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长大后最幸福的方面（在生命延续的长河里）

女儿长大后最幸福的方面（在生命延续的长河里）她去银行的第二年，弟弟考上了大学，她也很高兴，我也明明知道她的高兴里面未尝就没有自己的遗憾。之后，我回到了故乡的一所高校工作，实现了自己站大学讲台的愿望，女儿一个人在那个城市生活了好几年。一个晚上我突然接到她的电话，说她要考学，我和妻支持她，鼓励她，她也如愿以偿地考取了本系统的干部管理学院。女儿和我们相隔千里，我也真是难以置信，她一个人奔上海，转杭州，到达上学的地点。妻总是说，咱们欠着孩子什么。之后她有了孩子，工作也稳定在我们身边，我猛然地感到女儿的某些成熟，弥补了我长期的歉疚，好像减轻了一种什么负担，偿清了一种什么债务，兑付了一种什么责任。尤其是每逢节假日，她把外孙领过来，亲眼看到她在另一辈人身上所表现的不厌其烦、不急不躁、无怨无悔、无怒无斥，用作妈妈的起码标准来衡量，直感到她长大了，真的，她长大了。 在中师，我整整呆了三年的时间，为了生计，我应聘去了大西北一个新兴的工业城市，在那里女

女儿长大了，真的，她长大了。

她已经成了孩子的妈妈，她对当妈妈虽不显得骄傲自豪，却也觉得自在自然。

外孙不到两岁，长得玲珑可爱，头发黑黑的，眼睛大大的，额头又宽又亮，仿佛男孩子一般。长长的睫毛，漂亮的双眼皮，憨笑时的酒窝，这一切依稀把外孙才和男孩子区分开来。女儿下班回来，上楼梯的声音和紧跟而来的敲门声都使外孙机灵地跑向门口，急急地，一颠一颠地，见到妈妈撒娇一般地抱住妈妈的腿，极像久违了似的。女儿搂起来又是亲又是爱，外孙嘴里咿呀着：妈妈——回来了，妈妈——下班——回来了。看到这情景，我和妻打心眼里升腾起一种快慰和由快慰熨贴的责任的满足，直感到女儿长大了，真的，她长大了。

女儿是1972年出生的。那时我在外地工作，家在农村安着，妻当然就是社员了。怀孕的那一年，生产队给水利工地上抽人，妻想到要为家里多挣些工分，背着老人在一个晚上的社员大会上报了名。我的家在农村算不上个大家，但也不是个小家，加起来八、九口人。两个弟弟因为都没有成家，母亲又老早去世，父亲为全家的大小事情操劳着，当然还有我和哥哥以及嫂子。妻的主动上工地显然是为这个家而作出的一种选择。去工地的那一天，她和其他男女社员一样，打起背包，扛着铁锹，带了些炒面和包谷饼，就上路了。工地离家有20多里，夏末，骄阳似火，很少出远门的妻顾不得路边沟岔的风景和已经跨过的小桥流水，一直走到了民工住地。他们全分住在工地附近的社员家里，打的是通铺，腾出来的空房地上垫一层麦秸，就算是比较理想的床铺了。晚上，不用说少不了蚊子的叮咬，跳蚤的肆虐。一个星期天，我搭车去看她，见她精神蛮好，也就放心了。这件事在村里和工地上影响很大，人们都说妻懂事、明理，是农家过采，不如说是苦斗。年终队上进行总结，全队老幼推举她为五好社员。五好社员也许是一种光荣，但这个光荣换来的是女儿的早产，生女儿时，我没顾得回家，听岳母说，女儿很瘦小，完全不是现在新生婴儿的概念，可能不到三斤，几乎乎连体温都没有。岳母是个好心人，月子里百般照料，精心护理，终于到百天时候，女儿才出脱得像个婴儿了。我真为这个小生命担心，但岳母坚持说小人长大人，命在骨头上。岳父是一个医生，他也很体贴我家当时的困难，女儿头疼脑热，闹肚子，住医院，所有的花费都替我家和我承担。女儿有这样的外婆外公，可算是得天独厚了。

女儿长到两岁多，她又有了小弟弟，为了减轻妻的负担，我决定把女儿带到单位去。家离火车站很远，虽有大路却不通班车。我叫住了一辆拖拉机，那是去车站上拉沙石的，司机很热情，很善良，看到我一手抱着女儿，一手提着竹篮，竟然让我坐在驾驶室的后座上。在交通发达的今天，这似乎微不足道得难以启齿，但对当时的我来说，算是享受到了最高的礼遇。到了车站，出于节省8毛钱火车票的考虑，我和其他扒车族一起攀上了一列将要离站的货车，车厢里装的是废旧的钢管，麦熟季节的太阳把钢管晒得滚烫滚烫的，一行人你帮我我帮你坚持到了停车的大货场。途中火车吼叫着疾驰，热风迎面呼呼地吹来，和钢管同样地灼人，那情景想起来真够怕煞我的。我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凭着她弱小的生命竟然能够和我同甘共苦，配合默契，不哭不闹，经受着诞生之后的第一次巨大的震荡和颠簸。于是我想，生命在许多情况下是互相依附的，女儿的小生命依附着我，我是尽一个父亲的责任，来完成这个依附的。

我工作的单位在货场的南边，是一所九年一贯制的学校。一个大男人既要教书，又要管孩子，真是够狼狈的。三个人住一个宿舍，女儿的出现固然活跃了当时的生活气氛，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为了不影响另外两个同志的工作和休息，吃罢午饭和晚饭，我就把女儿抱到室外去玩，让她看过往的汽车，看路边的花草和树木，等到她已经打瞌睡的时候，我才抱进宿舍里，哄她睡下。上课时，我把女儿放在借来的小木车里，我在教室里给学生讲课，她在教室门口的小木车里大睁着眼睛望着，好像很好奇。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在一所中师任教。我们这一拨人，属于老三届，读大学很晚，国家恢复高考制度，才抓住了一个机会，所以，老三届读大学，大都是成了有孩子的爸爸和妈妈。那年，女儿长到十多岁，我还是照样把她带在身边，给她做饭、洗衣、辅导功课，送她上学。女儿比较听话，也不胡闹腾，和过去相比，我感到轻松多了。妻也当上了大队医疗站的赤脚医生，待遇是工分加补贴，工分可以打人生产队全年分配，粮食和钱都包含在里面，父母也很高兴，我的小日子也好像惬意了一些。中师的那几年，我和女儿相依为命，学校出于对骨干教师的照顾，把妻从大队医疗站借调到校医室，儿子也跟着来了，从此我也就结束了男子汉当妈的生活。这一段生活回顾起来还颇有些情趣，尽管吃了些苦头，受了些麻烦，体重当然也减轻了许多，但父女间牢牢筑起信任和理解的堤坝，几乎可以抵挡来自任何外力的冲刷。

在中师，我整整呆了三年的时间，为了生计，我应聘去了大西北一个新兴的工业城市，在那里女儿读完了初中和高中，在一次招干考试中以优异的成绩被组织部和人事局录用为国家干部。应考是在五月，正赶上她参加高考，在预选的名额里她也算是排在前面的学生。妻是一位现实主义者，她极力主张女儿早一点参加工作，这实际上等于放弃了读大学的机会。女儿是听话的孩子，也就依从了她妈，开始了她人生的第一步。这第一步也走得极不容易，开始她被安排在一家毛纺厂的纺毛车间。车间里管人事的不知是出于什么考虑，让一个姑娘家打扫卫生，通厕所，还要去检废水沟里的羊毛。第一天上班回来，她径直跑到自己的屋子里，抱头呜呜地哭起来。经妻耐心盘问，她对自己的岗位感到不满，感到委屈，一肚子的怨气向着她妈泼洒出来。我知道女儿的脾气，虽然很听话，个性和自尊心倒是挺强的，按照对待儿子的习惯，我是非收拾她不可。但我转急一想，灵感便和自己上山下乡、打柴背煤，锄草种地沟通了起来，坐在女儿的床边，我劝导她，打扫卫生、通厕所、捡羊毛也来必就不是人干的，你干好了，说明你不是一个窝囊废。我原以为女儿对我的这一番话不一定能得进去，拿成人的思维去框套生活在九十年代的女儿，我自己心里也略带几分寒酸，儿分伤感。可是，出乎意料的是，女儿竟破涕为笑，还向我和妻表示，再苦再累的活儿她也能干好。第二天，她起得很早，梳洗打扮得精精神神的，骑着车子上班去了。一个月后，她告诉我，车间安排她办板报，搞宣传，为广播室写稿件，原先的活儿让其他人干了。她还说，车间主任在全车间的大会上表扬她，认为车间的卫生和厕所建厂以来还没有这样干净过。车间主任领着大伙看她拣洗过的羊毛，号召大家向她学习，说到这里，她满脸得意的神情，而我却不由得心头一软，眼睛顿时潮湿了，多好的女儿啊!她长大了，真的，她长大了。大约过了不到两个月，她就被调离了车间，在厂宣传部搞起材料来，以后金融系统在全市选拔干部，她走进了银行的办公大楼，干上了一个办事处办公室的工作。办手续的时候，厂长给我打了电话，说他们舍不得放走这个孩子，但又不能影响孩子的前程，只好照章办事了，顺便还说我培养了一个懂事的女儿。

她去银行的第二年，弟弟考上了大学，她也很高兴，我也明明知道她的高兴里面未尝就没有自己的遗憾。之后，我回到了故乡的一所高校工作，实现了自己站大学讲台的愿望，女儿一个人在那个城市生活了好几年。一个晚上我突然接到她的电话，说她要考学，我和妻支持她，鼓励她，她也如愿以偿地考取了本系统的干部管理学院。女儿和我们相隔千里，我也真是难以置信，她一个人奔上海，转杭州，到达上学的地点。妻总是说，咱们欠着孩子什么。之后她有了孩子，工作也稳定在我们身边，我猛然地感到女儿的某些成熟，弥补了我长期的歉疚，好像减轻了一种什么负担，偿清了一种什么债务，兑付了一种什么责任。尤其是每逢节假日，她把外孙领过来，亲眼看到她在另一辈人身上所表现的不厌其烦、不急不躁、无怨无悔、无怒无斥，用作妈妈的起码标准来衡量，直感到她长大了，真的，她长大了。

不仅如此，她在管好孩子的同时，还常常向我和妻嘘寒问暖。每过一两天，一个电话打过来，使人惬意舒坦。家里门上的钥匙，她带着一把，她在我和妻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时不时的抽空安顿些家务，拖拖地板，擦擦窗子，洗洗衣服，有时候甚至让我们老两口吃到她亲手做的可口的饭菜，尽管她还要照顾好替她看孩子的婆婆。

女儿长大了，真的，她长大了。长大的标准又是什么?成熟?成熟的标准又是什么?这似乎是一个现代的问题，我的女儿以她娇小身体所实践的生活，做了一些最初步的回答，这些回答历经苦难备尝艰辛的长辈们看来，也许不足挂齿，然而，对像女儿的这一代人，我还能苛求什么呢?一个生命长大了，另一个生命诞生了，两个生命，两代人，从长大的生命里，我相信另一个生命也会长大的，如同我的女儿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