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出条血路（杀出一条血路来）

杀出条血路（杀出一条血路来）各代表团、考察团回国后，也纷纷提交报告，建议在借鉴西方先进发展经验的同时，加快引进国外资金和西方先进技术，更好地促进我国经济建设，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1978年是中国领导人出访高峰年，这一年有副国级领导人出访20人次，访问了51个国家。出访领导人的共同感受：我们国家太落后了，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比较，大体上落后20年，我们一定要迎头赶上。1978年10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闻代表团时，明确使用了“开放”一词，提出是向世界各国学习的时候了。10月22日，邓小平作为二战以来首次正式访问日本的中国领导人。他参观了日产汽车公司、君津钢铁厂、松下电器产业公司，乘坐了高速气垫船、新干线超特快列车、特快电车。参观后，邓小平说：我懂得了什么是现代化。

“杀出一条血路来”，是改革开放起步后中国披荆斩棘、冲出重围的真实写照。

1979年4月下旬，广东省委主要领导向邓小平作专题汇报，提出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让广东获得较多的对外经济自主权和机动余地，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并向中央正式提交创办贸易合作区的建议，在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

邓小平当时表态很直接：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一）酝酿筹划对外开放

1978年10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闻代表团时，明确使用了“开放”一词，提出是向世界各国学习的时候了。

10月22日，邓小平作为二战以来首次正式访问日本的中国领导人。他参观了日产汽车公司、君津钢铁厂、松下电器产业公司，乘坐了高速气垫船、新干线超特快列车、特快电车。

参观后，邓小平说：我懂得了什么是现代化。

1978年是中国领导人出访高峰年，这一年有副国级领导人出访20人次，访问了51个国家。出访领导人的共同感受：我们国家太落后了，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比较，大体上落后20年，我们一定要迎头赶上。

各代表团、考察团回国后，也纷纷提交报告，建议在借鉴西方先进发展经验的同时，加快引进国外资金和西方先进技术，更好地促进我国经济建设，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式。

除了学习借鉴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科学的管理方法，那么，外资能不能为我所用？回答显然是肯定的。

1978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国新闻代表团时说：你们问我们实行开放政策是否同过去的传统相违背。我们的做法是，好的传统必须保留，但要根据新的情况来确定新的政策。中国从此打开了开放的大门。

1979年1月28日，农历正月初一，邓小平飞赴太平洋的彼岸，访问美国。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第一次访问。

在邓小平的主持下，中国同美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日本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恢复了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发展了同周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关系。

（二）探索创建经济特区

1979年1月，广东省和交通部联名向国务院呈报《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正式提出在宝安蛇口建立工业区，利用国内较为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结合利用国外资金、先进技术和原材料，实现我国交通航运现代化；促进宝安城市工业建设和广东省的建设。

与此同时，一份关于香港厂商要求在广州开设工厂的来信摘报，也送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随即批示：“这件事，我看广东可以放手干。”这坚定了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决心和信心。

1979年6月，广东、福建分别向中央上报关于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7月，中央、国务院批转了这两个报告，确认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并同意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特区，给予更多的主动权；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和厦门设置特区问题。

8 月，中央和国务院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

1984年1、2月间，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厦门3个经济特区时，肯定了经济特区的发展势头，说“看来路子走对了”，并欣然分别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珠海经济特区好”；“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

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经济特区在中国对外开放热潮涌动中不断发展壮大。

1984年，沿海14个城市对外开放；1990年开发开放上海浦东新区，推动中国全面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

2013年9月，国务院成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截止2020年9月，中国自贸试验区已经达到21个，形成了260项制度创新成果。

（三）积极引进利用外资

1978年，我国的外汇储备只有1.67亿。这相对于规模宏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只是杯水车薪。

从1979年起，我国在利用自有外汇和买方信贷进口成套设备的同时，开始接受世界银行贷款。1980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的决议，并分别于9月、11月将中国份额增加到12亿、18亿特别提款权。

1979年，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组建，开展国际信托、投资租赁等业务，于1982年1月在日本成功发行100亿日元私募债券。

1980年至1982年，我国先后同日本、法国、美国公司签订了5个协议，开始海上石油合作勘探开发。到1982年底，我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超过130亿美元。

1978年10月，北京的第三汽车制造厂重型汽车厂同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谈判重型汽车项目的技术引进时，该公司人员提出：为什么你们只同我们谈技术引进，而不谈合资经营？三汽重型汽车厂领导把这一情况及时向上级作了反映，邓小平拍板：合资经营可以办。由此，开辟了一条我国利用外资扩大生产的道路，一种新的经济形式产生了。

1979 年7月，全国人大颁布《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1980年5月1日，营业执照为001号的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成为中国政府批准的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

（四）

1978年我国进出口总额只有206亿美元，仅占全球国际贸易总量的0.78%，搞活对外贸易的要求已越来越迫切。

1979年9月，国务院将给予广东、福建两省的外贸经营自主权扩大到北京、天津、上海三市；12月，又将外贸经营自主权扩大到沿海、沿长江各省区，同时扩大地方经营进出口商品的范围。

通过改革外贸商品分工，将原对外贸易部集中统一的部分进出口商品经营权，赋予一些地方或分散到各部门，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扩大了中国产品走向世界的通道。

外贸体制的改革也要求外汇体制必须进行相应的改革。其核心就是外贸出口企业收汇实行内部结算价格，提高地方出口外汇留成比例。

改革后，实行出口商品外汇分成，打破了长期实行的中央统负盈亏的中央财政包干制，进一步鼓励了地方、部门、企业扩大出口。我国外贸出口总额从1978年的97.5亿美元，增加到1981年的220亿美元，增长了126%。

从兴办经济特区到引进利用外资，到中外合资经营，再到搞活对外贸易，中国的全面改革的进程势不可挡地深入展开下去；中国对外开放的国门越开越大，开创“一带一路”、亚投行等新的战略开放格局，今天我们的国家不仅深度融入了经济全球化浪潮，而且还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全球治理中贡献出许多中国智慧和方案。

实践再次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