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低谷时的四种态度（一个人开始走下坡路的三种迹象）
人在低谷时的四种态度（一个人开始走下坡路的三种迹象）当时的张作霖，作为北洋军阀最后一个掌权者，十分清楚国民革命军与自己旧军阀的区别。虽然南京国民政府已成立，可中国仍是山头林立，军阀众多。“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虽然日本对中国早已垂涎欲滴，但因为各国在中国的制衡，日本总是浅尝辄止；但由于这份奏折的出现，让日本侵略中国的心，开始宠宠欲动。而当时的中国，依旧是混乱一片。
有书君说谈起中国近代的屈辱史，“九一八事变”是国人永远绕不过的心结。1931年9月18日，东北地区的关东军突然发动袭击，一万余名日军，很轻松便“击溃”了近二十万东北军。仅用百天时间，千余人的伤亡，便拿下了相当于3个日本大小的东三省。中国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就此沦丧，东北三千万同胞顷刻间成为了亡国奴。虽然“九一八事变”是中国悲惨屈辱的苦难史，但也是中国振作奋起的觉醒史。中华民族因为“九·一八”而团结起来，再一次向世界证明，中国脊梁永不会弯折。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那段屈辱又黑暗的岁月，一起感受旧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苦难，源于弱小，更源于人心
1927年6月，日本政府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
会议上，田中义一给日本天皇起草了一份秘密奏折，奏折内称：
“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
虽然日本对中国早已垂涎欲滴，但因为各国在中国的制衡，日本总是浅尝辄止；但由于这份奏折的出现，让日本侵略中国的心，开始宠宠欲动。
而当时的中国，依旧是混乱一片。
虽然南京国民政府已成立，可中国仍是山头林立，军阀众多。
当时的张作霖，作为北洋军阀最后一个掌权者，十分清楚国民革命军与自己旧军阀的区别。
那时候他便知道，单纯的枪炮永远也打不过无畏的信仰。
于是他放弃了北洋政坛，想回到东三省，继续做自己的东北王。
可日本却并没有想轻易放过他，张作霖是他们扶植起来的代理人，如今已执掌政坛，自然要兑现当初的诺言。
日本向张作霖提要求，希望扩大日本在东三省的铁路权，并把东北的各种特权赋予日本。
铁路，被称为20世纪初期“中国命运”，谁掌控了铁路，谁就掌握了此地的统治权。
张作霖明白日本的狼子野心，若让日本将铁路修到家门口，有朝一日，必然会入侵中国。
张作霖一边维护着与日本的表面关系，一边却又继续搪塞着日本。
然而，如今野心渐露的日本，又怎会忍受如此敷衍。
于是，日军策划了“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张作霖。
日本本想借此事件，造成东北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继而趁机占领东北。
可张学良却有着自己的打算，既然日本已靠不住，北方的苏联也不是一路人，那便“改旗易帜”，投靠国民政府。
相较于异族，自己人更有安全感，而国民政府也抛弃旧日恩怨，接纳了东北军，至此中国在形式上完成了统一。
可若中国真的统一，那日本的入侵之路便会困难重重，只有让中国处于分裂状态，日本才能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
于是他们开始扶植“反蒋联盟”，资助汪精卫、阎锡山等人资金、武器，让他们搅乱中原。
那时候的中国，心是散的，人是乱的，日本认定中国一定不会安享和平。
果然，一切都在日本的谋划之中，随着“中原大战”的爆发，日本离入侵中国的计划又近了一部。
自古以来，多少家国的兴亡，皆是因为“祸起萧墙”。
只顾着自己的利益而争斗，而忽略了大局，忽略了大势，忽略了民族存亡。
这样的国家，难免不被其他势力所窥觑，哪怕不是日本，也会有美国，或者苏联。
苦难，源于实力的落后与弱小，更源于所有人的同床异梦。
侥幸，始于无知，更始于自私
其实，那时的日本也并不好过。
美国经济大萧条，引起的经济危机，波及到了日本。
无数企业停工，近百万日本工人失去工作，日本底层人民失去基本生活条件，日本国内矛盾开始激化。
为了转移日本国内的视线，缓和阶级矛盾，日本急需一场对外战争。
可是，彼时的东三省，除了日本和东北军外，还有北方的苏联。
若日本直接入侵东北，势必会影响到苏联的利益，这让日本又犹豫了起来。
然而，事情的转折，往往让人始料不及。
国民政府为了收回自己在“中东路”上的权益，也为了切断苏联与中共的联系，于是便怂恿张学良，从苏联手中夺回中东铁路北段的所有权。
于是，张学良查禁了中东路所有苏联团体公司，拘捕了百余名苏方职员，数十人被驱逐出境。
苏联果然恼羞成怒，要求与国民政府谈判，可国民政府只是简单敷衍，并没有给出实质性的回复。
随后，苏联宣布与南京国民政府断交。
国民政府对这次的“革命外交”，格外高兴，而更高兴的还有日本。
日本之前碍于苏联势力的存在，多少有些顾忌，如今中苏关系断绝，日本感觉机会来了。
既然大势已成，他们如今要考虑的，只有何时动手，该用什么方式动手。
1931年9月18日，日本人自己炸毁沈阳旁边的一段铁路，然后诬陷是中国军人所为，以此策划了“九一八事变”，袭击沈阳北大营。
当时，东北军北大营有近八千名官兵，而且武器装备完善，而日本仅有600人。
可面对日军的袭击，东北军自上而下，无动于衷，眼睁睁看着日军四处屠戮。
其原因，不过是东北军听从了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
张学良曾说：
“惊悉中日冲突事件，惟东北既无抵抗力量，亦无开战理由，已经由沈，绝不抵抗，尽人日军所为。”
张学良觉得是他错算了日本，他认为日本只是在小打小闹，然后趁机讹诈中国，既然如此，他便不给日本借口，所以才一味避让。
然而，在这万般思量下，依然透着他的私心。
要知道，在派系林立的国民党内，有军队才有话语权。
所以，面对日本的挑衅，他首先考虑的，不是反抗与斗争，而是保存实力。
其实，真正的不抵抗，是不先向对方开火攻击，引起纠纷，而并非遇敌来袭击至包围缴械时，仍毫无反应、乃至束手就擒。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本没有错，可面对外族入侵，却仍然选择“愚忠”，可见当时的东北军民族主义、国民精神丧失已尽。
而这也是日本可以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的又一原因。
永远不要奢望侵略者善良，你的侥幸，只会成为他们入侵的时机。
国耻，耻在软弱，更耻在妥协
对于中国人来说，东北沦陷，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从那时起，中国又要经历一场漫长的苦难。
有人说：“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对美国来说，是三年半；对英国来说，是六年；而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从‘九一八事变’算起，是整整十四年。”
十四年的屈辱，正是从东北军的全线溃败开始。
日本太了解中国了，他们研究了中国几百年，哪怕是东北，他们也从几十年前就开始布局。
东北经济结构的背后，有着日本的影子，而日本思想文化的渗透，更培养出来无数“亲日派”。
事变后，从吉林驻军开始，短短17天内，日本便劝降了一半的东北军倒戈。
整个东北，变成了以华制华，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局面。
可这时的国民政府，一方面寄希望于国际联盟的调停；一方面却打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将大量军队调往南方，围剿中共。
国民政府，从来对外卑躬屈膝，对内凶神恶煞。
在他们眼中，东北之前也近乎是独立的王国，如今被日本占领，似乎也没有太影响到自己的利益。
可中共不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若不加以制止，必定会影响自己。
就这样，国民政府将东北拱手于人。
东北的沦陷，中国丢失的不只有土地和人口，还有大量的武器装备。光是沈阳城，日军便缴获了东北军8万支步枪、4000余挺机枪，甚至东北军的数艘军舰、百余架飞机，也落入了日军手中。
而这些武器，都成了之后日本全面侵华的凶器，使得战场上的中国军人，苦不堪言。
“九一八事变”看似就这样结束了，可中国人的战争才刚刚开始。
当时的中国已昏暗到了极点，东北的沦陷，是日本的谋划，但更多的是历史的必然。
日本的这一把尖刀，确实刺伤了中国人，但同时，也痛醒了中国人。
四万万五千国人，终于开始正视日本的入侵，开始真正团结起来，反抗日本，捍卫和平。
国不容分，心不容散，人心向背，决定存亡。
战争面前，生死事小，但失节事大。
旧时的中国，少的是血性，缺的是尊严。
而解决的办法无非两种，一是“枪杆子”，二是“笔杆子”。
有枪杆子便有实力保家卫国，“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而有笔杆子则可以唤起民众的尊严，激发起人民的凝聚力。
也正是这两者的结合，才让中国人民“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理念深入人心，从而塑造出一个个不屈的灵魂。
在那个时代，落后就要挨打，怯弱就只能坐以待毙，这是原罪，也是事实。
然而，再弱小的人，也有反抗苦难的资格和觉悟。
也许，依靠个人抵抗并不能影响历史进程，但只要全民族一同努力，便可以改变未来的走向。
14年的抗战，中国宛如浴火重生，无论是意志还是灵魂，都不可同日而语。
多难兴邦，玉汝于成。
所谓危机，是危险，也是机会。闯过了，便是海阔天空，闯不过，只能堕入黑暗。
所幸，中国以牺牲3000万人的代价，顶住了这场浩劫。
从古至今，中华民族之所以能穿透人类历史而生存下来，最大的原因，便是每一个中国人心中，对这个民族和土地有着最刻骨的信仰与使命。
这份信仰，根植在我们的骨子里，灵魂中，让每一次亡国灭种的危险，都变成民族崛起的契机；
而这份使命，让我们敢于与任何侵略者抗衡，敢于与世界任何势力一争高下。
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谁，能阻挡过中华民族向上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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