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地集团破产对业主的影响(绿地集团债务违约)
绿地集团破产对业主的影响(绿地集团债务违约)从其它爆雷房企来看,中国房企大部分违约都来自于流动性危机,而短期偿债压力是导致流动性危机的重要指标。数据显示,目前绿地1年内到期的有息负债比例高达42%,短期偿债压力巨大。从“三道红线”看,截至2021年末,绿地控股剔除预收账款后的资产负债率为83.7%;现金短债比0.81;净负债率91.6%,仍踩中两条红线。2021年,中国综合实力排名前20的房企中,近半数资产负债率(剔除应收账款)超过70%,其中最高的是绿地,高达83.7%。从债务成本来看,绿地控股的综合融资成本较高,一直在6%附近。目前,绿地控股存续美元债共11只,存续规模42.7亿美元,其中一年内将有26.2亿美元债到期,公司面临集中兑付压力较大。从财务角度来看,展期通常被看做是技术性违约,而绿地寻求债务延期说明其已进入爆雷倒计时阶段。违约可能只是开始
天眼查App显示,6月15日,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新增一则被执行人信息,执行标的2.9亿余元,执行法院为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就在一个月前,绿地控股在港交所发了一个公告,拟对“GRNLGR 6.75 06/25/22”进行若干修订以及豁免发起同意征集,以延长该公司2022年6月到期的美元高级票据的到期日,该笔票据的未偿本金金额为4.88亿美元。
5月30日,标普将绿地控股长期发行人信用评级由“B-”下调至“CC”;未偿优先无抵押票据的发行评级由“CCC ”下调至“C”,展望负面。6月22日,完成困境债务延期后,标普又将绿地集团发行人信用评级下调至“SD”(选择性违约)。
标普认为,绿地控股的资产处置仍然受到了疫情的不利影响,公司能否获得用于偿还债务的现金则极不确定。
目前,绿地控股存续美元债共11只,存续规模42.7亿美元,其中一年内将有26.2亿美元债到期,公司面临集中兑付压力较大。
从财务角度来看,展期通常被看做是技术性违约,而绿地寻求债务延期说明其已进入爆雷倒计时阶段。
违约可能只是开始
2021年,中国综合实力排名前20的房企中,近半数资产负债率(剔除应收账款)超过70%,其中最高的是绿地,高达83.7%。从债务成本来看,绿地控股的综合融资成本较高,一直在6%附近。
从其它爆雷房企来看,中国房企大部分违约都来自于流动性危机,而短期偿债压力是导致流动性危机的重要指标。数据显示,目前绿地1年内到期的有息负债比例高达42%,短期偿债压力巨大。从“三道红线”看,截至2021年末,绿地控股剔除预收账款后的资产负债率为83.7%;现金短债比0.81;净负债率91.6%,仍踩中两条红线。
此外,由于部分房企账上“现金”包含了受限资金和预售监管资金,使得一部分现金属于“中看不中用”、缺乏流动性和偿债功能。以绿地为例,扣除该部分资金后的现金短债比仅为0.62,可用现金远不足以覆盖短期有息负债。可见,在融资监管趋严下,即便是国企日子也不好过。
在有息债务强监管的政策背景下,房地产企业使用商票的比例大幅提高,通过增加应付票据及账款的规模,将部分债务做无息化处理。截止2021年底,绿地的应付票据及账款规模高达4158亿,占其总债务比重31.9%。
截至今年一季度末,绿地持有的货币资金656.8亿元,而要偿还的短期债务却有930.2亿元。目前,绿地系存续的债券还有14只,包括11只海外债(规模合计为42.70亿美元)和3只境内债券(规模合计为24.01亿元人民币)。其中,2022年内合计将到期15.70亿美元。
标普认为,绿地支持其未来12个月即将到期的庞大离岸债务的可用现金有限。这意味着,未来一年的时间,绿地都将处于资金较为紧张的状态之中。
发展模式之困
作为一家总部在上海,华东地区年收入占比四成的公司来说,上海疫情封控对绿地销售层面的打击十分沉重。今年前4个月,由于上海疫情,绿地控股销售额更是只有397亿元,同比减少56.1%。绿地的另一个主业基建,2022年一季度,营业收入也减少了40%。
上海疫情让绿地销售回款大减,这固然对绿地的现金流造成了不利的影响。但归根到底,疫情并不是绿地美元债技术性违约的根本原因,只是加速了绿地债务违约的进程。
绿地与大多数房企不同:基建和地产两手抓,属于超重资产类型,地产板块自持的体量过重,产业链太长,现金流必然比单一地产公司更加紧张。
2021年,绿地地产收入2050亿,占比38%,基建收入3114亿,占比58%。为此,2021年11月,绿地控股还将上市公司所属行业类别由“房地产业”变更为“土木工程建筑业”。
一直以来,绿地的定位,就是张玉良的那句话:“做政府想做的事,盖高楼,做地标。”2005年5月,位于南京鼓楼的紫峰大厦正式开工,总高450米,这是绿地开发的首座超高层。从这个项目开始,绿地随后在武汉、西安、成都和昆明等十多个城市打造了一个又一个超高层地标项目。
但2017年房地产调控对绿地控股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影响,尤其是商办项目调控政策的出台,对商办项目占比较大的绿地控股来说无异于一种打击,不仅商办项目受此政策影响销售停滞,且前期已购买客户出现大量退房情形。
近年来又演变为以地方公共配套换取住宅用地,但现实却是住宅卖完了,超高层和公共配套却停工了。因为无论是超高层还是住宅项目,都是慢周转和高投入的,这种“左手高楼,右手基建”的重资产模式,很容易让房企承受巨大的资金链压力。
对于基建项目,张玉良对此曾抱以殷切的期望。希望绿地基建能冲进全国前五,成为与中建、中交、中铁、中铁建并驾齐驱的投资建设集团。
张玉良做大基建业务的主要策略,依旧采用了他最擅长的一混到底模式:“应该优先在竞争性领域实施混改,成熟一个推进一个,能混尽混。”通过“股权转让 增资扩股”方式,参股了多地建工公司,最终打造绿地、地方国资、管理层及核心员工共同持股的“三元股权结构”。
2015年至2020年,绿地先后将贵州建工集团、江苏省建工集团、西安建工集团、天津建工集团、广西建工集团、上海市水利工程集团、河南省公路工程局集团等地方龙头收入麾下。
“遍地起高楼”的基建板块,虽然贡献了不菲的收入,但多城市超高层的经营战略模式也让绿地陷入投入大、周转慢、盈利难、开发周期长的漩涡,这也是造成绿地万亿负债的主要原因。
以绿地的蜀峰468超高层项目为例,2012年7月绿地拿下该地块,原本预计2018年10月封顶,2019年末竣工投入使用。但该项目的建设一波三折,十年间有关蜀峰468停工、烂尾、转让的议论从未停过。而且直到今天,也没有蜀峰468封顶、竣工和开业的准确时间表。
资本市场和投资人一度认为国资会在这一轮洗牌中生存下来,抢占不少民营房企丢失的市场份额。如今,绿地集团正在打破这种信仰!
山雨欲来风满楼,绿地未来走向何方,还需要张玉良继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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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林院:杨飞,经济学博士,高校教师,深度观察产业经济与财经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