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干预研究（更多人愿意向陌生邻居伸出援手）

社区干预研究（更多人愿意向陌生邻居伸出援手）值得注意的是，调查中，40-49周岁年龄段的人群提供社区互助总分的中位数最高，说明该年龄段是提供社区互助的最活跃人群；到50-59岁与60岁及以上水平时，总分中位数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意味着老年人期待社区中其他人提供帮助的愿望偏弱。报告同时指出，受访者是否身处上海、性别、年龄、最高学历、家庭收入水平等因素，均会影响他们提供帮助的行为与对获得帮助的期待。比如，在上海，女性的社区互助行为总分中位数高于男性；对于期望他人贡献总分，女性同样高于男性。同样在上海，调查发现高中及以下教育程度人群提供的社区互助行为最少，从大专水平开始，最高学历的提升与提供的社区互助行总分的增加为有较为明显的正向关系，具有硕士学位的人群展现了最高的社区互助积极性，而在博士研究生水平则略有回落。此次受访者涉及上海、长春、深圳多个受疫情影响的城市，78%来自上海，遍及各年龄层、不同学历、不同收入层。其中，有49%所在小区有阳

经历两个多月的疫情，如果问走出小区的上海市民，“经历疫情，你收获了好邻居吗？”许多人都会回答“是”。昨天，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研究团队发布《疫情中的邻里情——封控中的社区互助行为分析》研究报告。此份报告基于5月1日起，研究团队面向社会公众发放了一份线上调查问卷，希望对疫情中的民众互助行为开展调查研究。总计有8 557位受访者深度参与了此次调研。

结果显示：当一个小区因出现新冠感染者而被封控时，受访者提供邻里援助的形式与总量都会增加，也期待获得更多的帮助。但当同一楼层或者家中有阳性感染者时，邻里援助行为明显减弱，会呈现“明哲保身”的倾向。

复旦管院的胡建强教授领导了这支团队，他介绍，我们观察到疫情重构了上海各个社区间的邻里关系，因此考虑研究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选择“亲社会行为”这一课题。

胡建强说：“我们将调研报告取名为“疫情中的邻里情”，是因为无论从客观数据还是调研细节上，我们都发现，更多的人愿意向陌生的邻居伸出援手，互帮互助。客观真实的数据背后，我们看到积极向上的行动力量，看到守望相助的人性之光。“他又说：“我们小时候的上海，邻居间相互保管钥匙很正常，很多家用品也会共用，但后来邻里关系越来越淡薄了。以后我们要做社区共建，比如说社区养老，还是希望邻里间能互相照应，就如同这次疫情期间大家的表现一样。”

此次受访者涉及上海、长春、深圳多个受疫情影响的城市，78%来自上海，遍及各年龄层、不同学历、不同收入层。其中，有49%所在小区有阳性感染者，有19%所在楼栋有阳性感染者，也有2%的受访者家中有阳性感染者。他们为研究团队提供了大量客观真实的数据与案例。

胡建强教授表示，在研究方法上，首先要做数据收集，其次是数据统计与计量分析，后期团队用到了一些数据模型研究。他举例：调研首先定义了5种亲社会的互助行为，并由远及近明确了以下5种空间距离关系：a)本小区内没有出现阳性感染者；b)本小区内有、但所在楼栋没有阳性感染者；c)所在楼栋有、但所在楼层没有阳性感染者；d)所在楼层有、但自己家没有阳性感染者；e)自己家里有阳性感染者。

结论是：当空间距离为a、b、c时，阳性感染者越接近受访者，人们提供社区互助的形式与总量也越多；而当空间距离为d、e时，人们提供的社区互助行为总量明显降低，这似乎表明“明哲保身”的倾向开始增加了。

报告同时指出，受访者是否身处上海、性别、年龄、最高学历、家庭收入水平等因素，均会影响他们提供帮助的行为与对获得帮助的期待。比如，在上海，女性的社区互助行为总分中位数高于男性；对于期望他人贡献总分，女性同样高于男性。同样在上海，调查发现高中及以下教育程度人群提供的社区互助行为最少，从大专水平开始，最高学历的提升与提供的社区互助行总分的增加为有较为明显的正向关系，具有硕士学位的人群展现了最高的社区互助积极性，而在博士研究生水平则略有回落。

值得注意的是，调查中，40-49周岁年龄段的人群提供社区互助总分的中位数最高，说明该年龄段是提供社区互助的最活跃人群；到50-59岁与60岁及以上水平时，总分中位数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意味着老年人期待社区中其他人提供帮助的愿望偏弱。

胡建强最后表示：疫情封控中的社会互助，是一个公众密切关注的热点话题。在漫长的人类进化史中，当个人力量无法抵抗来自大自然的危险时，人类总是会通过抱团取暖的方式来共渡难关。然而，如果“抱团”本身也有危险时，人们的选择就是一场人性的测验。整个研究团队认真严谨的科学分析，或许能给大家一个“情理之中”的答案。

新民晚报记者 张炯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