聪颖过人的杨升庵故事（雄视西南五百年）

聪颖过人的杨升庵故事（雄视西南五百年）唐朝人魏颢在为李白《李翰林集》作序中指出：“剑门上断，横江下绝，岷峨之曲，别为锦川。蜀之人无闻则已，闻则杰出。”这一蜀地人才的现象，明朝李贽在《续焚书》中进一步发现： “升庵先生固是才学卓越，人品俊伟，然得弟读之，益光彩焕发，流光百世也。岷江不出人则已，一出人则为李谪仙、苏坡仙、杨戍仙，为唐代、宋代并我朝特出，可怪也哉!”李贽恨不得“余是以窃附景仰之私……俨然如游其门，蹑而从之”。（《读《升庵集》）杨升庵是有明一代四川唯一的状元。他更伟大之处，在于他于春风仕途突然遭到雷霆一击的摧折之际，从未沉沦，他昂奋而起，崛立西南、雄视古今，用一颗赤忱之心去点染山河、开启蛮荒、匡护正义，对中国哲学、文化、历史、文学等做出了巨量的贡献。据《明史》记载，明代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杨慎为第一。他的著述达269种（据王文才《杨慎学谱》考定；四川省图书馆所编《杨升庵著述目录》，达 298种），诗词曲3132首（据

蒋蓝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杨慎的《二十一史弹词•临江仙》，傲岸沉雄，气逼山河，直捣历史大穴，既成为状元杨慎的代表作，也成为表述历史感最为恰切之语。初稿写于泸州（江阳），灵感产生于泸州码头。

汉魏六朝以后文献中出现有“长江”一词。比如《魏志》载：魏文帝南征临江见波涛汹涌叹曰：“长江天堑，天之所以限南北也”。唐宋以后，“长江”一词日渐普遍，并多见于诗文中，李白诗“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之句，杜甫七律《登高》中也有“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直到现在长江一名已流传1700多年之久。但杨慎的《临江仙》峭拔其上，成为历史长河中发出“长江”的高音部。

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别号博南山人、博南逸史、滇南戍史、洞天真逸等，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明史》有传，但比较简略。

百科全书式的大才

杨升庵是有明一代四川唯一的状元。他更伟大之处，在于他于春风仕途突然遭到雷霆一击的摧折之际，从未沉沦，他昂奋而起，崛立西南、雄视古今，用一颗赤忱之心去点染山河、开启蛮荒、匡护正义，对中国哲学、文化、历史、文学等做出了巨量的贡献。据《明史》记载，明代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杨慎为第一。他的著述达269种（据王文才《杨慎学谱》考定；四川省图书馆所编《杨升庵著述目录》，达 298种），诗词曲3132首（据倪宗新编收《杨升庵诗词》）。由此，杨慎也是西南区域有史以来著述最为宏富的大哲人、大作家。

唐朝人魏颢在为李白《李翰林集》作序中指出：“剑门上断，横江下绝，岷峨之曲，别为锦川。蜀之人无闻则已，闻则杰出。”这一蜀地人才的现象，明朝李贽在《续焚书》中进一步发现： “升庵先生固是才学卓越，人品俊伟，然得弟读之，益光彩焕发，流光百世也。岷江不出人则已，一出人则为李谪仙、苏坡仙、杨戍仙，为唐代、宋代并我朝特出，可怪也哉!”李贽恨不得“余是以窃附景仰之私……俨然如游其门，蹑而从之”。（《读《升庵集》）

相比于黄河文化带的人才谱系，一直具有渐悟、渐进、渐行的扎实学风，一个巨子的出现，犹如山峰连臂推举而起的东岳泰山；而处于长江文化带的巴蜀自古出奇才，学子们在亦步亦趋之余，更有一种追求顿悟、灵动、突发而至、甚至剑走偏锋的峻急特征。这源于地缘、季候、物产的不同，更源于通达南亚的“蜀身毒道”的异域文化的不绝输送，以及自秦朝就开始的移民入川，这些因素与本土文化“对撞生成”而出的巴蜀文明。因此，在奇才之上，更有一种伟力无俦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渐次崛起，他们“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知人事”，在三五百年的节奏里，接力完成了对中华文化的突破式贡献，成为了开一代风气之先的枢纽式人物。如果说司马相如是蜀地第一位进入华夏格局而实现了一己才华的奇人，那么，扬雄、李白、苏轼、杨慎、李调元、刘咸炘、郭沫若、李劼人等大匠，联袂而起，激扬文字，他们像峨嵋金顶一样，一峰突起，没有旁系，成就了蜀地百科全书式人物的辉煌谱系。

祁和晖教授认为，纵观杨慎一生72年，大体可分为4个阶段，涉及6个地域。

第一阶段。出生至23岁。求学、应举、成婚时期——此期其活动区域为北京及故乡新都、成都。杨慎出生于北京孝顺胡同，12岁丁母忧首次回乡。16岁返北京。20岁回蜀入县学准备应乡试，同时娶礼部侍郎王溥之女为妻。本年底返北京。21岁在京应会试，拟取为魁甲，因为试卷被烛花烧残，导致落榜。

第二阶段。24岁至36岁。他中状元后，入翰林院编修，任皇家经筵讲官，殿试掌卷官等。26岁时继母喻氏病故。升庵扶柩归蜀。28岁丁忧期满返京；31岁发妻王氏卒，升庵护柩归蜀礼葬王氏。光阴荏苒，到32岁时继娶工部尚书黄珂第二女黄峨为妻；33岁年末返京。其活动区域主要为北京、成都、遂宁。

第三阶段。37至66岁，将近30年时光为杨慎因朝廷谏大礼（“大礼议”）而触怒明嘉靖皇帝，被两次廷杖后流放充军边远云南省永昌卫（今保山市）戍边服刑，活动区域主要在云南、贵州、重庆，四川之泸州、宜宾、新都、成都等。

第四阶段。67至72岁。嘉靖皇帝对于杨慎是嫉恨的，在多次大赦中对于杨慎不予放行，甚至违逆明朝刑典，不准杨慎在64岁高龄时，享受“以子替役放归”的高龄流放者应享的待遇。这一阶段杨慎活动区域主要是云南、贵州，四川泸州、成都。晚年时节，杨升庵潜居于泸州。这一时期也是在朝中严嵩的默许之下，才得以在泸州潜居。杨升庵父亲杨廷和任“礼闱”考官主持会试时，严嵩是及第进士，因此在名分上是杨廷和的门生。但严嵩怕沾“大礼议”事。正是严嵩为相主宰朝政不敢依例批准杨慎获得“以子替役放归”待遇。杨慎66岁时，严嵩终于下狱了，这时才敢在当时属于四川管辖的遵义府邻近的泸州潜居。期间不时潜归成都扫祖墓，处理家事。晚年有近十年，杨慎的生活范围主要泸州，算是贬谪生活里一段稍微轻松的岁月。杨升庵71岁时，再遭打击。明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六记载：本年云南巡抚王昺（bǐng）听信谗言，为讨好嘉靖皇帝，派4名指挥至泸州“械逮”杨慎返滇归案。待白发老翁押送三千里、历时40日抵达昆明西山高峣时，王昺已“墨败”而下职，但杨升庵知道，此生已丧失返回家乡的机会了。次年春，72岁的杨升庵老病交加，由昆明抵达永昌戍所。

嘉靖三十八年（1559）七月六日，杨升庵病殁于保山戍所寓舍。时任云南巡抚游居敬请旨，同意杨升庵灵柩返回故里新都祖籍安葬。

“议大礼”是一场滔天大祸

杨慎是不世之材，他在中国科举史上，创下了一个“神话”：21岁参加四川乡试，考取第三名；24岁参加全国会试，获得第二名；接着殿试，被钦点为第一名，赐进士及第，一举成名。“三、二、一”的进阶，杨慎堪称少年得志。

杨慎生于弘治元年十一月初六日（公元1488年12月8日），这一年也是弘治皇帝登基的一年。弘治皇帝的弟弟被封为“兴献王”。这些看起来没有任何关系的事件，但风云际会，这些事件就像一把埋伏的利刃，未来某一天会突然暴起，割断行者的脚筋……

弘治皇帝在度过了18年生涯后，把皇位留给了他的儿子朱厚照，年号正德，世称武宗。明武宗是很有争议的皇帝，有人说他是暴君，有人说他荒淫，也有人说他追求个性……他与杨升庵有关的是两件事：一是在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杨升庵殿试进士第一，点为状元郎；第二，就是朱厚照没有儿子。皇帝无子是一件天大的事情。而朱厚照沉溺女色，不仅不育，仅仅活了31岁就驾崩，继承问题就颇费周折。但明朝具有成熟的官僚系统，朱厚照的堂弟——弘治皇帝的侄子、兴献王的儿子朱厚璁，成为了皇位继承人。杨升庵的父亲，内阁大学士、中枢首辅杨廷和在朱厚照死后实际掌握着朝政。在杨廷和的主持下，满朝文武大臣迎来了明朝的又一任新君，是为嘉靖皇帝。

明世宗朱厚熜15岁时，以藩王身份继皇帝位，登基后不顾礼制，为追封自己的生父兴献王朱祐杭为皇帝不惜与群臣反目。嘉靖的父亲兴献王最终被被追封为睿宗，这就是史称“大礼议之争”的事件。大礼议之争实际是明代中后期争夺首辅权利的斗争。首辅杨廷和认为，继统同时要继嗣应尊孝宗为皇考，生父只能为皇叔考。官员桂萼等人为了个人仕途迎合世宗心意，上书论“继统”不同于“继嗣”，应尊兴献王为帝。

嘉靖皇帝在这件事情上和大臣们拉锯战一般僵持了近4年，从1521年到1524年。在这期间，嘉靖力量觉醒、羽翼渐丰，终于在1524年大爆发。

嘉靖皇帝看罢奏文后，非常愤怒地说：“父母可更易若是耶！”。—盛怒之余，经过冷静的思考，他认为此事既经廷议，改变也非易事。、但如果能打通杨廷和这一关，便可有转机。于是他多次召见杨廷和， 偏殿赐茶详谈，反复陈述自己的想法，希望杨廷和能体谅自己的处境，变更一下原先的决定。然而杨廷和却十分固执，不肯屈从。

嘉靖皇帝和杨廷和为首的廷臣，为兴王朱祐杭尊号问题展开的激烈争论，震动了朝廷内外。一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十五日当天朝罢之后，一路上有官员谈起前朝的故事，说是在成化年间，为了争持慈懿皇太后的葬仪，百官跪伏在文华门痛哭，后来终于尽如所请。听到这里，杨慎心情非常激动，他大声说：“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编修王元正等立即响应，遮留百官于金水桥之南，要求大家都去力争，声称“有不去者，当与众共击之！”一共二百多位官员，他们有的高呼太祖高皇帝，有的大呼孝宗皇帝。一臣带头，众臣齐呼，声震云天，响彻大内。

此时，嘉靖皇帝正斋居文华殿，听到外面喧哗不已，颇为吃惊。他毕竟年轻，没见过这等壮观的场面，急忙派遣司礼监宦官出去宣谕，劝说群臣赶快回去。但众臣不听，齐声回答：“必得谕旨乃取退。”自上午七点到下午一点，宦官多次宣谕，都无效果。嘉靖皇帝勃然大怒，派遣锦衣校尉将为首的丰熙、张翀等8人逮下诏狱。嘉靖此举无异火上浇油，人们更为激愤。杨慎、王元正撼门大哭，百官皆哭，“声震阙廷”，嘉靖皇帝更加恼怒，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下令将马理等134名官员逮捕下狱，何孟春等86名官员听候处治。“左顺门事件”被镇压下去。

七月十七日，锦衣卫上疏请示处理在押官员的办法。嘉靖皇帝余怒未消，命将丰熙等8人严加拷讯后充军边地。同时对参与此事的四品以上官员夺去俸禄，五品以下者各予廷杖。于是编修王相、杨慎等180余人受杖。因受创过重而死的有王相、王思等17人。

嘉靖三年（公元1528年。甲申） 七月二十七日，杨升庵以“议大礼”被第二次廷杖……皮开肉绽，几乎死去。

此一事件，体现出嘉靖皇帝伸张君权、唯我独尊的动机，也体现出杨庭和、杨慎父子敢于伸张正义的良知。

《明史》记载杨慎：“两上疏，复撼宫门哭谏，下狱受廷杖，二次毙而复苏，谪戍云南永昌卫（保山）。”

当杨慎被贬谪云南前，他遭受庭杖的伤势十分沉重，在第二年（1525年）到达云南后，还几次因为伤势的复发而差点致死。有人认为他内心必然有一丝后悔，当然不是为了劝谏受刑而后悔。而是为了不能尽忠国家而死，却要生而忍受流放的羞辱和囚徒的名号，士可杀不可辱。离开了北京而远谪云南的杨慎，也许会终生面对平庸的命运。

为什么杨慎会如此执着于皇帝的正统问题？虽然和皇帝的对抗，几乎是蚂蚁与大象的较量，但孟子所推崇的“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沛然大义，总是成为中国历史上那些“强项者”的精神支柱，他们抛头颅洒热血，接踵而至。

正因为涉及礼仪伦理，所以朝文武近300人，才不惜以生命和仕途，来抗争和捍卫这样的礼法。

“大礼议”事件过后，权威当道，世人禁声，当时的士大夫爱国之心大减。“大礼仪”事件或许使中国古代少了一个政治家，但却使中国历史上多了一位大文学家、大诗人。到隆庆元年（1567年），赠恤前朝建言已死的诸臣，杨慎被追赠“光禄寺少卿”。这尽管不是很重要了，但至少体现了朝廷对于杨慎的名誉补偿。

流放是一个人的炼狱

权力的指北针，无法指明一个诗人流放的路径，却确定了诗人价值的方向。在身体的流放中，诗人的精神却得到了升华。

一种古老的文化要么被压迫者扫除到角落里，要么受到新文化严重的威胁而难以为继。然而，以杨慎为代表的作家却能赋予古老的文化以异质和新意。他们的声音来自于穿越了历史痛苦的人生阅历，代表着普遍的人的价值。流放不是针对一种人生态度，或是命运颁发给那些有着坚韧责任感的人，它要褒扬的是不同寻常的艺术魅力，借助这种艺术魅力，人类经验已经在文学作品中被赋予了艺术的形式。

伟大的波兰诗人米沃什说：“诗歌，即使其题材与叙述口吻与周围现实完全分离，要是一样能够顽强存在，那是令我激赏的诗歌。有力度的诗，或是一首抒情诗，其自身的完美就有足够的力量去承受一种现实。”介入现实，承担责任，正在成为极少数诗人们从杨慎那里获得的精神资源。

在被第二次廷杖十几天后，即嘉靖三年（公元1528年）八月，牵舟挽潞河（即京杭大运河）南下入江，溯行至湖北省江陵，舍舟登陆，告别自北京同行回川的黄娥夫人，经湖北、贵州进入云南。次年正月抵昆明，旋即前去永昌卫戍所。

云南永昌卫即今天的保山地区，当时几乎是天高路远的蛮荒之地，紧邻缅甸，可见嘉靖对杨慎恨之入骨。虽然无论是对于杨慎还是对于云南，杨慎的这一次流放都是一次“因祸得福”的远行：云南的地理、历史文化的确需要一位大才来厘定爬梳，而杨慎也需要一片天高皇帝远的静谧沃土来展现他的胸中才学。这一次的契合，似乎不是命定的安排，但也恰逢其时。

杨慎初到保山时，身上的伤尚未好，一直在养病，心情非常恶劣。

嘉靖五年（1526年），杨升庵在永昌惊闻其父杨廷和病重，他等不得报告当道批准，迳行“匹马间道”，沿着汉五尺道，出叙州（今四川宜宾市），溯岷江上行，疾驰19日至家。这一次单枪匹马的万里独行，可以想见杨升庵的惊人意志。

嘉靖八年（已丑）六月，杨廷和病逝。杨升庵报告云南巡抚欧阳重，经欧阳巡抚转报朝廷，批准他回川奔丧。

嘉靖十七年（戊戌），杨升庵奉戎檄归蜀。奉军令，黎（今四川省汉源县）、雅（今四川省雅安市）勾当。十月，从云南姚州（今姚安县）趋会川（今四川省会理县），渡金沙江，过建昌（今四川省西昌市）去黎（今四川省汉源县）、雅（今四川省雅安市）。这条路恰是古“蜀身毒道”的一段，此次行役回川，办理朝廷公干，名正言顺。他除了祭扫祖墓，回家小住外，还戍途中在泸州逗留时日，较为从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就在这次路过泸州的日子里，应二韩兄弟之托，为韩母撰就了《姨母黄淑人墓志铭》，把二韩谱系和母家（也就是杨慎本人的母家）的情况，都讲得十分清楚。

这里特别要注意1535年，47岁的杨升庵投荒万里，写下的《宿金沙江》一诗，此时距离他戍边云南保山已经十余年。明嘉靖14年(1535年)。状元郎杨升庵被谪贬戍边后，从云南回四川省亲，途经龙街渡口，在金沙江巡检司借宿。入夜听金沙江水波涛滚滚，难以入眠， 金沙江风光系列中，“日灿金沙”是云南“元谋古八景”中唯一幸存至今的奇景，在金沙江龙街渡口，距元谋县城29公里。

杨慎存诗约2300首，所写的内容非常广泛。既表达对人民疾苦的关怀，也描写所到之处的壮丽山河。其中，他写得最多的，就是“思乡”“怀归”。而在这些大量的乡愁诗中，《宿金沙江》堪称最经典的一首——

往年曾向嘉陵宿，驿楼东畔阑干曲。

江声彻夜搅离愁，月色中天照幽独。

岂意飘零瘴海头，嘉陵回首转悠悠。

江声月色那堪说，肠断金沙万里楼。

此诗属于歌行体，而非七律。歌行体是乐府诗的一种变体。汉、魏以后的乐府诗，题名为“歌”“行”的较多。其特点是格式节奏上没有严格要求，也不讲究平仄，字数五七言为主，可参差不齐，可变韵，亦称古诗、古风。 “行”就是歌行体的一种，比如杜甫著名的《兵车行》。

1538——1539年间，杨慎从云南回四川，“奉军令‘黎雅勾当，便道还乡’”，这也是他第四次回四川。到达云南武定县环州（“环州”系彝语，意为“封闭的岩洞”），他在金沙江巡检司衙门借宿，入夜听金沙江水波涛滚滚，难以入眠，遂提笔写下《宿金沙江》。在诗中，杨慎绝口不提伤痛，但字字句句都是刻骨铭心的苦楚。此时的杨慎，身在云南，心在四川，眼前是金沙江，想的却是嘉陵江。他晚上住在金沙江边上，看到的是清亮月色倒映在江面，不由想起自己曾经在嘉陵江边的美好月色下，憧憬未来，这就是前四句“往年曾向嘉陵宿，驿楼东畔阑干曲。江声彻夜搅离愁，月色中天照幽独。”那时，年轻的杨慎一路北上，去顺天府参加考试，当时的心情春风得意，踌躇满志，唯一不爽的，就是有点想家，有离愁。然而，这次再站在这片月色下，他却愁绪万千，因为此番他不仅要回乡看望病重的父亲，更令他哀伤的，是他被戴罪流放。所以在后四句中，杨慎把自己迅速拉回现实，从嘉陵江拉回金沙江。同样的月色中天，照耀的已不是鲜衣怒马的少年，而是满腔愁苦的“油腻中年”。

除了金沙江、嘉陵江，杨慎在诗中还提到了一个地方：瘴海。在第五句中，他这样写道：“岂意飘零瘴海头，嘉陵回首转悠悠。”所谓“瘴海”，就是现在的云南洱海。那时，洱海多瘴气，所以叫瘴海。见过被瘴气笼罩的洱海，就能体会杨慎的心情。那种气体迷迷蒙蒙地，遮住整个水面，看不清来路，也找不到去向。这不就是杨慎那个时候的处境吗？人生进入了一个困境地带，进退两难，回首初遇嘉陵江的情景，却已邈远转头空。最后两句，杨慎更是借江声月色把悲伤的情绪推向了高潮，“江声月色那堪说，肠断金沙万里楼。”不可说的岂止是江声月色，还有那肝肠寸断的离愁。

豁达淡泊的豪情，杨慎写得出来。而肠断金沙的哀愁，杨慎也写得出来。更可贵的是，他在诗中巧妙地将相同地点不同时空的心境通过月、江两个意象表达出来，人景合一，独树一帜！

《宿金沙江》在杨慎留下的数千首诗歌里，是非常独特的存在。独树一帜，在于杨慎通过各种修辞手法的交叉、反复使用，给人们展现了两个时空，同一个人所遭遇的人生起伏。人和景高度合一，以今昔行旅思情，衬出背井离乡的痛苦！而且在当时，明朝诗歌在反映现实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方面，不如唐宋。很多诗人的作品诗意浅露，缺乏真情实感，像杨慎这样，敢于表达自己的忧伤，正是那个时期，诗歌欠缺的。

除了采用回环，杨慎在诗中将比喻也是用到了极致。金沙江、嘉陵江，都是隐喻，杨慎见到“嘉陵”、想到“嘉陵”，就仿佛回到了自己曾经的一时风光，“嘉陵”是过去的荣耀；而“金沙”是当下的落魄。在诗中杨慎还用了一个词来比喻自己，耐人寻味。那就是第四句“月色中天照幽独”，什么叫“幽独”呢？文人、诗人、哲学家、思想家往往都是孤独的，思想都是高远的。在这里，杨慎以“幽独”自谓，说明他认为自己的学识是能为这个国家做出贡献的，他认为自己可以是个有作为的人。然而，如今所有的雄心壮志都成了一场空，他这个“幽独”的人生的确是幽暗的，前路是孤独的。

杨升庵的云南岁月

昆明是闻名遐迩的“春城”，也被列为世界上气候最宜人居的城市。但包括很多老昆明在内，都不知道春城这个称呼的由来。而首先把昆明称为“春城”的人，正是杨慎。

杨慎初到昆明时，举目无亲，又是以囚徒的身份，心情很是郁闷。在“议大礼”一案中，同受廷杖而死的毛玉，是昆明人，其子毛沂出于对杨慎的敬仰，对杨慎很是敬重，称杨慎为“世叔”，视为至亲。他在高峣择一佳址，为杨慎盖了房舍，称为“碧峣精舍”，据说这一笔钱，是官员李心斋赞助的。如今碧峣精舍原址上，后建为了徐霞客小学。

碧峣精舍是杨慎在云南的主要落脚处，他在这里居住了7年时间，也是他讲学会友、著书立说之地。

毛沂担心杨慎闷出病来，常约他游西山逛滇池。一天他与杨乘船出游，一路上，风和日丽，帆影波光，渔歌悠扬，岸边野花争艳。两人谈古论今，船至云津桥（今德胜桥）时，只见桥畔货船云集，船夫上身赤裸，往来搬货，汗流浃背。杨慎忽然问毛沂：“今日已立冬第十日，如我未记错，这节气确有些怪了！”

“世叔，若说这滇中之节气，却与京中大不相同，就是再过月余也不致太冷。此乃福地，要赏花随时可见，要玩雪则数载难逢。”

杨慎忆起入滇不久即逢盛夏，一个夏天过完也不见酷暑之像，越想越奇，沉思有顷吟出了绝句《滇海曲十二首》之一）：

蕌(lei)香波暖泛云津，涣枻（yi）樵歌曲水滨。

天气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断四时春。

如果说杨慎第一次捕捉到昆明四季如春这一特色，带有偶然性的话，那么在他谪滇多年后，在《春望三绝》中所用“春城”一词，该是深思熟虑的产物了吧！该称之为正式“命名”了！杨慎被流放的后期，虽曾几次造假回乡探亲，但是请求回家乡颐养天年却始终未被获准。他把大量时间用于与诗朋文友相聚、出游，此外就是讲学、吟诗和著述。尽管如此，晚年的杨慎仍然渴望叶落归根，这种乡恋融入了《春望三绝》中：

春城风物近元宵，柳亚帘拢花覆桥。

欲把归期卜神语，紫姑灯火正萧条。

此诗写于元宵节前，“春城”是否专指昆明，可从两方面得到证实。《杨慎诗选》的注释告诉人们：“本诗‘春城’正指昆明。”此外，在百花凋零的元宵节前，若不在“花枝不断四时春”的昆明，是不可能看到鲜花遍地遮敝桥梁之景的。

为什么首先称昆明为“春城”的人不是洞悉昆明风物的本地文人，而是一位新来乍到的外乡人？除了杨慎天性聪慧外，应当说他得助于初来乍到的新鲜感，他敏锐地抓住了特征。

在我看来，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并在生活中渐渐适应任何不幸，进而发现，位于不幸的事件深处，闪烁的诗意。

山间浓雾酝酿出的恐惧，胜于黑夜！但恐惧没有爆炸出碎片割伤自己，而是成为了一件披在自己肩头的大衣，感觉有些陌生，但也有温暖。一个人既然与不幸达成和解，这个人就未必不幸。所以，所谓的不幸者，其实也有他们喘气的独特方式。

500年前的保山，应是经济文化欠开发之地。3年后（1528年）永昌流行瘟疫，杨慎迁往洱海（大理）居住，沐氏家族的沐绍勋上门探访伸出援手，杨慎从此受到沐氏家族的照顾，得以在大理的赵州、大理、阿密州、喜州等处居住。

大家注意，杨升庵名慎，字用修，怎么又号作“升庵”？这恰与保山有关。

这又有一段故事。前代泸州地方志书引录明朝朱孟震的《玉笥诗话》的记载，杨慎在云南期间，常坐一乘木制小轿游山。这乘小轿，小到勉强只能“容膝”，很像旧时量粮食的“升子”一样。他把这乘小轿看作是避祸藏身之所，因它比斗室还小，所以取名“升庵”，自己也以此作为别号，还在“庵”前题写一联：“士到东都须节义，地当西晋且风流”，用来自勉。

谢肇涮《滇略》里，提及了当地达官贵人如何求得杨升庵的书法绝技——

杨用修既戍永昌，侨居安宁，遍游临安、大理诸郡，所至携娼伶以随。夷酋欲得其诗翰，不可得，乃以精白绫作械，遗诸妓服之，酒间乞书，欣然命笔，醉墨淋漓裙袖。酋重赏妓女，购归装潢成卷。杨后知之，更以为快。有规之者，答曰：文有仗境生情，诗或托物起兴。如崔延伯每临阵，则召田僧超骂壮士歌；宋子京（宋祁）修史，使丽竖樵椽烛；吴元中（宋朝丞相）起草，令远山磨榆麋：是或一道也。走岂能执鞭古人，聊以耗壮心、遣余年。所谓老颠欲裂风景者，良亦有之。不知我者，不可闻此言；知我者，不可不闻此言。

杨慎在初到云南时，白云苍狗，世事风云变幻，绝没有想到自己会终老此地。但时光荏苒，竟然淹留三十余年。他只能把流放看成是生活的本身或本质，只能去确认这一个天才必须经过炼狱才能成为雄才的宿命。从37岁到71岁，在这一期间留下了大量的诗作及散文和史地著作。几乎在云南的每个地方都能找着关于杨升庵的一段佳话，很多地方正是因为杨慎的足迹和吟咏，才逐渐为世人所知。

在云南的30余年间，杨升庵的足迹几乎跑遍了边疆的山山水水，他居昆明，去大理，至保山，赴建水……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踪迹。作为笔部停挥的文学家，耳濡目染，为我们留下了一幅幅生动精美的云南风情图画。

比如，他咏叹昆明的佳句：“天气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断四时春”，画龙点睛地表达出春城特征。游西山，则赞其“苍崖万丈，绿水千寻”；览滇池，则夸其“锦纹浮澹，金碧映沦”。通海秀山的茶花，盛开竟如此繁茂：“山茶竞开如火燃，山城淑气销寒烟。”建水城东南“洗马塘”的秀美，又让他想到了四川家乡新都的桂湖：“由山水双佳，颇与故居新都桂湖相仿！”赞叹美丽景物之余，杨升庵亦未忘却边地的民生疾苦：“君不见，永昌城南宝井路……情知死别少生还，妻子爷娘泣相诉。”这既是对当时保山百姓深受地方权贵进贡宝石之苦的深刻揭露，又是一位文人情怀的坦诚昭示。

作为一代学者，博学多才的杨升庵并未因流放云南而终止撰述，反而用加倍的热情、充沛的精力投入学术研究之中。他撰述的文字数量之多，研究涉及领域之广，均远在一般人之上。他个人撰写、点校或编造、整理的书目计达400多种，流传于世的100多种，内容涉及天文、地理、医药、动植物、金石书画、花鸟鱼虫、路途交通、民俗传说等方方面面。尤其是倾注着他云南一片深情并在实地考察、收集整理基础上编撰的《云南山川志》、《滇程记》、《滇载记》、《南中志》等著述，更为后人研究云南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具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如堪称现存最早系统记载云南交通地理的文献《滇程记》，即以简练生动的文字，详尽记述了各条入滇通道的历史、气候、环境、驿站、亭舍乃至相关的神话传说、民俗、掌故一并记入，使读者读之若身临其境。

久居云南，云南成了杨升庵的第二故乡。广泛与云南的各方人士乃至普通百姓相接触交往，也是杨升庵在云南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对于普通百姓，杨升庵没有架子，很容易接近，甚至与他们倾心长谈，正所谓“布衣野老，邂逅邱之上，先生晏然与之谈，而忘日之西夕也”（李元阳语）。时至今日，云南民间传说中，关于杨升庵的杨状元故事仍占有相当的比重。杨升庵的名字之所以在云南家喻户晓，与他虽为名士却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为人处世方式密切相关。当然，与云南的文人学士交游酬唱，切磋学问，自然也为杨升庵所看重。当时云南文人杨士云、李元阳、张含等人都与杨升庵交往密切，关系甚笃，并有“杨门六学士”之称。杨升庵与他们或相互登门拜访，或一同结伴出游，其情切切，其意融融，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如他与李元阳苍洱之行的诗人唱答，剑川石宝山的一路偕游；与张含的永昌兰津桥相会题诗刻崖；与安宁三十余名门生的送别赋诗盛会等，均已传为一时佳话。正是在这些交往中，杨升庵为在云南传播中原文化、提携后进、促进云南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至今在昆明西山高峣、保山等地，仍保留着杨升庵故居和部分遗物，成为当地文化的历史见证和旅游景观的有机组成部分。2003年保山市还重修了杨升庵纪念祠。

在我看来，蜀汉时期，诸葛亮设立南中地区，包括四郡，即越西、益州、永昌、牂牁，指今四川南部、云南东北部和贵州西北部一带，诸葛亮对南中的经济、文化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南中地区有“诸葛”的地名多达上百处，真是到了不知孔子、只拜诸葛的程度。而杨升庵对云南的文化贡献，完全超越了诸葛亮，成为了杨慎一生最为突爆的智慧之光。

杨慎与“禹王碑”

在云南安宁小桃花村后的洛阳山，有一块山石刻成的石碑。高两米余，长约五米多，碑文分为三个部分：右侧为蝌蚪文，字略大于拳，笔画粗细不同，形状似篆非篆，中间部分系介绍此碑由来的文字；左侧是楷书的译文，共77字；这就是闻名遐迩的“禹王碑”。

清代金石学家王昶指出：他有4幅禹碑拓片，其中成都、西安、绍兴等处的禹碑，皆据安宁镌刻的所摹。大禹治水主要集中在中原以及长江下游，为什么在边远的云南，竟会有记述和歌颂其功绩的丰碑？

明代人吴道行在《禹碑辨》中说：“考吴越春秋，载禹登衡山，梦苍水使者，授金简玉字之书，得治水之要，刻石山之高处。”继东汉《吴越春秋》作者赵晔之后，唐代的韩愈、刘禹锡也是提到过禹碑，但他们都说:听说在岣嵝山尖、祝融峯上，不过未能亲见。直到南宋时张世南才在《游宦记》中明确指出:嘉定壬申（公元1212）年，何致（字子一）游南岳遇樵者引至碑所，始摹其文，过长沙时赠给州官曹彦约一份，曹即行文衡山县令搜访原碑，终无下落。何致便将碑文刻在岳麓山顶（禹碑峯）巨石上。尔后隐蔽又三百余年，明嘉靖癸巳年太守潘镒搜得此碑，剔土而出，遂盛行于世（今存的南岳岣嵝峰之禹碑，亦由岳麓山模板复刻。这就意味着，禹碑最早出处是岳麓山。

在湖南为官的安宁人张碧泉制得拓本带回家乡，示之于正在“遥岑楼”读书的杨慎。杨慎如获至宝，花了很长时间，译出73字，只剩4字不明其意，查阅了很多资料，也未释出，正苦恼间，一夕入梦，见一黄衣鱼首人近前施礼曰：“我乃夏禹时鱼精，在其治水时归服，今睹先生劳牍苦形，意在传其事于永久，故特来相告，此4字乃‘南瀆衍亨’也。”从此禹碑有了完全的译文，这77字是：

承帝曰咨：

翼辅佐卿，洲渚与登，鸟兽之门。

参身洪流，而明发尔兴。

久旅忘家，宿岳麓庭。

智营形折，心冈弗辰。

往求平定，华岳泰衡。

宗疏事裒，劳余神禋。

郁塞昏徙，南渎衍亨。

衣制食备，万国其宁。

窜舞永奔！

全文意思是：

夏禹得到虞舜帝的指示，虞舜帝说：“大禹！你像一双雄健的大翅辅助我，治理天下洪水的任务就交给你了。你要到人迹罕见的地方去，不要管它山高路远、河深水长，一心一意地去治理洪水。明天一早你即将出发，踏上艰巨又光荣的旅程。”多年来我（大禹）为治理洪水走遍山河大地，把家都忘记了。我现在旅居在南岳衡山下的一庭院。我竭尽智慧和能力谋求策划，于风餐露宿的治水途中我的身体显得憔悴疲劳。而我的心，无时无刻不诚恳地思念民众。东西奔波是为平定水土，走遍华山、泰山、衡山广袤的土地，一条条的河流已经疏浚，水流汇合畅顺。治理洪水的过程中我祈求神明佑助。在瘴雾滞塞环境恶劣的困苦下，我又奋力转移到别处治水，南方的河流也治理得畅顺流通。洪水退去，人们添置衣服，有了储备的粮食。九州万里水土平定、衣丰食足、安居乐业、幸福祥和，肆虐的洪水永远逃离了人间。

禹王碑盛行以来，翻译者众多，杨升庵的释文最为通行，而且文从字顺。

安宁的地方官把杨慎的译文视为大事，立即将其和原文一起刻在洛阳山上。原文本系夏朝文字，经一代名士“谨释”（禹碑上署有“成都杨慎谨释”的字样），于是文以人传，远近观者如堵，特别使“好古者每摩挲不能去”，众人翻刻摹拓，使安宁的禹碑流入内地。

对于禹王碑的真伪，甚为古今聚讼。即便它不是夏的文字，也应是自宋以来的文物珍品！

在安宁温泉的螳螂川西岸，有一座风景奇丽的葱山，半山腰上所建筑的曹溪寺，颇负盛名。明代中期的内阁首辅（明徐达死后无相，内阁首辅即相当于宰相）杨一清，返家乡安宁寻根，常留连于此。杨慎谪滇之后，也常以此作为栖息之所，他有一首诗还写到：“螳螂川水清如苔，曹溪寺花红满台，韶关满眼莫惜醉，几度扁舟乘兴来。”

后人在寺内书题有对联一副：“正嘉以上，纵论气节文章，承先启后；山水之间，安排宰相状元，滇主蜀宾。”

曹溪寺内的碑碣，首先要推《重修曹溪寺碑》最有价值。它系杨升庵所撰，记述的是曹溪寺有名的风景名胜，碑文更得肖杶集唐代书法名家李北海的字而成，故被称为“三绝”（文绝、风景绝、字绝）名碑而盛传于历朝历代。今天，碑中的有些词句在安宁已经家喻户晓，甚至安宁一条最新大街的命名，就使用了其中开首的句子“连然金方”，谓之曰:“金方路”……升庵先生在曹溪寺遗留下的墨迹，将与安宁永存！

杨慎在螳螂川畔的墨迹，要数关于安宁温泉的影响最大、最深远，此泉能够名冠滇云，远播全国乃至海外，很大程度上就是得力于杨慎的推崇！

升庵先生曾游览或间接了解过国内不少的温泉，如新丰的骊山，凤翔的骆谷，关中的郿县，蓟州的遵化，新安的黄山，和州的香陵，闽中的剑蒲，惠州的佛迹涯，渝州的陈氏山居等处，也了解云南的宁州、白崖、浪穹、腾冲、永昌等地的温泉状况，但他特别推崇安宁温泉，在他的《温泉诗》序中，称道安宁温泉有7大优点：“此泉特皓镜百尺，纤芥必呈，一也；四石壁起，中为石凹，不烦甃甓，二也；浮垢自去，不待拂拭，三也；苔污绝迹，不用淘渫四也；温凉适宜，四时可浴，五也；掬之可饮，尤发茗颜，六也；盠酒增味，治庖省薪，七也”。

他在其诗中唱到：“……温柔真此地，难老是何乡。”旧时的安宁温泉，是在一座覌音寺里，如今门上悬挂有杨慎所写的“天下第一汤”匾额。最早的“天下第一汤”五字，系升庵先生所书，还有一首诗可以佐证：

暖露溶溶半亩塘，滌除尘垢胜凔浪；

世人大抵趋炎態，天地于斯見热肠。

池底势翻珠磊落，石边声泻玉铿锵。

辟寒集内称奇绝，太史颜书第一汤。

诗人所说的太史，正是杨慎。后来温泉辟建了宾馆。刘淑清在1941前后，请安徽书法家王景茀题写了“天下第一汤”，落款“龙云题，王景茀书”，并请苏州在滇石工刻石，嵌于庭院内的小池壁上。这虽然已不是杨慎的原题书法，但也是源于升庵之意。

升庵先生在安宁的螳螂川留下的诗文早已飞入寻常百姓家。他在安宁的文化遗产，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安宁人。清代安宁著名诗人段昕，就非常尊崇杨慎，深受其感召……

杨慎的感情简史

晚清时节，云南人杨琼的《滇中琐记》记载说：“升庵在滇置妾二人，一为永昌焚夷（指傣族）女，一为大理白子女。”此说未见于任何明清文人著作。杨琼字回楼，邓川白族人，1845年出生，曾中乡试，任学官。壮益好学，东渡日本留学，为留学生当中年龄最长者之一。归国后执教于昆明大理，辛亥革命后被举为参议员。所著《滇中琐记》成于光绪三十三年，有赵藩、李根源序。其书杂记136条，滇中之历史遗闻，物产风俗以至奇闻怪异无不具载，多取自古籍，尤其是疏漏失考者；亦载时事及亲历之作，则多可取。

关于杨慎的婚姻状况，简绍芳《杨慎年谱》记载：正德二年九月娶王氏为妻。（程封《年谱》载：正德十一年生子耕，耕殇；副室生子恩恩。弥月母亡。）十四年妻王氏卒，得黄峨为继室。嘉靖三年慎戍云南。五年七月携家（黄峨）就戍所。（《新都杨氏家谱》：“嘉靖八年春黄峨返蜀，六月二十一廷和卒，慎奔丧返蜀，丧事毕即还戍所。”而黄峨仍留于家，以经纪家务。）十三年经临安，纳少室新喻人周氏。（张含的贺诗写道：“去年得妾临勾东，娥嫱婉丽谐琴瑟。”）十四年子同仁生。二十一年八月纳少室北京人曹氏，二十二年儿子宁仁出生，与杨升庵交游的土大夫俱有贺章，张含贺诗里，有“天上麒麟辉蜀人，海中龙马过滇池”之句。据此，杨升庵在云南曾纳二妾，一为新喻人，一为北京人。均非滇籍，也不是少数民族。

我们可以理解当时杨升庵的绝望心情，自知已不为当世所容，无赦还之望。他一度寄情诗酒，放浪形骸，携妓自随，则有其事。这些情况见于王世贞《艺苑卮言》及谢在杭的《滇略》。学术界认为，这些关于杨升庵的纳妾记载，基本属实。

正值盛年的杨慎，曾经发现明武宗朱厚照整天游玩嬉戏、亲近佞臣，不理朝政，心里压抑不住愤怒，于正德十二年（1517年）呈上《丁丑封事》，直言指责朱厚照“若轻举妄动，非事而游，则必有意外之悔”，苦苦劝皇帝停止这种率性、荒唐的行为。

但武宗根本不放心上，碍于其父杨廷和的面子，也没过多怪罪。《明史》记载：“ 武宗微行，始出居庸关，慎抗疏切谏。寻称疾归。”这是说 杨慎气愤不过，便称病告假，辞官故里。

正是在告辞的这段时间，杨慎认识了黄峨。

黄峨是蜀地有名的才女，又为尚书黄珂之女，自幼博通经史，能诗文，擅书札。在明时就出版了《杨升庵夫人词曲》5卷，在当时堪称奇迹。黄峨《明史》有传，后世更是将之与李易安相比较。名门闺秀，和杨慎可谓是门当户对，天作之合。

1519年，两人顺利完婚，婚后感情融洽，在桂湖之滨过着诗情画意、相敬如宾的甜蜜生活，但这样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很久，后来杨慎流放滇南，黄峨也一度相依相随，伉俪情深，传为美谈。

当她意识到，杨升庵被赦还的机会十分渺茫后，黄峨由盼望而失望，最后只有自我安慰。她在《寄升庵》一诗中写道：

懒把音书寄日边，别离经岁又经年。

郎君自是无归计，何处青山不杜鹃！

等待是多么残酷，残酷到让一个怀抱的希望彻底灰飞烟灭。她足足等了杨慎30年。当她知道知杨慎在云南病死的消息，年老的她还跋山涉水去参加了丈夫的送别仪式，圆了丈夫一生的梦想。次年冬天，黄峨将升庵附葬在新都西郊其祖父杨春墓之左，自己最终也是孤老终生。

杨慎与泸州

杨升庵在35年的放逐生涯中，先后7次回川。“往复滇云十四回”，路过四川泸州达到15次。

在杨慎充军南下路程上，泸州是绕不过去的重镇。因缘际会，杨慎的表弟韩适甫当时担任泸州卫指挥使，十分关心杨慎的饮食起居。杨慎首次来到泸州，对这座江城的江山平远的壮阔美景，留下了“余甘渡口斜阳外，霭乃渔歌杂棹讴”的诗句，从此爱上了泸州的山山水水。在其后三十多年的流放生涯中，每次行役过此，总要流连小住，少也三五天，多竟一年半载。65岁时，他长住了下来，准备终老是乡。直到71岁，才被云南巡抚王昺派人将他重新逮捕押还戍所……他在泸州，前后居住十有余年，与各界人士广泛交往，结社唱和，留下了几百首诗章。杨升庵爱泸州人，泸州人怀念杨升庵，口口相传，竟说他是“泸州人”了。因此，我们说泸州是杨慎的庇护所，并不为过。

杨升庵因谏获罪，报国无门，心情已经够痛苦了。京城里的嘉靖皇帝对他还不放心，不时查问，弄得他连牢骚也只好闷在心里。古代有骨气的文人除了笔诽、腹诽之外，还有一种抗争的武器，那就是佯狂。著名的竹林七贤借酒浇愁，佯狂傲世，愤世嫉俗，以至于也惊世骇俗。到了专制主义非常严重的明朝，佯狂已经成为文人避祸的诺亚方舟。佯狂一度成为了杨慎发泄苦闷的方式。

据说杨升庵在泸州逗留期间成天喝酒，大醉后在脸上搽粉，将头发扎成两个“丁丁猫”，还插上花朵，坐在轿子里，让门生们抬着“游行街市”；还让歌伎们捧杯追随，逗得满城百姓拦街争看。莫非杨状元疯了吗？当然不是。两百年后，清代大诗人王士祯持四川科举考试既毕还京，放船出川路过泸州，听到这个故事，说是这状元“壮心不堪牢落”，所以醉酒装疯，用这样的办法来发泄他胸中的不平之气。

看看杨慎第一次到达泸州的情况——

嘉靖五年（1526年）七月，杨廷和病情好转。杨升庵携黄娥夫人去滇。当年秋天，夫妻第一次路过泸州。

由于是未经批准自私逃回乡的钦命军犯，杨升庵返滇路上不敢久留。在泸歇脚，时间也不会太久。从他写的诗作《留别韩明可表弟》可以明显看出来：

促膝喜开怀，离筵咫尺间。

鷁便巴江水，马怯永宁山。

回首叫虞舜，驩兜（huān dōu）何日还？

这首五言六句，是迄今为止所知的杨慎第一次路过泸州时留下的唯一诗作。他的逶迤路程是：从成都乘船，顺岷江过嘉州（今乐山市）东下，至宜宾入长江，来到泸州。到了泸州，上行20公里，至纳溪，便转江入永宁河（古名蔺水）。“永宁（河）三百六十滩，顺流劈箭上流难”，行进越发困难。待到永宁（今四川叙永县）过去，更要舍舟陆行，奔驰跋涉在崎岖不平的山间小道。眼看就要进入蛮方异域，面对行将翻越的崇山峻岭，杨升庵难免忐忑不安，唯恐生生为隔世之人，死作异域之鬼。，他却一直渴望雨过天晴，施展自己的抱负。 在他告别永宁，取道赤水卫，过毕节，经乌撤（今贵州省威宁县），大体沿着现在川滇公路的方向，直奔滇云之际，永宁社会名流为之送行。升庵即席赋就《永宁诸贤送至鱼凫关》一首：

远送鱼凫外，离情奈若何？

今晨岐路泣，昨夜洞房歌。

西上滇云影，东流蔺水波。

生还如有日，相伴老渔蓑。

他哪里知道，嘉靖皇帝“以议礼故，恶其父子特甚”，他在最高权威的俯视下，是永远也回不来了。

杨慎对云南民族史的研究有一个前所未有的特点，那就是尊重少数民族的历史，承认云南少数民族在古代对于建设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贡献。他认为古代的云南是先进的，不是落后。这样的观点，至今看来，仍然是持平之论。

对于杨慎的成就，曾有人进行过系统的归纳和论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美学思想，二是哲学思想，三是对云南历史文化的贡献。甚至有学者认为，如果明代在美学和哲学方面缺少了杨慎，很多东西就说不清、甚至解释不了。笔者对美学和哲学认识不深，不敢随声附和。但是如果云南文化缺了杨慎，可能很多事情真是说不清楚了。

例如：《滇载记》（原名《百古通元峰年运志》），《南诏野史》，《南中集》，《南中续集》，《滇记》，《滇程记》等，其中贡献最大的是《滇载记》和《南诏野史》。他为了更好的完成研究的完成研究云南历史的任务，不但努力学习“僰音”（白族语言），“僰文”，以便于搜集和翻译历史资料以外，还不避艰险，登山涉水，深入现场从事田野考古工作，丰富和订正了有关的历史文献。给历史研究指出了一条新的道路。清人陈鼎在《滇游记》中称述：“升庵往来大理间近四十年，访于旧家，得《百古通元峰年运志》，其书僰文，升庵熟谙其语，译为《滇载记》，南诏始末，方得详备”。

他曾经在云南的许多地方，在保山、昆明、安宁、晋宁、建水……都生活过。每到一个地方，都为研究云南历史的人提供了许多宝贵资料。并且也使当时云南以外的人们因交通不便而对云南很少了解的状况有所改变。这是他的影响的一方面。同时，他对于学术活动很热心，到那里便讲学，结诗社，和云南当时的学人有广泛的接触和影响。不少的人受他的启迪和教益，成了知名人士。很负盛名的李元阳、张含、杨士云、王廷表、胡廷禄、唐琦等，都向他求教，有“杨门六学士”之称。他的这些学术活动，对提高云南学术水平，是有不少作用的，这是他的影响的又一方面。

杨升庵临终前集诗百余首，编成《七十行成稿》，请李元阳为之作序，李元阳欣然应允，不日写成。在《升庵先生七十行成稿序》一文中，李元阳这样写道：“有乎人者，有不物之物焉。老而不衰，穷而不踬，厄而不悯，人鲜有之。读先生之诗，则此物勃然跃于吾前矣。”这不禁让人想起《孟子》里的名句：“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反过来想，这也恰是杨升庵雄视西南五百年的根性：经历千磨万击，必与日月同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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