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可凡全家合影（曹可凡讲诉家族往事）
曹可凡全家合影（曹可凡讲诉家族往事）（高祖家书）很小的时候，曹可凡就听奶奶说过许多家族往事，但后来慢慢淡忘了。等到了知天命的年龄，要跟孩子讲“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时，他发现家史、家训何其重要！1981年，曹可凡的祖父捐资50万元，政府又拨款50万元，建造了现在的普陀少儿图书馆。“我祖父没有留给我们一分钱的遗产，可是我觉得我非常富有，“谦逊为先，恭敬为贵”八字家训，字字值千金。祖辈留给我们的不是物质的东西，而是精神财富。”这本书里，可以看到一个家族是如何在上海慢慢繁衍的，并可由此读懂上海。曹可凡说，他从小经常听祖母讲一些有关家族的故事，那些故事在幼小的曹可凡脑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现在自己已经过了天命之年，我觉得有必要回头看一看自己所走过的道路，包括自己家族所走过的道路。”于是，催生了他创作这部作品的念头。缘何在知天命的年龄寻根修史？曹可凡说，四十多岁的时候，一心往前赶，没有心境回头看；而到了六十岁，往回看可能已经看不
著名主持人曹可凡的新作叫《蠡园惊梦》，这是一部讲述家族史的长篇小说，时间跨度从清末一直到改革开放，共120多年间的家族变迁。曹可凡家族120年五代人的生活变迁，在书中完整呈现。
《金陵十三钗》剧照
在无锡风光旖旎的蠡湖北岸，坐落着一座优雅精致的水乡园林———蠡园。这座建于1927 年的园子，首任主人是当时上海滩赫赫有名的面粉大王王禹卿，也是如今上海知名主持人曹可凡曾外祖父王尧臣的胞弟。
上世纪二十年代上半期，王尧臣、王禹卿两兄弟来到上海，开始打拼自己的事业，当时他们一个十六岁，一个只有十四岁。数年后，经过他们的努力拼搏，创办了上海最有影响力的福新面粉厂。王氏兄弟正是曹可凡的先祖。自从年少时携一肩行李白手入沪起，王尧臣、王禹卿俩兄弟就在十里洋场历经时代动荡、商海沉浮。他们与荣家兄弟共创基业、同挽狂澜，他们与军阀、官僚、洋人、流氓频频过招。他们的家族更是代有人出，有在五卅运动中冲锋陷阵的青年革命家王启周，有在港台经济中大展身手的王云程，有地下党的老朋友曹启东，有改革开放后来沪创业的王建民。他们与沙逊打过官司，与秦邦宪、陆定一办过报纸，帮助过邹韬奋在沪治病，跟杜月笙有过经济上的合作。他们构建的蠡园，还曾引来蒋介石、宋美龄夫妇下榻……
这本书里，可以看到一个家族是如何在上海慢慢繁衍的，并可由此读懂上海。曹可凡说，他从小经常听祖母讲一些有关家族的故事，那些故事在幼小的曹可凡脑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现在自己已经过了天命之年，我觉得有必要回头看一看自己所走过的道路，包括自己家族所走过的道路。”于是，催生了他创作这部作品的念头。
缘何在知天命的年龄寻根修史？曹可凡说，四十多岁的时候，一心往前赶，没有心境回头看；而到了六十岁，往回看可能已经看不懂。知天命这个年龄段刚刚好。
修家族史过程中，曹可凡找到了一封他的外祖父写给后辈的信，这封信的主题是教做人的道理。信中说，在外打拼，最重要的就是八个字：谦逊为先、恭敬为贵。跟人打交道，无论三教九流，你都要以礼相待，如果凡事都认为别人不如你，那将来一定寸步难行。这封信中来自先祖的教导，给了曹可凡很大的启迪，“他们(先祖)这一代人后来成了上海的一代商贾，但是他们没有忘了做人的本质的东西，那就是谦逊、勤俭、节约。”信中“谦逊为先，恭敬为贵”的家训，让他感动得差点掉泪。曹可凡说，这八个字，字字值千金，是祖先留给他的最大精神财富。
一封家书
一次偶然的机会，曹可凡读到这段家书时，感动得差点掉眼泪：
“为人要谦逊为先，恭敬为贵，万不可有骄傲之心。世有骄傲之人，凡事以为己能，皆不及我，与人晋接、周旋，不肯佩服。此等人，必顿致寸步难行。所以，谦敬两字，何地不可往，何处不可藏。复望儿去骄为谦，转傲为敬，无论上中下，终要以礼相待，无生嫌隙。至要！至要！”
这封信是曹可凡的高祖王梅生写给在上海打拼的儿子王禹卿的。王禹卿和哥哥王尧臣，十几岁便从无锡乡下到上海谋生。多年以后，王氏兄弟俩都成了上海滩富商，把王家带入一片精彩纷呈的生活。
曹可凡祖父曹启东（右二）与小舅子王启周（左二）合影
很小的时候，曹可凡就听奶奶说过许多家族往事，但后来慢慢淡忘了。等到了知天命的年龄，要跟孩子讲“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时，他发现家史、家训何其重要！
1981年，曹可凡的祖父捐资50万元，政府又拨款50万元，建造了现在的普陀少儿图书馆。“我祖父没有留给我们一分钱的遗产，可是我觉得我非常富有，“谦逊为先，恭敬为贵”八字家训，字字值千金。祖辈留给我们的不是物质的东西，而是精神财富。”
（高祖家书）
一段往事
与美国表弟的一次碰面，促使曹可凡下决心加速修家族史。
曹可凡的祖母在三十多年前已辞世，十多年前他父亲也去世了。修家史前唯一健在的长辈，就是两个在美国的叔叔。两人1948年就离开中国，多年来只回过中国两次。
三叔的儿子是一名医生，和曹可凡长得很像，连走路的样子都很像，但一句中文也不会说。有一次曹可凡和堂弟在华盛顿一起吃饭，表弟一口一个“my country your country”(你的国家，我的国家)。曹可凡跟表弟说，我的国家也是你的国家，他连说“不”，说你的国家是中国，我的国家是美国。曹可凡听了，心里觉得挺难受的。
他就想赶快修家族史，要让表弟知道，他的根在中国。两个叔叔也很想做这件事，但老人当时已经八十多岁，精力已经不允许他们这样做。
（祖母抱着曹可凡）
四年磨一书
想追根溯源几代人的历史，谈何容易。因为曹可凡执着于“无一字无来历”，这本书一写就是四年。
曹可凡找来研究家族史的专家宋路霞帮忙，耗费了大量时间往返于图书馆、博物馆及档案馆之间，在浩如烟海的材料中，寻找家族成员的丝缕线索。
解放前，曹可凡家族与当时上海滩著名房地产大亨、犹太富商沙逊打过一个房产官司。过去在有的书上看到过这段历史，但大都语焉不详。幸运的是，曹可凡在上海市档案馆完整查到了70年前对这个官司的判决书，让他如获至宝。
修家族史的过程，有道不尽的心痛与遗憾。初稿完成时，曹可凡的三叔离开了人世。这让他心里特别难过，生怕再错过些什么。于是等书稿定稿后，他赶紧把文字和照片传给二叔看，二叔全部看完了。
这本《蠡园惊梦》，浓缩了曹可凡家族120年间五代人的生活变迁。今年小年夜前，散发着油墨清香的书稿问世了。拿到书的当晚，曹可凡给二叔家里打电话，但电话没人接。连续几天拨打，还是没人接。
后来辗转联系才知道，就在曹可凡拿到书的当天，他的二叔去世了。说起这段往事，曹可凡不禁哽咽，红了眼眶。
心痛的遗憾还有不少。曹可凡有个堂姑，为修家族史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史料。去年春节前曹可凡去访问她，谈了两次。本想春节后再去看她，但等曹可凡开好两会再打电话，堂姑儿子告诉他，说他妈妈已完全记不清事情了。
“做口述历史，真的就是跟时间赛跑啊！”曹可凡感慨地说。
家史春秋
家，是爱和幸福的港湾，是风筝放飞时那根扯不断的线，读家史总能在心海泛起涟漪。
像齐邦媛的《巨流河》，讲述了在近代风云变幻中，家族像一叶扁舟，随波逐流。这种迁徙、悲催、苦难，让人感慨万分。
《平如美棠》则讲述了一对老夫妻非常平凡的生活。老太太去世后，老先生用绘画和文字讲述夫妻俩相濡以沫，从年轻走到暮年的故事。
曹可凡说，许多市民家庭不一定像名门世家那样风云变幻，但每个家庭一定有最感人的故事，把这些故事写下来后，若干年后就会成为时代的印记。人们往往注重宏大的历史，其实每一个普通家庭的历史，也都是这个宏大时代的一个重要部分。
“修家族史的过程，是一个自省的过程。”曹可凡从修史中收获了满满感悟。我们的祖辈为什么能够成功？因为他们敢搏，勤奋聪慧，他们懂得团队的协调，懂得感恩，懂得以礼待人。这就是我们祖先的法宝。当我在想我将来该怎么做时，这些历史给我很多启发。
少年和成年后的曹可凡与父母合影
曹可凡说，修家族史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给孩子们提供一个崇德向善的标准。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人生的第一个扣子谁来扣？当然需要家庭来扣。
有一天曹可凡把家史拿给儿子看，儿子很高兴，说书中有他的照片。曹可凡对儿子说，有你的照片并不是你的荣耀，你有责任把家族的血脉传下去，把我们家族的家训家风传承下去。
“现在许多人忙于赚钱，不太重视家庭，可能连祖父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有点数典忘祖，这是很不应该的。”
也因此，曹可凡呼吁要鼓励百姓挖掘家族历史，弘扬良好家风家训，重建家庭型社会。
核心摘要：近日，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曹可凡携家族史新书《蠡园惊梦》独家做客《非常道》。除了沪上名嘴的身份，曹可凡还有着显赫的家族背景。节目中，曹可凡揭秘了不少民国八卦：“傅雷妻子朱梅馥曾亲自去撮合傅雷与其在外的一位红颜知己。”他透露自己曾与李香兰通过电话，更现场爆料：“蒋介石曾住在我们家的园子里。”
曹可凡：以下为文字实录：
曹可凡:蒋介石曾住我家 遭冲击家道中落
何东：你的先祖王梅生，为曾外祖（取名）叫王尧臣，弟弟叫王禹卿，其中各有一皇上。而且这两个皇帝都跟水有关系，你们家在无锡做蠡园（太湖之滨），就顺理成章了。
曹可凡：蒋宋说是四十年代曾经去蠡园住过一晚上，当时国民党他们面临的局势是非常严峻的，东北基本上就快挂了，华北也非常地吃紧。15、16号前几天李宗仁还跟他闹，因为48年的5月20号就是所谓总统的行宪，基本上前一段麻烦的事儿，相对来说落听了。所以，你就看这个，就很好玩，就去看那段时间，住在我们家的园子里，住在我们家老太爷的房子里头，这位蒋先生他心里想什么。文化大革命，所有的这个点儿都给掀起来了，所以这种情况下，而且你过去住的房子都开始变得缩小，那个时候我的祖父就跟他的第二位夫人还有我的祖母，等于是要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这个对我祖母来说其实是一个莫大的刺激。当时因为家里已经被冲击了，原来我们这个上海的弄堂，从一层到四层都是我们家，可是那个时候就变成什么呢？我奶奶就住在二层的亭子间，朝北，终年不见阳光。
曹可凡:我抗拒留洋 金窝银窝不如中国这草窝
何东：你在国外待的最长时间是多少？
曹可凡：我就那次在美国做采访待了一个半月，那是我待的时间最长的。我特别奇怪，我也不是不会英文，我也不是说不能吃洋饭，可是我在那儿就是……
何东：你告诉我什么感觉？
曹可凡：就是住不惯，你觉得那不是你的家，你觉得这就是一个没有根的地方。你还是，金窝银窝，你不如回家那个草窝。我在纽约见过一些民国时期的遗老遗少，他们依然保持着民国三四十年代的生活方式，他们的祖辈都是民国时期赫赫有名的大人物。你说到民国史，这些人的长辈是不能被忽略的。他们也很有钱，他们过的是非常好的生活。
何东：锦衣富食。
曹可凡：真是锦衣富食，虽然他们身居纽约，他们希望能够把上海的生活状态能够恢复到那里。他们不是晚上吃西餐，他们就是晚上吃咸菜炒毛豆、红烧肉，那种就是他们对，其实通过吃表达对故乡的一种怀念。这些人死了之后是葬在同一个地方，纽约最棒的一个坟地，宋家的几个姐妹，Wellington·Koo，就是顾维钧先生，所有的那些人，他们都葬在那个地方。他们已经没有办法生前或者身后回到自己的故土，他们只能在那个地方，即便他们化为了骨灰，化为了尘埃，依然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在寂寞当中、在孤单当中寻求一种互相的取暖。你一溜过去，你看一个一个墓碑，就是一部民国史，宋子文，孔祥熙，宋美龄，顾维钧等等那些人全在那个地方，跟开大会似的，跟民国开大会似的。
曹可凡:现在的电视剧都是贫下中农猜想贵族生活
何东：曹可凡，现在电视剧都没根据，有时候让我看一个剧本，我说这个没来路啊，都是隔着墙猜着写。
曹可凡：对对对，通过自己的想象瞎琢磨的。一个真实的东西，它必须有所本。基本上现在说上海滩的过去故事的电影、电视剧，就是四个字：“流氓” “舞女”。
何东：而且只抄一个电视剧，就是《上海滩》。
曹可凡：对对对，就把《上海滩》看成是上海的基本生活范式，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
何东：我去了一趟巴黎，我找到作家史铁生，我说到了巴黎圣母院，我一进去，他说怎么了？门口太复杂了，回廊绕来绕去。铁生老师看我一眼，“何老师，贵族都复杂，像你这种贫下中农都比较粗劣。”你现在看现在编的旧上海的电视剧，你什么感觉啊？
曹可凡：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挺悲哀的事情，你现代人写那些东西，你根本对史料也不了解，都是带着《上海滩》当年的感觉，你去写，那当然是错误的。而那个时代的人，哪怕是一个青楼女子，她也会有一番不同的事业。就像李香兰女士这种日本人，她在中国度过这么重要的一段时间，我虽然没见到她，我这个，09年我去东京，我跟她通了个电话，一听上海人，就特别激动，就问我两件事：“大光明电影院还在吗？现在干嘛呢？兰心大戏院现在干嘛呢？还在吗？”虽然她是日本人，可是那一段经历对她来说太不一样了。
傅聪先生跟我说过一个故事，傅雷先生年轻的时候，也不是年轻了，就是说有一段时间有一位红颜知己。他（傅雷）就非常喜欢这位女性，他的夫人朱梅馥女士是知道的，这位女士长得也非常漂亮，傅聪的妈妈可以跑到这位女士那儿去跟她说，说：“你去看看我们家老傅，我知道老傅很喜欢你，我们家老傅喜欢你，你去看看他吧，没事儿，你不去，他没法干活。”你想，那个时代的女性，所以你能理解，朱梅馥为什么愿意答应傅雷先生跟她一起走上那条黄泉之路，丈夫在她心目当中是唯一的，一切都是为了丈夫。如果你不了解那段历史，你感觉他就是在讲人生的哲学，在描述这个自然的风景。今天的人的生活变得更加粗粒 而那个时代的人，就那种情感，它完全超越了我们想象当中的这种所谓的男女私情，它完全建筑在一个非常崇高的感情的基础上。
那时候他们走，那个细节多感人，因为楼底下有人，其实就是保姆，他怕把这个保姆弄醒，所以他们在悬梁自尽的时候，底下铺一层丝棉被子，因为悬梁上去以后，把那个凳子踢掉不就是悬梁了嘛，如果底下没有丝绵被子，“咣当”一下，怕把人给吵醒了，吓着，所以底下铺一床被子，这样可以不影响别人。一个快要死的人，还在想念着别人，想着别人，别影响别人，那种境界，我们是没法跟那代人相比。
曹可凡：张爱玲和鲁迅的刻薄 本质上都来源于“家道中落”
何东：我请教你，你怎么看鲁迅和张爱玲这两位，也是比较海派的，他们作品中的刻薄？
曹可凡：我觉得张爱玲的这种刻薄，就是说，这个可能是上海女人常有的东西，她嘴上刻薄未必代表她本人一定就是那么刻薄，我觉得这个当中会有一些差异，但女性的这种敏感或者说对人的苛责是存在的。比如说，我后来看了《小团圆》以后，特别的惊讶，因为这里边的人基本上都是有所本的，其中有一些我们过去认为是忠厚之士，我不说谁了，有一位作家、文学大师了，张爱玲当年小说能够在国人当中引起这么大的反响，是跟这位前辈推介的文章是有关的，这位老先生我也很熟，他也跟我回忆过很多他当年跟张爱玲的过往的这些交往。可是在《小团圆》里真的把人写得特别的不堪，其实当时他们俩关系还不错，这位老先生有一度被日本人抓到警备司令部以后，她还找的胡兰成把他给救出来，可是她在书里就是写得这么刻薄。所以我觉得她这种，一个旧家庭当中，她被压迫或者说被冷落，这么一个有点扭曲的成长经历，我觉得是这样。
鲁迅先生，他的这种刻薄跟上海人有关，他是这种绍兴人特有的刻薄，我们讲“绍兴师爷”，我在看鲁迅先生的文章，我一直是觉得，鲁迅文章写文章的时候，他有两面性，你知道吧，你能感觉他写的时候那种内心的愤怒，写着写着就，不行，我得幽默点，幽默点，幽默一点，其实鲁迅文章是很幽默的，幽默得不行了，那种劲儿。施蛰存先生晚年我去拜访他，我就特别问他，我说：“您怎么看鲁迅先生？”“哎呀，他这个人就是，我又没惹他，他就这样的一个个性。”
所以，施蛰存特别，他那个表情，我还记得那个表情，他就特别冤枉。他说，你要知道，他当年发《纪念刘和珍君》的那个文章，那个文章是我帮他发的，当年谁都不敢发这个文章，发这个文章要冒杀头危险的，我都给他发了，他怎么就不理解呢？就说为什么对我那么刻薄，就是《昭明文选》当时这个事情。所以，他是绍兴人的那种刻薄，再加上他的成长经历，某种程度上来说跟张爱玲的成长经历都有点关系，就是家道中落。
何东访后访：文人无分南北 我对曹可凡放下了成见
何东：我原来对他和他的节目成见特别深，来自于北京的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就瞧不上。当然这本书，幸亏你递给我，有一种一见如故，给我吓坏了，你知道吗？一字一字地在那儿读，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关于家族记录这么好的书。
其实三十年代，上海、北京就打了好多文笔仗。你仔细一看，写得好的，其实无分南北。你要一识这货，他也知道，那这种地域根本就不是问题，剩下的就是吃炸酱面还是吃泡饭的问题了。而且他并不是那种拿刀去刺人，憋了半天那种主持人。还有是他的底子厚，他不是说采访一个人得翻半天，当然了，他说了做访谈都很累，看大量的资料，但是有人连这个资料都看不成。他做他那一路的东西，可能不被现在的年轻人喜欢，就像这本书，它有它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