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义志通语书57（我的义志通语魂兮归来卷）
我的义志通语书57（我的义志通语魂兮归来卷）他在《支愍度学说考》一文中说： “中土佛典译出既多，往往同本而异译，于是有编纂‘合本’以资对比者焉。”不带偏见阐释裴注出现原因的当首推陈寅恪先生。 陈氏认为，裴注是受到佛教典籍《合本子注》的影响所致。我的《三国志》九为什么裴松之要发明出一种新的注释方式？ 刘知几说裴松之“才短力微，不能自达”，章学诚说：“裴松之依光于陈寿，非缘附骥，其力不足自存也。”
多看山 多走路 多读书
凡中国人多有追根溯源的毛病，对吧！
陈寅恪先生认为，裴注是受到佛教典籍《合本子注》的影响所致。
陈寿美辞多被删落，裴松之以备其文。
我的《三国志》九
为什么裴松之要发明出一种新的注释方式？ 刘知几说裴松之“才短力微，不能自达”，
章学诚说：“裴松之依光于陈寿，非缘附骥，其力不足自存也。”
不带偏见阐释裴注出现原因的当首推陈寅恪先生。 陈氏认为，裴注是受到佛教典籍《合本子注》的影响所致。
他在《支愍度学说考》一文中说： “中土佛典译出既多，往往同本而异译，于是有编纂‘合本’以资对比者焉。”
《比丘大戒二百六十事》[原注：“三部合异二卷。”]
据此，可知本子即母子。
上列《比丘大戒二百六十事》中，其大字正文，母也。其夹注小字，子也。 盖取别本之义同文异者，列入小注中。与大字正文互相配拟。 即所谓‘以子从母’，‘事类相对’者也。”
在《读〈洛阳伽蓝记〉书后》一文中，他又进一步发挥说： “裴松之《三国志注》人所习读，但皆不知其为合本子注之体。”
当然也有反对的，周一良先生对陈说持怀疑态度。 但毫无疑问佛教文化已经开始融入中华文化圈了。
围绕《三国志》及其裴注，实际上可以提出两个问题，
第一，为什么《三国志》写得如此简略？
第二，为什么裴松之要不避繁琐征引那样多的史籍？
有一种意见认为，陈寿所见到的材料有限，所以《三国志》写得简略。
这种意见有一定道理， 因为裴注中所征引的许多书在陈寿写《三国志》时确实还没有问世。
但这样解释也有问题，因为毕竟还有些书是陈寿有可能见到的。
陈寿撰写《三国志》在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平吴之后。
据杨翼骧先生《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所列，在此之前，
专记三国历史的史书如王沈《魏书》、韦昭《吴书》，鱼豢《魏略》、《典略》已经问世。
此外，如赵岐《三辅决录》、谢承《后汉书》、王粲《汉末英雄记》、
司马彪《九州春秋》等也早已完成。
《三国志》的成书年代，史无明文，杨翼骧先生书编于太康六年[285年]下。
案语说明道：“考《三国志》卷48《孙皓传》云‘ 皓举家西迁，以太康元年三月集于京邑。五年，皓死于洛阳。’
此为《三国志》中记事最晚之一条，则陈寿着成全书必在太康五年孙皓死后，故编于本年。”
《三国演义·第一百二十回》 荐杜预老将献新谋 降孙皓三分归一统
后来后汉皇帝刘禅亡于晋泰始七年，魏主曹奂亡于太安元年， 吴主孙皓亡于太康四年，皆善终。
据同书，着有《帝王世纪》、《高士传》皇甫谧卒于太康三年[282年]。 陈寿写《三国志》时见到皇甫谧书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以上这些书裴注中都征引了。
据《三国志人名索引》附录《三国志裴注引书索引》，
裴注引用《魏书》190条、《魏略》179条、《典略》49条、《吴书》119条、 《三辅决录》9条、《后汉书》12条、《英雄记》69条、 《九州春秋》26条、《帝王世纪》1条、《高士传》6条。
这些材料陈寿应能见到，但他并没有以此来充实《三国志》， 倒是南朝的裴松之完成了这个工作。
《三国志》卷21《王粲传附吴质传》载[魏]文帝与吴质书，近二百字， 而裴注详引《魏略》所载此书，竟多达八百余字。
裴松之解释说：“ 臣松之以本传虽略载太子此书，美辞多被删落，今故悉取《魏略》所述以备其文。”
关于曹魏屯田，据杨翼骧先生统计，
《武帝纪》中仅用了“是岁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13个字来叙述。
《任峻传》中又用了“是时岁饥旱，军食不足，羽林监颍川枣祗建置屯田，太祖以峻为典农中郎将。 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41个字。
而裴松之在《武帝纪》中引用王沈《魏书》的记载，补充了147个字。
由此看来，对《三国志》的简略不能只从陈寿所见材料的多寡这个角度来加以解释，
还必须另想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