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之死死前12天突昏厥（周恩来之死死前12天突昏厥）

周恩来之死死前12天突昏厥（周恩来之死死前12天突昏厥）那段时日，张佐良特别高兴，他心想着：“总理总算不一心扑在工作上了”。那次手术后，周恩来的康复比较顺利，可手术后的头几天，他还不能下床活动。闲不住的周恩来让张佐良给每天给他读《参考消息》和一些国际问题的内部“资料”。张佐良于1965年被调到周恩来身边，算起来，此时正是他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第十个年头。他这时才意识到，整整十年里，因为周总理总是在忙着处理公务，他甚至都没时间和自己以及身边的其他工作人员聊天。“总理太忙了！”这是张佐良这十年和别人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每次别人向他问起总理，他总是这样感叹。总理真的非常忙，他似乎永远放不下他的公务。张佐良的印象里，周恩来“略闲”的时候，是三年前，他被确诊患癌后，做第一次手术时。

1975年12月27日，即周恩来总理去世前12天，他突然发生了昏厥。好在，经过医生及时抢救后，他的生命暂时维持下来了。

周恩来晚年

此时，周恩来已经在解放军305医院住院整整一年半了。此时，距离他被确诊为膀胱癌，已经3年多了。

周恩来这次昏厥被抢救后，他的保健医生张佐良感觉很不好，他隐隐感觉到：总理很难过这一关了。

张佐良于1965年被调到周恩来身边，算起来，此时正是他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第十个年头。他这时才意识到，整整十年里，因为周总理总是在忙着处理公务，他甚至都没时间和自己以及身边的其他工作人员聊天。

“总理太忙了！”这是张佐良这十年和别人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每次别人向他问起总理，他总是这样感叹。

总理真的非常忙，他似乎永远放不下他的公务。张佐良的印象里，周恩来“略闲”的时候，是三年前，他被确诊患癌后，做第一次手术时。

那次手术后，周恩来的康复比较顺利，可手术后的头几天，他还不能下床活动。闲不住的周恩来让张佐良给每天给他读《参考消息》和一些国际问题的内部“资料”。

那段时日，张佐良特别高兴，他心想着：“总理总算不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张佐良

在张佐良的印象里，周恩来总是紧张严肃的时候多，轻松潇洒的时间太少，他平常也极少讲笑话。

手术后，为了让周恩来那根紧绷的弦放松一下，张佐良和其他工作人员曾想过很多法子，有人提出看电影、听京剧录音带，有的说打扑克……

可结果让他们失望了，周恩来对这一切都不感兴趣，他的唯一兴趣就是“工作”。

不过，张佐良还是因缘凑巧地找到了让术后的周恩来放松的法子：听蔡娆先和岳美缇两位录制的岳飞词《满江红》与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周恩来每次听这两首曲子时都非常入神，他尤其喜欢听岳飞词中那句“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和辛弃疾词里那句“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

张佐良是个医生，他素来缺乏文学艺术细胞，他始终不明白：这几句诗究竟怎么能让周恩来如此着迷。后来，他也努力试着听，可他怎么也弄不明白这几句究竟是何意思。

张佐良对周恩来的感情很深，他总是试图了解周恩来的内心世界。于是，他专程抱着《宋词选》指着岳飞的《满江红》向人请教这首词的意思。当他知道这首词抒发的是“统一祖国的爱国之心”时，他便不再疑惑了。

为了更多地陪着周恩来，术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张佐良转变“隔天值一次班”的习惯，每天都顶着班上，为的就是“随时应召”。

可让他怎么也没想到的是，身体稍一好转，周恩来就又恢复了没日没夜工作的状态，他经常忙到凌晨两三点才休息。他的工作似乎永远也做不完，新的工作、因手术搁置的工作：他比以前更忙了。

周恩来办公

夜以继日地工作，大大损耗了周恩来的健康。这样的结果，让张佐良忧心不已。果然，后来的周恩来因身体原因，又进行了大大小小12次手术。

总共13次手术，每次想到这个数字，张佐良就心疼不已。也因周恩来接受的手术太多，他这次昏厥后，张佐良才感觉“很不好”。作为周恩来的保健医生，他清楚：总理的身体已经经不起折腾了。

周恩来的这次昏厥也让全体医疗组成员和所有工作人员紧张不已，他们随即进入“一级战备”状态。根据张佐良后来的回忆录《周恩来的最后十年》，当晚他们的相关部署如下：

“重申各科专家、医生、护士与值班警卫人员的分工，保证所有医疗仪器和设备完好可用，绝不许发生故障……值班人员守候在电话机旁，随时回答中央领导人的询问，听取他们的指示。”

张佐良所著回忆录

与此同时，警卫人员做好了随时将情况报告中央办公厅，和通报邓大姐（邓颖超）的准备。

而往常放在床边的屏风、床头柜、桌子、椅子等也全部清空了！张佐良看着周恩来病床边被清理了一切障碍物的样子，有一种说不出的紧张感。

张佐良看了看病床上的周恩来，他的脸色异常苍白，眼睛也失去了昔日那炯炯有神的光彩。自打病重后，他就不肯让常给他理发的朱殿华师傅来理发、剃须了，所以，他此刻已是满脸胡茬。

张佐良知道，他不叫朱师傅来剃须理发，是不想让朱师傅看到他病重时瘦骨嶙峋的模样。张佐良更清楚：一旦朱师傅看到他这副模样，一定会忍不住掉眼泪。

周恩来没有睡着，他仰卧在病床上，目光凝视着房顶，轻轻地嘘气，他偶尔会跟张佐良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上几句话，吐字依旧清晰，张佐良依此判断：周恩来此刻对周围事物的了解、理解、分析与判断能力仍是健全的。

周恩来的工作室兼卧室

自患癌以来，张佐良就没听周恩来呻吟过。作为医生，他比谁都清楚：癌症比世间任何刑罚对人的惩罚都要严重，普通刑罚只是使人忍受短暂的皮肉之痛，可癌症带给病人的却是长期的、持续的、惨烈的肉体痛苦和心理上的压力及折磨。

在这样的痛苦面前，周恩来表现得却像个“超人”、“铁人”、“英雄”，每次换药时，他的创口会因刀剪等手术器材触碰而流血，引发剧烈疼痛，普通病人往往会大喊大叫，可周恩来却一直忍着，他后来在回忆中写道：

“但周恩来毕竟是周恩来，（换药时）他咬紧牙关，攥紧拳头，偶尔身体不由自主地抽动几下，额头沁出豆粒大的汗珠，或是极其轻微的哼两声，就这样，他还要说几句安慰医生的话，叫专家们不必介意，他怕自己的哼哼声使专家下不了手换药！在场的人（亦有非医护人员）看到这种情景，无不含泪伤心，同情和钦佩，真是了不起！”

周恩来不是普通人，或许，在病魔面前，他能再度创造奇迹呢！张佐良和所有人都在期待奇迹，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发现：奇迹出现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小。

张佐良亲眼看着他的精气神一点点地散掉，他一米七三的个头，最后却只有几十斤……

晚年周恩来

日历翻到了1976年1月8日，这天的一切似乎和往常一样。

早上7点40分左右，医疗组常驻专家及大多数成员已来到会议室参加每天早晨8点钟的早会，听取夜间值班医护人员交班情况介绍、专家们的医疗意见、需要注意事项等。

这天，早会时间并不长，大约二十来分钟后，会议结束。夜间值班人员各自回房间休息，张佐良和几位专家则进入周恩来的病室。他们在心电示波仪旁看了一会儿，没有发现异常变化。

又过了一会儿，张佐良来到周恩来床边，发现他依然安静地仰卧在床上。一切都正常，可就在这时，他发现：周恩来的口角在微微地翕动，口唇有轻微紫绀。

癌症晚期病人出现“口唇紫绀”，往往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临终前的嘴唇紫绀，另一种则是缺氧所致。

张佐良为周恩来数了一下呼吸，为每分钟三十多次；又测了脉搏，一分钟九十多次，脉搏细弱但仍旧规律；他又拿血压表测量血压，为90／50毫米汞柱左右。

随后，张佐良将情况报告给了就在旁边的心脏病专家陶寿淇，麻醉科专家商德延。

情况已到了万分紧急的时候，短短几分钟内，包括医疗组长吴阶平在内的所有医护人员全部集合到了病房。

吴阶平与医生们合影

抢救中，谢荣教授提出要给周恩来做气管内插管，他要张佐良向总理报告一下。

张佐良看了一眼病床上奄奄一息的周恩来，心想：“此刻周总理已经耗尽了最后的精神和体力，正处于生命垂危时刻，哪里有气力表示同意或是反对。”

可心里虽这样想，他还是按照专家的要求去做了，他俯下身子弯着腰贴近周恩来右侧耳朵，略微提高了嗓门道：

“总理，您的气管里被粘稠痰堵住了，阻碍呼吸，使氧气进不去，很危险。谢荣主任要求马上给您从鼻孔里插一根橡皮管进去，把稠痰吸出来，再大量输入氧气，就好了。您同意吗？您如果同意，请您点点头，或者睁一下眼睛。”

全程，张佐良都紧握着周恩来的手。问完后，他继续低头贴着周恩来的脸，期盼他的回答。

这个过程里，满屋子的人都屏息静气，凝神地盼望着他的反应。

就在张佐良觉得周恩来已经不可能再有精力回答时，奇迹出现了：已陷入昏迷的周恩来睁开眼，微微点了下头！他同意了！

张佐良和所有人都激动不已，也是直到此时，他才明白自己跟了周恩来十年，却并不真的了解他，他根本就不是一个普通人！

能够插管子将有利于抢救，张佐良紧盯着谢荣教授操作。只见他动作迅速而准确地将管子插了进去，并立即开动吸引器马达吸痰。可吸出的痰液却并不多，谢荣果断改用了一根粗一点的管子插入气管，又吸出了一些痰后，他就用手不停地使劲捏一个大黑皮球进行加压吸氧，同死神争夺周恩来的生命。

中国现代麻醉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谢荣，最后对周恩来施行抢救的医生

后来的张佐良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这样描述最后一次被抢救中的周恩来，他说：

“周恩来仍处于‘沉睡’之中。他紧闭着眼睛和嘴唇，脸色苍白而有点发乌，呼吸渐渐变浅，脉搏细弱无力。医生们在他身上进行的各种抢救措施都没有丝毫反应。”

谢荣在抢救时，医疗组的其他成员也没有闲着，陶寿淇主任在病床左侧，不停地测量血压，注意心电图变化；同时，陶教授跟黄宛、方圻和陈在嘉等人商量用药问题。

而张佐良则一直握着周恩来的右臂，按着他的脉搏。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他感觉到周恩来的脉搏愈来愈细，慢慢地摸不到了。这段，他后来在回忆录中，也有叙述，他说：

“（周恩来）手臂皮肤亦慢慢地凉了下来，胳膊上的汗亦少了，脸色忽然变乌，呼吸已经停止，此时只见心电图示波仪上发生了显著变化，开始心跳不规律，波幅变小，渐渐地画成了一条直线，画成了一条直线，终于停止了跳动……”

张佐良感觉自己要撑不住了，他的眼睛已经红了，此时，屋子里突然有人使劲喊着：“总理！总理！总理啊……”

这一次，周恩来没有了一丝反应，他的双眼永远地闭上了。

周恩来晚年

但是，抢救工作仍在继续进行，即使在心电图上已呈现出一条直线以后，又持续抢救了十多分钟。

张佐良的泪水终于忍不住掉下来了，他的脑子一片空白。他木然看着吴阶平看了一下手表，同旁边几位专家交换了意见后，宣布道：

“抢救工作可以停止了，把那些东西：全身上下的氧气管、输液管、引流管和心电图监护仪的电极板等都撤掉，用新床单将总理全身都覆盖起来。”

张佐良泪眼看向时针，此时，正是1976年1月8日，上午9点58分！

周恩来晚年

没等吴阶平说完话，张佐良和病房里的所有人就哭成了一片，他们长久压抑在心头的悲痛终于爆发了出来。整个病房，都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后来的张佐良曾在回忆中这样描述当时的场景：

“整个病房哭喊声一片，捶胸顿足，呼天抢地，声震屋宇，其情真切可撼日月。”

伟人走了，可他的精神将永存。这正如张佐良写在《周恩来的最后十年》末尾里写的那般：

“他（周恩来）似乎什么也没有给我们留下，但是，他把什么都留给了我们。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在追寻历史人物对中国的贡献时，不可能忽略了周恩来。

他们会说，周恩来没有后裔，没有留下坟墓，甚至也没有留下很多著作；但是，他留下的财富是使中华民族代代相传，世世享用不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