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为什么和周作人闹矛盾（前半生兄弟情深）

鲁迅为什么和周作人闹矛盾（前半生兄弟情深）到1919年，在鲁迅的安排下，卖掉了绍兴的祖宅，在八道湾花费三千五百大洋买了一套大院落。随鲁迅一起住进来的有，母亲鲁老太太，二弟（周作人）一家，三弟以及朱安等人。假如没有鲁迅照顾，估计周作人是不会有以上这些经历的。“兄唱弟随”周作人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1917年兄弟二人来到北京，住在绍兴会馆的补树书屋，后鲁迅在蔡元培的举荐下，在教育部任了不错的职位。周作人也在鲁迅的帮助下进入了北京大学国史编纂处，几个月后他又收到了北大的聘书，成为月薪二百四十大洋的文科教授。周氏兄弟从此开启了一段精彩的人生历程。后与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年等人风云际会，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叱咤风云的人物。周作人在五四运动时因为同情学生，还赢得了“五四斗士”的称呼。这一时期，周作人的名气甚至比鲁迅的还要大。

1885年，当已经四岁的鲁迅可以一个人在自家的百草园玩耍时，绍兴府会稽县周氏又迎来了家中第二个男童的降生，这个男童取名周作人。

绍兴府的周家原本是当地的望族，但几年后一件事改变了兄弟二人的人生轨迹。光绪年间（1893年），祖父周福清卷入一场科考舞弊案。周福清是同治年间的进士，曾任知县、翰林庶吉士等职务，这件事不仅让周福清斯文扫地还被关进了大牢。

周家从此沦落了下去，祸不单行没多久被剥夺了秀才头衔的父亲也去世了。家道变故并没有击倒鲁迅，鲁迅开始肩负起整个家族的重担。所谓长兄如父，鲁迅对弟弟周作人开始了半生的提携与照顾，直到1923年7月18日，鲁迅接到弟弟那封“绝交信”为止。

从少时的三味书屋再到百草园，周作人早已习惯了鲁迅对他人生的安排。进南京水师学堂，到日本留学，再到和羽太信子结婚，鲁迅安排的是井井有条。

“兄唱弟随”周作人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

1917年兄弟二人来到北京，住在绍兴会馆的补树书屋，后鲁迅在蔡元培的举荐下，在教育部任了不错的职位。周作人也在鲁迅的帮助下进入了北京大学国史编纂处，几个月后他又收到了北大的聘书，成为月薪二百四十大洋的文科教授。周氏兄弟从此开启了一段精彩的人生历程。

后与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年等人风云际会，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叱咤风云的人物。周作人在五四运动时因为同情学生，还赢得了“五四斗士”的称呼。这一时期，周作人的名气甚至比鲁迅的还要大。

假如没有鲁迅照顾，估计周作人是不会有以上这些经历的。

到1919年，在鲁迅的安排下，卖掉了绍兴的祖宅，在八道湾花费三千五百大洋买了一套大院落。随鲁迅一起住进来的有，母亲鲁老太太，二弟（周作人）一家，三弟以及朱安等人。

这段时间鲁迅和周作人的日子过的很惬意，兄弟二人都拿着不错的工资，除了工资外，还有颇多的稿费，不敢说是大富大贵，但绝对是一个很殷实的家庭。工作之余，兄弟二人在《新青年》上写写文章，逛逛琉璃厂买点拓片，去江西会馆游玩等，但可惜这种和谐幸福的局面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

1923年7月18日，同住在一座院落中两兄弟，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竟突然“绝交”了。这日，鲁迅收到周作人的一封信，原文如下：

“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以前的蔷薇色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别的话说。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省略号其实也仅仅是省略了一句话，这封简短的信是兄弟二人之间由亲密到冷漠的分水岭。至于周作人“昨日”知道的是什么，两位当事人鲁迅和周作人在以后的生命历程中都没有再提到过一个字。在前一日（7月17日），周作人的日记曾提到过这件“知道”的事，但后来却被剪掉了。随着两人的先后去世，这件事注定已成为了历史的悬案。

不过有一点值得探究，三弟虽当时已在上海，但他却颇为肯定地说过：

“大哥二哥失和，非因政见分歧，而是源于家庭矛盾。”

从1919年搬到八道湾，到1923年7月，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在一起生活的时间也仅仅是四年，之后就分道扬镳了。这对“长兄如父”的鲁迅来说，或许是最不愿意看到的一幕。

在收到二弟的这封信后，鲁迅很快就搬走了，他搬到了不远不近的砖塔胡同。离开八道湾差不多十个月后，鲁迅又回去了一次。他这次回去是要把自己的书等物品搬走，但没想到却与周作人夫妇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周作人一时冲动还拿起一个狮型烟炉朝鲁迅的头上砸去，幸好有人给挡住了。这一年鲁迅四十二岁，周作人三十八岁。

在这几十年中，鲁迅对二弟已经习惯了家长式的管理，对二弟从来都是不遗余力的照顾和提携。但没想到，竟换来这样一个结局。经过这一打击，鲁迅大病四五十天。在刚搬走的几年间，鲁迅对此事是一直耿耿于怀。

1924年9月鲁迅还用“宴之敖”的笔名发表文章称：

“被家中的日本女人驱逐出去！”

文人最擅长就是写文章，周作人之后也写过一篇《破脚骨》来映射鲁迅。文中他对“破脚骨”的解释是无赖，温文尔雅的周作人用这样恶狠的语言是不多见的。

兄弟反目后，1927年鲁迅来到了上海，人生最后的十年他一直住在上海。而周作人这时也早已没有了“五四”时期的战斗力，他的思想日益变得消极颓废。兄弟二人，一南一北此生不复相见。

写到这里，想起鲁老太太当年跟许羡苏说过的一段往事：说鲁迅和周作人小时候，有一位高僧曾经给他们起过两个法名，鲁迅叫长庚（长庚星），周作人叫启明（启明星）。“东有启明，西有长庚”，一个出现在清晨，一个出现在黄昏，一早一晚永不相见。兄弟二人如此，是命中注定的巧合，还是难逃的宿命？

1936年，伟大的战士鲁迅在上海病逝，时年五十五岁。

七七事变后，北京沦陷，迷茫中的周作人，拒绝了众人的规劝没有选择南下，而是投降了日本人，成为日寇可耻的帮凶。

1967年，周作人病逝，他临死前读的是鲁迅的杂文。三十年前在病床上的鲁迅，临危之际读的也正是二弟作人的著作！

林语堂曾这样评价过他们：

“周氏兄弟，趋两极端。鲁迅极热，作人极冷。”

这个没有说到根本，造成鲁迅和周作人半生隔离的原因，我更认同这样一段话：

“鲁迅一直强势的，他是以无微不至的关心爱护着弟弟。但是，即便是兄弟间，强者往往也是无忌的，无忌的代价常常是弱者的尊严被漠视！”

在对待家人这方面，我们是否会比鲁迅做得更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