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与绩效管理（商鞅变法的背后）

商鞅变法与绩效管理（商鞅变法的背后）曹沫劫持齐恒公在企业的管理当中也是如此，领导者想要得到满意的回馈就先要提供足够的回报。《马说》中“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说的也正是这个道理。同时与之相匹配的就是立信，如果许诺的回报不及时，不能够准确给到，那么就是失信于人。作为一个领导者守信是根本，连自己的身边人都无法守信何况是合作方。故而说真正要成大事者，就要做到“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意思说大家商量众所纷纭，与其拿不定主意不如直接下决定。顶住压力用事实说话，等到众人得利时自然会转而支持。所以这很考验领导者对一件事情坚持下去的意志力和决心，真正要做的事情一定是有风险和问题的，但更需要的是解决问题而不是制造问题。过多的讨论会罗列出一条有一条的问题，直到这件事作废无法继续。当然这里也不是说一人专权独断，而是指不要大面积讨论，而是采取小圈子决策。而且这一段话的重点在于下

商鞅总是和变法挂钩，众人对于商鞅的印象仅存在于商鞅变法一词。正是有了商鞅的变法成功，才造就了强秦，为之后的一扫六合提供了基础。然而因为商鞅触及到了太多人的利益，而且制定律法严格，百姓不堪重担以至于将矛头全部指向了商鞅一人。实际上商鞅不过是秦国君主的代言人，最终的错误结果不应该只是商鞅一人承担。商鞅的贡献在于变法的成功，实际上在商鞅变法的三件事情当中，所展现出的手段和智慧放在如今的管理学中，依旧是引人思考，同时也能够有所借鉴。这也是商鞅除去变法以外，为后人留下的另一贡献。

商鞅

第一场景：商鞅劝说秦孝公变法

商鞅来到秦国的目的就是发家致富实现自己的价值，因此一直力主请求秦孝公变法。然而秦国人对于商鞅变法的目的怀有戒心，非常不支持。这时候商鞅便对秦孝公说了这一句名言：“‘夫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资治通鉴》）。这句话的核心所在就在于“夫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意思是说普通人的见识短浅，害怕做出改变。因为安稳的现在是毫无风险可言的，而他们所顾虑的问题无异于是害怕失去。这和现今的管理状况何其相似，领导层在做决策时，询问众人的意见，往往得到的都是反对。这也是应了考虑过多事情反而办不成的现象，这也是领导者的智慧。

秦孝公和商鞅

故而说真正要成大事者，就要做到“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意思说大家商量众所纷纭，与其拿不定主意不如直接下决定。顶住压力用事实说话，等到众人得利时自然会转而支持。所以这很考验领导者对一件事情坚持下去的意志力和决心，真正要做的事情一定是有风险和问题的，但更需要的是解决问题而不是制造问题。过多的讨论会罗列出一条有一条的问题，直到这件事作废无法继续。当然这里也不是说一人专权独断，而是指不要大面积讨论，而是采取小圈子决策。而且这一段话的重点在于下决心，只要是认为可行就一定要排除众议坚持到底。

第二场景：立木为信

为了能够更好地推行变法，商鞅做了一件家喻户晓的事情。这件事就是在栎阳城南门口，立了一根木头柱子。并且宣称谁能够将此木头搬到北门口，就可以得到赏金十斤。当时众人无动于衷，更认为这是荒唐的行为。于是商鞅加重奖赏，提供赏金五十斤。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此时有人将木头柱子搬去了北门，果然就得到了五十斤黄金的赏赐。典故非常简单，却暗含两个道理，第一个是重赏必有勇，第二个则是立信的重要。

商鞅立木为信

在企业的管理当中也是如此，领导者想要得到满意的回馈就先要提供足够的回报。《马说》中“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说的也正是这个道理。同时与之相匹配的就是立信，如果许诺的回报不及时，不能够准确给到，那么就是失信于人。作为一个领导者守信是根本，连自己的身边人都无法守信何况是合作方。

曹沫劫持齐恒公

春秋战国时期对于守信看的非常重要，故而有“王天下者不欺四海，称霸一方者不欺四邻”的说法。《史记·刺客列传》中记载曹沫当时劫持齐恒公，要求齐恒公归还鲁国被侵占的土地，齐恒公答应了。而在之后齐恒公后悔想要杀掉曹沫时，管仲说：“不可。夫贪小利以自快，弃信于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与之。”；可见当时一诺千金，既然是答应的事情就不可以反悔，更不能失去信义。不然则会弃信于诸侯，更是不要指望得到天下人的信任。

晋文公雕像

同样的案例还有《韩非子》中记载的晋文公伐原事件，其中记载“晋文公伐原，与士期七日，七日而原不下，命去之。”；晋文公定下七日之约，七日之后不克原城便原路返回。这时谋士建议晋文公坚持下去，此时的原城已经弹尽粮绝，很快就可以投降。但晋文公却回答：“信，国之宝也，得原失宝，吾不为也。”；可见当时晋文公将信作为立国根本，倘若为一城得失而牺牲信义，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事情。

种种案例都说明立信的重要，倘若是无信则不成规矩，领导者先行背约，自己都无法做到如何要求他人？

第三场景：商鞅赏罚分明

商鞅第一次变法的内容就是连坐制度和军功制度，这里所强调的并不是说规则的严格和不可侵犯（这也很重要，但需要掌握尺度，不可过分。），而是强调赏罚的分明。赏要得其功而赐，罚要得其过而惩。在管理当中最忌讳的就是赏罚无度或者是随意赏罚，有时候你的好意会被他人误解，甚至得不偿失。

影视剧中的商鞅

比如在《资治通鉴·卷二》中记载了韩昭侯的一个故事，韩昭侯有一条裤子啤酒了，因此就让近侍将裤子收起来。近侍得知后就说裤子都不穿了，为什么都不肯赏赐给身边人呢？这时韩昭侯的回答犀利精辟。君王的一个笑容或者皱眉头都是不能随便的，更何况是身边物件。因此这条旧裤子一定要等谁有功劳时，再赏赐给他。

韩昭侯

赏罚制度的行使本就是为了能够督促优秀，避开弊端；但赏罚一旦失去了主心则一切都是空谈。在赏赐时应该注意的是与功劳相匹配，这样才能让其他人明白为什么而赏？应该怎么做才能得到赏赐？这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一样需要注意，只有有功者才能得到赏赐回报，无功者就会有一个学习的目标，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惩罚也是如此，当有过者受到惩罚，其他人才会鞭策自己，了解到什么是不可触犯的底线。所以赏罚分明的意义不在于赏罚的轻重，而在于赏罚对象是功是过。故而说赏要得其功而赐，罚要得其过而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