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海空战死了多少人（日本一位老人去世）
日本海空战死了多少人（日本一位老人去世）航空部队属于高技术兵种，由于较高的文化水平，出色的技术，使林弥一郎很快脱颖而出，并于1938年5成为一名少尉候补生，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受训。当时日本陆军的航空部队正在大发展阶段，1932年到1935年间，林弥一郎刻苦训练，他成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和飞行教官，并晋升为日本陆军航空兵曹长军衔，曹长军衔相当于准尉。那么这位日本老人是谁？又为什么会成为王海上将的老师，又为中国空军的发展做出过哪些贡献呢？这位日本老人的名字叫林弥一郎，说起这个名字，可能很多人不太熟悉，他还有一个中文名字林保毅，而这个名字就为人熟知了。林弥一郎，于1911年9月2日生于日本大阪府南河内郡，从小受过教育，加上良好的身体素质，他于1932年被征招入伍，成为日本陆军航空部队一名二等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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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8月14日的日本大阪市颇为炎热，位于日本大阪府大阪市港区三先2丁目13-26的大阪医院象往常一样显得非常忙碌。
上午11时左右，一间病房里的一台动态心电图的波浪式曲线变成了一条直线，一阵啼哭声从病房里传来，一位日本老人永远地闭上的眼睛。
老人逝世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中国，当时已73岁高龄的原中国空军司令员王海将上将得到消息后，表示了沉痛的哀悼，他说：他曾手把手教我飞行，他是我的老师，他为中国空军的发展做出过贡献。
那么这位日本老人是谁？又为什么会成为王海上将的老师，又为中国空军的发展做出过哪些贡献呢？
这位日本老人的名字叫林弥一郎，说起这个名字，可能很多人不太熟悉，他还有一个中文名字林保毅，而这个名字就为人熟知了。
林弥一郎，于1911年9月2日生于日本大阪府南河内郡，从小受过教育，加上良好的身体素质，他于1932年被征招入伍，成为日本陆军航空部队一名二等兵。
当时日本陆军的航空部队正在大发展阶段，1932年到1935年间，林弥一郎刻苦训练，他成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和飞行教官，并晋升为日本陆军航空兵曹长军衔，曹长军衔相当于准尉。
航空部队属于高技术兵种，由于较高的文化水平，出色的技术，使林弥一郎很快脱颖而出，并于1938年5成为一名少尉候补生，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受训。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颇具盛名，训练非常严格，竞争非常激烈，当年年底，林弥一郎以优等成绩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正式以陆军少尉飞行员的身份被分配到第54战斗飞行队任飞行员。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军大量的航空兵力被派到海上准备与美军作战，日军在中国境内的航空兵力严重不足，林弥一郎所在的第54战斗飞行队被派到中国战场正式参战。
1942年8月，林弥一郎曾经驾驶97式战斗机在桂林上空与陈纳德的P-40展开过激战，虽然林弥一郎的战斗机被打了34个窟窿，但却成功的从战场脱离，飞回日军占领下的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随着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林弥一郎的军衔却步步高升，他于1944年11月被晋升为少佐。少佐虽然级别不高，但是在强调背景的日军中，林弥一郎能从一个平民成为少佐是非常不容易的。
1944年底，林弥一郎被派到中国东北驻沈阳的第101教育飞行团第4练成飞行队队长，这支部队驻扎在沈阳东南的辽阳奉集堡机场，这个机场的任务负责新战斗机飞行员的战斗训练和中国东北地区的防空。
1945年8月，随着美国在日本扔了两颗原子弹，以及苏联150多万红军出兵东北，日本不得不宣布无条件投降。
但是日军高层下达命令，不允许日军向苏军投降，也不能向八路军投降，只能向国民党军投降。然而对于林弥一郎的第4练成飞行队来说，向国民党军投降根本不可能。
全面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对东北并不看重，因为蒋介石的起家地是江浙沿海，所以他想把重点放在这一带，而且他认为东北问题，美苏早有协定，他也很难插手。
正因如此，国民党军进军东北的速度远远不如中共的军队迅速。
就在蒋介石两眼迷离的时候，1945年8月10日和11日，总司令朱德代表延安八路军总部，连续向各解放区的所有武装部队发出7道命令，要求各武装部队尽快接受日军投降。
有人要问，接受日军投降有什么好处呢？其主要好处有三：
一是争取了政治上的主动。
二是可以获得日军的武器装备、物资补给等。
三是可以获得日军占据的地盘。
也就是说国共双方，谁能接受更多的日军投降，谁的力量就会进一步增大。
中共之所以对东北重视，一来因为东北的工业基础好。二来日军多，可以接收大量的武器装备。三来东北在苏军撤走后将成为真空地带，这有利于我军抢占东北。
中共在朱德所发的第2号命令中，就要求冀热辽军区李运昌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随即冀热辽部队分3路向热河和辽宁挺进。
其中东路由时任冀热辽16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和16军分区副政委唐凯率12、18两个团及朝鲜义勇军支队等共4000人，从冀东根据地出发，绕道九门口，越过长城，于8月30日攻占山海关。
曾克林和唐凯又率领部队一路收复绥中、兴城、锦西、锦州，于9月5日晨抵达沈阳，一路所向披靡，成为我八路军第一支进入东北的部队。
当曾克林率领部队进驻沈阳后，根据中央的指示，其首要任务是收缴日军的武器装备，解散伪警备司令部，扩充部队，增强武装力量，为接管整个东北做准备。
为更好地完成这一任务，进入东北的我军改编成东北人民自治军，东北人民自治军的司令员为林彪。
沈阳是我军在东北夺得的第一个大城市，当时沈阳的经济特别发达，由于重要的战略地位，我军成立了沈阳卫戍司令部，由曾克林任司令员、唐凯任政委、张化东为副司令员、汤从列为政治部主任。
辽阳奉集堡机场在沈阳附近，随着我军力量的壮大，林弥一郎所在的奉集堡机场处在我军的四面包围中。
林弥一郎一看，无法向国民党军投降，上面又不让向八路军投降，他就干脆带领300余人，遗弃机场和40多架飞机，向南逃跑，于9月29日流窜到本溪以南凤凰城以北摩天岭山区。
而这一带正处在第16军分区第21旅的防卫范围内，第21旅政委刘光涛立即向曾克林报告：
在凤凰城西面大约5公里的山中发现了林弥一郎的飞行大队，部队已迅速将他们包围起来。
曾克林大喜过望，立即向“东总”做了报告，“东总”指示曾克林，一定要想办法搞定这伙日军，让其为我军服务。
曾克林决定让第21旅组织精干的谈判小组，上山劝降，并指示第21旅政委刘光涛，谈判时要讲究策略，派去谈判的人级别不可太高，这样以后我方大人物出面就可以造成反差。
第21旅决定组成5人谈判小组，以12团12连指导员聂遵善为代表，由凤城县伪副县长日本人三桥带路并兼翻译，与林弥一郎谈判向我投降事宜。
聂遵善虽然级别不高，年纪也不大，只有20多岁，但是他说话干净利落，且说话也非常有气势，按照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说话能够唬得住人。
聂遵善的5人小组见到林弥一郎后，首先指出东北已在我军掌握之中，当前只有投降这一条路可以走，并无第二条路可以选择。
而向国民党军投降是不可能的，因为国民党军远在关内，国民党军会不会来关外，什么时候能来关外都是未知数，只有向八路军投降才是他们唯一的出路。
外有重兵包围，内部缺衣少食，林弥一郎召集几位日军负责人简单商量后，决定接受我军提出的条件，下山投降。
于是我军办了一个投降仪式，第21旅政委刘光涛派出一部分战士提前到达受降地点做好准备，他们在那里摆了一张6尺多长、3尺多宽的桌子。日军非常讲究面子，刘光涛让实施警戒的战士站得远一点。
投降仪式仅有10多分钟，但是却让林弥一郎记忆深刻，，林弥一郎40多年以后写了一本回忆录《我与中国》，在这本书中，他感慨地说道：
“以前，我在新闻片中看到的有关缴械的描述和画面，都是在对方刺刀的威逼下被迫交出武器的，那场面难堪之极。但在这里，我们没有看见一个端着刺刀的八路军战士，我当时最强烈的感受是：
一言为定的事情，对方百分之百的守信用，这使我非常感动，我钦佩这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
第二，尽量回避使用‘解除武装’这个词语，而是用交出武器，为了不使我们感到难堪和悲哀，甚至为我们考虑了接受武器的方式，他们想得多么周到啊！”
林弥一郎所部的武装虽然被解除了，但是如何让其为我军服务仍是一个难题，曾克林指示，一定要把战俘的伙食保障好。
当时东北的粮食供应非常困难，东北粮仓里的粮食都被苏军当作战利品运回国内，只在农村尚有少量的粮食。
为了照顾日本人爱吃大米的习惯，曾克林让后勤部门专门到市场上和老乡那里购买大米送给林弥一郎的飞行大队，而我军则是吃口感远远赶不上大米的高粱米和玉米。
在这段时间，日军战俘不仅没有受到歧视，生活反而过得比以前要好，本来面黄肌瘦的日军有一部分竟然过得红光满面。
到了10月上旬，第16军分区司令曾克林和政委唐凯在本溪16军分区司令部召开了一个欢迎会，并宴请了林弥一郎等人。
曾克林亲自找林弥一郞谈话，一方面要求他们反省自己所犯下的罪行，另一方面对他们放下武器表示欢迎，并真诚要求他们回到辽阳奉集堡机场，看管和维护好飞机，随时听候我军处置。
林弥一郎按照曾克林的命令带人返回奉集堡机场，在返回前，曾克林让人送给他们5头牛和50只羊，这使林弥一郎惊讶得话也说不出来，也使一众战俘吃惊不小。
事后证明曾克林的决策是非常英明正确的，李弥一郞等日军战俘深受感动，并心悦诚服地回到了奉集堡机场。日军干事比较认真，回去后将飞机维护保养得非常好，基本没有多少损坏。
与此同时，中央从延安和各地抽调一批干部组建航校和航空队，等他们到辽阳奉集堡机场接受飞机时，看着整整齐齐排列的飞机时不禁吃了一惊。
我军共接收林弥一郎飞行大队各式飞机46架，以及各种器材和配件，另外还有飞行员17人，机械师24人，机械员72人，各类地面保障人员180多人。
1945年10月中旬，曾克林和唐凯将日本航空队受降的情况，向东北局书记彭真、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伍修权报告后，林弥一郎和航空队的主要人员被召到沈阳“东总”，彭真和伍修权接见并同他们谈了话。
为了表示诚意，伍修权还将长征以来一直就随身佩带的勃朗宁手枪赠送给林弥一郎，希望林弥一郎少佐能够带领尽可能多的部下加入东北民主联军。
在我军的感召下，林弥一郎带部下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
这支关东军的王牌集体加入东北民主联军时，计飞行员20名、机械师24名、机械员72名以及其他各类地面保障人员近180人。除此以外，还有一些是从解放区转送来的投诚和被我军俘虏的日籍航空人员。以这些日籍官兵为骨干组成的东北老航校成为中国空军的摇篮。
1946年2月发生了通化事件，林弥一郎的几名部下受到了牵连。
通化事件亦称二、三事件，1946年2月3日，安东省通化（今属吉林）万余旧日本军人在国民党策动下进行武装暴动。
由于东北民主联军事先掌握情报，控制了内应分子，端除了国民党暴动指挥部，以一千余人的有生力量粉碎了敌人疯狂反扑，打死暴乱分子四千余人，其中日本人三千多人。
通化事件表明很多日军战俘并不可靠，因此林弥一郎等人也受到怀疑，中共通化分省委书记吴溉之曾经三次下令要求处决林弥一郎，但是反战联盟主任前田光繁坚定反对，航空总队第一副政治委员黄乃一也出面做保，林弥一郎才免于错杀。
为了做好防范，中共原本对于日军技术人员的宽容政策也有所改变，对于日本战俘，原则上不让在作战部队工作，主要放在教学与训练岗位。
1946年3月1日，中共东北局成立了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林弥一郎被任命为主任教官。
林弥一郎干事认真，航空知识与实践非常丰富，他在东北航校担任教官期间，工作非常认真，在理论、实践、训练、教学等诸多方面开创了解放军航空的基础，培养了大量的优秀航空人才。
在教中国学员飞行时，他都手把手教学，这其中包括后来的空军司令员王海、空军副司令员林虎、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刘玉堤，以及曾经击落美国军队王牌飞行员乔治·安德鲁·戴维斯的张积慧等人。
东北航校共培养出飞行员160人，其中23人参加过开国大典的阅兵。林弥一郎为人民空军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所以被日本方面的军事专家称为解放军空军之父。
1956年8月，林弥一郎返回了日本。由于属于冷战时期，东西两大阵营对立严重，所以林弥一郎及其下属处境非常微妙和困难。
林弥一郎被自己的同期生指责为帮助中国空军建设，对此种种非议，林弥一郎保持了沉默，他也很少向人透露这段往事，也不参加任何公开的活动。
他曾经和下属说，在当时极为混乱的环境中，他那样做也是为了自保，他坚持说当时的决定是正确的，也不后悔。
1977年5月，林弥一郎夫妇受当时的第一任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的邀请，首次访问了中国。在该次访问中，林弥一郎受到了廖承志的接见，据说会晤了多名自己当年的学生。
林弥一郎回国后，积极倡导中日友好，并为创建“中国归国者友好会”（又称“日中友好会”，即后来的“日中和平友好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该会最多时曾有会员1000多人。
1996年，林弥一郎再次来到中国，参加纪念东北老航校成立50周年活动。
1999年8月14日，林弥一郎病逝于日本大阪医院，林弥一郎病逝后，多个组织表示了哀悼，而他的学生王海、刘玉堤等都表示了哀悼，这也是对他当年所做贡献的一种认可。
在他逝世一周年之际，“航七会”会员举行了隆重的追思会，称他是一位中国人民永远尊敬的空军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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