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中唯一一部通史（20世纪34）

二十四史中唯一一部通史（20世纪34）但"七被追捕，三入牢狱"的这个有学问的革命家，最终没有写出这部《中国通史》，还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在重订本《訄书》中，章太炎将《中国通史略例》附于其中，文章写道："西方作史，多分时代；中国则惟书志为贵，分析事类，不以时代封画：二者亦互为经纬也"。，"至乃研精条列，各为科目，使一事之文野，一物之进退，皆可以比较得之，此分类者为成学讨论作也。"章太炎再次强调了他在通史中对于典章制度考索方面的侧重。《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这样介绍梁启超在1918年间的生活写作情况："自去腊以来，先生治碑刻之学甚勤，故是岁所为金石跋、书跋、书籍跋最多。春夏间先生屏弃百事，专致力于通史之作，数月间成十余万言。至八九月间以著述过勤，致患呕血病甚久，而通史之作也因以搁笔。十月国内和平统一运动起，南北名流有和平促进会之组织。十二月酝酿一年之久欧游计划成功，二十八日先生偕

在欧阳修写完《五代史》后，王安石曾要求苏轼也进入史书写作，但被苏轼拒绝了。因为在苏轼看来，若要修史，那是要网罗上百年甚至更长时间内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汇聚起来断以己意成书，其间怎么会没有这样那样的错误呢？若是其中有错误，就会有人写"纠谬"一类的书，让人难以招架。与其那样，还不如不写。当然，这也只是苏轼不愿修史的一个说辞。

与大才苏轼的不愿写史不同，20世纪的三位大史家梁启超、章太炎与陈寅恪都曾明确表示要写《中国通史》，但最后都没有完成其心愿，这不能不是20世纪学界的一大遗憾。

先说梁启超的《中国通史》。《中国通史》是梁启超在三十岁时给自己规划的一项使命。1902年，梁启超在《三十自述》中写道："顾自审我之才力，及我今日之地位，舍此更无术可以尽国民责任于万一。兹事虽小，亦安得已。一年以来，颇竭绵薄，欲草一《中国通史》以助爱国思想之发达，然荏苒日月，至今犹未能成十之二。"

在随后的1904年与1908年前后，梁启超都曾抽出时间，集中精力写作《中国通史》。1908年间，梁启超写出了《中国通史》中的清朝部分，其字数已达二十余万字，准备以《国史稿》书名出版，但因种种原因还是没有出版。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这样介绍梁启超在1918年间的生活写作情况："自去腊以来，先生治碑刻之学甚勤，故是岁所为金石跋、书跋、书籍跋最多。春夏间先生屏弃百事，专致力于通史之作，数月间成十余万言。至八九月间以著述过勤，致患呕血病甚久，而通史之作也因以搁笔。十月国内和平统一运动起，南北名流有和平促进会之组织。十二月酝酿一年之久欧游计划成功，二十八日先生偕蒋百里方震、刘子楷崇杰、张君劢嘉森、徐振飞新六、杨鼎甫维新等由沪乘日本邮船会社之横滨丸放洋，是为先生此后致力于教育事业的起点。"梁启超曾因写作《中国通史》太过用功，以致呕血患病；后因参加计划已久的欧游，终使《中国通史》的写作耽搁下来。

到了晚年，梁启超念念不忘的还是这部没有完成的《中国通史》。他在给女儿令娴的信中写样说："思永说我的《中国史》诚然是我对于国人欠下的一笔大账，我若不把它做成，真是对国民不住，对自己不住了。也许是最近期间内，因为我在北京不能安居，逼着埋头三两年，专做这种事业，亦未可知，我是无可无不可，随便环境怎么样，都有我的事情做，都可以助长我的兴会和努力的。"看来，没有完成《中国通史》，梁启超是深以为憾的。

其次便是章太炎的《中国通史》。1902年的章太炎，雄心勃勃地宣称自己要写一部新样态的《中国通史》。他在该年致梁启超的信中甚至都列出了《中国通史》一书的写作纲目，并这样设想："窃以今日作史，若专为一代，非独难发新理，而事实亦无由详细调查。惟通史上下千古，不必以褒贬人物、胪叙事状为贵，所重专在典志，则心理、社会、宗教诸学，一切可以熔铸入之。典志有新理新说，自与《通考》、《会要》等书，徒为八面锋策论者异趣，亦不至如渔仲《通志》蹈专己武断之弊。然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不难看出，属于章太炎的《中国通史》是要贯通古今，为国立史，而其侧重点是在"典志"方面，以考察并"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

在重订本《訄书》中，章太炎将《中国通史略例》附于其中，文章写道："西方作史，多分时代；中国则惟书志为贵，分析事类，不以时代封画：二者亦互为经纬也"。，"至乃研精条列，各为科目，使一事之文野，一物之进退，皆可以比较得之，此分类者为成学讨论作也。"章太炎再次强调了他在通史中对于典章制度考索方面的侧重。

但"七被追捕，三入牢狱"的这个有学问的革命家，最终没有写出这部《中国通史》，还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再一个想写一部《中国通史》的是陈寅恪。俞大维在《怀念陈寅恪先生》中写道："他既无安定的生活，又无足够的时间，未能完成他的心愿，留给我们一部他的新蒙古史，只仓促写成《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在他看来不过是整个国史研究的一部分而已。他平生的志愿是写成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的教训》，如上所说，在史中求史识"，"中国历代兴亡的原因，中国与边疆民族的关系，历代典章制度的嬗变，社会风俗、国计民生，与一般经济变动的互为因果，及中国的文化能存在这么久远，原因何在？这些都是他研究的题目"。可以说，陈寅恪的《中国通史》是一部特别令人期待的大著，但非常可惜的是，也是没有完成。

陈寅恪在传统文化方面的素养与史学方面的准备，均非一般学者所能企及。

一般的学者能背诵"四书"、《诗经》、《左传》等书就算是不错了，陈寅恪则对"十三经"不但大部分能背诵，而且对每字必求正解。而且，《皇清经解》及《续皇清经解》，也都成了他经常读的书。对于史，他无书不读，但特别注重各史中的志书。如《史记》的"天官书"、"货殖列传"、《汉书艺文志》、《晋书天文志》、《晋书刑法志》、《隋书天文志》、《隋书经籍志》、《新唐书地理志》等等。关于各种会要，他也甚为重视，尤其重视《五代会要》等。他也重视"三通"，"三通"序文，他都能背诵。这"三通"是唐杜佑《通典》、宋郑樵《通志》与元朝马端临《文献通考》。

当代学者刘梦溪认为陈寅恪是"最具现代性和最有发明意义的中国现代史学的重镇"，并认为其在史识、史观、史法与史料运用等诸多方面都有着特别的建树。

梁启超曾说："平生最恶人引中国古事以证西政，谓彼之所长，皆我所有"，这其实就是当年鲁迅所讽刺的"我们先前比你阔多了"一类人的做法。梁启超还认为："今日所需之史，则'国民资治通鉴'或'人类资治通鉴'而已"。正是基于这样的想法， 梁启超于1902年所写的《新史学》是向传统史学开战的宣言书。

梁启超激烈批判道："吾党常言，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己。其言似稍过当，然按之作史者之精神，其实际固不诬也。吾国史家，以为天下者君主一人之天下。故其为史也，不过叙某朝以何而得之，以何而治之，以何而失之而已，舍此则非所闻也。昔人谓《左传》为相斫书。岂惟《左传》，若二十四史，真可谓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也"。

梁启超认为传统史学有"四蔽"、"二病"、"三恶果"。传统史学的"四蔽"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二病"是：能辅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三恶果"是：难读，难别择，无感触。与梁启超一样，章太炎与陈寅恪都是有自己非同寻常的史学设想的。

与梁启超不破不立激进姿态明显的"新史学"相比，关注典章制度沿革的章太炎的史学面目明显要平和许多。而在当年以《民报》为阵地的章太炎在与以《新民丛报》为阵地的梁启超论辩的时候，章太炎则是非常激烈主张革命的。章太炎在早年就形成了颇具包容性的"以不齐为齐"的齐物哲学，这就会在其史学上留下不专尊儒学平视九流之学的学术印记，而对儒学高门在历史上的特别作用，这往往是陈寅恪要特别留意关注的。

那么，什么是"通史"之"通"的意思呢？章学诚在《文史通义》里第一次提出，治史之"通"，古有二义。一为"绝地天通"的"通"，史学源于神学，后来便演化为"天人之辨"。二为"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易经》），史学降为人学，通古知今，以达天下。故史家必须能明"道"传"道"，这是中国古今史学不废江河的传统（以上为王家范的疏解）。章学诚认为"通史"之修，"其便有六"，"其长有二"，"其弊有三"，在此兹不多述。在"通"之外，章学诚进一步指出还有"横通"一类人的存在，而这一类人也还是需要的，"用其所通之横以佐君子之纵也"。周作人就常常自谦地标榜自己为"横通"。

如果佐以实例，最早名"通"的书有东汉的两部，一为班固的《白虎通义》，一为应劭的《风俗通义》。而魏了翁集赵宋一代典故之作的《国朝通典》，在章学诚看来就不能称之为"通"，因为既曰"国朝"（指宋），画代为断，如何再能称为"通"？

可以说，陈寅恪的《中国通史》是最值得期待的一部。但可能是要回答中国的文化为什么能这么久远存在生生不息的问题，若要回答这个问题，大概著述《柳如是别传》要比《中国通史》更为直接；章太炎的《中国通史》应该是最具特色的一部，因为他不仅体现着浙东学派与延续着黄宗羲派民族史学治史的特点，他还属于顾炎武所派生的以戴震为领袖的皖南派，同时他还是古文经派最后的大师。而"多泪多辩"的梁启超的《中国通史》可能是最为好读，同时也是最令人扼腕叹息的一部，因为他在这部书中花费的精力最多，但还是没能最后成书。

由于种种原因，梁、章、陈三位大师均没有完成自己想要完成的《中国通史》，这不能不是20世纪中国学界的一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