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三个重要人物（许地山和佛教关系）

佛教的三个重要人物（许地山和佛教关系）许地山是著名文学家，他和一般中国近现代文学家大不一样，他本人是宗教学者，受佛教影响很大。出现这种差距的原因在于：作为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和主要成员之一，许地山在文学创作方面同样以小说为主，但却有着与其他成员不同的风貌。他的早期小说，故事曲折离奇，表现出鲜明的浪漫主义的色彩，主要收在小说集《缀网劳蛛》（1925）中。30年代以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他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创作中也出现了较大变化，现实主义精神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写出了《春桃》（1934）、《铁鱼的腮》（1940）等作品。一、许地山佛教情结的来源许地山作为名人，其宗教学者身份反而被其著名作家身份所淹：许地山（1893—1941年），名赞堃，字地山，笔名落花生。祖籍广东，出生于台湾，随 父亲在广东上学，中学毕业后，曾在福建、缅甸等地中学任教谋生。1917年入燕京大学，主修文学、神学。1923年至1926年，曾先后留学美国、英国，

摘要：许地山是近现代著名白话文学家，受佛教熏染很深，其文学作品深受佛教影响。文章探讨许地山所受佛教影响之起源，说明许地山的佛教情结来源于家庭氛围、生活环境；许地山文学深受佛教影响，针对许地山作品中佛教因素的文学评论经历一个“去阶级化”过程；许地山的佛学研究志趣起源很早，其工作重心后来由文学转移到学术；许地山作为现代意义的佛教学者，其研究方法仍值得今天的宗教学者借鉴。作为中国佛学研究的新一代学者，许地山和中国传统佛学研究者有很大不同，这种不同应置于近现代学术转型的大背景下进行审视。

关键词：许地山；佛教研究；文学评论；近现代佛学

许地山像

许地山是当代著名文学家，影响中国近现代文学乃至当代文学较大。鉴于许地山在中国文学界的重要地位，对其作品评价不少，许地山作品中的佛教因素受到广泛关注，但作为学者的许地山身份相对被忽视，针对许地山和佛教关系的研究仍需深入进行。

一、许地山佛教情结的来源

许地山作为名人，其宗教学者身份反而被其著名作家身份所淹：

许地山（1893—1941年），名赞堃，字地山，笔名落花生。祖籍广东，出生于台湾，随 父亲在广东上学，中学毕业后，曾在福建、缅甸等地中学任教谋生。1917年入燕京大学，主修文学、神学。1923年至1926年，曾先后留学美国、英国，研究宗教、哲学等。回国后，在燕京大学等校任教。1935年应聘到香港大学。这种经历，开阔了他的见闻，使他具有良好的文化修养和广博的社会知识。

作为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和主要成员之一，许地山在文学创作方面同样以小说为主，但却有着与其他成员不同的风貌。他的早期小说，故事曲折离奇，表现出鲜明的浪漫主义的色彩，主要收在小说集《缀网劳蛛》（1925）中。30年代以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他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创作中也出现了较大变化，现实主义精神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写出了《春桃》（1934）、《铁鱼的腮》（1940）等作品。

许地山是著名文学家，他和一般中国近现代文学家大不一样，他本人是宗教学者，受佛教影响很大。出现这种差距的原因在于：

其一，许地山生活于佛教氛围浓郁的家庭，许地山的父亲、母亲和舅父都和佛教有很大关系。

徐明旭撰《许地山评传》提及：

许地山的母亲笃信佛教（其实许父亦信佛，别署“留发头陀”、“毗舍耶客”即是例证），有个舅父是神宗和尚，曾辅导他读过不少佛经。许地山的大哥许赞书曾任厦门同盟会会长。二哥许赞元曾参加著名的1911年3月26日黄花岗起义，几乎遭难。

许地山生长在这样一个既爱国又崇佛，既有民族民主思想又恪守传统道德的家庭里，从小接受的思想熏陶不仅是极为复杂的，而且是十分深远的。

其二，许地山出生于台湾，祖籍是广东揭阳，许地山早年生活于台湾、福建和广东，这一带刚好是佛教氛围浓郁的地方，许地山还在东南亚生活过一段时间，受到当地佛教氛围的很大影响，以许地山的第一篇小说《命命鸟》为例，其主要内容是：一对纯洁的青年男女，为了恋爱不遂，双双投水自杀，虔诚的宗教信仰使得这一对好儿女在投水的时候，满怀着美妙的憧憬，——在无拘无束，一切平等的乐园中，作一双快乐的同命鸟。《命命鸟》的开始部分有浓郁的东南亚上座部佛教背景：

敏明坐在席上，手里拿着一本《八大人觉经》，流水似地念着。……

那所屋子是佛教青年会的法轮学校。地上满铺了日本花席，八九张矮小的几子横在两边的窗下。壁上挂的都是释迦应化的事迹，当中悬着一个卍字徽章和一个时计。一进门就知那是佛教的经堂。

在中国近代作家中，许地山是身份特殊的一位，其特殊性就在于他和佛教联系紧密，许地山身兼宗教学者身份。对许地山身份的认识，必须从其生活环境、成长经历和家庭环境中寻找，特别是粤闽台的世俗化佛教氛围对许地山影响很大。

台南风光

二、许地山作品中佛教因素的早期评论

许地山是出名极早的作家，在许地山生前，就有不少关于许地山的文学研究。众多研究者注意到许地山文学作品和佛教的关系。《中国文学史》评价许地山，认为其小说受到基督教和佛教的共同影响：

许地山早期小说的特色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小说的故事一般都发生在东南亚地区或福建、广东一带，背景、环境充满了奇异的地方特色，具有鲜明的南国情调；二是他的小说创作深受其经历见闻和所研究的宗教、神学的影响……三是他的小说中一般多讲述男女主人公之间复杂而曲折的悲欢离合，有一条爱情线索贯穿始终。

1930年11月，《读书月刊》第一卷第一期刊载沈从文《论落华生》。沈从文作为著名作家，其看法也认为许地山文学创作受到基督教和佛教的影响。

沈从文发表的《论落华生》一文，是许地山研究的第一篇专论，首次对许地山的散文小品（也兼论许地山的小说）作了精辟的论述。他指出许地山作品“把基督教的爱欲、佛教的明慧、近代文明与古旧情绪揉和在一起，毫不牵强地融成一片。”

茅盾在1934年10月发表《落华生论》一文，载于《文学》月刊第三卷第三期。这篇专论，以历史的辩证的观点，以生动的对话形式，把许地山为人的“怪癖”到他作品的“别致得古怪”却又充满“泥土气”，以及他的作品总是“试要给一个他所认为的合理的人生观”却又带有怀疑论色彩等等特点，分析得细致而透僻，几乎对许地山早期创作进行一个总结。茅盾此文比较重要，然而关于许地山作品和佛教关系分析不够深入。

许地山逝后，对他的文学评论仍继续。不过，对许地山文学的研究往往局限于一批佛学水平不高的文学家、评论家中，这批人不但对佛教往往认识肤浅，并且带有偏颇看法，故相应削弱对许地山作品评价的公正度和深度。上述的这种倾向在“文革”后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出现极为明显。文学评论者以政治为标准，得出的结论自然生搬硬套。

王文英、朱立元认为：许地山前期思想的核心是小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不过他给人道主义穿上一层佛教思想外衣。

林非评价许地山的《空山灵雨》：作家看到现实生活的黑暗与丑恶，显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软弱和空虚。受到佛教哲学宿命论的腐蚀，唱出了消沉颓丧的调子。

徐明旭认为许地山：依然从佛教的“一切皆苦”出发，根本否认阶级的存在，进而大肆嘲笑左联的“革命文学”，基于这种思想，他在《法眼》《东野先生》《玉官》等小说里对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作了歪曲的描述。

三、许地山作品受佛教影响的再认识

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许地山作品的文学评论越来越少受阶级因素的影响。这时期有代表性的研究人员有陈平原、杨义和王盛。

北大陈平原将苏曼殊、许地山进行对比研究，他的文章很长，尽管文章考证并不十分严密，对许地山作品的评价也不甚高，但仍给一些研究者以启示。陈平原写道：

20世纪初，许地山以饱含宗教热情的《缀网劳蛛》等小说蜚声文坛。20年代末，许地山决心以社会热情来取代宗教信仰，写出了《在费总理的客厅里》、《三博士》、《无忧花》等社会讽刺小说。这些小说除证明作家的正义感和良心外，几乎一无所取。生性善良执着，缺乏幽默感，许地山根本不适宜写讽小说。

杨义认为，许地山早期小说有一系列特色：（一）受到宗教思想的影响，但并非宣传宗教主义；带有玄想意味，却又固执于探讨人生意义；（二）对人生的理解既有虚玄和悲观的一面，也有坚韧和达观的一面；（三）以传奇故事的曲折性，反映了时代和社会的动荡性。

王盛的《重评空山灵雨》载于《南京师大学报》1995年第1期。作者重点针对过去一些论著的评论，如说许地山“否定人生的意义，鼓吹虚无主义”、“宣扬佛经的经义”、“情趣庸俗，格调不高”等发表了不同看法。作者特别提到“如何看待宗教问题”指出：在过去一段较长的时间里，人们对宗教是怀有偏见的。”

总之，许地山文学作品的研究经历了去阶级化过程，对其作品的佛教因素的评价慢慢变得客观。

四、许地山研究佛教起源很早

和许地山文学作品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许地山对佛教研究较少为人所注意。真实情况是，许地山是受过西方学术系统训练的宗教学者，他的佛教研究起源很早，以下引自周作人《许地山的旧话》摘录：

一九二二年的秋天我到燕京大学去教书，地山大概已经毕业了好几年了……他似乎是宗教学院即是神科毕业的，但他的专业是佛教，搞的又是文学，那也无怪他无用武之地了。他也到外国去留过学，不过不是英美而是印度，虽然也是大英帝国的一部分，但是究竟不同了。他也给在燕大的“引得编纂处”工作过，记得编有两大册关于佛经的引得，从前他曾经送给我一部，可是经过国民党的劫收，书籍荡尽，这书也就不可问，就是书名现在也不记得了。近日于故纸堆中找到地山的书札两通，都是与佛书有点关系的，这是我所保存的他的手迹了。

1922年，许地山只有30岁，他已经充分表现出一个现代佛教学者的潜质。1924年，许地山32岁。本年2月10日，许地山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撰写《读〈芝兰与茉莉〉因而想及我底祖母》，该文原刊于同年5月《小说月报》第15卷第5号，后收入《缀网劳蛛》。现引录该文写作缘起，从中可见许地山在美国受宗教学训练情况，文中的“史太因”现在一般译为“斯坦因”，他是敦煌文献的劫掠者和研究者，许地山在美国研究佛教，也关注西域史和敦煌学：

我正研究唐代佛教在西域衰灭底原因，翻起史太因在和阗所得底唐代文契，一读马令痣同母党二娘向护国寺僧虎英借钱底私契，妇人许十四典首饰契，失名人底典婢契等等，虽很有趣，但掩卷一想，恨当时的和尚只会营利，不顾转法轮，无怪回纥一入，便尔扫灭无余。

1927年，周俟松撰《许地山年表》载本年许地山事迹：“抵北平，在母校燕京大学文学院任助教，月薪130元，编写《佛藏子目引得》3册，燕京引得社出版。撰《梵剧体例及其在汉剧上的点点滴滴》，载《小说月报》17卷号外。写诗《我底病人》，发表于《小说月报》18卷2号。此后，文艺创作渐少，专心于宗教比较学的研究，准备编写道教史。”

从以上的记述可以推测，1927年之后，许地山角色慢慢从白话文作家转移为宗教学者。《佛藏子目引得》三册为许地山的佛学贡献，从目录学入手，这是20世纪治佛学者的普遍做法。

五、许地山是近现代佛学研究的新型学者

许地山是现代意义的宗教学者，可惜由于他英年早逝，不能为我们留下更多佛教著作，以下谈谈许地山佛教研究的特点，说明他是一位现代意义的宗教学者。

其一，许地山的宗教眼界宽广，他本人是基督教徒，研究佛教是客观学者角色，而关注多种宗教的作用。

1936年10月，许地山为“女青年会”作一连5次演讲，讲题有：《宗教组织及起源》《中国道儒及日禅道》《印度教及日佛教》《犹太教及回教》《基督教及总结》。

1946年8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国粹与国学》，收入许地山多篇文章，如《原始的儒、儒家、儒教》《医学与道教》《宗教底妇女观：以佛教底态度为主》《大中磐刻文时代管见》

著名佛教学者赖永海对许地山的宗教研究的多样性有深刻认识：

许地山先生发表在《燕京学报》上的四篇宗教论文（即：《道教思想与道教》、《摩尼之二宗三际论》、《陈那以前中观派与瑜伽派之因明》、《大中磬刻文时代管见》），虽是半个世纪前的作品，但读来兴味盎然、获益良多。尽管由于时代和立足点不同，你可以不同意文中的某些论点甚或会产生某种反驳的意念，但只要你是一个认真的读者，读完后，不能不油然产生一种获得大量宗教知识的满足……

这些宗教论文的篇幅不大，但包涵甚富，既有对道教思想渊源的探析，又有关于摩尼教教义的论述；既有对佛家因明学说的阐释，又有关于古代文物的考证。有意窥探宗教之奥秘者，可以从中获得诸如道教、摩尼教的许多基本知识；对于长期从事宗教研究的学者，文中的有些见解，也颇值玩味、琢磨。

上面二段文字，高度概括许地山宗教学研究是融合各种宗教的，他并不极限于某一种宗教的研究，而是多种宗教研究同时进行。陈平原指出，作为宗教徒，许地山远不如苏曼殊知名，但更具备宗教徒的气质和修养。”

其二，许地山的佛教研究走在20世纪学术的最前面，结合梵文词典的编纂进行，带有明显的现代语言学特征。

梵文是古印度语言，更是研究佛教的工具。许地山研究佛教和梵文，不得不提及印度诗圣泰戈尔。

早在1926年8月，许地山结束了为时两年的留英生活，借回国的机会，顺道来到了印度。他到印度，一是为了继续梵文和佛学研究，实地考察印度的风俗民情；二就是为了拜访他崇敬和仰慕的印度“诗圣”泰戈尔。

许地山向泰戈尔谈了自己研究宗教和梵文的情形，泰戈尔建议他最好编一部适合于中国人使用的《梵文字典》，并当面鼓励他为中印文化交流作先驱。泰戈尔的建议，使许地山深受启发。后来他回国后即着手这一巨大工程。他花了3年时间，还请了燕京大学毕业生严女士做助手，搜集了大量资料，制成卡片两箱。但由于时局动荡，工作繁忙，终未能完成。两箱卡片一直保存在身边，后来由香港运回北京，存北京佛教协会，现已转存中国现代文学馆。

周俟松回忆：

民国二十八年（1939）许地山历任香港中小学教员暑期讨论班主任委员，热心支持文化教育事业，不遗余力。业余时间准备编纂梵文辞典，惜未完成。时有燕京大学毕业生严女士每日来缮写卡片，已写成三箱，后由香港运回，现存北京佛教会。又撰写《扶箕迷信底研究》，目的在破除迷信，这是道教史研究的副产品。空余时间，还读日文、法文、德文、拉丁文，嗜书爱学，不知疲倦。

其三，许地山认真研究作为佛教逻辑基础的因明学，《陈那以前中观派与瑜伽派之因明》是他的因明学代表作。

在此引用佛学名家赖永海的说法：

《陈那以前中观派与瑜伽派之因明》一文，可以说是陈那以前印度佛教因明学的简明史论。因明学向来号称晦涩难治，但许先生此文有述有评、史论结合，把陈那以前因明学的发展简史连同因明学的许多基本原理深入浅出地勾勒和铺陈开来，激起了人们进一步了解因明学的强烈欲望。

“中观学派“和”瑜伽学派“是印度大乘佛教的两大流派，欲了解或研究印度佛教，自然要接触这两大流派。但是，就因明学而言，以往人们谈得较多的，是后者，而对前者几无涉及或甚少涉及，许文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对此做了认真的探讨。在简要地评述了龙树所著之《中论》、《回净论》及相传为龙树所著的《压服量论》中所透露出来的因明思想与传统的因明学理论的相互关系之后，文章用较大的篇幅论述了《方便心论》中的因明学说。尽管作者没有明确断定《方便心论》是中观学派的作品，但对其中所蕴涵的因明理论的诠释述极是详尽、细密，而且进一步指出了《如实论》及《因明正理门论》等因明学著作与它“有密接的关系”，这对于人们了解印度佛教因明学的历史发展是很有助益的。

国学大师陈寅恪早年研究佛教，他高度评论许地山的佛教研究，见《论许地山先生宗教史之学》：

寅恪昔年略治佛道二家之学，然于道教仅取以供史事之补证，于佛教亦止比较原文与诸释本字句之异同，至其微言大义之所在。则未能言之也。后读许地山先生所著佛道二教史论文，关于教义本体具有精深之评述，心服之余，弥用自愧，遂捐弃故技，不敢复谈此事矣。今马季明先生属寅恪为地山先生纪念刊缀一言，因念地山先生学问通博，非浅识所得备论，特就所能知者言之如此，藉应季明先生之命，并举以告世之学者。

附带说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许地山任教于北平燕京大学，同时又在清华大学兼教人类学，与陈寅恪也可以说是“同事”。但使他们二人关系密切起来的则是共同的志趣爱好。许地山不仅是一位享誉文坛的作家，还致力于宗教史、宗教哲学的研究，造诣很深。陈寅恪则是著名的史学家，学识渊博，为国内外学者所推崇，他早年亦曾对佛道二家进行过研究。

其四，许地山受过历史学、考古学、民俗学和人类学训练，他亲身寻访佛教历史，考证佛教历史文献，用跨学科方法治宗教学，这也是现代宗教学研究的方法。

林光灏在《记落花生——许地山》提到许地山经常实地参观寺院情况：

他的继室周女士是北平师范大学理学士，湖南湘潭周印昆（大烈）的女公子，印昆没有儿子，地山把他儿子苓仲从母姓为周苓仲，听说地山在北平的时候，因研究佛学，常常实地去参观寺院。印昆的夕阳楼诗集里有三首诗述及：如同许婿地山视成佛；九日携六婿许地山暨七女铭洗登石景山天空禅院塔台；同林宰平、陈仲恕、叔昆季、刘放图、卓天庸、竹尧生、许婿地山由大觉寺至管家岭看杏花等都是。

许地山也注意实地佛教文献的考证，以《大中磬刻文时代管见》为例，这是一篇考据论文：

《管见》从题辞、经名、字体等方面对磬刻文字进行了细密的考证。作者认为，从题辞看，“皇图巩固“四句“是嘉靖以后方有的”，故刻文不会在嘉靖之前；从经名看，刻文所标之《佛顶尊胜陀罗尼神咒》“最初为明本”，故，刻文的时代当在明朝之后；最后，文章用了大量的篇幅对各种版本的咒文进行详细比较和考证，推定“大中磬底刻文最远也不能过永定时代，……说是万历时代或者也可以。”笔者对考据学是门外汉，但读许先生的文章时，深为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考据方法所吸引，思想竟也跟着“严谨”得一丝不苟起来，生怕忽略了其中任何一个论据或推断，待读完文稿后，自己才发现许先生又说服了一个读者。

六、学术转型背景下的近现代中国佛学研究

许地山因为英年早逝，不能为我们留下更多佛学著作，但许地山作为一名现代意义的佛学者，其学习经历、研究方法非常值得注意，许地山学生李镜池评价：

吾师许地山先生，近年来决心做这工作，我认为再适当没有了。他对于宗教比较学，社会学、人类、宗教，中国历史等，都有很精深的研究。他懂英法德日各国文字，又通希腊文、梵文，编有梵文字典。他在燕京大学时，任宗教学院底宗教比较学教授，又做哈佛燕京国学研究所导师，近年任香港大学中文学院主任，环境都是很好的。

李镜池的评价，指出了许地山佛学研究的近现代学术特点。自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历代中国人治佛学者绵延不断。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佛学研究更多从典籍解读、历史学角度，进入近现代，中国佛学研究受到西方学术界影响很大，已经体现了向现代佛学接轨的特点，采用跨学科、多语言方法治佛学，是现代佛学的一大特色。许地山、吕澂、黄树因、汤用彤和陈寅恪等是现代意义的佛学研究者。如释东初评价吕澂：

其在内院之地位，仅次于竟无居士，其天资绝高，而学力仅毕业于初级师范，始读毕大英百科全书。自此，全靠自修，所凭之工具，亦仅唯英法字典及美国音标，其学法文、梵文、藏文，皆赖此工具。并得黄树因居士亲授藏文弥陀、金刚经，及藏文摄论，示唐译有待印证藏文者，于是而通英、日、法、梵、藏各种语言。

又如英年早逝的广东顺德人黄树因。他跟随欧阳竟无学习数年，学业日进，以为三藏十二部经典，或未全翻译，或虽翻译而错讹甚多，颇不完备，须印证梵文原本方能校勘谬误，而欲印证原本，须从习梵文着手，由此下定学习梵文决心。1920年，到山东济南，从德国人雷兴学习梵文和巴利文。一年后，又入北京大学从俄国人钢和泰学梵文，从雍和宫喇嘛学藏文。同时，在北京大学任梵文翻译职，如此学习了5年之久，在梵文上有深厚的造诣。

再如汤用彤：

1918年，汤用彤因成绩优异，被保举至哈佛大学，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师从新人文主义者白璧德为师，主攻哲学及梵文、巴利文。1922年，夏，获哈佛大学哲学硕士学位，学成归国。应梅光迪、吴宓推荐，在南京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前身）副校长兼哲学系主任刘伯明之聘，出任哲学系教授，讲授中国佛教史及印度思想史等课程。

民国时期的佛学研究，受到欧美学者的影响很大。欧美学者在佛教学方面的文献学研究路线，与研究圣经的传统有关。他们研究圣经，非常重视原典，常将希伯来文、拉丁文或希腊文的原典，拿来校勘、比对。另外，欧美对佛教的文献学研究，没有中国的译经背景与民族背景，因此他们研究经典是直接从印度现有的或出土的梵文经典，以及斯里兰卡、缅甸、泰国一带的巴利文典籍，去作文献学研究，并进一步了解其中的义理。欧美学者的文献学研究，还影响了日本佛学界，后者并间接影响了中国佛学界。

一方面，近现代中国佛学越来越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影响，体现了中国佛学国际化的倾向，在另一方面，在佛学国际化的潮流之下，如何维护中国本土的佛学研究地位，树立民族学术自信，也是不少中国学人所考虑的。可喜的是，在近现代学术转型的过程中，中国出现一批现代意义的佛学研究者，将国际研究潮流和中国佛教研究相结合，从而形成中国人自己的佛学研究特色，上述的许地山、吕澂和黄树因就是杰出代表，他们可谓是近现代佛学研究中国化的典型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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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广州光孝寺主办“佛教中国化与广东实践”学术研讨会（2020年11月中旬）的参会论文。作者陈雪峰，中大史学硕士，汕头市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广东省民间艺术家协会会员。如需引用本文，请以纸质媒体为主。因受公众号版式限制，文中全部注释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