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其为人也孝悌讲解(论语学习道千乘之国)
论语其为人也孝悌讲解(论语学习道千乘之国)施政要严谨,态度认真端正,并且还要有信用,这种信用,是君主的信用,也是国家的信用。也就是我们说的“言必信、行必果”,如果“行事浮夸、朝令夕改”肯定会动摇君主的统治。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小瞧了这个“千乘”在古代,一辆兵车需要四匹马拉动,而每辆兵车上身着盔甲的士兵为三人,而跟随兵车的步兵有七十二人,在之后,还有有二十五人,作为后勤人员。所以说,一乘的兵力其实是一百人,千乘的兵力就是十万人,而按照古代的规定,“八百家出车一乘”,这样算的话,千乘之后则是80万户,300万人的人口(按照一家四口人计算,但实际应该更多才是)。要知道,秦始皇嬴政统一六国的时候,全国的总人口也才只有2000多万,所以这样看来,“千乘之国”也不算小了。从整体来看,这段话的受众,是古代的国君诸侯,也就是说这段话,孔子是讲给君王听的,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分别从施政、治吏、驾驭民三个方面,讲了管理国家的方法。那么,从细节
今天继续对《论语》“学而篇”进行学习。
第五章——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我们看它的译文——孔子说:“治理一个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就要严谨认真地办理国家大事而又恪守信用,诚实无欺,节约财政开支而又爱护官吏臣僚,役使百姓要不误农时”。
一、文章解析对于这段话,我们从整体和细节两个方面来进行阐述一下:
从整体来看,这段话的受众,是古代的国君诸侯,也就是说这段话,孔子是讲给君王听的,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分别从施政、治吏、驾驭民三个方面,讲了管理国家的方法。
那么,从细节来分解呢:
1、道千乘之国道,在这里是一个动词,表示“统治管理”的意思;“乘”就是兵车的意思。千乘就是一千辆兵车。
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小瞧了这个“千乘”在古代,一辆兵车需要四匹马拉动,而每辆兵车上身着盔甲的士兵为三人,而跟随兵车的步兵有七十二人,在之后,还有有二十五人,作为后勤人员。所以说,一乘的兵力其实是一百人,千乘的兵力就是十万人,而按照古代的规定,“八百家出车一乘”,这样算的话,千乘之后则是80万户,300万人的人口(按照一家四口人计算,但实际应该更多才是)。要知道,秦始皇嬴政统一六国的时候,全国的总人口也才只有2000多万,所以这样看来,“千乘之国”也不算小了。
2、 敬事而信施政要严谨,态度认真端正,并且还要有信用,这种信用,是君主的信用,也是国家的信用。也就是我们说的“言必信、行必果”,如果“行事浮夸、朝令夕改”肯定会动摇君主的统治。
3、 节用而爱人节用也就是节约财政开支的意思,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一种非常朴素的道德品质,关于这一点,在儒家的很多作品中都有体现,比如朱子家训中说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为人如此,为政更如此。
其实,书读到这里,我反而有了一些思考,为什么我们会把“勤俭节约”作为我们的精神特质,并亘古流传至今呢,思来想去,源头应该还是在于“农耕文明”这个根上。
正是因为古时农耕,看天吃饭的我们,产量微薄,物质生活不丰富,才让我们养成了时时节约储存的习惯,反观一些游猎文明,或者一些物产极为丰富的区域,并没有饿肚子的担忧,所以反而并没有这种植根于骨子里的习惯。
再说一下“爱人”,这里的“人”,其实指的是官员,而不是我们普通意义上的“民”,所以爱人,其实就是爱惜部下官吏,通过他们去役使民众。
4、 使民以时其实这是一个倒装句,应该读成“以时使民”,根据农时的忙闲去役使民众。读到这里,我们自然而然就很清楚了,原来,人和民,虽然现在合并为一个词,但是在古代,人和民是不同的意思。
因为古代的民,九成九是农民,所以使民以时是非常符合事理的,毕竟“民以食为天,以农为本”,如果耽误农时,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具有破坏性的。
这就是孔子关于国君治国的主张,其实我们观其本质,还是儒家学说的根本“仁”,实行“仁”政,则民从之,不“仁”,民则不从。从中国历史来看,这样的民本思想的政治主张,是极其正确的,而孔子周游列国,也是期望自己的政治主张收到君主的赏识,继而推行之。
二、“仁”政为何没有被推行但是,事实上来看,在后世来看,对君主的统治裨益无穷的“仁”政,在当时那个历史环境,并没有收到国君们的推行,反而弃之如敝履,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个当时整个社会环境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孔子生活的这个时代,正是“乱世”,西周初年建立的宗法分封制度瓦解,各个诸侯国之间都是你争我夺,想要争霸天下,彼此战乱不断。
而孔子关于“仁”的政治主张,也是源于对此时社会生活的感知与思考,但是,这样的“仁”政,更像我们后世所论述的“王道”,需要数十年的教化之功,徐徐图之;但此时的社会环境,群狼环顾,更需要的是“霸道”而非“王道”,所以并没有被诸侯们接受。
直到后来,汉武帝时,为了天下大定,更求 "长治久安",更适合封建统治的儒家学说才受到重视,才有了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学登高而上,而“仁政”思想也随之熠熠生辉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