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煤炭（我是煤我要燃烧）

我要煤炭（我是煤我要燃烧）袁世传解放思想、善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于“欧战以前曾历欧洲，考查煤铁各矿”，“欧战既兴，世传于是年开战之后最末一次西伯利亚火车回国”。此次考察出行，使袁世传看到了外国的先进技术，认识到了自己的差距。回矿后，开凿新式矿井，改善经营管理制度，更新各项设备，修建贾柳铁路，从而使贾汪煤矿真正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袁世传接办贾汪煤矿之前，股票错杂、规格不一，既影响公司信誉，又不利于核实资本、展开营业。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不记名股票”可以在市面上自由流通，不论是谁都能购买。一些心怀叵测的外商，借机大量收购，一旦其所持股票超过总股的51%，按照公司法规定即拥有企业的绝对控制权。那时的企业，名义上为中国的，实际沦落外国人之手。经国民政府工商部批准，贾汪煤矿公司将原‘不记名股票’统一改为‘记名股票’，股票改成“实名制”后，不能在市场上任意转售，这样，不给他们有可乘之机，也就完全杜绝了外国商人通过购买股票的

苏北、豫东、鲁南、皖北这个面积巨大的淮海经济区，曾经一度被认为是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但是淮海经济区的中心城市徐州从来没有贫穷落后这样的标签，这除了得益于陇海、京沪两条干线铁路带来的铁路经济之外，徐州矿务局对徐州的经济贡献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徐州矿务局，最早从清朝徐州利国矿务总局演变而来，可以说是中国民族工业的启蒙、煤炭工业摇篮，至今已有130多年的煤炭开采历史。1882年，两江总督、洋务大臣左宗棠，在徐州利国建设了全国最早的煤矿之一，徐矿集团的发端与前身——徐州利国煤铁矿，开启了中国煤炭工业化开采的先河。而作为江苏煤田的“母矿”，徐州贾汪——韩桥煤矿像一部史书，为江苏煤矿、为中国煤矿书写着内涵丰富的章节，在中国煤矿发展历史上引领风骚。

袁世传经营“贾汪煤矿”

民国时期的徐州煤矿主要是贾汪煤矿。

民国元年（1912年）正式成立了“徐州贾汪煤矿有限公司”，拥有股票最多的股东袁世传接替广州商人吴味熊担任总经理。

袁世传和袁世凯是同一曾祖父的从兄弟。辛亥革命后，袁世传先后参与投资了烈山煤窑、蒙藏银行、启新洋灰、京师自来水等企业，并赞助邯郸农民打救荒井、北京女子职业学校建图书馆、南开大学助建科学馆、青岛回归捐银十万等，在当时就是有名的实业家和慈善家。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贾汪煤矿

1912年春，袁世传正式接办贾汪煤矿公司，任总经理，并向北洋政府工商部申请登记注册，重新成立“徐州贾汪煤矿股份有限公司”。

袁世传接办贾汪煤矿之前，股票错杂、规格不一，既影响公司信誉，又不利于核实资本、展开营业。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不记名股票”可以在市面上自由流通，不论是谁都能购买。一些心怀叵测的外商，借机大量收购，一旦其所持股票超过总股的51%，按照公司法规定即拥有企业的绝对控制权。那时的企业，名义上为中国的，实际沦落外国人之手。经国民政府工商部批准，贾汪煤矿公司将原‘不记名股票’统一改为‘记名股票’，股票改成“实名制”后，不能在市场上任意转售，这样，不给他们有可乘之机，也就完全杜绝了外国商人通过购买股票的方式，进行插手贾汪煤矿事务的可能性。

袁世传解放思想、善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于“欧战以前曾历欧洲，考查煤铁各矿”，“欧战既兴，世传于是年开战之后最末一次西伯利亚火车回国”。此次考察出行，使袁世传看到了外国的先进技术，认识到了自己的差距。回矿后，开凿新式矿井，改善经营管理制度，更新各项设备，修建贾柳铁路，从而使贾汪煤矿真正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

1916年至1923年，在袁世传的悉心经营下，大约有近十年时间，连年获利；1916年至1925年间，共产煤炭123万余吨，最高年产量超过18.3万吨，创出了1882年建矿以来的最高记录，是徐州煤矿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的兴旺发达时期，为以后徐州煤矿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921年后，由于军阀战争受到影响。1923年后，贾汪煤矿情况开始转为不利。内战的频繁破坏了贾汪煤矿正常生产，而在战争的间隙所生产出来的煤炭，亦因铁路运输经常中断而无法外销。走运河水运，运量小、费用高，且安全没保障。1924年前后，由于兵荒马乱，社会秩序动荡不安，贾汪煤矿的运煤船只曾经一再发生被扣和被抢事件。煤炭产量随即逐年大幅下降，1926年袁世传病故后，1927年仅产煤3万吨，差不多回到了原来的起点，贾汪煤矿从此一蹶不振。

日伪时期艰难发展

1928年，上海远记公司董事长严惠宇出资代办贾汪煤炭，历经数月，修复旧井，勉强维护生产。

1930年上海民族资本家刘鸿生集股80万元大洋，接办贾汪矿场，成立华东煤矿股份有限公司。聘请财会专家顾介眉任公司总经理，加强成本核算；聘请陇海、津浦两铁路管理局督办章笃诚任董事长，打通运输关节;高薪聘用美国考罗拉陀矿业大学硕士毕业生、采矿专家江山寿担任矿长，指挥生产。由于生产久经停滞，井下主要巷道多处冒顶塌方，积水成河，修复工程相当困难。江山寿坐阵现场指挥，修复进展较快。头一年一对大井恢复生产，年产煤10.9万吨；第二年产煤21.9万吨 净盈利12.9万元。为了扩大生产，1933年10月，刘鸿生又投资50万元勘探夏桥新区，动工开凿夏桥一、二号新井，次年投产，成为华东地区主要煤矿之一。至民国25年（1936年）贾汪煤矿年产煤347230吨，日产达950吨。

刘鸿生

徐州会战之后，华东煤矿股份有限公司贾汪煤矿矿长江山寿弃职离矿，由原矿股长秦建欧暂主管，生产一度停止。为使煤矿逃脱日本军队侵占的劫难，煤矿利用日德之间轴心国的关系，秘密协议请德国商行——礼和洋行以债权人的身份接管煤矿。

1938年2月6日，德国人卡尔（KELL）进入煤矿，即布置在所属的贾汪、夏桥和柳泉煤栈悬挂德国国旗，并在地面了铺上铁板，上面画上醒目的德国国旗的符号。但是仍然没有阻止日本军队占领煤矿的企图。3月30日，日军飞机飞至贾汪矿区，狂轰滥炸，炸死矿工和平民14人，伤数十人。5月19日，日军占领徐州。20日，日军开进柳泉，卡尔身着德国党卫军军服前去交涉，暂时阻止了日军侵占煤矿的步伐。其间，日军多次轰炸贾汪，寻打借口。1938年10月24日，日军以调虎离山之计，约卡尔在柳泉见面，日本人齐藤粥州率领日本200名职员趁机以武力占领煤矿，卡尔要使煤矿成为安全区的企图成了泡影，但却使日军侵占煤矿推迟了4个多月，对保护煤矿和矿工的安全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日军占领贾汪煤矿后将其改名为柳泉炭矿，隶属于日军华北兴中公司，加紧对煤炭资源的掠夺，日产量达到了2000吨，比1936年的日产量增加1倍多，而采煤工人没有增加。至1945年6月，矿场工人达到4912人，其中职员289人（日本人68人），雇员里工1328人，外工（即季节工）2595人，矿警队员700人。为了镇压工人的反抗，日军成立了警务处，下设警务科、治安科（后改为一科）、特务科（后改为二科）和矿警队，日军特务原清任处长。在日伪时期，警务处成了残酷镇压矿工的机器。其特务科内设有十几种刑具，常常以私通八路、破坏生产、聚众闹事等罪名抓矿工进行毒打，甚至杀害。

柳泉炭矿时期 日本矿长齐藤弼州的护照

1945年8月，日军投降，国民党第十战区临泉指挥所派何大刚为监理，11月徐州指挥所又加派郭心冬共同管理。12月21日，徐季梁奉国民党陆总及经济部饬令正式接收后，取消柳泉炭矿名称，恢复华东煤矿名称。1946年9月经刘鸿生、陆子冬等串通官僚关系，名义上恢复为民营华东煤矿公司。同时开凿韩桥新井，日产达到3000吨，此时夏桥矿日产煤炭2000吨，此后“新（韩桥）、旧（夏桥）两区每日的产量达到5000吨。

不同时期的“贾汪煤矿”

在韩桥煤矿一百多年的煤炭开采历程中，曾有四个时期被称为“贾汪煤矿”。

一是清末时期

胡光国招募新股四处碰壁、疲惫不堪。1897年，周少逸观察“始邀吴味熊太守自粤东集股来徐接办矿务”，吴到达青山泉，胡将矿权全部移交后回到南京。

吴味熊在青山泉开办煤矿一年多，因见煤质不佳、运销不畅，遂于1898年将矿址移至贾汪，并以胡光国的名义正式请领部照，成立“贾汪煤矿公司”。吴味熊在贾汪开土井五眼，七、八年后，因运销迟滞停办。

1907年，吴味熊病逝，矿权又交还给胡光国。1909年，胡光国再度担任“贾汪煤矿公司”经理。经营两年，后因管理不善，运销受阻再行停顿。

二是民国时期

1912年春，胡光国、袁世传在上海会谈，达成产权转让协议，袁世传正式接办贾汪煤矿公司。也就是这年，贾汪煤矿公司在天津建立股东会。设总公司于天津，分公司于上海，新增资本120万元，矿区面积300多亩，煤炭储量500万吨，并从唐山开滦煤矿聘请煤师刘勋做技术指导。

1921年，有矿工1000多人，产量一度上升到近20万吨。后国内战争迭起，运输受阻，加之上海分公司不能如期接济工资，煤炭生产大受影响，营业又趋萧条。

1926年，袁世传病故。公司年产量下降到3.7万吨，亏损严重，被迫交给上海远记公司代办。远记公司代办两年，国内战事不断，矿内积煤如山，亏损甚巨，宣告解体。1930年5月，贾汪煤矿公司收回矿权重新改组，加入了刘鸿生财团。

三是解放初期

1948年11月8日，贾汪矿区在国民党第三绥靖区贾汪指挥所张克侠、何基沣两将军率部起义后，即告解放。11月21日，华东财办工矿部山东矿务局柴华周局长带领徐石等13人到矿接管。1949年1月1日，山东矿务局宣布华东煤矿股份有限公司改名为“山东矿务局贾汪煤矿”。

贾汪矿务局临时出入证

1953年，国家开始执行国民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煤炭生产渐次走上正轨。元月，经中央燃化部批准成立了“贾汪矿务局”，夏、韩两井也随之扩大建制，改称为夏桥煤矿和韩桥煤矿。

四是夏韩复合时期

1964年2月28日，经煤炭工业部批准，夏桥、韩桥两矿合并，成立“贾汪煤矿”。3月1日开始正式办公，矿部设在夏桥，原韩桥矿改为井建制。

夏桥矿运煤场

同年6月25日，因原韩桥煤矿“坑代”工作成绩显著，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在听取汇报时赞扬了韩桥煤矿。为保持传统，经报请煤炭工业部同意，“贾汪煤矿”更名为“韩桥煤矿”。

新时期转型发展

“我是煤，我要燃烧！”这句讴歌中国煤矿工人，成为煤矿工人精神象征的名言就出自韩桥矿。解放后的70多年，韩桥煤矿不仅生产出数千万吨煤炭，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做出了贡献，而且还培养锻炼了一支特别能战斗的职工队伍。同时也输送了大批领导干部和技术骨干支援兄弟煤矿的生产建设。

50年代，广大职工在生活条件和生活环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大打矿山之仗，加快生产建设，使解放初期奄奄一息的贾汪煤矿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成为徐州矿务局及江苏煤炭工业的发源地；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韩桥矿工主动为国家捐献“贾汪矿工号”战斗机一架，这在中国煤矿发展历史上也是可圈可点。

60年代，在中厚煤层基本采完，韩桥煤矿面临迁矿的关键时刻，他们不畏艰苦毅然提出向薄煤层进军，开始了打开太原组煤层的攻坚战，从而在贾汪站稳了脚跟……

70年代，在只有六七十公分高的极薄煤层里，韩桥矿工趴着攉炭，跪着打眼，弓腰蹭顶板，膝盖磨成茧，艰苦奋斗，生产上创出了“百日红”、“千日红”，建成了“大庆式企业”，名扬全国，成为中国煤矿企业的一面旗帜。“学大庆，赶韩桥”成为当时中国煤矿职工使用最多的语言。

徐州矿务局组合韩桥矿千日红大会

80年代，面对两次重大事故的沉重打击，韩桥矿工不退缩、不畏难，坚守岗位，兢兢业业，搞好生产，使煤炭产量始终稳定在一百万吨以上。

与此同时，在韩桥矿的沃土上，还走出了以中国著名诗人孙友田、著名作家周梅森等令社会关注的中国作家群体。这对中国煤炭企业而言，也是独树一帜。

资源开采型企业不可避免的由盛而衰。市场经济以后，统一调拨的销售渠道不复存在，加之生活用煤减少，煤矿业日渐式微。1996年是个转折点，东南亚金融危机波及煤矿业，煤卖不出去，只能堆在厂里自燃。2008年底，拥有近130年开采史的韩桥煤矿因资源枯竭、成本过高等原因彻底关闭，除了一些地面三产人员，其余职工全部下岗。2009年1月9日进入破产清算。

1977年，王震副总理向贾汪煤矿代表颁发“大庆式企业”证书

但是，这座引领风骚数百年的煤矿绝不会就此消失。

韩桥矿作为贾汪煤矿的龙头，矿区内工业遗存丰富。贾汪对韩桥矿旧址夏桥矿区范围内10点11处文物建筑进行了保护修缮，包括国民党部队起义旧址(夏桥办公楼)、一号井井架、老烟囱、三号井井架、三号井绞车房、二号井绞车房、二号井井架、民国水塔、碉堡（两座）、石砌老围墙等。

韩桥煤矿旧址

贾汪还在韩桥煤矿旧址打造历史文化陈列馆。展陈初步拟定5个板块，分别为古代贾汪、百年煤城、红色记忆、华丽转身、文物非遗。还将在夏桥原矿区内建设工业遗产文化园，重点采用陈列展厅、室内外展场、展示于观光相结合的方法，向公众展示徐州韩桥煤矿旧址作为工业遗产的文化内涵。

贾汪韩桥煤矿旧址，作为我国近现代工业遗产类不可移动文物，其所保存工业遗址、历史建筑数量之多，保存状况之好，是同类工业遗址中的典型代表，必将具有很高的历史和文化价值，也必将唤醒人们心灵深处的燃烧记忆……

徐矿开采百年纪念碑

END

作者：高强，历任韩桥煤矿党政办公室秘书、宣传科副科长、职工学校校长兼书记、人力资源管理中心主任等职，现供职于徐州工程学院，为徐州市摄影家协会会员、徐州市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漫画艺术家协会会员、江苏省新闻漫画艺委会会员。

来源：徐州市史志办公室供稿

审核、发布：朱振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