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丁堡成为世界城市之都的原因（爱丁堡新城建设）
爱丁堡成为世界城市之都的原因（爱丁堡新城建设）到了18世纪中期，爱丁堡的卫生状况丝毫没有改变。随着医生、律师和商人等中间阶层涌入，城市也变得日趋拥挤。笛福在造访了爱丁堡后感慨，“我相信世界上没有哪个城市像爱丁堡那样，这么多人挤在那么小的空间内！”市内“五层楼”公寓，中间楼层是富有阶层居住的楼层，其余的高楼层和低楼层住的都是等而次之的阶层。公寓内的住房条件也很狭窄，一个大家庭及其仆人住在几间公寓房间内。即便在1760年，一位显赫的律师和妻子及孩子们也只能挤在四个房间内，起居室和咨询室是留给客户的，剩下一个卧室和厨房。孩子及佣人晚上在父亲的房间里搭床。女佣住在厨房的食品柜下面，男佣则只能住在外面。即便这样的住房租金仍高达一年15镑。1769年的爱丁堡老城人类在爱丁堡区域的活动轨迹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500年。在爱丁堡的亚瑟王座、克雷格哈特山附近，就曾发现了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痕迹。但这座城市被称为“城堡”还要回溯到罗马人时期。在公元一世纪末
赵博
苏格兰首府爱丁堡有“北方的雅典”之美誉。整座城市依山傍海，老城位于城南的山脊之上，一条“皇家一英里大道”纵贯老城全城，街东的尽头是爱丁堡城堡，街西的尽头是圣十字架宫。从老城高处俯瞰，左前方是卡尔顿山，左边是亚瑟王座，远处就是烟波浩渺的福斯湾。这些山岭撑起了爱丁堡城市的骨架，海水滋润了爱丁堡的血脉。
而在山海之间，就是爱丁堡的新城。名为新城，其实一点儿也不新。新城于1820年完工，迄今已经超过200年。历经两个世纪的风雨，爱丁堡的新城和旧城于1995年入选世界文化遗产。18世纪中后期开始的爱丁堡新城建设持续了近60年。这座新城的建设，不仅是建筑与城市的扩张，更是一次从政治到社会的嬗变。在新城建成后，爱丁堡实现了从学术之都到金融、文化之都的转变，“北方的雅典”也由此获得新生。
老城：可远观而不可近看
人类在爱丁堡区域的活动轨迹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500年。在爱丁堡的亚瑟王座、克雷格哈特山附近，就曾发现了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痕迹。但这座城市被称为“城堡”还要回溯到罗马人时期。在公元一世纪末，罗马人曾经占领过这片凯尔特人的家园，并且在克雷蒙德建立了一座堡垒，这就是爱丁堡的前身。
爱丁堡是先有城堡后有城。在爱丁堡城堡建成之后，这座城市还经历了多个历史重大节点，维京人、凯尔特人、诺森比亚人先后染指这里。直到公元973年，英格兰国王埃德加正式将爱丁堡所在的洛锡安地区授予苏格兰国王肯尼思二世，这片土地才正式归属于苏格兰人。在12世纪初，苏格兰国王大卫一世将爱丁堡列为苏格兰首个皇家自治城市。1128年，圣十字架宫的前身——圣十字架修道院落成。到了14世纪中期，爱丁堡城市已颇具规模。在法国编年历史学家佛罗萨特的笔下，该城市已经建有400多间房屋，被称为“苏格兰的巴黎”。随后近一个世纪内，爱丁堡在苏格兰的政治地位越来越高，并逐渐成为苏格兰的政治中心。国王詹姆斯二世就在圣十字架宫完成了从出生、加冕、结婚到下葬的全过程。詹姆斯三世在其发布的典章中将爱丁堡称作“我们王国的首善之都”。
尽管爱丁堡的城市地位不断提升，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但这座苏格兰的首都却一直因为环境而“臭名昭著”。《苏格兰史》中将爱丁堡老城称作“狭窄且散发着恶臭的区域”，“无数炭火升腾出的烟雾缭绕，加上无数人丢弃的垃圾散发的恶臭，让爱丁堡得了一个‘老烟城’的诨名”。烟雾并不嫌贫爱富，爱丁堡的市民无论是贫穷还是富有，都难逃烟雾笼罩。尼尔·奥利弗将其称作另一种形式的伟大与美好，“它同时拥有富人和穷人、糟糕和丑陋，但是你能从中听出另一种蜂鸣声，这种蜂鸣声便是全体人民都能确凿无疑地明白：他们在正确的时代，生活在正确的地方才会有的群体激动的感受。”
1769年的爱丁堡老城
到了18世纪中期，爱丁堡的卫生状况丝毫没有改变。随着医生、律师和商人等中间阶层涌入，城市也变得日趋拥挤。笛福在造访了爱丁堡后感慨，“我相信世界上没有哪个城市像爱丁堡那样，这么多人挤在那么小的空间内！”市内“五层楼”公寓，中间楼层是富有阶层居住的楼层，其余的高楼层和低楼层住的都是等而次之的阶层。公寓内的住房条件也很狭窄，一个大家庭及其仆人住在几间公寓房间内。即便在1760年，一位显赫的律师和妻子及孩子们也只能挤在四个房间内，起居室和咨询室是留给客户的，剩下一个卧室和厨房。孩子及佣人晚上在父亲的房间里搭床。女佣住在厨房的食品柜下面，男佣则只能住在外面。即便这样的住房租金仍高达一年15镑。
18世纪中期爱丁堡老城市井的图画，楼房中间住的是富裕阶层
这样拥挤肮脏的环境却也藏龙卧虎。苏格兰著名历史学家大卫·休谟就曾长期居住在爱丁堡的旧城。在写给朋友的信中，休谟曾经描述过自己在老城内的住所，“我有了一幢自己的房子，有了一个正常的家——我是一家之主，而一个女仆和一只猫是其中两个家庭成员。”按照欧内斯特·莫斯纳在《大卫·休谟传》中的记载，信中所说的“新家”位于老城劳恩市场南边的里德尔大厦，“这栋房子至今犹存，尽管历经岁月风霜，它早已多有变动、今非昔比，它位于一栋典型的六层楼高的石楼内，该楼不仅面积狭小，而且外墙也因烟尘熏烤而显得黝黑发亮，唯有一条幽深的巷道与外界相连……这里的卫生状况虽然说得过去，但与爱丁堡其他地方也相差无几。”就在这所看似老旧的房屋内，休谟耗时9年完成了不朽名篇《英国史》。
无论是笼罩在城市上空的烟尘，还是潜伏在小巷中的病毒；无论是散发在城内的恶臭空气，还是散落在街边的垃圾；这都提醒着苏格兰人，要让“北方的雅典”重现辉煌，就必须擦拭掉蒙在首府上的灰尘。爱丁堡新城建设就此摆上了苏格兰的议事日程。
新城：通过设计和建筑向英格兰献上忠心
爱丁堡新城建设的主要原因是政治考量。
1707年，苏格兰与英格兰在形式上完成了合并，但两个国家和民族之间尚未真正融合。贯穿18世纪上半期的詹姆斯党运动的阴云一直笼罩在苏格兰上空。1708年和1716年，老王位觊觎者詹姆斯·爱德华两次发动叛乱，但都折戟沉沙。1744年，小王位觊觎者查理·爱德华·斯图亚特“子承父业”，再次发动叛乱。这次叛乱规模之大、影响之深，都远甚于其父，叛军曾一度逼近距离伦敦仅127英里的德比。在詹姆斯党叛乱中，苏格兰的位置很是敏感，叛军的主要支持力量是苏格兰高地部族。虽然以爱丁堡和格拉斯哥为代表的低地对于叛乱大多持反对态度，但在这次叛乱中，相比格拉斯哥的坚守，作为苏格兰首府的爱丁堡却被轻易攻陷，从中不难看出起源于苏格兰的斯图亚特王朝在这座首府城市内仍有根基。叛乱结束后，如何根除这座城市的前朝情愫、扶植亲汉诺威王朝的感情，就成为摆在英格兰和苏格兰人面前的共同课题。在这当中，爱丁堡新城的兴建就不可避免地融入政治融合的目的。
在詹姆斯二世党人叛乱20年之后，75岁的爱丁堡市长乔治·德拉蒙德将视线投向了老城以北的那片区域。彼时，老城以北还是一片被称为“北湖”的湖泊，再往北是一片被市民昵称为“赤脚公园”的绿地。在德拉蒙德的敦促下，修建新城的动议被列入了爱丁堡市议会的议程。他在议会演讲中提到：“扩建和改善首都，还有什么比这更伟大的事业吗？还有什么更能满足国民的荣誉感？除此之外，哪里还能找到对苏格兰更有益，对大不列颠更重要的事业？”
1766年3月，爱丁堡启动新城建设项目竞标会，该项目主要目的是将北湖上的100英亩土地设计为居住区。除了居住用途外，新城内还必须修建两座教堂。为了避免重蹈老城“高楼林立”但脏乱不堪的覆辙，新城内的建筑一律不超过三层楼，从地基到端墙的高度不能超过48英尺（约合14.63米）。3个月后，竞标方案揭晓，赢得新城规划的设计师是名不见经传的詹姆斯·克雷格，他当时只有21岁。克雷格并非专业设计师出身，之前也没有参与过这类城市的整体规划。唯一值得一提的是：他是诗人詹姆斯·汤姆森的外甥，然而即便是在文化昌明的苏格兰故都，诗人也很难左右这样的大项目花落谁家。
设计师詹姆斯·克雷格画像
其实，帮助克雷格拿到该项目的主要因素是其设计鲜明的政治立场。用尼尔·奥利弗在 《苏格兰史》中的说法：“真正赢得评委青睐的是他顾全大局的爱国主义。”克雷格的设计非常简单，阿瑟·赫尔曼称其“简直到近乎呆板”。新城区的东西长，南北窄，横贯东西的是三条主要街道：乔治大街、汉诺威大街和王子大街，分别寓意着当时的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王室代表的汉诺威王朝和威尔士王子及其兄弟约克公爵。在三条主要街道的两端各有两个开阔的广场：圣安德鲁斯广场和乔治广场，其名字分别来源于苏格兰和英格兰的守护神。两条东西走向的主干道则分别以玫瑰花和蓟花命名，两者分别是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国花。克雷格还一度希望把整个街道设计成代表联盟的米字形状。后来就连爱丁堡议会也觉得这样的方式太过火，把设计图改成了现在的模样。
在听说中标的消息后，克雷格印刷了许多设计图复本给市民传阅。在设计图复本的首页上，他附上了舅舅的长诗“自由”中的一个段落：
八月，我眼前的景象多么繁华！
哦！街市雄伟庄严，轻风吹过宽阔的广场！
运河纵横交错，河流首尾相连，向中心齐聚。
整个岛国生机勃勃，欣欣向荣。
詹姆斯·克雷格的爱丁堡新城设计图
毋庸置疑，无论是新城的城市设计，还是设计图扉页上的诗歌，在当时的英国都符合詹姆斯党叛乱后的“政治正确”：通过新城的设计弥合苏格兰和英格兰两个国家和民族的往日伤口，共同分享合并后的共同利益。
如果说詹姆斯·克雷格为爱丁堡新城搭建了骨骼，那么建筑师罗伯特·亚当则为这座城市生发出肌肉。罗伯特·亚当出生于1728年7月3日。他幼年体弱多病，但天赋异禀，具有优秀的鉴赏力。他6岁时开始学习拉丁文，随后进入爱丁堡大学学习数学。在大学期间，他和约翰·侯姆、亚历山大·卡莱尔、威廉·威尔基和威廉·罗伯逊等人交往热络，这些青年不仅是他的大学同学，也是他的表兄弟。大学毕业后，罗伯特·亚当跟随自己的“石匠大师”父亲威廉·亚当参与了英国军事城堡的建造工作。在这些军事项目中，父子俩收益颇丰，实际收入超过了10000英镑，这在18世纪的英国堪称巨款。1748年，威廉·亚当去世，还给儿子留下了唐希尔古堡。
和当时大部分贵族和家境优渥的商人子弟一样，成年后的罗伯特·亚当也参与了“大旅行”，即到欧洲大陆进行巡游，他先后造访了罗马、那不勒斯、威尼斯、维琴察等著名城市。作为一名建筑师，他认为那些模仿古代风格的近代建筑远没有达到古典艺术原有的完美和均衡。意大利人的教条“误导了整个欧洲，在过去的三个世纪内束缚着欧洲人，让他们饱受折磨”。在当时的英国，大行其道的是一种名为“帕拉第奥”（Palladian）的建筑风格，它得名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建筑师安德里亚·帕拉第奥。英格兰贵族对这种风格趋之若鹜，这种不列颠的帕拉第奥风格有两大特征：简洁利落的线条和仿古。“巨大的柱廊使用古典的支柱或壁柱，顶部是仿古罗马万神庙闪闪发光的白色穹隆屋顶，侧面是鳞次栉比的大理石台阶。一切设计都是为了突出建筑的宏伟壮观以及主人富有和社会地位。”
从爱丁堡城堡俯瞰的爱丁堡新城
罗伯特·亚当继承和发扬了这种“不列颠帕拉第奥”风格，并将它融入到新城建造中。最能体现其建筑思想和是新城最西端的夏洛特广场。该广场从1792年开始动工，那时罗伯特已经病入膏肓。1820年，广场修建完毕，惊艳四方，后世称其为“整个宏伟设计画龙点睛的一笔”，“具有如画般和谐的建筑作品”。可惜的是，设计者罗伯特·亚当此时已去世近30年。
无论是新城的设计，还是冠名“不列颠”的建筑风格，苏格兰已经通过爱丁堡新城为英国献上了一颗忠心。
中产阶层：新城的新主人
人是城市的灵魂，缺乏市民的城市只是“鬼城”。在新城建成后，迁入新城的都是什么人呢？按照18世纪的标准，市民可以分为贵族、中间阶层和平民三部分，他们各自是否都在新城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首先是贵族。与伦敦和法国的城市不同，苏格兰的贵族阶层并没有在新城中占据主导地位。18世纪的苏格兰贵族更青睐去乡间营造拥有数十间房屋的宅邸，外带马厩和花园，而这样规模的庄园是很难嵌入新城的版图中。事实上，在新城中只有一个贵族：劳伦斯·登达斯爵士在圣安德鲁斯广场（现在苏格兰皇家银行）对面建造了一所公馆。
爱丁堡新城中的大卫·休谟雕像
其次是平民。如前文所述，苏格兰和爱丁堡一向有穷人。按照尼尔·奥利弗在《苏格兰史》中的说法：“他们是巨大而未经洗涤的群体，从主人给予他们的稀薄土壤中搜刮出生存的养分，在煤矿中像奴隶一样劳动的农奴，身体中的人性被碾压得荡然无存，不是因为他们背负的石块太重，而是他们被迫在不人道的条件下工作。”即便如此，他们也很难负担得起新城高昂的房价。按照后世史家的话说，这些“用新城标准的灰黄色砂岩建造适当高度的房屋总共需要大约2000英镑”。一般城市平民根本无力承担如此价格的房屋。
新城的真正主人是中产阶层。1707年苏格兰与英格兰合并，苏格兰加入到由英格兰开创的跨大西洋殖民贸易体系中，催生出了一大批通过合并获利的阶层。这一阶层被称为苏格兰的新兴阶层，他们是大商人、银行家、富裕的熟练手工业者、教士和大学教授。这部分群体成为新城的主人，他们忙于在新城内求田问舍，购置产业。造马车的约翰·侯姆在王子大街南面购置了一块地皮，议员兼作家约翰·杨起初在乔治大街那里买了一块地。但为了建造圣安德鲁斯教堂，市政府只能从他那里赎回了那片土地。教堂建筑师威廉·皮尔尼也在新城买房子定居了。附近的居民还有家具商约翰·布拉夫和哲学家大卫·休谟。
大卫·休谟出生在爱丁堡。他对这家乡有着特别感情。在《大卫·休谟传》中曾引述他的话说：“我……身心皆安顿于此，根本就没过要退居伦敦，甚至也没有想过要退居巴黎。我想在我的余生里，如果不是出于健康或者愉悦身心的考虑而偶尔去一趟北英格兰，我绝不愿再跨过特威德河。”正是出于对家乡的喜爱，当新城建设开始后，休谟决定放弃在詹姆斯院的小房子，在新城圣安德鲁斯广场西北角买了一块地。休谟很喜欢新居的风景，站在这里可以远眺爱丁堡雄伟的老城。在买好地后，他开始迫不及待地找人造房子，还计划造一个马车库和马棚。“我正在给自己造房子。”他写信对朋友说：“我人生的第一大工程是结婚，第二大工程就是造房子”。他在信件中写道：“我们的新城，超过世界上任何地方。”
的确，对于新兴阶层而言，爱丁堡的新城街道整齐划一、城市干净整洁。最重要的是，他们不必与城市平民挤在同一幢楼房里。新城不仅是城市的升级，更是一种阶层的重新划分和社会身份的重新认同。
新城的意义：政治和社会的嬗变
从1766年开始启动新城规划设计到1820年最终建成，爱丁堡的新城建设时间超过了半个世纪。如何理解爱丁堡新城建设的意义？
首先，爱丁堡新城建设改变成了原有的市容格局。在18世纪前期，看上去很美的爱丁堡其实是一个拥挤狭窄的山城，主要城市人口都拥挤在老城的几个主要街区，加上中世纪留下的城市缺乏卫生和下水道等设施，导致城市肮脏不堪，臭气熏天，城市的卫生条件堪忧，给市民的身体健康带来极大的隐患。
其次，爱丁堡新城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苏格兰和英格兰的政治分歧。1707年的苏格兰与英格兰合并并非一次两情相悦的结合，两方都怀有各自的政治目的和经济考量。詹姆斯党运动和叛乱皆起源于苏格兰，就足以说明这次合并只是完成了政治、法律上的程序，人心并未完全顺服。通过苏格兰首府的建设，苏格兰将合并后的元素充分烙印在城市的地标中，从而使得合并从原先的国家层面植根到社会和市民心中。
从卡尔顿山上俯瞰爱丁堡的老城和新城
最后，爱丁堡新城的建设也是一种阶层的重新划分。随着新城建成，贫富阶层之间出现了一条极为明显的断层线。尤其是在1772年连接新城与旧城的北桥建成后，爱丁堡的贫富分界线更为明显，城市的阶级划分从原来的垂直方向（仆人和劳动者住在顶楼，富人住在中间，工匠和商铺在底楼）变成了水平方向。即新贵云集的新城和平民扎堆的老城，越来越多的富人离开拥挤脏乱的旧城，搬到北边开阔的新城，留下了大批穷人依旧住在老城。新城和老城再也不只是空间上的隔离，而是阶层之间的物理隔阂和文化鸿沟。
历经近60年的建设，爱丁堡新城最终屹立在福斯湾海畔。如今，站在城中的卡尔顿山上，整个爱丁堡城区尽收眼底。向北是依山而建的老城和屹立山巅的爱丁堡城堡，向南俯瞰整齐划一的爱丁堡新城，西面是雄浑壮阔的亚瑟王座山。在自然与人文的交织中，新城老城相映成趣，成为苏格兰宝贵的世界遗产，也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财富。
主要参考书目
1.[英]尼尔·奥利弗：《苏格兰史》，张朔然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20年版
2.[英]欧内斯特·C·莫斯纳：《大卫·休谟传》，周保巍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3.[美]阿瑟·赫尔曼：《苏格兰 现代世界文明的起点》，启蒙编译所译，上海社会院出版社，2016年版
4.[英]劳伦斯·斯通：《英国的婚姻、性与家庭 1500-1800》，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责任编辑：钟源
校对：徐亦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