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州四十年（名家专栏白雪生）
锦州四十年（名家专栏白雪生）过去有“集体失忆”的概念，并且与集体记忆相对应，是强调记忆能力的不足而无法维持与过去的联系，这种失忆是一个消极过程。遗忘塑造记忆。过去有一个基本常识，历史是一种记忆。但事实上，遗忘在塑造我们的记忆，理解记忆的关键在于理解遗忘。遗忘有很多意义。当我们说“一切史料都是史学”的时候，这里的“一切史料”必定涵盖着未被挖掘出来的史料。这是什么样的史料呢？新史学已经把一切存在于世的事物都当作史料了，还有什么是没有被挖掘出来的呢？那就是从来就不存在，或现在已不存在的“史料”。比如那些被遮蔽的、消失的，即被遗忘的人物事象。比如没有水流而正在消失的白洋淀、因现代污染而不再有鱼生长的鄱阳湖、拆除了城墙和牌楼的北京城、再也听不见了的老北京胡同里的叫卖声……这些已经消逝的、空白的、没有了的，在新史学看来，这都是史料。这就涉及另一个概念了：遗忘。
在这块具象的残垣断壁中，遮蔽了一段淹没了的辉煌，谁能想到，近乎百年之前的老城旧楼，就是当年那一场震惊世界的“锦州事件”的发生地，竟与上世纪初的“远东阴谋”，与一部中国现代史，密切相关！
一转眼，九十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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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被历史遗忘的历史
当我们说“一切史料都是史学”的时候，这里的“一切史料”必定涵盖着未被挖掘出来的史料。
这是什么样的史料呢？新史学已经把一切存在于世的事物都当作史料了，还有什么是没有被挖掘出来的呢？那就是从来就不存在，或现在已不存在的“史料”。比如那些被遮蔽的、消失的，即被遗忘的人物事象。比如没有水流而正在消失的白洋淀、因现代污染而不再有鱼生长的鄱阳湖、拆除了城墙和牌楼的北京城、再也听不见了的老北京胡同里的叫卖声……这些已经消逝的、空白的、没有了的，在新史学看来，这都是史料。
这就涉及另一个概念了：遗忘。
遗忘塑造记忆。过去有一个基本常识，历史是一种记忆。但事实上，遗忘在塑造我们的记忆，理解记忆的关键在于理解遗忘。遗忘有很多意义。
过去有“集体失忆”的概念，并且与集体记忆相对应，是强调记忆能力的不足而无法维持与过去的联系，这种失忆是一个消极过程。
不必讳言，我们的历史是不是就遗忘了20世纪30年代曾是“抗战第一城”的锦州呢？
我们的历史，是不是也遗忘了“被中立化”的“锦州事件”，那个在西方大国的纷争中，宁死不屈的锦州呢？这是一个被几国政治外交家虚拟设想的“被中立化的锦州”。尽管仅仅存在几天之光景，但总令人产生一种隐约的感觉，这个被设想出来的“国际共管”模式，自通过“锦州中立区”一传播，就一直无意识地影响到《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则直接体现在关于“满洲”问题的解决方案里。
当然，我们的历史，也几乎遗忘了这部《国联调查团报告书》。
但在当年可不是，《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甫一公布，就引发了一场国内外舆论的大爆炸。
调查报告引起的反应，可谓是众声喧哗，褒贬不一。有反对的，有赞成的，也有反对中的赞成，更有赞成中的反对。
落叶萧萧，作弄出1932年底的凄冷。丢了东北的少帅张学良在北平发表了暮秋一样苍老病容的感想，他对报告书中“某某诸点，固不能认为满意，而大体上不失为公平，并且用字之委婉曲折，极尽斟酌，其用心良苦，不能不认为难能可贵”。
当年有一份深得民心的平民刊物《生活周刊》，对报告书进行了批判，即便是今天，也能读出措辞的犀利：
△民国时期上海《生活周刊》
我们应该十二分地感谢李顿调查团，因为它替帝国主义写了一张供状，它暴露了国际帝国主义掩藏着的意志，这个意志就是对中国的瓜分和“国际共管”。所谓报告书的“公平”，只不过是帝国主义对日本掠夺的赃物用梁山泊“大秤分金银”的方法来平均分配的“公平”；报告书指出日本的军事行动，不能认为是“合法正当的自卫”，是在指斥日本不应该单独向“满洲”下手，而应该和国际帝国主义共同合作；报告书提出“满洲国”非取消不可，是为了另行建立第二个“满洲国”，以充国际帝国主义的傀儡。报告书主张日本军队应该撤退，但又提出设立由外国教官训练的特别宪兵，而“满洲”的主人中国却不许派兵驻扎，只剩下一个名义给了中国。
《东方杂志》发表文章评论说：报告书从头到尾，带着极端妥协的色彩。因其十分妥协的缘故，或者有助于中日事件的解决。但是，希望以此报告书作为解决中日事件的基础，却有一个可能，就是当中国民众甘心全部屈服，让国际殖民化的趋势从东三省开始，蔓延到中国全部，以及日本受到列强的联合压迫，不得不放弃大陆独占政策，让列强势力伸入的那个时候。
△《东方杂志》创办于清末（1904年3月）
这时候，国内一批专家教授纷纷撰文评说。
整体说来，他们认为报告书前八章即叙述部分“比较正确”，后两章即建议部分“未能持平”。
有的认为，报告书能于婉曲的辞令之中，表示其坚定不移信念，而使中日间是非曲直得以大白于世界。这确是难能可贵的事情。就此一点报告书已有其相当的价值了！
中国之欲言而不能言，或虽能言而不能见听于人者。现在这份报告书，不但为我们婉乎言之，而且被我们广为传布了。以五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洋大人所组成的调查团，竟能如此殊非我们初料所及。调查团提出的对中国主权不利的建议，完全令人失望，我们坚决地反对。
还有的说，报告书虽然对中国不利的地方很多，但也可以看出调查团为不违背国联的使命，同时又要顾虑现今国联的力量起见，所以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十分庄重而又十分谨慎的态度。
调查团有些话说得句句中肯，义正词严；有些话则说得极其幽默。有的地方只在那里一字一板地说故事，并没下断语决不冒犯日本。但明眼人看来，这实际上过于大声疾呼，比任何的断语责备还更加严厉，它不但不会减轻日本的责任，而且越显出日本方面无话可说，这也许是“西方董狐”的手笔。
国闻社云：“国联调查团发言人昨晚6时对记者谈称，连日所传调查团离平行程大致确实。截至本日止，预定行程如下：(一)李顿与美委员麦克考易，偕一部随员于9月2日乘火车赴沪；如赶不及，则于4日乘飞机飞沪，5日搭意大利邮船赴欧。由沪至意大利需22天，由意大利再到日内瓦1天，预计9月23、24日可抵日内瓦。(二)法、意、德三委员偕一部随员，于9月2日离平，转轮赴大连，由大连再赴哈尔滨，经西伯利亚返欧，总计由平至日内瓦需14天，9月16、17日即可到达。(三)秘书长哈斯偕李顿赴沪后，办理某项公务毕，仍返平。约9月中旬再偕一部留平随员离平，经西伯利亚返日内瓦。以上为预拟之计划，需视今明两日工作情形，作最后决定。报告书现时仍在加紧赶制中，连日皆在德国医院开会。书中有一部分尚未着手，明日当可开始。全书仍期望在本月31日编竣，唯亦需视今明日工作情形而定。如31日不克竣事，则经西伯利亚返欧之一组，将稍缓一两日再为首途，而李顿等一组，必须于4日乘机飞沪。但无论如何，报告书必在北平编制完竣。外传如本月底不克编竣，而于返欧途中编制说不确，事实上亦做不到云云。又中国驻法公使兼参与调查团代表顾维钧氏，原定9月2日车行赴京，承商一切，兹以行政院及外交部各方电促早日南下，行期已有变更。顾氏现拟于9月1日乘福特机飞京，约留两三日，转往上海，届时有无变更，不得而知，唯已定于5日偕李顿等一行乘轮赴欧，先抵法接任后，再赴日内瓦出席国联大会云。”
不管如何争议，但是国联此次会议，是中日纠纷能否得到解决的关键时期。为了争取外交上的胜利，南京政府派出以驻英公使颜惠庆为首席代表，驻法公使、前外交部长、李顿调查团陪同团团长顾维钧为第二代表，驻英公使、前外交部次长、上海停战谈判中方首席代表郭泰祺为第三代表的庞大代表团，出席国联会议。
△中国驻英公使颜惠庆
△中国驻英国大使、前外交部次长郭泰祺
【北平电话】国联调查团之报告书已于9月2日下午4时30分全部完成，调查团各委员准4日分两批离平。我国代表顾维钧氏则已确定今晨乘飞机赴京，向政府报告，并预定明日赴汉后，赶于5日乘飞机到沪与李顿氏同船赴欧。调查团之工作，至斯告终。
至报告书全文，该团并不提示中日两国政府，因报告书专为呈报国联，并不必向中日公开。不过结论内容，大概可告中日双方当局。据曾由该团非正式相告，其结论大概系数种解决途径，如另行召开国际会议或由国联助成中日开始交涉之类。其余事实部分，对于“伪满洲国”自不能依照日人解释，而对于中国行政亦有所批评。
至关于中国领土主权之问题，则该报告性质系依法论事，自依国联决议案主张也。该报告到达国联后，将先由行政院开会审议，然后提交大会。其间经何修改，皆不可知。
就这样，李顿一行走了。
临行前，他在飞机场对记者发表了简短讲话。
有记者问：“报告书结论内容可得阅乎？”
李顿答：“报告书将以最敏捷之方法寄到日内瓦，加以印制，分送中日两国，将来即在日内瓦、南京、东京三处同时发表。届时对结论内容当可明悉，现在未便奉告。”
问：“何时可以发表？”
答：“此刻尚不能预定。”
问：“报告书是否亦送英、美、法、德、意等国各一份？”
答：“同时发表。”
问：“闻报告书约400页，确否？”
李顿未答。
问：“此次来远东之感想如何？”
亦未答。
问：“贵体已康复否？”
答：“余现在精神甚好，唯以旅行时间过多，腿部稍感不适。”
是的，李顿此番的中国一行，也许会让他这一生，都“稍感不适”吧？
（未完待续）
作家白雪生先生（摄影/林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