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与魏征的恩怨（相爱相杀浅谈贞观后期李世民与魏征关系恶化）
李世民与魏征的恩怨（相爱相杀浅谈贞观后期李世民与魏征关系恶化）对此，可以从魏征的所说的话中看出端倪。但，其中有一点颇为可疑：李世民对魏征的建议全盘接受，似乎有些虚伪的成分。魏征虽有见识，但俗话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林林总总几百条意见，肯定掺杂一些欠妥的，不应被采纳的。贞观初年的李世民如此精明，为何对于魏征的意见，就没有明辨呢？略加分析以上两事，可以发现，太宗李世民起初并没有打算重用魏征，李世民赦免魏征是有更深的考虑——魏征在李建成集团中属于地位高，拥有话语权者，若能争取到魏征，就能充分发挥魏征的影响力，起到迅速分化瓦解李建成和李元吉集团的作用。（虽然李建成和李元吉被杀，但其下属确实还有一定的反抗能力，对于李世民来说，这是急需解决的问题。）于是，李世民赦免了魏征，将他派往河北进行安抚，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所以，在李世民与魏征相遇之初，魏征是被李世民当做旗帜，用对魏征的态度来向太子、齐王党羽示好；魏征也被李世民当做了棋子，“现身说法”，帮李世民解决
魏征简介魏征，是唐朝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史学家。魏征直言进谏，其言论多见《贞观政要》。其中最著名，并流传下来的谏表是《谏太宗十思疏》。魏征辅佐唐太宗创建“贞观之治”，被称为一代名相。魏征著有《隋书》序论，《梁书》、《陈书》、《齐书》的总论等。
魏征是一面旗帜早年，魏征跟随过不少主子，但一直籍籍无名。后来投唐，成为太子李建成的太子洗马，礼遇甚厚。
武德九年（626年），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事变，诛杀李建成、李元吉等。李世民听说魏征以前经常劝李建成先下手为强，就问道：“你为什么要离间我们兄弟？”魏征回答说：“太子要是听我的建议，就没有今日之祸了。”李世民见魏征说话直爽，没有丝毫隐瞒，于是赦免魏征，并用魏征为詹事主簿。
不久后，李世民派魏征前往河北进行安抚。因为河北一带有很多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的旧部。玄武门之变搞得他们人人自危，成为国家的不安定因素。魏征当场释放了两个李建成旧部，以争取其他人的信任。
略加分析以上两事，可以发现，太宗李世民起初并没有打算重用魏征，李世民赦免魏征是有更深的考虑——魏征在李建成集团中属于地位高，拥有话语权者，若能争取到魏征，就能充分发挥魏征的影响力，起到迅速分化瓦解李建成和李元吉集团的作用。（虽然李建成和李元吉被杀，但其下属确实还有一定的反抗能力，对于李世民来说，这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于是，李世民赦免了魏征，将他派往河北进行安抚，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所以，在李世民与魏征相遇之初，魏征是被李世民当做旗帜，用对魏征的态度来向太子、齐王党羽示好；魏征也被李世民当做了棋子，“现身说法”，帮李世民解决了大麻烦而他自己又浑然不知。看似是魏征重获新生，其实李世民获利更多。
贞观元年（627年），李世民登上帝位，任命魏征为尚书左丞。李世民有志建立盛世，多次召见魏征询问得失，魏征直言不讳，前后上谏两百多事，李世民全然接纳。魏征确有真才实学，能抓住当时客观存在的某些问题，满足了急于了解为政得失，提升治理水平的太宗李世民的需要。
但，其中有一点颇为可疑：李世民对魏征的建议全盘接受，似乎有些虚伪的成分。魏征虽有见识，但俗话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林林总总几百条意见，肯定掺杂一些欠妥的，不应被采纳的。贞观初年的李世民如此精明，为何对于魏征的意见，就没有明辨呢？
对此，可以从魏征的所说的话中看出端倪。
对曰：“陛下贞观之初，恐人不谏，常导之使言，中间悦而从之。今则不然，虽勉从之，犹有难色。所以异也。”上曰：“其事可闻欤？”对曰：“陛下昔欲杀元律师，孙伏伽以为法不当死，陛下赐以兰陵公主园，直百万。或云：‘赏太厚。’陛下云：‘朕即位以来，未有谏者，故赏之。’此导之使言也。司户柳雄妄诉隋资，陛下欲诛之，纳戴胄之谏而止。是悦而从之也。近皇甫德参上书谏修洛阳宫，陛下恚之，虽以臣言而罢，勉从之也。”
魏征说，陛下你在贞观初年，担心没有人上谏，常常鼓励上谏。比如，当年你想要杀元律师，孙伏伽认为按照法律，元律师罪不当死。你赐给了他兰陵公主园，价值百万。并且说，“我即位以来，未曾有人上谏，（现在孙伏伽勇于上谏），所以我赏赐他”，这就是鼓励上谏的事例啊！
这样看来，李世民在贞观初年对魏征的“言听计从”，除了魏征的建议质量普遍较高之外，还有将魏征当成榜样，鼓励人上谏的考虑。这样，显示出的不是魏征的建议有多高明，而是李世民的态度有多诚恳。可以说，此时上谏的魏征，和当年遇赦的魏征一样，在不同程度上，成了李世民的免费广告。
魏征活跃在贞观前中期，十分“高产”，经常性地对李世民提出建议，帮助李世民改正过失，防微杜渐。李世民将魏征比作自己的镜子，“贞观之治”的形成，魏征也有一份功劳。
另一方面，如此频繁的上谏，也为日后二人君臣关系的恶化埋下了隐患：李世民虽是一代明君，可他也是个凡人，也会犯错。可魏征就是一个李世民一犯错就上谏谏他的人，力求将李世民打造成一个“完人”。魏征也有说话过于耿直的问题，常常惹得李世民生气，最著名的就是那句“会须杀此田舍翁”了。虽然，李世民事后都会原谅魏征，但是一个常常惹皇帝生气的人，无异于摸老虎屁股，不知何时老虎就一口将他吞掉。
比如，贞观十年（636年），长孙皇后去世，入葬昭陵后，李世民对她思念无法停止，便在宫中建起了层观，终日眺望妻子的陵墓。一次李世民让魏征陪同，魏征装作没看见，李世民顿时着急地说，“怎么会没看见，那是昭陵啊！”魏征闻言回答说，“我以为陛下望的是献陵，原来是昭陵啊！（献陵是唐高祖李渊的坟墓。）” 李世民听明白魏征是在提醒自己，不要只顾及思念亡妻而忘了父亲。于是便下令拆掉了层观。
贞观十二年(638)，礼部尚书王珪上奏说：“三品以上的官员在路上遇到亲王，都下车，这违背了礼仪的标准。”李世民说“：你们敢轻视我的儿子吗？”魏征说“：自古以来，亲王在三公之下。现在三品以上官员都是天子列卿，为亲王下车，求之于旧例，没有凭据；施行于现在，违背国法。”李世民说：“太子日后要成为皇帝。然而人的寿命长短，不可预料。假如太子去世，我的儿子们日后都可能成为你们的主子。你们怎么能轻视我的儿子呢？”魏征说：“自周以来，立太子必定要是嫡出的长子，以杜绝其他皇子的非分之想，您怎么能这样说呢！”于是李世民只得同意了王珪的奏言。
由以上两例，我们可以看到，魏征的上谏是效果是比较理想。但是除了对朝政的建议外，魏征还大量干涉李世民的家庭私事，甚至敢针锋相对地跟李世民“吵架”，拂了李世民的面子，平心而论，他管的确实有些过分了。
在本小节的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
房玄龄、高士廉遇少府少监窦德素于路，问：“北门近何营缮？”德素奏之。上怒，让玄龄等曰：“君但知南牙政事，北门小营缮，何预君事！”玄龄等拜谢。魏征进曰：“臣不知陛下何以责玄龄等，而玄龄等亦何所谢！玄龄等为陛下股肱耳目，于中外事岂有不应知者！使所营为是，当助陛下成之；为非，当请陛下罢之。问于有司，理则宜然。不知何罪而责，亦何罪而谢也！”上甚愧之。
此事起于房玄龄、高士廉向少府少监窦德素打听北门的建设，被他告密。李世民发怒，训斥了房高二人，房高二人迅速向李世民道歉。此事本与魏征无关，但魏征却跳出来道出房高二人不应道歉，错在太宗李世民。其实，北门附近的建设，本来就与房高二人没多大关系，不然他们也不用偷偷打听，而没能通过正规渠道了解。单论此事，还是房高二人错的比较多。
跳出此事来看房高二人和魏征的态度。房高二人迅速道歉，不跟皇帝进一步辩驳，息事宁人。魏征是“据理力争”（当然是按照魏征自己的理解），非得李世民承认错误才罢休。如果从改善错误来说，魏征所言确实比房高二人所言有用。但是皇帝对房高二人和魏征的印象，却大大的不同了。这也是魏征过于耿直，不知适当妥协退让的例证。
摇身一变的李世民“一个巴掌拍不响”。除了魏征的过于耿直和频繁上谏，李世民的转变也是君臣关系恶化的重要因素。李世民在贞观初年有所作为，但贞观中后期，他显示出了好大喜功，不听忠言，耽于游乐，不恤百姓等种种问题。
贞观十三年五月，魏征上奏《十渐不克终疏》，全面地、系统地总结了政事不如贞观之初的事实。疏中列举了李世民搜求珍玩、纵欲以劳役百姓、昵小人、疏君子、崇尚奢靡、频事游猎、无事兴兵、使百姓疲于徭役等不克终十渐，批评了李世民的骄满情绪，再次提醒他慎终如始。李世民看完奏疏后，欣然接纳，并对他说：“朕今闻过矣，愿改之，以终善道。有违此言，当何施颜面与公相见哉！方以所上疏，列为屏障，庶朝夕见之，兼录付史官，使万世知君臣之义。”
李世民态度很诚恳，但他真的改过了吗？一定程度上改了，但很多方面仍是老样子。不然在一年后，魏征就不会再次向李世民上谏，让李世民要善始善终了。魏征还曾说过，“陛下临朝，常以至公为言，退而行之，未免私僻。或畏人知，横加威怒，欲盖弥彰，竟有何益！”
贞观后期（魏征死后），太宗李世民罕见地向大臣咨询自己的失误之处。
对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将顺之不暇，又何过之可言！”上曰：“朕问公以己过，公等乃曲相谀悦，朕欲面举公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如？”皆拜谢。上曰：“长孙无忌善避嫌疑，应物敏速，决断事理，古人不过；而总兵攻战，非其所长。高士廉涉猎古今，必术明达，临难不改节，当官无朋党；所乏者骨鲠规谏耳。唐俭言辞辩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无言及于献替。杨师道性行纯和，自无愆违；而情实怯懦，缓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质敦厚，文章华赡；而持论恒据经远，自当不负于物。刘洎性最坚贞，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诺，私于朋友。马周见事敏速，性甚贞正，论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称意。褚遂良学问稍长，性亦坚正，每写忠诚，亲附于朕，譬如飞鸟依人，人自怜之。”
大臣们说，“陛下您文治武功，如此突出，我们歌颂都来不及呢，您哪有什么过失啊？”李世民听后说，“我问你们我的过失，你们阿谀奉承我。现在我准备当面列举你们的得失，你们有所改正，可以吗？”群臣们都拜谢。
由此，李世民都知道自己有很多过失，那足可证明他当时的过失确实不少。而对于大臣们的阿谀奉承，李世民虽然知道是假的，但听了还是比较受用。甚至他下一句转而论大臣之得失，颇让人疑惑他向大臣咨询自己之过的真心性，或许又是他的表面文章吧。
从大臣方面来说，在贞观前期，不独魏征，还有很多大臣勇于上谏。而到贞观后期，大臣们都变得畏手畏脚，尸位素餐，不敢发一句真实的言论，不得不说也跟当时的朝廷环境和皇帝性行有很大关系。由此可知，太宗李世民，以及当时的朝廷，已经大不如前了。
扶起来的碑，崩塌的信任贞观十七年（643年）魏征病死。
戊辰，征薨，命百官九品以上皆赴丧，给羽葆鼓吹，陪葬昭陵。其妻裴氏曰：“征平生俭素，今葬以一品羽仪，非亡者之志。”悉辞不受，以布车载柩而葬。上登苑西楼，望哭尽哀。上自制碑文，并为书石。上思征不已，谓侍臣曰：“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
李世民非常伤心，为此废朝五天。追赠魏征为司空、相州都督，谥“文贞”。李世民下诏厚葬魏征，召文武百官出城相送，并亲自刻书碑文。李世民对身边的侍臣说：“用铜镜可以端正自己的衣冠，以古史作为镜子，可以知晓兴衰更替，以人作为镜子，可以看清得失。我经常用这样的方式防止自己犯错，但现在魏征去世，我失去了一面镜子。”同年二月，李世民命阎立本画二十四功臣像置入凌烟阁，魏征位列第三。
但很快，李世民和死去的魏征之间，就爆发了信任危机。
事情是这样爆发的：侯君集以谋反罪被处死，杜正伦被罢免，魏征曾经向李世民推荐这两人，说他们有宰相之才，魏征又拿自己前后的谏辞给史官褚遂良，李世民知道开始怀疑魏征结党营私。李世民不高兴了，于是手诏取消衡山公主与魏征长子魏叔玉的婚约，并且推倒了魏征的墓碑。
就这样，李世民对魏征的印象，跌落到了谷底。
后来，李世民想要亲征高丽。虽然收到了一些反对意见，但是李世民最终没有改变主意。但是，征高丽的难度，被李世民远远低估了。
凡征高丽，拔玄菟、横山、盖牟、磨米、辽东、白岩、卑沙、麦谷、银山、后黄十城，徙辽、盖、岩三州户口入中国者七万人。新城、建安、驻跸三大战，斩首四万馀级，战士死者几二千人，战马死者什七、八。
贞观十九年（645年），李世民亲征高句丽，战士死伤无数，战马损失十分之七八，还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并且最终没有打下高句丽，无功而返。
事后，李世民表现出悔恨的意图，慨然叹息说：“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于是立命驰驿以少牢之礼祭祀魏征，又重立魏征的墓碑，以此来表示对魏征的追思。
故事要是到这里结束，仍不失为一个良好的结局。可是历史就是这样变幻莫测，就在战争结束一年后，李世民竟然再次表现出了征讨高丽的意思！这样看来，此时李世民所谓的悔过，只不过是一个乍现的想法罢了......贞观初年的唐太宗，已经不会出现了......
李世民真的原谅魏征了吗？我看没有。魏征死后的遭遇，不得不说是一个悲剧。扶得起来的碑，崩塌了的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