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白话文书籍（清代严酷查禁琐语淫词）
清朝的白话文书籍（清代严酷查禁琐语淫词）在以上“上谕”中说，这一类小说，不仅一般民众喜欢，而且“缙绅士子”也要看，可见其生命力之强，影响之大。 朕惟治天下，以人心风俗为本。欲正人心，厚风俗，必崇尚经学而严绝非圣之书，此不易之理也。近见坊间多卖小说淫词，荒唐俚鄙，殊非正理，不但诱惑愚民，即缙绅士子未免游目而蛊心焉。所关于风俗者非细，应即通行严禁。 禁书主要是两大类：一类是政治性的，与文字狱结合在一起，清初在这方面屡兴大案，如庄廷鑨案、戴名世和方孝标案、查嗣庭案等，每兴文字案，都要杀戮几百家、几千人，而且查禁一大批书。另一类主要是一些戏曲、小说，这里有些涉及政治性的，如清代统治者对《水浒传》以至《说岳全传》等很恐惧与憎恨，因为害怕激发民众的反抗情绪；但所查禁的戏曲、小说主要是风化性的，即所谓“琐语淫词”，这些都和性文化有密切关系。这些书原本不涉及政治问题，但是其中不少内容提倡打破旧的思想樊篱，追求个性解放，要以斗争来求幸福、求自由，
中国古代性文化考究之第八章 封建清朝“性控制”的性文化
第五节 以《红楼梦》为代表作的清代性文学
三、清代严酷查禁“琐语淫词”书籍
清朝统治者统治全国后在很长时期内实行民族压迫政策，采用一切严酷的手段以镇压民众的不满与反抗，十分凶残和野蛮。要以强力来取缔不利于政府的思想，当然要实行文化箝制，这就免不了要禁书。
禁书主要是两大类：一类是政治性的，与文字狱结合在一起，清初在这方面屡兴大案，如庄廷鑨案、戴名世和方孝标案、查嗣庭案等，每兴文字案，都要杀戮几百家、几千人，而且查禁一大批书。另一类主要是一些戏曲、小说，这里有些涉及政治性的，如清代统治者对《水浒传》以至《说岳全传》等很恐惧与憎恨，因为害怕激发民众的反抗情绪；但所查禁的戏曲、小说主要是风化性的，即所谓“琐语淫词”，这些都和性文化有密切关系。这些书原本不涉及政治问题，但是其中不少内容提倡打破旧的思想樊篱，追求个性解放，要以斗争来求幸福、求自由，这也危及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此被视作眼中钉、肉中刺也是必然的了。在这方面，宋、明如此，清代更剧。
清顺治九年，清世祖正式下令：严禁“琐语淫词"，“违者从重究治”。小说当然属于“琐语”的范围。但是，查禁通俗小说并不容易，它在民间流传太广，查不胜查，禁不胜禁，而且书商只要有利可图，总是千方百计、改头换面地出版。所以，到康熙二年，清政府又颁布命令：“嗣后如有私刻琐语淫词，有乖风化者”，必须查实议罪，但仍未获得理想的效果。到了康熙二十六年，刑科给事中刻楷上疏指出：“自皇上严诛邪教，异端屏息，但淫词小说，犹流布坊间：有从前曾禁而公然复行者，有刻于禁后而诞妄殊甚者。臣见一二书肆刊单出凭小说，上列一百五十余种，多不经之语，诲淫之书，贩卖于一二小店如此，其余尚不知几何。”于是康熙又一次下旨，对小说“严行禁止”。
但是，到了康熙四十八年，御史张莲上疏说：“民间设立香会，千百成群，男女混杂，又或出卖淫词小说及各种秘药，引诱愚民，请敕地方官严行禁止。”由此可见，小说仍在流行，并在民间香会上公开出卖。康熙帝采纳了他的建议，除再次下旨严禁外，还明确规定：“若该地方官不实心查拿，在京或经该部查出，外省或经督抚查出，将该管官员指名题参，一并治罪。”到了康熙五十三年，又下谕说：
朕惟治天下，以人心风俗为本。欲正人心，厚风俗，必崇尚经学而严绝非圣之书，此不易之理也。近见坊间多卖小说淫词，荒唐俚鄙，殊非正理，不但诱惑愚民，即缙绅士子未免游目而蛊心焉。所关于风俗者非细，应即通行严禁。
在以上“上谕”中说，这一类小说，不仅一般民众喜欢，而且“缙绅士子”也要看，可见其生命力之强，影响之大。
与此同时，康熙帝还规定了对“造作刻印者”、“市卖者”、“买者”、“看者”和失察官吏的具体处分。这一规定后来收入《大清律例》。该书卷二十三《刑律·贼盗上》：
凡坊肆市卖一应淫词小说，在内交与八旗都统、都察院、顺天府，在外交督抚等转行所属官弁严禁，务搜板书，尽行销毁。有仍行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卖者杖一百，徒三年；买看者杖一百。该管官弁不行查出者，交与该部按次数分别议处。仍不准借端出首讹诈。
以上这些刑律内容是和"造妖书妖言” 并列的。应该看到，《大明律》中并无禁止淫词小说的明文规定，而《大清律例》中不仅有了这样的条文，而且明确地将它作为“造妖书妖言”的性质处理。与明代相比，清代在这方面是严酷得多了。
由于朝廷采取了这些措施，着实紧了一阵子，可是要把这些小说全部销毁当然是不可能的，总会有所保留。时间一久，官府在执行方面又渐渐松弛。所以，到了乾隆三年，朝廷又一次对地方官施加压力，颁布了如下命令：
盖淫词秽说，最为风俗人心之害，例禁綦严。但地方官奉行不力，致向存旧刻销毁不尽，甚至收买各种，叠床盈箱，列诸市肆，租赁与人观看。若不严行禁绝，不但旧板仍然印刷，且新板接踵刊行，实非拔本塞源之道。应再通行直省督抚，转饬该地方官，凡民间一应淫词小说，除造作刻印，“定例”已严，均照旧遵行外，其有收存旧本，限文到三月，悉令销毁。如过期不行销毁者，照“买看例”治罪。其中开铺租赁者，照“市卖例” 治罪。该管官员任其收存租赁，明知故纵者，照 “禁止邪教不能察缉例”，降二级调用。
在康熙五十三年曾规定：“该管官不行查出者，初次罚俸六个月，二次罚俸一年，三次降一级调用”；而在乾隆年间却可说该官吏“明知故纵”，失察一次就降二级调用，可见处罚越来越严了。
在这样普遍加强查禁的形势下，又进而制定重点，予以集中打击。乾隆十八年，朝廷下谕禁止《西厢记》、《水浒传》的满文译本，说是“似此秽恶之书，非惟无益，而满州等习俗之偷，皆由于此。如愚民之惑于邪教、亲近匪人者，概由看此恶书所致”，因而必须将书、板尽行烧毁。“如有私自存留者，一经查出，朕惟该管大臣是问。”
清朝在乾隆以前还维持着表面上的繁荣和强大，而在嘉庆以后，就逐渐由盛转衰。在这种情况下，清朝中、后期的统治者仍旧秉承其先辈的传统，严格统制思想，对禁毁小说、戏曲毫不放松。在嘉庆七年、十五年、十八年，清王朝都曾颁布禁毁小说的命令，嘉庆十八年二月甚至下令禁止开设小说坊肆，说是“稗官野史……最为人心风俗之害，屡经降旨饬禁；此等小说，未必家有其书，多由坊肆租赁，应行实力禁止。嗣后不准开设小说坊肆，违者将开设坊肆之人，以违制论。”到了道光帝即位，对传奇、演义一类的书更感到害怕。道光十四年二月下谕说：
近来传奇、演义等书，踵事翻新，词多俚鄙。其始不过市井之徒乐于观览，甚至儿童妇女莫不饫闻而习见之，以荡佚为风流，以强梁为雄杰，以佻薄为能事，以稀亵为常谈；复有假托诬妄，创为符咒禳厌等术，蠢愚无识，易为簧鼓，刑讼之日繁，奸盗之日炽，未必不由于此。嗣后各直省督抚及府尹等，严饬地方官实力稽查，如有坊肆刊刻，及租赁各铺一切淫书小说，务须搜取板、书，尽行销毁，庶几经正民兴，奇邪胥靖，朕实有厚望焉。”
由于朝廷谕旨，一些地方官对禁毁小说也推波助澜，十分卖力。如道光年间，江苏、浙江都曾由地方出面下令，严禁淫词小说，并各开了一批禁书目录，而《水浒》、《西厢》、《牡丹亭》等都在禁书之列。到了同治年间，禁书更为严酷，同治七年下谕严禁“邪说传奇”，同治十年六月干脆下谕严禁“坊本小说”，所有的小说都成了禁书。同治七年，江苏巡抚丁日昌又下令严禁淫词小说，并特地申明： “本部院将以办理此事之认真与否，辨守令之优绌焉。”这就是说，将以禁书是否卖力，作为考核官吏“政绩”的一个主要标准。这一来，那些官迷们纷纷在禁书上大显神通，以争官邀宠了。丁日昌曾开出两批应禁书目，共二百六十八种，可谓洋洋大观。当然，这也难免有副作用，爱看这方面的小说的人倒可以按图索骥了。
在这种形势下，许多道学先生和逢迎官府的投机之辈都纷纷地跳将出来，对性文艺作品大加挞伐，把一切罪恶都算在它的账上。例如项名达的《重刻功毁淫书征信录》云：
至恶莫如淫，难治亦莫如淫，逆制之犹惧不胜，顾可顺而导之乎？鞠淫之根由于迷，所以迷者由于认秽而为美。余尝谓……导淫亦不一事，能顺以益迷者，淫书最烈。
在以上这段文字里，唱的还是“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的老调。而乾隆时刊行的《远色编》中则说：
盍思饮食男女，大欲存焉。大言正论，时接于目，犹虑逾闲越检，反以淫靡之辞导其欲而长其邪。遂使青年俊少，夺目艳心，忽兴怀于赠勺，造履不端；识字闺娃，神迷意乱，即志撼于摽梅，名行顿改。旷夫怨女，欲火滋燃，陡起旁私之念；尼僧孀妇，悔心勃动，每多丧节之私。即夫妇正色，妾媵固有，亦必巧为异样淫合，翻腔改调，极尽奸污，直至减年折福，削禄丧身。
在以上这段文字里，引用了“饮食男女，大欲存焉”，不是为了说明这是人们的正常生活需要，反而来说明“淫”的动力之大，实为洪水猛兽。该书作者认为， “淫靡之辞”能害一切人，连夫妻之间改进一些过性生活的方式方法也被斥为“巧为异样淫合”，这种理学、礼教的说教实在是很僵死的。
再如清代黄正元的《欲海慈航》说： 每见人家子弟，年方髫雅，情窦初开，或偷看淫书小说，或同学戏语亵秽，妄生相火，寻求丧命之路，或有婢仆之事而斫丧真元，或无男女之欲而暗泄至宝，渐渐肢体羸弱，饮食减少，内热、咳嗽、咯血、梦遗、虚痨等症叠现。
这里，男子遗精本是正常现象，却被说成是“无男女之欲而暗泄至宝”。同时，把一切与性没有多大关系的事都列为性的罪名，这是很荒谬的。
到了光绪年间，由于形势的变化有些政策不得不有所改变，有些政策虽略显开明，但是在严禁淫词小说方面却决不动摇。光绪十一年、十六年、二十六年都一再强调对“造刻淫词小说”者的惩处决不减轻。又过了十一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就灭亡了。
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