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阅读测评解说（儒林外史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经典化建构）

儒林外史阅读测评解说（儒林外史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经典化建构）英语世界中虽然早在1901年就出版了翟里斯（Herbert A. Giles）的《中国文学史》，但直到冯沅君的《中国古典文学简史》（1958）一书才提到了《儒林外史》中的反封建思想，以及对于科举制度的批判等。陈绶颐的《中国文学史述》（1961）从题材、语言以及内容三个方面肯定了《儒林外史》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赖明的《中国文学史》（1964）除了收录《儒林外史》的片段译文外，还对吴敬梓的身世进行了简要介绍。蔡楚父子《中国文学宝库》（1965）一书对吴敬梓的身世与作品创作主题作简要介绍。柳无忌在《中国文学导论》（1966）一书中提到作为讽刺小说的《儒林外史》对于官僚的虚伪与人类弱点等方面的辛辣讽刺。柳存仁的《伦敦两个图书馆所见中国通俗小说》（1967）重在考查《儒林外史》的版本情况。恒安石（Arthur W. Hummel）编写的《清代名人传略》（1970）对吴敬梓的身世和《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在英语世界姗姗来迟”，但并不意味着作品始终受到英语世界的冷遇。相反，它以“后来者居上”的姿态成为英语世界中国古典小说译介与研究的热点之一。作品先后历经英译译介、文学史录述、文本研究等，跨文化的文学书写形式在英语世界得到广泛传播，同时也经历了中国文学作品在英语世界中从缺席到出场直至经典化的整个建构过程。

英文字母

英语译介与传播

文学作品在他者文化中的流传与接受往往始于作品从本族语到外语的译介过程，它为异域文化中的普通读者与研究者提供了最为直接的阅读依据。与大多数古典小说一样，《儒林外史》在英语世界中的译介包含节译与全译等不同形式，而多种形式的英语译介合力构成了作品在英语世界中经典化建构的前提条件。

《儒林外史》的节译本初现于1939年，随后40年间成为译介的重要时期。国内外出版的期刊杂志与中国文学作品选读类著述成为刊登节译文的主要阵地。葛传槼所译《儒林外史》第1回片段译文《学士的故事》（1939），刊载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文杂志》，它是目前所知《儒林外史》最早的片段译文。徐诚斌所译《儒林外史》第55回译文《四位奇人》（1940），刊登在《天下月刊》杂志。高克毅（George Kao）《中国智慧与幽默》（1946）一书收录了王际真所译《儒林外史》第2回和第3回的译文，取名《两学士中举》。杨宪益与戴乃迭译出《儒林外史》前7回内容，取名《儒林的生活》（1954），刊登在《中国文学》期刊，后收入其《儒林外史》全译本中。《人民中国》期刊（1955）刊登了《儒林外史》第3回译文，取名《范进中举》，译者不详。杨宪益与戴乃迭合译的《儒林外史》（1957）全译本是英语世界《儒林外史》传播史上的大事，它是《儒林外史》目前唯一的英语全译本，且译本质量为人称道。赖明的《中国文学史》（1964）中收录了著者所译的《儒林外史》中两个片段译文，分别取自原书的第4回与第48回。蔡楚父子（Ch’u Chai，Winberg Chai）《中国文学宝库》（1965）一书收录了他们翻译的《儒林外史》第51回前半部分的译文。张心沧编译的《中国文学：通俗小说与戏剧》（1973）一书收录了《儒林外史》第31至32回的译文，题为《慷慨大方的青年贤者》。

美丽的文学世界

文学史类著述的重要作用

文学史类著述是文学作品经典化建构的重要途径之一。它一方面影响到普通读者对于作品的接受情况，另一方面会阻滞或者促进作品在学术界的认可程度。一部文学经典作品是否能够被纳入文学史的书写范畴，不但有赖于既有文学史书写的传统经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学史著述者对于文学作品的认知与理解程度。

英语世界中虽然早在1901年就出版了翟里斯（Herbert A. Giles）的《中国文学史》，但直到冯沅君的《中国古典文学简史》（1958）一书才提到了《儒林外史》中的反封建思想，以及对于科举制度的批判等。陈绶颐的《中国文学史述》（1961）从题材、语言以及内容三个方面肯定了《儒林外史》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赖明的《中国文学史》（1964）除了收录《儒林外史》的片段译文外，还对吴敬梓的身世进行了简要介绍。蔡楚父子《中国文学宝库》（1965）一书对吴敬梓的身世与作品创作主题作简要介绍。柳无忌在《中国文学导论》（1966）一书中提到作为讽刺小说的《儒林外史》对于官僚的虚伪与人类弱点等方面的辛辣讽刺。柳存仁的《伦敦两个图书馆所见中国通俗小说》（1967）重在考查《儒林外史》的版本情况。恒安石（Arthur W. Hummel）编写的《清代名人传略》（1970）对吴敬梓的身世和《儒林外史》的版本流传有着简要的介绍。杨力宇在《中国古典小说》（1978）一书中，除了对《儒林外史》的英语译介与研究进行梳理外，还对《儒林外史》的情节结构、人物塑造、艺术成就、写作特色等内容有着简要的论述。贝瑞编写的《中国古典小说：英语书目笺注》（1988）一书对于《儒林外史》做了较为详细的阐述，主要包括作品的讽刺艺术、人物刻画、作者身世、创作目的、宗教立场、版本流传、结构特征等内容。陈家宁编写的《中国古典小说精选》（1990）一书收录了杨宪益夫妇所译的《儒林外史》第2至3回译文。译文前有编者本人对于《儒林外史》十分简要的介绍。

古典书籍

文学价值逐渐受到肯定

英语世界《儒林外史》的文本研究肇始于20世纪30年代末，至今经历了发轫期、繁荣期、深化期、平缓期四个阶段，而在研究内容上则涵盖了作者身份考查与作品写作背景、叙事结构、写作手法、文本评点，以及文化层面的研究等多个方面。简而言之，英语世界《儒林外史》之“经典文本”的确立经历了从一般性介绍到多个视角加以阐释的逐步深化过程。

1939—1958年是《儒林外史》研究的发轫期。该阶段的《儒林外史》研究寥若晨星，为数不多的研究成果侧重于作家吴敬梓的身世、作品的思想内容和写作风格等一般性介绍与品评，而有关《儒林外史》的深入研究却付之阙如。徐诚斌在发表《儒林外史》片段译文的同时，还对《儒林外史》的创作背景与写作主旨等内容做了简要说明。海陶玮（James R. Hightower）的《中国文学论题》（1953）一书谈及《儒林外史》的写作特点。吴组缃的《吴敬梓的现实主义》（1954）一文介绍了《儒林外史》产生的时代背景、吴敬梓个人身世，以及《儒林外史》的艺术特色等内容。

1959—1978年是英语世界中《儒林外史》研究的繁荣期，也是硕果累累的一段时期。《儒林外史》的思想主题与写作艺术等方面得到了全方位的探讨，同时关于吴敬梓和作品研究的博士论文与专著也相继出现，为下一时期《儒林外史》研究的纵深化方向发展打下了基础。考察《儒林外史》产生的社会背景对于理解作者的写作动机与作品思想主旨具有重要作用，与之相关的论述主要包括：何炳棣的《明清社会史论》（1962）、张仲礼的《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1961，1967）、傅吾康（Wolfgang Franke）的《中国科举制度的改革与废除》（1968）、日本学者宫崎市定（Ichisada Miyazaki）的《中国的考试地狱：明清时期之科举考试》（1976）等。《儒林外史》的写作手法与艺术风格是研究的重心。该方面的研究论文主要有：捷克汉学家克拉尔（Oldrich Kral）的《中国古典小说〈儒林外史〉的若干艺术手法》（1964）、黄宗泰（Timothy Chung-tai Wong）的博士论文《讽刺与中国小说批评的论争：〈儒林外史〉研究》（1975）以及专著《吴敬梓》（1978）、科尔曼（John D Coleman）的《领悟与否：〈儒林外史〉、〈老残游记〉及清代儒家传统的衰退》（1976）。此外，英语世界中的一些专著虽然没有以《儒林外史》为研究对象，但对《儒林外史》的写作艺术多有涉及。《儒林外史》的“片段式”叙事结构使其历来饱受争议，毁之者认为作品“结构松散”，缺乏统一连贯的情节结构；誉之者则称作者精心设局，别出心裁，以另类方式将作品巧妙地黏合在一起。对《儒林外史》叙事结构持批判观点的有柳无忌的《中国文学史》（1966）与夏志清的《中国古典小说导论》（1968）。与此相对，多数学者表现出对《儒林外史》叙事结构合理性的辩护，主要论文有威尔斯《论〈儒林外史〉》（1971）、林顺夫《〈儒林外史〉中的礼与叙事结构》（1977）、高友工《中国叙事传统中的抒情境界：读〈红楼梦〉与〈儒林外史〉》（1977）等。

1979—1998年是《儒林外史》研究的深化期，具体表现在对作品写作背景与写作技巧等问题上有了更为深入的探讨。白保罗（F.R Brandauer）的论文《现实主义、讽刺艺术与〈儒林外史〉》（1989），史罗普（Zbigniew Slupski）的两篇论文《〈儒林外史〉结构上的三个层次》（1989）与《论〈儒林外史〉中某些段落的真实性》（1991），以及专著《近代中国的异议：〈儒林外史〉与清代的社会批评》（1981）继续在《儒林外史》的写作艺术问题上向前推进，并在一定程度上深入到作品产生的社会历史层面。陆大伟（David Rolston）的《儒林外史》“卧闲草堂评点”研究构成了《儒林外史》经典化的重要一环，它同时对于英语世界《儒林外史》作家与作品的深入解读起到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其博士论文《理论与实践：小说、小说批评以及〈儒林外史〉的创作》（1988）与专著《中国传统小说与小说评点：字里行间的阅读与写作》（1997）中，而陆大伟编写的《如何阅读中国小说》（1990）一书在英语世界影响广泛。黄卫总（Martin W. Huang）对《儒林外史》的研究视野开阔，多能将作品置于其产生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加以分析，主要包括博士论文《中国抒情传统的困境与清代文学小说》（1991），专著《文人与自我的再呈现：中国十八世纪小说中的自传倾向》（1995），以及论文《仿效与发明：〈儒林外史〉中自我表现的负担》（1998）等。周祖炎的论文《阴阳两极互补：吴敬梓〈儒林外史〉中性别观念的关键》（1994）以性别理论视角审视吴敬梓世界中的男女性别关系。商伟《礼、礼的手册、孔子世界的危机：〈儒林外史〉阐释》（1998）一文侧重于《儒林外史》中“礼”的表现形式研究。

1999—2018年《儒林外史》研究的发展速度趋于平缓，表现在研究成果呈现出渐微之势。这一时期虽然偶见对于《儒林外史》的论述，但多是从其他视角旁涉《儒林外史》中的写作手法。吴燕娜的论文《明清时期中国讽刺小说文体之再审视》（1999）和专著《善意的讽刺和17世纪中国小说〈醒世姻缘传〉》（1999）多次讨论到《儒林外史》中的讽刺艺术。可喜的是，商伟的专著《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儒林外史〉研究》（2003）成为这个阶段耀眼的明星，出版后受到广泛关注。该书以作品中反映出的儒礼的独特叙事方式为研究核心，试图重新估量《儒林外史》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的经典地位。斯定文的论文《野心的丛林、欲望的花园：〈儒林外史〉与九青的命运》（2014）重在分析吴敬梓的创作心态，而沃德（Frances Wood）编写的《中国的伟大著作：从古至今》（2017）一书对于吴敬梓的个人身世与清朝的科举制度做了简要介绍。

《儒林外史》在英语世界中的传播虽然起步较晚，但从1939年到2018年的历史轨迹中可见，《儒林外史》经历了由华裔学者到与英语世界本土学者共同参与的文本经典化的建构过程。作品的思想与艺术价值在得到充分挖掘的同时，它的文学成就也得到了英语世界的肯定。可以说，《儒林外史》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经典化建构，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有一定的示范意义。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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