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永恒的丝路精神（丝路精神的当代诠释）
致敬永恒的丝路精神（丝路精神的当代诠释）此类写生与创作活动，皆以跨文化的姿态，复现古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与互鉴的盛况，丰富中国画的现代探索。石鲁中国画《沙漠之舟》便源于他在埃及的写生。在丝绸之路重要节点埃及，石鲁用独特的视角观察阿拉伯人和他们最为日常的交通工具——骆驼。作品中，只有骆驼和它的主人，背景空无一物，突出了烈日下沙漠的特征。这就是中国画的妙处。非西式的写实，又标示着作品是中西融合的结果。詹建俊油画《舞》，以近似中国写意的语言，描绘出非洲人独特的舞蹈形态——热烈的红色从黑色的人物背后透出来，舞蹈者身上的黄色草裙，强化了画面激越的节奏感，为油画民族化增添一抹亮色。再如，李可染中国画《魏玛大桥》，以流动的线条，浓淡干湿相得益彰的墨色变化等中国画手法，描绘了德国的魏玛大桥。可是，不要忽视了画面中那些光的影子，透过树林而来的光，将墨色韵味浓郁的中国画渲染上现代气息。这是李氏风格的雏形，沿着这条道路，可以依稀看到万山红遍的轮廓。李可染
永远的敦煌(中国画) 卢禹舜
古老的丝绸之路对现代美术的建构意味着什么？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又意味着什么？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西北、域外写生与创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国际美术工程，丝绸之路题材美术创作以其70年发展历程，生动诠释了既古老又现代的丝路精神，以及其对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推动，对民族文化复兴浪潮的感召和引领。
历史寻踪
20世纪30至40年代，伴随着抗日救亡的浪潮，怀揣着时代的问卷，司徒乔、韩乐然、赵望云、王子云、张大千、孙宗慰、常书鸿、吴作人、董希文纷纷踏上古丝路，赴甘肃敦煌、新疆、青海等地考察、写生与创作。与此同时，岭南派画家高剑父借出席亚洲教育会议之际，远赴海上丝绸之路，在东南亚、南亚一带写生；1947年，关山月也完成了南洋的考察与写生。在古丝路上，艺术家们不仅获得了丰赡的汉唐图像资源，记录下不同民族的生活与劳作，而且在冥冥中感悟到早已遗失的丝路精神。他们以丝路为母题的作品，隔空回应了鲁迅等关于以复兴汉唐文化为路径建设中国现代文化的构想，于古老的丝路上，助燃民族文化复兴的希望。
如果说30至40年代的丝路写生是基于个人文化自觉，那么，新中国成立后，丝路题材的写生与创作则上升到国家层面。这类创作可大致分为两个部分：
其一，50年代中后期，艺术家们深入敦煌、麦积山、云岗、龙门和新疆、西藏地区，为新中国文艺建设寻找民族文化资源。在赵望云、黄冑、董希文以及后来的全山石、靳尚谊、詹建俊等美术家的笔下，以古老文化和人民生活为依托的新风格，极大丰富了新中国美术。
其二，国家组织艺术家赴欧洲、非洲写生及举办展览。比如，1956年赵望云、石鲁的埃及写生；1956年关山月、刘蒙天以苏联、波兰工业题材为对象的写生与创作；1957年李可染、关良的访德写生等。
石鲁中国画《沙漠之舟》便源于他在埃及的写生。在丝绸之路重要节点埃及，石鲁用独特的视角观察阿拉伯人和他们最为日常的交通工具——骆驼。作品中，只有骆驼和它的主人，背景空无一物，突出了烈日下沙漠的特征。这就是中国画的妙处。非西式的写实，又标示着作品是中西融合的结果。詹建俊油画《舞》，以近似中国写意的语言，描绘出非洲人独特的舞蹈形态——热烈的红色从黑色的人物背后透出来，舞蹈者身上的黄色草裙，强化了画面激越的节奏感，为油画民族化增添一抹亮色。再如，李可染中国画《魏玛大桥》，以流动的线条，浓淡干湿相得益彰的墨色变化等中国画手法，描绘了德国的魏玛大桥。可是，不要忽视了画面中那些光的影子，透过树林而来的光，将墨色韵味浓郁的中国画渲染上现代气息。这是李氏风格的雏形，沿着这条道路，可以依稀看到万山红遍的轮廓。李可染的欧洲写生造就了一批融合光感的中国画作品，也成就了我们后来所熟悉的李可染风格。
此类写生与创作活动，皆以跨文化的姿态，复现古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与互鉴的盛况，丰富中国画的现代探索。
丝绸之路题材创作高潮的真正到来，是主席提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之后，中国国家画院在文化和旅游部指导下实施了“一带一路”国际美术工程。该工程选题共258个，分为“江山多娇”“历史风云”“驼铃声声”“艺文灿烂”“丝路风情”“今日新貌”六个板块，涵盖了古今丝绸之路的重大历史事件、人物、商贸、文化、民俗、山川风物及新中国建设成就等多个方面。令人瞩目的是，该工程创作队伍汇集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伊朗、印度、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艺术家，是名副其实的国际化团队。该工程最大的特色是，以现实主义的叙事方式，完整而准确地诠释丝绸之路数千年积淀下来的，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强烈表达出以艺术的方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
主题建构
新中国美术70年来的创作历程表明，丝绸之路题材美术创作具有一个内在的复调性结构：它既是艺术家们对古老丝绸之路的再现性“复原”，又是艺术家们以创造力、想象力为基石的语言美学建构，更是艺术家们对丝路精神及价值的发掘与释读。
丝绸之路是人类历史上时间绵延最长、里程跨度最长的一条路。不同国家、不同地域的民族几乎皆行走于斯。塑造坚忍、开放、包容、进取的各个民族的形象，便成为丝绸之路题材美术创作的追求之一。
风雨沧桑，在这条路上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多湮没不复。近年来，丝绸之路题材创作的要旨之一，就是从历史深处打捞与重现那些非凡的历史事件与现象，诠释其所拥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涵义。在艺术家的美学叙事中，那些沉睡千百年的重大历史事件一一被唤醒，以其华光四溢的丝路精神闪耀于当代。
文化的交流与文明的互鉴，始终是丝路题材创作的主题。敦煌的建筑、壁画与雕塑由中国和来自阿富汗、叙利亚、印度、伊朗等国的艺术家共同创造，以此为母题的丝路题材美术创作，70年来绵延不断。例如，卢禹舜中国画《永远的敦煌》延续了他一贯的艺术风格——在氤氲神秘的画面气氛中，正处画面中央的莫高窟和月牙泉，散发出迷人的气息，仿佛两千年的历史浓缩在画面中，令人心驰神往。大面积的红色与黑色形成鲜明对比，为画面增添巨大张力。在这类题材的创作中，人文古迹作为文明互鉴这一丝路精神的呈现，以其浩博深邃的历史容量启迪了艺术家的感悟与遐思，使其创作实现了人文情怀、历史意识与生命诗意的高度统一。
史诗交响
丝路上雄奇苍凉的山川风物与热闹的商贸场所、驿站、口岸、直道、榷场等构成的跨文化景观，是艺术家们持续不断地热衷表现的题材。这类作品以大漠长烟、古道雄关等意境描绘，与千古吟咏的诗句遥相呼应，正所谓“山川之美，古来共谈”。对丝路山川形胜、不同地貌的“尚奇”性追求，让艺术家们在不断获取创作灵感的同时，也推动他们在传统山水领域之外，开辟出寄寓着丝路精神的新山水、新风景体系。
从根本上讲，丝绸之路题材美术创作既是丝路精神内涵的挖掘与呈现，也是艺术语言的美学建构活动。就艺术创作而言，其成败与否，有两大关枢：如何将丝绸之路的史实转化为人文史诗；如何以新题材为起点进行语言的美学建构。在全山石的人物画创作中，丝绸之路上各族人民的形象占据很大比例，油画《昆仑山青年——洛孜伊明》就是其中典型。全山石的绘画语言脱胎于苏派油画，又融入东方个性，在造型准确生动的基础上，加入中国写意的灵动，充满张力和韵味。
显而易见，丝绸之路题材的创作既非史实的简单再现，亦非文献的过度演义，而是通过文献取舍、空间处理、人物表现和结构营造等手法创造的具有美学价值的图像。换言之，它是历史与艺术相结合之叙事逻辑的产物。通过创造性的想象，在审美层面上，建构出具有历史象征性的结构与图像，才是丝绸之路题材创作的终极旨归。在这里，“历史的真实”升华为“艺术的真实”——因其隐喻着丝路精神而超越了历史文献，所以它是更典型、更概括的真实。只有在这个层面上，来自于丝绸之路的那些零散的史实，才能升华为宏大的人文史诗。
一部丝绸之路题材的创作史，就是一部艺术语言风格不断创新的历史。在这方面，李可染德国写生的笔墨实践，与靳尚谊油画民族化探索，堪称两大范例。李可染的访德写生作品，在浓重积墨架构起来的丰富层次中，逆光流动徘徊，几近出神入化境地；靳尚谊则化面为线，以平面装饰减弱空间纵深，在写意性的书写中，赋予油画语言以浪漫的东方韵致。
丝路精神的当代诠释，是借助语言美学的建构展开的。作品语言美学所达到的高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丝路精神诠释所能达到的高度。纵观70年的创作历程，可以说，历史所青睐的，是那些以创新方式建立起语言美学高度的作品。如今，“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治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丝绸之路题材美术创作也必将迎来自己的黄金时代。
(作者为中国国家画院艺术委员会副主任)
《 人民日报 》( 2019年06月16日 08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