方针主要由陈毅决定，具体战役指挥则交粟裕负责。只要战役一打响，陈毅就常常离开指挥室，还说：“我离开这里很必要，免得粟司令事事向我报告，延误时间。”一旦粟裕在指挥上遇到什么阻碍或困难，只要跟陈毅一说，陈毅就拿起电话：“粟司令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你们坚决执行。”就这样，由陈、粟联手指挥的华野越来越强，仗也越打越大。

莱芜战役就是陈粟联手指挥的一个典型战例。

1947年初，蒋介石调集53个旅31万人组织“鲁南会战”，委派陈诚负责总指挥。陈诚以临沂为轴，组织了南北两个突击集团，南线由他亲自指挥，以欧震集团为主突击集团，从徐州、连云港一线向北攻，北线由王耀武指挥，以李仙洲集团为主力，由明水、周村南犯莱芜、新泰，南北夹击，企图迫使华东野战军主力在临沂地区与其决战。

针对国民党军的作战企图，陈毅、粟裕起初决心指挥华东野战军主力24个师的兵力，选择南线敌军中突出的一路围歼。但由于南线欧震集团齐头并进、稳扎稳打，难以找到机会分割歼灭。

陈毅、粟裕正在指挥部苦思歼敌之策时，华野的技术侦察部门“四中队”破译了敌方电报，查明北线李仙洲集团先头部队已到达莱芜。

陈毅首先拿到这份情报，看后喜不自胜，产生了一个“舍南取北”的全新构想：既然能准确察知李仙洲的行踪，与其在南线待机过久，不如索性主动放弃华东军区首府临沂，转兵北上，先歼灭实力相对较弱的李仙洲集团。

负责战役筹划指挥的粟裕听后眼前豁然开朗，当即表示同意，一盘大棋仿佛在他面前展开。

2月20日，粟裕指挥发起莱芜战役，至21日，华野部队已全部展开，在莱芜地区形成了兵力对比上的绝对优势，基本完成对莱芜城的战役合围。

当时的国民党军北线总指挥王耀武是一位不简单的将领，经验老到、杀伐果决，早在红军时期，就以一个补充旅的兵力击败过粟裕任参谋长的抗日先遣队，致使红军最年轻的军团长寻淮洲牺牲。要知道寻淮洲是一位惊才绝艳的红军将领，粟裕并未上过军校，他的指挥才能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寻淮洲的引导和启发，因此寻淮洲可以说是粟裕的半个老师，而粟裕与王耀武则由此结下了恩怨。

这一次北线莱芜战役双方的总指挥也算是冤家路窄，按说应该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吧？直接开打吧！事实上不是这样。作为国民党军第一王牌——整编74师的创始人，王耀武还真是个人物，他一眼就看出李仙洲在固守莱芜毫无胜算，特地派他的副参谋长携其亲笔信前去南京，当面向蒋介石请求李仙洲集团北撤。蒋介石还是比较信任王耀武的才干的，也就点头同意了。如果李集团真的顺利北撤，不但使得粟裕围歼意图落空，而且还能加强济南防卫，华野在北线将难有大的建树，这样一来，在南线国民党军步步紧逼的形势下，华野将进退维谷，形势会严重恶化。

但是王耀武万万没有想到，在李仙洲的身边竟然有一位军长居然是中共地下党员，他就是“隐形将军”韩练成，很多读者应该看过电视剧《隐形将军》，该剧的主人公连城在国民党内部逐步成长为蒋介石的亲信——侍从室中将参谋，后又外放成为一军之长，他的原型就是韩练成。韩练成此时已经是李仙洲集团两个军中的46军的军长了。

有这么一个军长在敌营内部，王耀武命令李仙洲北撤的情报自然第一时间落入了粟裕之手。而且韩练成还故意让自己的46军拖延了整整一天才撤退，致使李仙洲集团整体晚走了一天，这就让粟裕有时间从容地把包围圈给扎严实了。

李仙洲集团两个军于23日时行至莱芜、吐丝口的中间地带时，华野从左右两侧山地枪炮齐发，向国民党军发起排山倒海式的进攻，同时，粟裕还派兵趁机抢占了莱芜城，李仙洲集团顿时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莱芜战役

屋漏偏逢连夜雨，在这个关键时刻，韩练成又在地下党的协助下，悄悄离开指挥岗位，使第46军率先陷入混乱之中，人马车辆挤成一团。华野担任突击的各纵队趁势发动猛攻。

据李仙洲后来回忆，他感到当时陷入了十多万大军的包围，蒋介石都不断来电询问战况，并严令空军调集飞机轰炸解放军阵地，全力掩护李仙洲部队突围。

空军自然不敢怠慢，副总司令王叔铭亲自驾机率60架飞机出战。这个阵容在欧洲战场或许不算什么，但在当时的中国，这是一支很强大的空中打击力量了，况且不用担心解放军飞机拦截，王叔铭认为可以肆无忌惮地进行轰炸。

不过，意外又一次发生了。华野一线阵地上居然出现了两百多挺最新款的高射机枪，接连打下了12架飞机，其他飞机也不敢靠近轰炸了。导致国民党军的空中助战，收效甚微，李仙洲集团很快就全军覆没。

一贯小米加步枪的解放军怎么会突然有了这么多高射机枪，而且还是新式的？这不但出乎国民党空军的意料，甚至解放军自己都没有想到。要知道当时我军在华东的兵工厂大多只能制造一些轻型武器，重武器多为缴获所得。但华东野战军还装备了不少的迫击炮、苏式冲锋枪，包括后来在淮海战役大量使用了榴弹炮弹，这些大多不是缴获来的，那么它们究竟是从哪儿来的呢？

关于这些新式武器的来源，当时知道的人并不多，文献资料也少有提及。一直到半个多世纪以后，随着华东野战军军需物资重要中转站——山东威海市俚岛小镇亮相于世人面前，华东我军重武器的来源也慢慢浮现出来。

众所周知，陈毅元帅有一句名言：“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其实，粟裕大将也曾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要感谢山东老乡的小推车和大连的大炮弹。”粟裕将大连的炮弹和山东的小推车一并提到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可见大连的炮弹在华东战场发挥了巨大的重要作用。

“炮弹等武器弹药都是从大连运过来的。”当年参与过俚岛军火运输的几位老人如是说。

越来越多的资料表明，那些高射机枪及以后不断装备解放军的很多重武器，都来自中共华东局在大连经营的兵工厂。不过大连可是在东北，华东局怎么会在大连拥有兵工厂呢？这种沿海要害城市国民党怎么不去占领呢？其海空军怎么不去轰炸呢？大连生产的重武器又是怎么越过大海运到华东战场上来的呢？

第一个问题：华东局为何会在大连拥有兵工厂，是如何保证安全生存的

抗日战争结束后，大连回到人民的怀抱。作为我党领导下的第一座近代化工业城市，作为当时中国屈指可数的工业中心，大连有雄厚的工业基础，熟练的技术工人，因而成为建立军工基地的不二选择。

1946年9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肖劲光经过调研，认为大连具备建立大型兵工厂的三大优势：

1.政治军事地位特殊。1945年8月日军投降后，按照《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承认蒋介石在中国的领袖地位，作为交换，国民党政府基本接受了大连为自由港等《雅尔塔协定》中有关中国的规定，并且大连驻军权归苏联所有，中国军队不得进入这一地区。不过苏军对中共在当地开展工作给予了很多方便，还主动提出让我党派人去大连建立市政府。所以大连的民政实际上掌握在中共手中，大连地区成了一个特殊的解放区。而且由于是苏联驻军，所以国民党海空军不敢对这个地区进行轰炸，更不敢派地面部队实施军事占领。因此，在全国各个解放区中，大连有着少有的安全稳定的政治条件。

2.工业基础较为雄厚。大连是一个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城市，大连日军投降后，虽然不少设备被苏军作为战利品卷走，但工业基础基本还在，熟练技术工人依然不少。大连地区原来关停的2000多家工厂，很快有300多家恢复生产，非常有利于开展工业生产。

3.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大连拥有东北唯一的自由港，可与天津、上海、朝鲜、香港等地进行贸易往来，采购到各种原材料，解决军工生产所需原料问题。

基于上述条件，肖劲光向中央提出：充分利用大连政治相对稳定、经济基础比较好的条件，恢复和发展工业，把大连建设成为巩固的后方隐蔽军工基地。党中央随即采纳了这一建议，并向各个解放区发出通知，要求派出得力干部，利用现有工厂生产武器弹药及其他兵工材料。

按照中央的通知精神，华东局、东北局和晋察冀中央局等都派出干部、技术人员来到大连。其中以华东局最为积极。

华东解放区与大连隔海相望。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军占领了大片解放区，华东难有安全稳定的后方，为此，华东局安排大批伤员和军属渡海转移到大连，包括后来被成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的吴运铎，大连由此成为华东局的一个战略后方。

可见，大连虽不属于华东，却与华东解放区有着很深的渊源。为此，华东局派遣华东财委副主任朱毅带60余名干部赶赴大连，与东北局、晋察冀局一同参与军工厂建设。朱毅在担任过新四军军部直属财政经济部部长、苏中行政公署财经处长、二厅厅长、华东局财委会财政部长、财委副主任、副书记兼山东矿业公司经理等职务，一直是新四军尤其是粟裕所部的“钱袋子”，有着丰富的经济、工业建设的经验。

华东局领导在给朱毅一行送行时，陈毅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我们的运输大队长蒋委员长，十分慷慨地送来不少美制大炮，却又十分吝啬地不肯多给炮弹。你们去首先要设法搞75毫米的美制榴弹炮弹，当然其他口径的炮弹和炸药也需要。”

75MM榴弹炮

陈毅这么重视这件事是因为华东解放军在阵地战、攻坚战中深刻地体会到了缺乏重型炮弹的难处。在华野组织的第一个攻坚战——潍县战役中，国民党军守城部队只有4.7万人，我军攻城部队超过12万人，力量对比我方占绝对优势，但由于缺少重炮炮弹，我军主要依靠迫击炮进行攻城，威力实在比较小，造成攻坚战打了一个多月，伤亡8000人，才占领这座小小的县城。可见华东局对大连生产武器弹药尤其是榴弹炮的需求是非常强烈的。

11月，中共旅大地委根据形势的发展和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批示，召集各解放区驻大连的负责同志商议，利用大连原有的工业基础，以民办公司的名义组建一个大型兵工企业，对外称建新公司。

建新公司原址

由于当时国民党军已经攻占了东北辽宁、吉林两省的中心区域，包括大连北边的营口、辽阳、沈阳、长春等广大地区，从北满解放区到大连的交通线已经中断，东北局人员来大连，都要借道朝鲜隐蔽潜入，军用物资能难大批量从大连运往北满。而且东北民主联军当时主要是在北满地区作战，在该地区拥有珲春、兴山、鸡西、哈尔滨四大军工基地。晋察冀军区也存在交通问题，因此，东北和晋察冀我军对于大连生产武器弹药的需求并不是很强烈。

所以，各方经过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建新公司由华东局领导管理，由朱毅出任经理，并责成旅大地委负责与苏军交涉，要求将重要工厂交由我方管理。

苏军同意将“满洲”化学、大华炼钢、进和、金属制品、制罐及曹达等6家工厂移交给我方，当然，苏军也不会将这些工厂白送给我方，华东局将在山东积攒多年的黄金全部用来购买设备。同时，我方投资建设的引信厂、弹药厂等也陆续建成。这批新旧工厂共同组建为一个规模庞大的联合企业，也就是大连建新公司，我党我军历史上第一个最大的现代军工联合企业就这样生了。

有了兵工厂，并不意味着武器弹药就可以很轻松地生产出来了。刚开始的时候，兵工生产条件极其简陋：把水井辘轳固定在一个支架上，井绳上吊一块100多公斤的铁疙瘩，就成了锻打枪体、炮弹壳的“手摇汽锤”；在磨粮食的石磨轴上，套一条粗布缝制的传送带，就成了“人推发动机”。就是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我们的军工先驱们制造出高射机枪、平射炮、枪榴弹；研制出了拉雷、电发踏雷、化学踏雷、定时地雷等多种地雷。

更难的恐怕还是陈毅所提到的75毫米榴弹炮弹。我军兵工厂当时能造的炮弹，都是铁制复合弹，而75毫米榴弹炮用的是钢制炮弹。要生产这种炮弹，一无图纸、二无设备，怎么办？

这里必须要提到一名军工专家，就是前文说到的“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吴运铎，他原本就在大连养伤，建新公司成立后，就担任了引信厂的厂长，负责钢制炮弹的研制工作。

前方将士以血肉之躯强攻要塞，前线火炮“嗷嗷待哺”，吴运铎心急如焚。为了加快研制进度，他废寝忘食，吃住全在车间，边仿制、边攻关，用土法解决大难题。炮弹终于研制出来了，在爆炸检验时却出现了哑弹。为了搞清楚问题，吴运铎和炮弹总装厂厂长吴屏周走出掩体，靠近炮弹检查，不料哑弹突出爆炸。吴屏周当场牺牲，吴运铎则被炸得飞向空中，甩到了20米外的海滩上，全身血肉模糊。

由于生产试验条件较差，炮弹研制过程中发生过多起伤亡事故，据统计，先后有17人牺牲。

吴运铎捡回了一条命，但左眼炸瞎，左手腕炸断，右腿膝盖一下炸掉一半，脚趾也炸飞好几个。伤口还没痊愈，吴运铎就以顽强的毅力，躺在病床上，继续进行炮弹研制。

为了解放战争的需要和军工事业的发展，吴运铎一生多次负伤，经历过20余次手术，体内留有几十块弹片，但他却勇敢地接受了一次又一次的危险和考验。用他自己的话说：在成为军工人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准备随时为事业而牺牲。

除了研制生产之外，保护工厂安全方面也涌现出不少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比如，被誉为“党的好女儿”的赵桂兰，为保护厂里的公共财产先后四次负伤。

最严重的的一次是在1949年12月，正在生着病的赵桂兰坚持工作，拿着100克雷汞准备送到配置间存放，突然感到一阵眩晕，整个人就像地上倒去，这时她心里很清楚，雷汞触地就会爆炸，旁边配置间里放的都是易爆品，附近还有一座仓库存放的也是易燃易爆物品，整个车间和工厂都可能毁于一旦。为了保护国家财产，她把个人生命置之度外，把雷汞紧紧抱在怀里，压在身下。随着一声轰响，雷汞爆炸了，由于赵桂兰用身体挡着雷汞，爆炸火花没有机会四射，只是地上被炸出一个大坑，车间保住了，工厂也保住了，但她自己却被炸得全身血肉模糊，左下臂被炸飞了，右臂断了五根筋。

这只是无数军工儿女的缩影和杰出代表，他们为了军工事业，为了祖国的需要，忘却了痛楚，忘却了残废，心中只有人民的利益。正如赵桂兰所说：“我虽然残废了，但我的思想没残废，我还要和以前一样为人民服务。”

在解放战争期间，建新公司共生产了53.58万发75毫米榴弹炮弹、453吨无烟火药，以及大批枪炮。在孟良崮战役和淮海战役中，我军发射的几十万发炮弹，大部分都是大连制造的。辽沈战役中使用的成百吨炸药，也是从大连运去的。可以说当年大连的军工生产，在我党我军的兵工史上占有光荣的一页，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二个问题：大连军工厂生产的武器弹药是如何运往华东战场的

大连建新公司生产出来的武器弹药怎样安全可靠地运往华东解放区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我军还没有建立海军的情况下，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之间的制海权为国民党牢牢掌控。虽然有苏军干涉，国民党海空军不敢靠近大连附近海域，但只要运输船只出海，很容易暴露在敌军的炮火之下。

当年华东局发给给东北局的电报，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状况：“国顽近集中10余艘阻我烟台大连运输，已有大小炮舰30余艇往走，如无法保证海上交通安全，则运粮运药均很困难，望与友方（苏联）研究，打破国顽海上封锁办法，最好友方派商船开至烟台将我方物件一次运送完毕并运回粮食物资，我们只能运用商人帆船星夜偷运部分。”

为了避开国民党海军的封锁，我军采取迂回策略，从建新公司专用的黑嘴子码头秘密装上汽船，船上的烟囱套着大木桶消音。小汽船先向东开到朝鲜公海，再掉头向西南方向的山东半岛威海开进，这样在前半段让国民党军误以为是驶向朝鲜的商船，后半段又会让国民党军误认为是从朝鲜来的商船，从而放松警惕。而且国民党军缺少足够的舰船，很难进行全面封锁。所以，我们的运输船利用这一漏洞，绕过封锁线，一批一批地将物资秘密运往山东半岛的俚岛。

俚岛，位于山东半岛的最东端，是一个规模不大的小镇，拥有天然的避风良港，港口三面环山，只有东部一个开口，比较隐蔽，周边道路交通条件也比较好。而且俚岛所属的荣成县是老解放区，群众基础比较深厚，动员老百姓出工出力比较方便。所以，俚岛这个渔港小镇就被选为大连军需物资运往解放区的登陆中转点。

俚岛

由于俚岛是个小港，几百吨的汽船无法直接靠码头，因此还需要用小舢板摆渡。小舢板就是当地人运货用的小船，长十五米左右，宽两米左右。运输群众需要把几十斤乃至上百斤的箱子一箱一箱地人工扛到小舢板上，再从小船搬到岸上，再由支前运输人员用独轮车沿着乡村土路一站站接力运往前线。

支前运输人员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临时民工。由于运送军用物资的船只到达俚岛的时间不固定，因此很难安排专人运输，每次运输任务都是各级党组织一级一级临时向下动员群众参加，这些临时动员的就是临时民工。

第二类是二线常备民工。他们是常态化做好支前准备的人员，属于运输群众中的骨干力量，因此出一个工算一个半工。比如，从俚岛到文登约120里地，临时民工运送一趟可以领20斤玉米，常备民工就可以领30斤。

第三类是随军常备民工。一般从每个村选3~5名群众随军前进，一去几个月，吃住都和军队在一起。为了避免因战争使人民负担过重，华东局规定：“出夫（即随军常备民工）必须全村合理负担，其农作物由村中代耕代种，适当照顾其家庭生活，不得有违农时。”

据当年当过随军常备民工的杨云彬老人说：“我当时去火线运炮弹子弹了，当时打国民党都用俚岛运过去的弹药。我最远去过平度，还去过莱阳、莱西、招远等。当时打莱阳的时候走了三天三夜。”

支前也是挺危险的，但人民群众的热情却很是高涨。据另一位名叫杨永尧的老人回忆：“国民党的飞机在头顶上过，机枪向我们扫射”“那阵儿人的思想可不得了，觉悟高。只要是听说是给共产党运炮弹，大家干劲都很足。”

随着解放军前进的步伐，像杨云彬、杨永尧这样的人民群众挑着扁担、推着小车将军需物资送往前线，形成了闻名世界的解放战争军用物资运输的大动脉。

所以说，解放战争的胜利，既有前线将士浴血奋战、驰骋沙场的丰功伟绩，也有军工工人日以继夜、玩命生产的默默奉献，还有老区人民披星戴月、血洒疆场的支前保障，军功章应该由他们共同铸就，正如毛主席做出的“兵民是胜利之本”的论断，他们正是华东战场乃至整个解放战争的胜利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