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亭序的美感特质（兰亭序的魏晋风度及其美学思想）
兰亭序的美感特质（兰亭序的魏晋风度及其美学思想）魏晋禅代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历史正处于政治站在文化的对立面进行残酷镇压的发展阶段。于是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庄学兴起，作为一面时代的镜子，反映了当时现实世界的分裂和价值理想的失落，也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心态的变化。阮嵇二人的庄学思想，其特征是“越名教而任自然”。[2]424魏晋玄学的发生可以追溯到东汉末年的社会批判思潮，可谓“没有东汉，何来魏晋”？“魏晋玄学所讨论的一系列的哲学问题，东汉末年都由不同的哲学家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深度提出来了。”[2]3魏晋名士为逃避当时的宦官迫害而将自身放逐于山林，热衷于“清谈”，其话题集中于哲学、美学、艺术以及人物品藻，发现了一个本体的美的世界，形成独有的魏晋风度。在汉代沉寂的庄子学说在魏晋时期复兴起来，余敦康说道：王羲之《兰亭序》作于公元353年。历史上的魏晋时代社会动乱，民不聊生，但却是一个艺术自觉的时代，宗白华就曾说过：“汉末魏晋六朝是政治
蔡洞峰/文
摘 要：魏晋风度在魏晋时期的书法艺术领域有着突出的表现，对中国书法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塑造了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美学精神。《兰亭序》不仅是魏晋时期历史文化的一面镜子，更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特质和审美追求。鲁迅的文学与王羲之的书法交相呼应，共同诠释着魏晋风度独特的艺术魅力。
关键词：王羲之；兰亭序；魏晋风度；美学思想
魏晋时代是艺术的自觉与人的觉醒的时代，“魏晋风度”作为当时的一种时代风习，渗透到当时社会的各层面，在文章诗文和文人生活方式等方面都有体现，而在书法艺术领域中尤为明显。魏晋是中国书法文化的发生和成熟的重要时期，其间产生的“魏晋风度”成为中国美学和艺术的一份珍贵的精神资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王羲之的《兰亭序》是“魏晋风度”和魏晋美学精神的代表。作为中华民族的审美典范，“魏晋风度”在不同时期参与时代精神的塑造，产生了与时代精神相契合的审美品格。魏晋风度在鲁迅文学中彰显出独特的存在和现实意义，形成独具特色的鲁迅风格，杂文是鲁迅文学中魏晋风度的典范，“魏晋风度，托尼文章”是对鲁迅精神品格和文章特色的恰当评价。可以说鲁迅的文学与王羲之的书法交相呼应，共同诠释着魏晋风度独特的艺术魅力。
王羲之《兰亭序》作于公元353年。历史上的魏晋时代社会动乱，民不聊生，但却是一个艺术自觉的时代，宗白华就曾说过：“汉末魏晋六朝是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1]195所谓的魏晋风度是指魏晋时代士人所追求的率性而为和精神自由。书法大家王羲之是魏晋风度名士的代表，鲁迅则是在中华民族现代性进程中将“魏晋风度”融入文学，成为“民族魂”的独特存在。可以这样认为，鲁迅通过文学从精神上呼应了王羲之的《兰亭序》，通过如橼的巨笔向“旧垒”进行“反戈”的战士，将“魏晋风度”通过文学彰显出来，究其实质而言，鲁迅的文学又何尝不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兰亭序”？
魏晋时期发生的著名的兰亭“修禊”，名士集中聚会喝酒清谈，享受雅兴清欢，“畅叙幽情”。王羲之创作《兰亭序》，将这一饮酒清谈之事记录下来，触景生情，抒发人生感慨，藉此产生了这一书艺杰作。作者由把酒清谈、作诗，联想到岁月易逝，人生短暂，进而思索生命的意义。《兰亭序》无论从形式和内容上，都体现了追求自由的生命精神和美学特质，显示了魏晋士大夫的超脱俗世、追求自由放达的时代精神。
一
魏晋玄学的发生可以追溯到东汉末年的社会批判思潮，可谓“没有东汉，何来魏晋”？“魏晋玄学所讨论的一系列的哲学问题，东汉末年都由不同的哲学家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深度提出来了。”[2]3魏晋名士为逃避当时的宦官迫害而将自身放逐于山林，热衷于“清谈”，其话题集中于哲学、美学、艺术以及人物品藻，发现了一个本体的美的世界，形成独有的魏晋风度。在汉代沉寂的庄子学说在魏晋时期复兴起来，余敦康说道：
魏晋禅代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历史正处于政治站在文化的对立面进行残酷镇压的发展阶段。于是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庄学兴起，作为一面时代的镜子，反映了当时现实世界的分裂和价值理想的失落，也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心态的变化。阮嵇二人的庄学思想，其特征是“越名教而任自然”。[2]424
这种追求自然的审美境界主要来自道家，特别是庄子的思想。《庄子》以奇妙的意境从不同角度谈到生命的审美精神和自由精神。从总体来看，庄子是一个执着于生命个体价值的士人。《庄子》“是为求解答社会、人间的生命难题，去到‘自然’领域作一哲学本体的追问与精神历险”[3]。庄子美学的独异之处，是他能够洞察生命的短暂，体察人生有限而天地无限，因此要达到人生的超越，摆脱死生的个体生命之局限。在个体的有限性无法改变的条件下，要实现人生的自由审美之境，只有在个体精神上加以超越，达到精神的逍遥状态，庄子将这种自由境界称为“游”。“魏晋风度”与庄子的逍遥精神相契合，表达了一种追求自由，超越现实的渴望。
鲁迅说过：“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4]就魏晋时期“文的自觉”而言，它涉及到整个美学问题，而非仅限于文学。李泽厚对艺术中体现的“魏晋风度”有着独到的见解：
绘画与书法，同样从魏晋起，表现着这个自觉……线的艺术(画)正如抒情文学(诗)一样，是中国文艺最为发达和最富民族特征的，它们同是中国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的表现。书法是把这种“线的艺术”高度集中化纯粹化的艺术，为中国所独有。这也是由魏晋开始自觉的。正是魏晋时期，严正整肃、气势雄浑的汉隶变而为真、行、草、楷，中下层不知名没地位的行当，变而为门阀名士们的高妙意兴和专业所在。
他们以极为优美的线条形式，表现出人的种种风神状貌，“情驰神纵，超逸忧游”，“力屈万夫，韵高千古”，“淋漓挥洒，百态橫生”，从书法上表现出来的仍然主要是那种飘俊飞扬、逸伦超群的魏晋风度。[5]103-104
魏晋玄学的思想资源来自庄子。在中国哲学史上，庄子是一个显赫的存在，他以独异的语言和逍遥的精神向世界展示一个奇异的思想和精神世界。庄子的审美理想及其实践往往表现为内在的一致性，从哲学层面而言，庄子由齐物而主张以道观之，追求自由逍遥之境界：“就其现实的形态而言，个体的存在具体展开为一个从生命的开始到其终结(死)的过程，这一本体论事实上使生与死成为难以回避的问题。”[6]201庄子以追求生命自由超越为契机，进而由心转向个体生命的保全，强调养生、保身、全生对个体生命之意义。庄子要求人们在为善与为恶之间保持一种平衡，从而能够获得生命的保全与精神的逍遥。“‘名’从属于外在的评价准则，对个体而言系身外之物；‘刑’则既在社会法制的意义上表现为制裁的手段，又以个体的生命存在为否定的对象。”[6]202在庄子看来，感性的生命超越于一切世俗的伦理与功名利禄，成为存在的关键，生命本身的意义不仅仅是形(身体)的保存，与“生”相对的“死”不仅是其外在之形，还有其内在的精神领域(心)。在更本质的层面，庄子对生与死的现象作了哲学意义上的阐发：
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气耳。[7]
“气”涉及到本体论及宇宙论的哲学命题，与人的存在相关，进而形成中国哲学独特的“气”本论哲学。与庄子的生死观念形成参照的乃儒家的生命观，与庄子的“未知生，焉知死”的立场不同，孔子明确将生命的意义指向“生”，要求始终以积极进取的精神做好生命的担当，履行自身的社会责任，“死而后已”，体现出积极入世的生活态度和奋发向上的精神。
在对待现实人生上，与儒家积极进取的精神不同，庄子将人的在世过程引向“逍遥”的境界，被称为人的理想存在，是个体在世的基本内涵，这种逍遥的境界直接影响到“魏晋风度”的审美范式的形成。王振复认为：“所谓魏晋风度，人格之魅也，审容神、任放达、重才智、尚思辨是矣。”[3]395魏晋时期的士人从汉儒传统礼法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在人格上形成了自然、逍遥的审美境界。“晋人的美感和艺术观，就大体而言，是以老庄哲学的宇宙观为基础，富于简淡、玄远的意味，因而奠定了一千五百年来中国美感。”[1]203在这种宇宙观和自然观的发现和审美体验下，“产生了王羲之的《兰亭序》……这些都是最优美的写景文学。”[1]200依赖于精神上的真自由和真解放，产生了各种门类艺术的审美范畴，极具魏晋风度的书法美学就此诞生。
二
魏晋风度是一种时代精神，也是一种美学追求。它反映了魏晋士人的人生态度和审美趣味，体现在魏晋士人生活实践的各个方面。最能体现魏晋风度的书法艺术莫过于王羲之及其作品《兰亭序》。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划时代的时期。艺术自觉最主要的标志是以东晋为主的尚韵之风的确立，王羲之是尚韵之风在书法上的杰出代表。书法可以反映一个人的精神世界，从书法作品中可以窥见书法家的人格和精神品质，作为一种形式艺 术，游于艺的书法美学表征着书者的审美倾向和人格境界。
魏晋时代玄学兴起，庄学大兴，导致魏晋名士在日常行为上有着独特的个性特征：独抒性灵，越名教而任自然。这是艺术史上和思想史上极为自由和极为迷茫的时代，正如宗白华所言：“这是强烈、矛盾、热情、浓于生命彩色的一个时代。”[1]195“魏晋的时代精神和晋人风姿需要一种合适的艺术形式来表现，“晋人风神潇洒，不滞于物，这优美的自由的心灵找到一种最适宜于表现他自己的艺术，这就是书法中的行草。”[1]197-198在“发人意气”的书法思想的指导下，王羲之父子的书法造诣达到很高的程度，开创了书法艺术的魏晋风度。
恩格斯认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8]美学思想的发展必然与时代的艺术实践互为表里，艺术实践借助形象显现着时代的美学精神。晋代书法艺术成为中国书法的标高，与书法艺术在此时期享有的崇高地位有着密切的关联。
王羲之在传承前人书法技艺的基础上进行了契合时代精神的创新，突出作为书法家自身的主体地位，追求“道合自然”的境界。“在王羲之的心目之中，书法艺术的道合自然性质也主要是体现在其点画的形象和神韵特征方面的”，并且“王羲之已经把书法艺术在美学品味和风格特征方面的这种向往与追求，推而广之于点画、结体、成行、布局的整个书法艺术领域，从而使其成为构成一件成功的书法作品的一种总体属性了。”[9]王羲之的书法艺术体现为力之美和变化无方之美，兴之所至，任其自然，表现了魏晋风度所具有的飘逸洒脱之风。
王羲之将书法实践和书法艺术理论融会贯通，构建了重要的书法审美理论，形成了与魏晋风度相契合的书法艺术，体现了魏晋文人非常在意的将人格美与书法美有机结合的魏晋风度。在书法本体观方面，王羲之强调书法艺术道合自然的美学特征，在其《书论》和《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中有明显的体现：凡作一字“或如虫食木叶”“或如壮士佩剑”，在具体的结构排列上“每作一横画，如列阵之排云；每作一戈，如百钧之弩发；每作一点，如高峰坠石”。在王羲之看来，书法艺术要契合自然，表现在点画的形象和神韵特征等各个方面，体现为字的活力之美和气韵生动，气象万千，体现了魏晋时期书法美学的典型风尚。这种审美品位与“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魏晋风度相契合，魏晋风度作为书法文化的一个重要文化符号而被载入了书法史册。宗白华认为：“中国书法是一种艺术，能表现人格，创造意境，和其他艺术一样，尤接近于音乐的、舞蹈的、建筑的抽象美(和绘画、雕塑的具象美相对)。中国乐教衰落，建筑单调，书法成了表现各时代精神的中心艺术。”[1]197-198
书法通过形式创造意境并蕴含了注重精神超脱的形而上意味：“书法作为艺术而言，当然是有‘形’的，是‘形而下’者，但书法艺术不是‘器’。作为‘交往工具’，‘字’亦是‘器’，但书法艺术的意义既在‘字’外，则其意义也在‘器’外。如果说要‘交往’的话，书法艺术作品也是精神性的，而不是实用性的‘交流’”[10]。
《心经》中“色空不二”的思想提出：“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空双取而又色空双非，士人在入世的奋斗中保持着出世的洞达，寄托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境界，这种文人的人生境界的体验反映在书法艺术中，就是提倡高远、淡泊与空寂的书意的审美追求。随着佛教中国化进程的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在隋唐相继产生，如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等。禅宗后来被士大夫接受，成为中国士大夫所信仰的佛教，影响到他们的处世态度和审美理想，这种人生态度和审美趣味与书法联系起来，禅境被视为书法的最高境界，“意韵”成为书法的至境。
陈寅恪将魏晋时期的书法与宗教进行比较，认为：“东西晋南北朝之天师道为家世相传之宗教，其书法亦往往为家世相传之艺术，如北魏之崔、卢，东晋之王、郗，是其最著之例。旧史所载奉道世家与善书世家二者之符会，虽或为偶值之事，然艺术之发展多受宗教之影响。而宗教之传播，亦多倚艺术为资用。”[11]书法作为形而上艺术与宗教相通，即借助精神的感化进入神妙之境，书家携其书法而进入极为抽象、神奇而又玄妙的艺术境界，达到庄子“齐物”的哲学境界。
三
《兰亭序》充分体现了王羲之意在笔先的书法美学。魏晋时期，与自然和名教、个体与整体之辩相联系的，是人的自由问题。就现实状况而言，自然受到名教的束缚，个体受到社会现实的压抑。如何协调个体的逍遥与必然的制约成为魏晋玄学讨论的中心问题。魏晋风度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李泽厚说：“它是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深刻地表现了对人生、生活的极力追求，魏晋诗篇中这一永恒命题的咏叹之所以具有如此感人的审美魅力而千古传诵，也是与这种思绪感情中所包含的具体时代内容不可分的。”[5]93“以形写神”和“气韵生动”作为美的原则和艺术准则在魏晋时期被提出来，并统摄包括文学和书法等艺术门类的审美规范，从《世说新语》对人物的品藻和玄言诗、山水诗到书法，无不体现了魏晋风度的美学趣味和艺术自觉。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直接与汉字相关的两种艺术形式，书法与文学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书法以汉字为依托，是汉字书写的艺术，体现了汉字的艺术性与实用性，书法艺术依照汉字的结构和形状，传达汉字的审美情趣，是对汉字进行艺术的创造，在欣赏汉字的审美艺术中实现超越和升华，淋漓尽致地激发了汉字潜在的审美理想。叶秀山认为，作为一种综合性艺术：“书法首先是文字，文字是语言的符号，语言又是思想的直接表现”[10]55，但是作为一门艺术类型，它和文字又有着一定的区别。书法作为汉字造型艺术，汉字的历史演变与书法艺术美学关系密切：“从殷商甲骨文的原始朴素美开始，历经金文、篆书、隶书、草书、行文与楷书的字体变革，中国书法也经历着金文之均衡、秦篆之宛转、汉隶之庄严、草书之灵动、行书之秀媚与楷书之法度的风格变幻，晋人对神韵之追求，唐人对法度的谨守，宋人对意态的崇尚等等，都是书法围绕着汉字的精神再创造”[12]。
相比书法艺术而言，文学与人类的日常生产生活的语言交流密切相关，其表现工具即语言文字。书法与文学都是以汉字为载体的表现形式，但在对汉字的运用和语言的组织两者之间的侧重点不同。书法家在意的是文字的形式美，文学家着重于语言的创新和思想的表达，但两者同为鲁迅所说的美术，都是“为人生”的艺术。文学作品历来都是书法的素材，因此书法之于文学，既是形式，又是内容，书法以文学抒情论道，文学以书法流传万世，书以文载道，文以书传世，两者互融共生，相得益彰。作为文学和艺术的自觉时代，魏晋时期名士们热衷于游山玩水，移情于外在的造化自然和天地万物之间，进入了艺术化的人生境界；吟诗作画，藉此抒发情志，追求自然逍遥的人生至境。他们将自己的情趣融入书写实践中，文字与旨趣结合，创造出不朽的文学艺术和书法作品，流传万世，精神藉此得到慰藉和超越，个体的感性生命超越了自身的局限而达到自由的境界。
《兰亭序》是王羲之为兰亭雅集所作的序言，是文学和书法融为一体的艺术精品，堪称书法与文学完美结合的典范。文学与书法作为文字的艺术，可以演绎出无数的话题，书法美学在很大程度上需要通过文学的方式加以表现和阐释，并使书法艺术从形式美达到形而上的精神高度。金学智认为：“一方面，文需要书来发挥，有了优美的富于艺术性的文字书写文学作品就能大为增色，就更能广为流行，传播久远，犹如诗词有了曲调的配合，就顿生飞翔的彩翼，更快地飞向千百万接受者的心房，另一方面，书又需要文来映托，有了文学的配合，书法作品就更增添了审美品赏的层次和意味。因此，从更高层次上说，文之为用，常假乎书之美；书之为用，亦常假乎文之美，二者相假而成，相须而用。”[13]魏晋名士追求人生的超越和精神的自由，通过艺术的自觉不断创造生命的高峰体验，树立了中华民族书法艺术的巍峨丰碑。
王羲之及其《兰亭序》所代表的书法艺术，展现了魏晋时期的审美风格和社会精神，是魏晋风度的典型代表。《兰亭序》不仅是魏晋时期历史文化的一面镜子，更反映出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特质和审美追求。
魏晋风度作为一种时代精神，给予现代社会一种精神启迪，催生出鲁迅、章太炎等一批现代“狂人”；作为一种艺术典范，其影响力穿透时空，为现代文人提供了丰富的艺术灵感和精神资源。
在20世纪的现代启蒙进程中，人的精神主体之确立是现代性的表征和载体。在启蒙、革命、现代等宏大叙事的乌托邦想象和超越性憧憬中，最终能安顿人的是个体的精神自由和放达。鲁迅早期追求的“精神界战士”“摩罗诗人”无不体现其精神的超越和独异。鲁迅文学所蕴含的魏晋风度及其所表征的美学精神，作为远古的回声遥祭魏晋，呼应着现代人的心灵脉动，是使现代人成为真正“个人”的一种有意义的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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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云飞转自《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 2021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