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做人处世之要（曾国藩为人处世）

曾国藩的做人处世之要（曾国藩为人处世）曾国藩强调，要做到有恒，必须坚持始终，不可半途而废，也不可间断功课。他在道光二十四年禀父毋函中称：“男今年以来，无日不看书，虽万事丛忙，亦不废正业。”他在致诸弟信中说：“虽极忙，亦须了本日功课，不以昨日耽误而今日补做，不以明日有事而今日预做。”他打了一个通俗的比喻，治学就好像我们平时种树和喂牲口那样，只要坚持天天去种、去喂，树和牲口就会不知不觉地长大起来。立志是要解决奋斗目标即理想问题，而要实现理想，必须要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坚持不懈的精神，这就要求有恒心。“有恒”是实现志向的重要途径，曾国藩把有恒与立志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他说:“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有恒为主。”要做到有恒，则万不可求速效。曾国藩强调，“求速效必助长，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只要日积月累，如愚公之移山，终久必有豁然贯通之候，愈欲速则愈锢蔽矣。”他告诫其子：“尔不可求名太骤，求效太捷也。”曾氏力倡用挖山不止的愚公精神来治学，大大拓

曾国藩是我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他根据自己长期的读书治学经验总结并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读书治学方法，用以教育后代。今日我们一起来看看他经常提及的立志、有恒、有识、勤勉、专精等几个方面，相信看完会对我们大有裨益。

立 志

人各有志，贵在立志，立志是治学的首要条件。曾国藩在给诸弟的信中谈到：“盖士人读书，第一要立志”，“有志者则断不甘为下流”，“不甘居于庸碌者也。”他强调，人要立志，当立坚卓之志，要把读书与治国平天下、修己治人联系起来才有意义。“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若以国家大事为“分外事”，“虽使能文能诗，博稚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 “朝廷用此等人做官，与用牧猪奴做官何以异哉”。很明显，曾氏所立定的志向是以巩固清朝封建统治为最高目的，与我们今天提倡的是两回事，但他提出读书要立坚卓之志，并与改造社会和增进个人的道德修养联系起来考察，却是颇有见地。

曾国藩认为，一个人立志不应该流于空谈，而应落到实处，才是真立志而不是假立志。他针对诸弟中有择时、择地读书的现象，指出这是立志不真所致。他说：“苟能发愤立志，则家塾可读书，即旷外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 负薪牧豕，皆可读书；苟不能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静之乡、神仙之境亦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释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

曾国藩还认为，读书可以改变人的气质，而改变的方法全在于立志。曾氏20岁以前只知以读书为手段，以猎取功名为目的，志趣并不高远。20岁以后开始立志学圣贤，并改号“涤生”，即要涤出旧染之污秽，以获得新生，“所谓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自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一日开始，每天坚持写日记和茶余偶谈各一则，读史十页，“此三事者誓终身不间断也。”

曾国藩原来做事无恒，但后来立志改变老毛病和旧习惯，终于如愿以偿。他在给其子的信中提到过这件事：“余生平言之，三十岁以前最好吃烟，片刻不离，至道光壬寅十一月二十一日立志戒烟，至今不再吃。四十六岁以前作事无恒，近五年深以为戒，现在大小事物尚有恒，即此二端，可见无事不可变也。”“古称金丹换骨，余谓立志即丹也。”基于此，使他在短暂的人生旅途中，由一名“锐意功名”的“陋儒”一跃而成为晚清令世人瞩目之人。诚如他自己所云：“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何必借助于人！我欲仁，斯仁至炙。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若自己不立志，则虽日与尧舜禹汤同住，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与于我哉！”这种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不断奋进的思想是中国近代社会急剧变化的反映，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同时也打上了深刻的阶级烙印，但他这种“自拔于流俗”，不自暴自弃的精神确实难能可贵。

有 恒

立志是要解决奋斗目标即理想问题，而要实现理想，必须要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坚持不懈的精神，这就要求有恒心。“有恒”是实现志向的重要途径，曾国藩把有恒与立志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他说:“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有恒为主。”要做到有恒，则万不可求速效。曾国藩强调，“求速效必助长，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只要日积月累，如愚公之移山，终久必有豁然贯通之候，愈欲速则愈锢蔽矣。”他告诫其子：“尔不可求名太骤，求效太捷也。”曾氏力倡用挖山不止的愚公精神来治学，大大拓宽了人们的视野，坚定了学者的信心。

曾国藩强调，要做到有恒，必须坚持始终，不可半途而废，也不可间断功课。他在道光二十四年禀父毋函中称：“男今年以来，无日不看书，虽万事丛忙，亦不废正业。”他在致诸弟信中说：“虽极忙，亦须了本日功课，不以昨日耽误而今日补做，不以明日有事而今日预做。”他打了一个通俗的比喻，治学就好像我们平时种树和喂牲口那样，只要坚持天天去种、去喂，树和牲口就会不知不觉地长大起来。

曾国藩在给其子纪泽的信中说：“年无分老少，事无分难易，但行之有恒，自如种树养畜，日见其大而不觉耳”。这就是说，只要坚持学习，总有学好之一日。当然，治学过程中也会遇到困难，这就要求学者知难而进，“切莫间断，熬过此关便可少进，再进再困，再熬再奋，自有亨通精进之日”。“凡事皆有极困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曾国藩的才质并不算得高超，尝“以中材而履安顺”为幸事，左宗棠说他“每苦钝滞”，可见他不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何以能取得一定的成就呢？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立坚卓之志，有一种困知勉行、持之以恒的精神。

有 识

所谓“有识”，按照曾国藩的解释，即对学问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学问是无止境的，一个人的生命和认识能力又是有限的，因此任何时候都不能满足于已学到的知识和已取得的成就。曾国藩谈及这个问题时说过，“有识则知学问无穷，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知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他把有识与立志、有恒相提并论，认为“此三者缺一不可”。同时，他也指出，有识与立志、有恒也是有区别的，立志和有恒是先于“有识”的，随着学习的不断深入，学识增长到一定程度才能谈所谓“有识”的问题。

曾国藩指出，要做到“有识”，必须力戒自满，虚心求教。他再三叮嘱亲属，切不可以一孔之得、一管之见而沽沽自喜，应该要虚怀若谷。他在家书中反复强调：“吾人为学，最要虚心”。“吾人用功，力除傲气，力戒自满。”此事要时刻铭记于心，不可忘怀。

曾国藩在治学态度上主张兼收并蓄，摈除门户之见。他“笃守程朱，不废陆王”;他信奉儒学，但对诸子百家又不抱陈见；他在坚持“中学为体”之时，也倡导“西学为用”。他认为各个学派都有自己的长处，也有短处，应该扬长避短，吸收各家的长处，以克服其短处，体现出一种包纳百川、融汇贯通的学者风度。他针对诸弟中有人耽心其在京与学者优游“恐其自成朋党”的说法，指出这种想法是不必要的。他说：“信中言兄与诸君子讲学，恐其自成朋党，然弟尽可放心。兄最怕标榜，常存暗然尚纲之意，断不至有所谓门户自表者也。”

曾国藩提倡“有识”，还表现在十分强烈的“自省”意识和“求阙”精神上。他平时唯恐自己犯自满的毛病，将书斋取名为“求阙斋”。后来，他在解释这个问题时说:“余居京师，自名所居曰求阙斋，恐以满盈致咎也。”“吾家子弟，将欲自修而免于愆尤，有二语焉：曰无好快意之事，常存省过之心。”这几句话既是对“求阙”内涵的阐释，也是“自省”意识的反映。他在给诸弟信中说：“季弟书中言每思留心于言行之差错，以时时儆惕。余观此语，欣慰之至。凡人一生，只有迁善改过四字可靠，凡人一家，只有修德读书四字可靠。”他的“求阙”精神虽然包含了个人的反省和治家的成分，但仍不失为一种良好的学风。

勤 勉

勤勉亦称勤奋，曾国藩强调，治学必须勤奋。他认为，勤勉与立志、有恒、有识的关系也十分密切。曾氏于成丰七年元月写过一副对联以自勉:“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收获，只问耕耘。”前面一句是讲人要立志，后面一句主要是讲勤奋。他一生勤奋好学，老而弥笃，就是因为把学问的目标立得远大的缘故，后来甚至反对为眼前的功名而学习。他告诫诸弟：“读书不可不多，用功不可不勤，切不可时时为科第仕宦起见。”勤与恒也是紧密相连的，勤勉是有恒的前提，有恒是勤勉的体现，勤、恒二字既是曾氏立身行事的标准，也是他治学的不二法门。有识与勤勉存在因果关系，只有认识自己学问的不足才有可能勤奋学习，才不会陷入盲目性。可以设想，一个骄傲自满的人，是不会勤奋治学的。

勤勉相对懒惰而言，要做到勤勉首要的条件是力戒懒惰。懒惰既是家业衰败的根源，也是治学的严重降碍。他再三叮嘱其子纪鸿“不可惯习懒惰”，治学正如农夫种庄稼一样，勤耕者多收，惰者少收，不耕者无收，收获的多少完全取决于人们所付出的劳动。曾氏提出力戒懒惰应注意三个方面：

一是要勤学苦思。读书时不仅眼要勤，而且手要勤，脑更要勤。眼勤指多读多看，手勤指多写心得、扎记，脑勤指要多思考问题。

二是求明了勿求强记。他在致诸弟信中说:“凡读书有难解者，不必遽求甚解。有一字不能记者，不必苦求强记，只须从容涵泳，今日看几遮，明日看几遍，久久自然受益。”他在给其子纪泽的信中也谈及这个问题，他说:“尔读书记性平常，此不足虑。所虑者第一怕无恒，第二怕随笔点过一遍，并未看得明白，此却是大病，若实看明白了，久之必得些滋味，寸心若有怡悦之境，则自略记得矣。尔不必求记，却宜求个明白。”这里主要是指读书不要死记硬背，而要在理解的基础上记忆。

三是要珍惜时间。曾国藩认为，天下断无易处的环境，人间哪有空闲的光阴。他说：“光阴难得，一刻千金。”他时时提醒自己及其亲属，要百倍地珍惜时问，把“惜时”看成是力戒懒惰的重要标志。

专 精

专精，这也是治学的重要方法之一。曾国落在《圣哲画像记》一丈中说过:“书籍之浩繁，著述者之众，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尽饮也，要在慎择而已。”因此，每个人在治学的道路上都要根据自己的基础、兴趣和需要“慎择”主攻方向，专攻一门，精益求精，才能做出成绩来。

曾国藩说：“凡人为一事，以专而精，以纷而散。荀子称耳不两听而聪，目不两视而明，庄子称用志不纷，乃凝于神，皆至言也”。又说：“求业之精，别无他法，曰专而己矣。谚曰:‘艺多不养身’，谓不专也。”曾国藩很欣赏其好友何子序讲过的一席话：“用功譬若掘井，与其多掘数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他认为，“此语正与予病合，盖予所谓掘井多而皆不及泉者也。”他在督教诸弟时所恋恋不忘的也就是这个问题，他说：“诸弟总须力图专业”，“若志在穷经，则须守一经，志在作制义，则须专看一家文集，万不可兼营竟鹜，兼营则必一无所能也。”

为了将专与博的关系说得更透彻，曾国藩把“读书”与“看书”两者区别开来。他认为，盖读书意在求熟练，求理解；看书意在求速度、求广博。他在给其子纪泽的信中谈得较为详细：“看者，如尔去年看《史记》《汉书》《近忍录》，今年看《周易折中》之类是也。读者，如《四书》《诗》《书》《易经》《左传》诸经、《昭明文选》、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譬之富家居积，看书则在外贸易，获利三倍者也，读书则在家慎守，不轻花费者也；譬之兵家战争，看书则攻城略地，开拓土宇者也，读书则深沟坚垒，得地能守者也。看书如子夏之‘日知所亡’相近，读书与‘无忘所能’相近，二者不可偏废。”曾氏对于读书与看书二者关系的阐释是较为透彻精当的。

在曾国藩看来，“专”有两种含义：一谓之专业或专艺；二谓之专心。专业足指专一经或专一史，“经则专主一经，史则专熟一代”，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把一部书研究得精通烂熟，甚至终生以一经一代为研究方向，是之谓专。所谓专心，就是全神贯注，专心致志。他说：“凡人做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忍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他对这个问题有明确的论释：“如读昌黎集，则觉天地间除昌黎集外，更无他书。此一集未读完，断断不换他集，亦专字诀也。”“读史之法，莫妙于设身处地也。每看一处，如我便与当时之人酬醉笑语于其间。不必人人皆能记也，但记一人，则恍如接其人；不必事事皆能记也，但记一事，则恍如亲其事。”只有这样，才能领略书中的意境和“滋味”，达到“寸心若有怡悦之境”的地步。

学习曾国藩的读书治学方法，立坚卓之志，专精一业、持之以恒、虚怀若谷、勤勉有加，相信我们也能事有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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