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第安甲骨文和商朝甲骨文温和吗（印第安人与甲骨文）

印第安甲骨文和商朝甲骨文温和吗（印第安人与甲骨文）三、读音方面的证据。另外，还有秘鲁依卡陶盆殷文、美国四角地岩刻殷文、危地马拉圣马尔科斯玉圭殷文、北美密西西比流域土著的伏羲、女娲、蚩尤贝雕像、北美洲易洛魁人的“蚩尤神风后归墟值夜扶桑图”、“轩辕黄帝礼天祈祷丰年图”、海达人狙父图腾柱、秘鲁查查文化夸父石雕、奥尔梅克炎帝神农龙身品字火焰纹等等（当然，这些都是王大有自己破译解读的）。二、考古学、文字学方面的证据。1975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发现了一具3000年前的石锚，经过对岩石样本的化验，确认这种岩石只在我国台湾海峡附近有，而美洲没有。于是美国学者墨里亚蒂就把有关资料和岩石样本寄给我国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贾兰坡，要求中国学者参与研究。贾老又把资料转给我国水运史专家房仲甫，房先生经过研究后认为：“殷人航渡三千年”。1953年，美国考古学家在墨西哥奥尔梅克遗址的祭祀中心发现了16尊雕像和6片玉圭，玉圭上刻有文字，王大有认为是殷商文字，并破译解读出来

印第安人是黄种人，其祖先在亚洲大陆，这是基本肯定的，而古代印第安文明与中国殷商文明有诸多相似之处，也不容质疑，因此有学者提出印第安人是中国移民的后代。最近鼓吹这种观点比较有名的是学者王大有，他最近出版了一套丛书叫《中华大道文库》，包括《三皇五帝时代》（上下）、《上古中华文明》、《中华龙种文化》等三种，共110万字。其中一些篇章详细地论述了所谓“中华先民开拓美洲”的观点。他认为美洲先民是“中华人种”，美洲文明是距今一万年到三千年内不同时期的中华移民所创造的，影响大的有：轩辕族、蚩尤族、共工族、夸父族、太昊族、少昊族、殷人以及徐市等等，其中3000年前的殷人移民给美洲土著文化（先到者为土著）以持久的影响。证据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印第安人的自述以及他们的习俗和传说，这是王大有独有的第一手资料。

在1908年的墨西哥革命中，有311名华侨被杀。1910年，清政府派欧阳庚为特使，前去索赔。我国学者罗振玉、王国维委托他查证“华侨中有无殷人东迁的痕迹”，并由摄政王载沣批准。欧阳庚到达墨西哥后，有居住在墨西哥奇瓦瓦（CHIHUAHUA）州奇瓦瓦市奇瓦瓦村的印第安殷福布族人（INFUBU）围住使馆情愿说：“墨西哥革命时，杀死印第安人750名，这些印第安全是中国血统，殷人后裔，叫殷福布族，是3000年前从天国经天之浮桥岛到这里的。请求清政府保护索赔。”欧阳庚喜出望外，遂请示载沣。载沣没有理会，批复道：“印第安INFUBU族自称为中国人，于法无据......华侨之中既无殷民东迁之事证，传闻难作三千年前之历史。清驻墨国特使馆结束，欧阳庚调驻巴拿马第一任总领事。”（此档案现存台湾阳明山档案保管处）。但是欧阳庚坚信，罗振玉、王国维两位大师必然是在研究中发现了蛛丝马迹，才委托他查证“殷人东迁”，所以他并没有就此收手，进一步查证，他请了一名印第安人作仆人。 1922年，欧阳庚任中华民国驻智利第一任公使。有一天印第安仆人劈柴伤了手指，他没有去医院，而是把欧阳庚四岁的儿子欧阳可亮带回自己家里，天天用欧阳可亮的尿治伤，口服外用，伤口竟然迅速愈合（中医有此偏方），欧阳可亮天天听印第安人见面时问候说“Yindian”。后来，欧阳庚又从仆人那里知道了许多印第安人的古老传说，这些传说竟然与中国殷商时代的某些人物、事迹吻合，比如HOSI王(攸侯喜)、MOCHE王（嫫[虍且])、涕竹、炮烙火刑等等。

欧阳可亮长大后，秉承父志，继续研究殷人东渡这一课题。1991年，旅居日本的73岁的欧阳可亮老人找到王大有，无私地把第一手资料提供给他，并嘱咐他，一定要在1992年10月12日“哥伦布发现美洲500周年”之前，向世界人民宣布，美洲土著是“殷地安”人，推翻哥伦布给国际史研究造成的混乱。

二、考古学、文字学方面的证据。

1975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发现了一具3000年前的石锚，经过对岩石样本的化验，确认这种岩石只在我国台湾海峡附近有，而美洲没有。于是美国学者墨里亚蒂就把有关资料和岩石样本寄给我国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贾兰坡，要求中国学者参与研究。贾老又把资料转给我国水运史专家房仲甫，房先生经过研究后认为：“殷人航渡三千年”。

1953年，美国考古学家在墨西哥奥尔梅克遗址的祭祀中心发现了16尊雕像和6片玉圭，玉圭上刻有文字，王大有认为是殷商文字，并破译解读出来，是殷人祖先的名字：蚩尤、少昊、帝喾、简狄、多妇、契、相土、王亥、上甲等。另外祭祀的习俗也和东夷人相同。

另外，还有秘鲁依卡陶盆殷文、美国四角地岩刻殷文、危地马拉圣马尔科斯玉圭殷文、北美密西西比流域土著的伏羲、女娲、蚩尤贝雕像、北美洲易洛魁人的“蚩尤神风后归墟值夜扶桑图”、“轩辕黄帝礼天祈祷丰年图”、海达人狙父图腾柱、秘鲁查查文化夸父石雕、奥尔梅克炎帝神农龙身品字火焰纹等等（当然，这些都是王大有自己破译解读的）。

三、读音方面的证据。

王大有解读印第安人的问候语“YINDIAN”（被哥伦布当作indian）为“殷地安”即“殷地安阳”，犹言“家乡好”；解读印第安人传说中的“HOSI王”为殷末军事统帅攸侯喜；解读秘鲁的“Moche”王为“嫫[虍且]”（商代望族）；解读“INFUBU”（墨西哥印第安人)为“殷福布”，其居住地“CHIHUAHUA”为“羲华华”（伏羲、羲和之羲，华夏之华）；解读“inca”（古秘鲁土著人）为“殷家”；解读“hopi”（美国亚利桑那州印第安人）为“赫胥”（我国上古氏族）；解读“Na Dene”（加拿大西海岸土著）为“大地湾”（甘肃秦安县的伏羲遗址）等等。

以上摘录整理自王大有著《三皇五帝时代》P243—P322、P302—P303、P625—P672；《上古中华文明》P159—P190；《中华龙种文化》P314—P320。

应该说，王大有先生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是下了很大功夫的，论据也有一定的说服力。从感情上讲，我倒是希望印第安人是殷人的后代，然而思考再三，又觉得此说的论据还不充分，仍然处于假说阶段。

YINFUBU人的一面之词显然不足为据，而王大有对那些人名、族名、地名的解读有很多附会的成分，按读音去附会是很容易的。有人就说，如果YINDIAN（INDIAN）——殷地安就是“殷地安阳”，那么HAWAII——夏威夷又作何解？至于古代印第安文明与中国殷商文明的相似之处，涉及到一个问题——两种上古文明的相似是否一定是传播的结果？是否能断定两者有父子关系？我认为不一定、不能。因为人类的文明发展进程有着某些共性，具体地讲是处于不同地域的上古人类所面对的生存环境和由此产生的意识、思维有着某些共性，在某些方面甚至是唯一的。这样，他们在互相隔绝的情况下所创造出的文明，完全可能有某些相似之处，如果仅仅据此就断定两者有父子关系，那是非常武断的，如果再由这种“父子关系”进一步断定相关的两个人群有血缘关系，那就更是错上加错了。况且，那些“殷文”、“蚩尤图”、“轩辕图”等都是王大有自己解读的，还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公认，而且在世界范围内，象形文字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也不足为凭——要得到公认很困难，因为解读本身就有一定的主观性，实力雄厚的疑古派尤其是顾门弟子更不会轻易认可——所以我觉得王大有的这些证据只必要条件，还不够充分，要达到充分，至少还要有三条证据：

第一、要有明确可考的殷人东渡的路径和过程，尤其是要有介于殷商文明和古印第安文明之间的过度文明形态，否则就无从证明古印第安文明是中国殷商文明的“子文明”。而目前王大有对这一点语焉不详，一笔带过，只是津津乐道于两端的比较，这肯定是不完整的。我觉得殷人东渡美洲并创造出灿烂的文明这一过程，决不是几年甚至几十年就能完成的。一个理由是客观条件的限制，25万人，按王大有说分成5路，每路也有5万人。在当时组织这样大规模的渡海移民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另一个理由是，殷人东渡之初不可能就把目标锁定美洲。很显然，这25万殷人是仓皇出逃，迫不得已，并没有明确的目的地。王大有说他们是准备去东方“日出之国”寻找祖先太昊少昊，即使如此，“日出之国”的准确位置在哪里？他们肯定不知道。这样，他们从山东、安徽出海后，中途看到陆地必然要靠岸，不仅仅是为了修缮船只，补充给养，他们肯定还要在那里生活一段时间，看看适合不适合他们生活或者有没有他们要找的东西，等在那里呆不下去了，再继续迁移，而决不会稍做休整后就马上出发。所以，如果殷人东渡美洲是史实的话，他们在中途一定会留下不少文明遗迹或文化遗迹，找到这些遗迹并揭示它们和殷商文明、古印第安文明一脉相承的关系，这才是殷人东渡美洲最有力的证据。

第二、要有现代科技尤其是人类学、遗传学方面的证据。美国生物化学家曾经分析过印第安人的DNA，得出结论：现在活着的美洲印第安人的部分DNA与亚洲、波利尼西亚群岛和美拉尼西亚群岛上的土著人的DNA是相同的。这种线粒体DNA中含有37个基因，这些基因总是从母亲遗传给孩子，因此在跟踪血缘方面是不会出错的。但这只能支持印第安人来自亚洲的说法，而不能支持殷人东渡的说法。如果以中国的殷人后裔和印第安人比较，其结果是有一定说服力的。中国的殷人后裔应该不难找，孔子是商族，而孔子后代是有家谱可考的，另外子姓、殷姓也是商代王族嫡系，而且这些小姓氏的血统应该比较纯。 第

三、语言学方面的证据。

众所周知，汉语属于汉藏语系，“汉藏语系”是20世纪初瑞典语言学家高本汉在研究总结了汉语和藏语之间的相似性后提出的。现代遗传学研究成果表明，汉族、藏族的祖先在远古时期属于同一种群，大约在距今6000至10000年前于中国北方分离，逐渐发展为今日的汉语族人群和藏缅语族人群。历史学研究也告诉我们，古氐羌集团中的一些部落是汉族、藏族的主源。少典—黄帝部落属氐，有蟜—炎帝部落属羌，较早从氐羌集团分化出来，是华夏族主源之一；后来的分支中有两大部：发羌和唐旄，是吐蕃的主源。汉语族和藏缅语族分离了6000多年之久，今人尚且能发现两者之间的渊源关系，而“殷地安人”离开母体仅仅3000年，王大有还说“不排除其他地区的人民到达了美洲......但他们不是主体”，那么他们今日的语言一定和上古汉语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和现代汉语有若干相似之处，比如“殷地安”、“殷福布”、“殷家”、“羲华华”什么的，时隔3000年，读音竟然和现代汉语北方方言基本一致，但这些还远远不够。（不知现在有无这方面的研究，望高人告我）

我对“殷人东渡美洲”这种观点本身，并没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只是我看书一般对论据和论证方法比较重视，甚至重于论点，所以在王大有先生没有给出以上三条证据之前，尽管他有很多其它的证据，但我只能认为那不过是巧合或者是臆断和附会。

关于文明的起源，历来有“一元论”和“多元论”，大多数人是赞同“多元论”的。近代西方某些学者宣扬一种“传播论”即文明是由一个中心发散试传播开的，这就是一种“一元论”。在这些人的考证下，上古中国人、中国文明都是外来的，德国人凯什尔认为源于埃及，断定中国人是古埃及人的苗裔，理由是中国和埃及的象形文字有许多相似之处；法国人拉克伯里认为源于巴比伦，理由是《尚书》中的“百姓”是巴比伦巴克族（BAK）的转音，所以汉族是巴克族的后裔，日本人白河次郎、国府仲德更列举了中国与巴比伦在文字、信仰、传说、政治制度等方面有70条相似之处，以支持汉族源于巴比伦的说法；另外还有认为源于印度、中亚细亚、土耳其等等的。这些观点的荒谬显而易见，如前所述，不能仅仅由两种文明的共性断定两者之间有父子关系，更不能进而以两种文明的“父子关系”断定相关的两个人群有血缘关系。就世界范围而言，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其实中国也是如此，只在一定的范围内呈现一元的特性，这个范围应该是由上古人类的交通技术所决定的。多元经过相互作用才成为一体）。

反观王大有的观点和论证方法，固然是出于好意，可平心而论，却与上面的妄说如出一辙，实质上都是“一元论”，而且有一点儿沙文主义的味道。如果他的论证方法正确，那么凯什尔、白河次郎等人的论证方法也一样正确。如果我们在证据还不充分的情况下就理直气壮地说印第安人是殷人的后裔，印第安文明是中国殷商文明的子文明，那我们又如何理直气壮地驳斥中国文明外来的观点？王大有的这种“一元论”还体现在他对国内民族的研究上，他在《中华龙种文化》一书里，把现在56个民族里的绝大多数都说成是遂人—伏羲—炎帝—黄帝—蚩尤这一系统的后裔，主要证据是民俗学和图腾学方面的。我觉得如果是针对汉藏语系各民族还有点谱儿，其它的什么维吾尔族、朝鲜族等是遂人—炎帝后裔；鄂温克族、达斡尔族是炎帝夸父族支；蒙古族、乌孜别克族属于轩辕黄帝支等等则纯属无稽之谈了，而且是一相情愿。我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中互相影响，风俗习惯有相似之处是必然的，虽然也存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彼此同化现象，但并不是主流，怎么能由这些就确定血缘关系呢？

王大有本来是学美术的，由于创作题材的关系对上古史、龙凤文化、民俗学、图腾学发生了浓厚兴趣，转而潜心研究之。也许因为不是科班出身，王大有研究上古史的方法比较大胆，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他没有一头扎在文献里，而是把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语言学、文字学、民族学、民俗学、图腾徽铭学等结合起来互相印证，其中他擅长的民俗学、图腾徽铭学占了很大比例。应该说这种研究方法是相当不错的，然而，如果过分信任依赖于自己擅长的某一方面的证据，就往往会得出一些不能令人信服的结论。比如他断定夸父族到过贝加尔湖，证据仅仅是当地一副岩画上的人头像与阴山的所谓“夸父遗迹”类似，而画中还有“屮”形图案，他就又断定蚩尤族与夸父族一路同行；又如他断定夸父族到达了南美洲并创造了文明，证据仅仅是南美查文文化的酋长石雕像中，酋长为猴首，而狙猴是夸父族的图腾。所有这些实质上还是“一元论”在作怪，猴子哪里都有，就许你夸父族崇拜，不许别人崇拜？非洲遍地大猩猩，焉知这酋长不是以大猩猩为图腾的西渡的非洲人？当然，王大有作为画家的灵感和直觉是常人不具备的，他认为两件艺术品“无论是造型手法，还是形象特征，都像一个人画出来的”，自然有他的理由，但是要想说服别人，还是多找一些证据为好。

我不否认印第安人来自亚洲，也不否认秦汉以来中国和美洲的文化交流——这基本上是定论了——以上只是针对“殷人东渡”的观点。著名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贾兰坡先生、张光直先生都认为古印第安人是从白令海峡迁徙到美洲的亚洲人的后裔，张光直先生曾提出一种假说，叫“玛雅中国文化连续体”。他认为，印第安人的祖先通过白令海峡从亚洲进入美洲时已有相当发达的文化，殷商文明与中美洲的玛雅等文明可看作同祖的后代，可以把它的祖型文化追溯到一万多年前印第安人的祖先还在亚洲的旧石器时代。张光直的这种“同祖论”我认为不同于王大有的“东渡论”，不是文明起源的“一元论”，而是合乎“多元论”的，即古印第安文明与殷商文明是平等的“兄弟关系”，而非前者源于后者的“父子关系”。所谓“同祖”是一万多年以前的事，那时人类还没有进入文明时代，所以与文明起源的“多元论”并不矛盾，人类的起源毕竟是“一元”的（“一”不是绝对值，只是言其较少）。张光直区别了“文明”和“文化”，非常严谨，文化不等于文明，文化是人类区别于动物阶段的标志，文明是人类区别于自身野蛮状态的标志，先有文化，后有文明，或者说文明是一种高级的综合的文化形态。同一种“祖型文化”可以孕育出若干种文明，若干种“祖型文化”也可以融合成同一种文明。所以我认为张光直的假说比王大有的可信度要高。

我对王大有先生这套“中华大道文库”产生兴趣，最初是因为他排出了“三皇五帝参考世系年谱”，粗读一遍过后，我感觉这是一部暇瑜互现，但却瑕不掩瑜的著作。他关于“国内问题”的研究不乏真知灼见，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华文明的起源，走出疑古时代——我不赞成疑古否古，什么黄帝是皮筏子，尧是生殖神，舜是生殖器，禹是九鼎上的动物之类，当然王氏那个年谱本身并不一定可信——而他关于“涉外问题”的研究，可能是因为民族自豪感太强了，又急于著书立说，以至臆断和附会的成分比较多。以上，我就自己能力所及，谈了谈对王大有“殷人东渡美洲”一说的浅见（有时间可能还会写其它的），读过王氏原著或对这一课题有研究的朋友，希望您多多赐教，没有读过的，向您推荐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