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杜甫的生平感悟（看唐代文人求仕之路）
对杜甫的生平感悟（看唐代文人求仕之路）进士不第，制举无缘，杜甫选择了第三条路：献赋。唐代文人的仕途之路，在常科和特科之外，还有很多办法可以求仕。比如天子巡狩、行祭祀封禅大礼的时候，往往于行在会见士子，量才授官。平时士子也可以通过献诗文书籍及上书陈事等方式打动君王，从而得官。据《资治通鉴》（卷二零三）记载：此时诗人杜甫已近不惑之年，何况诏书是诏求“天下通一艺以上者”，朝廷对人才的要求放宽到极限，却无法谋得一官半职。这对渴望“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诗人杜甫来说打击较大。杜甫第一次参加进士试，不第。之后漫游山川，他没有太在意。天宝三载（744年）四月，33岁杜甫在洛阳与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的李白相遇，两人相约同游梁，一同寻仙访道，谈诗论文。秋末，二人握手相别，杜甫结束了漫游生活，回到长安。唐代开科取士还有一类是特科，即制举，这是一种临时性的考试，要凭皇帝的意愿，不定期的举行。天宝六载（747年）唐玄宗下诏“天下通一艺以上者皆诣京师”
导语：杜甫（公元712年-公元770年），字子美，出身在一个世代“奉儒守官”的家庭，家学渊博。他自小好学，七岁能作诗，“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 ，有志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的政治理想，自然要通过科举仕途来实现。
杜甫早年曾经参加过两次科举考试。一次是开元二十三年（735年）杜甫24岁以乡贡的资格参加进士考试，可能是进士试难度较高，况且有“五十少进士”的说法。此说据《唐摭言》记载：
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
唐代开科取士主要有两大类，一是常科，每年都有的考试，可以细分为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六科。由于考试方式和内容不同，进士考试比明经更难录取。也正因此，进士出身的士子显得更加珍贵，并成为社会崇尚的对象。
杜甫第一次参加进士试，不第。之后漫游山川，他没有太在意。天宝三载（744年）四月，33岁杜甫在洛阳与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的李白相遇，两人相约同游梁，一同寻仙访道，谈诗论文。秋末，二人握手相别，杜甫结束了漫游生活，回到长安。
唐代开科取士还有一类是特科，即制举，这是一种临时性的考试，要凭皇帝的意愿，不定期的举行。
天宝六载（747年）唐玄宗下诏“天下通一艺以上者皆诣京师”，杜甫有机会参加制举试。可是权相李林甫编导了一场“野无遗贤”的闹剧，参加考试的士子全部落选。
此时诗人杜甫已近不惑之年，何况诏书是诏求“天下通一艺以上者”，朝廷对人才的要求放宽到极限，却无法谋得一官半职。这对渴望“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诗人杜甫来说打击较大。
02.投赠干谒，献赋无果进士不第，制举无缘，杜甫选择了第三条路：献赋。唐代文人的仕途之路，在常科和特科之外，还有很多办法可以求仕。比如天子巡狩、行祭祀封禅大礼的时候，往往于行在会见士子，量才授官。平时士子也可以通过献诗文书籍及上书陈事等方式打动君王，从而得官。据《资治通鉴》（卷二零三）记载：
（垂拱二年）三月，戊申，太后命铸铜为匦，置之朝堂，以受天下表疏铭，其东曰“延恩”，献赋颂、求仕进者投之。
天宝九载冬，杜甫投延恩匦献《三大礼赋》，据《新唐书•杜甫传》记载：
帝奇之，使待制集贤院，命宰相试文章。
可是这一试就没了下文，无奈，天宝十三载初，杜甫又继续投匦献《封西岳赋》和《雕赋》，但都无结果。
杜甫又献诗给哥舒翰，想入幕府求职，未果。天宝七载，一首《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表明心志，“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却无回音。
科举之路既然行不通，杜甫转走权贵之门，投赠干谒等，但都无结果。
他客居长安十年，奔走投赠，郁郁不得志，仕途失意，过着“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生活。杜甫的一首《白丝行》诗中：
君不见才士汲引难，恐惧弃捐忍羁旅。
诗句点明正是出于对出仕的渴望，才引得文人才子屈己逢人，忍受羁旅困苦的遭遇。如果说“致君尧舜上”的理想很宏远，那么，文人科举求仕的现实则是灰暗、残酷的。
03.仕宦生涯，遭逢战乱天宝十四年，杜甫才谋得一个河西尉的小官任命，但诗人却“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杜甫看不起这个小小的县尉官职，因为从县尉做到高官要员，仕途之路实属不易。朝廷就将之改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
河西尉官阶从九品，右卫率府兵曹参军从八品。据《旧唐书•职官志》记载：
开元间八品官每月官俸就有二千四百七十五文，到了天宝十四载，已有二千九百六十文。
对于经济上并无强大后盾支持的杜甫来说，每月多出六七百文，近四分之一的官俸是很可观的。右卫率府兵曹参军是京官，靠近政治权力中心。何况杜甫已年四十四，至长安也十年有余，权衡利弊，接受了从八品的官职，从此开始了官宦的生涯。
官定后，杜甫急忙回家探望妻子，就长安十年的感受和沿途见闻，写了一首《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诗中：
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
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
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
可见，诗人杜甫的家庭是多么需要经济的支持。可是温饱的日子刚过不久，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杜甫遭逢战乱，开始了流离失所的生活。
天宝十五年，杜甫将家搬到鄜州羌村避难，他听说太子李亨即位于灵武，是为肃宗。就在八月只身北上，投奔灵武，途中不幸为叛军俘虏，押至长安。同被俘的王维被严加看管，杜甫因为官小，没有被囚禁。
次年四月，杜甫逃脱，五月到了行在凤翔，被肃宗授为左拾遗，故世称“杜拾遗”。
与右卫率府兵曹参军相比，左拾遗虽然仍是从八品官，但是左拾遗更接近皇上，身居谏官的要职。
本来从八品的官俸每月有二千九百六十文，但是战争耗空了国库。据《新唐书》记载：
乾元元年，肃宗下诏：外官给半料及职田，京官不给料，给手力课而已。
手力课就是车马费。安史之乱后，唐代从八品京官没有一分钱的俸禄，充其量给个车马费。
不久杜甫因营救房琯，触怒肃宗，外放华州司功参军。华州司功参军是个正八品的小官，而且外官还可拿一半俸禄和职田。
对杜甫而言，尽管他需要物质上的补给，但是离开皇上，无异于是一种政治放逐，很难实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远理想。
乾元元年（758）年底，杜甫暂离华州，到洛阳、偃师探亲。杜甫从洛阳返回华州的途中，目睹战乱给百姓带来的无穷灾难，感慨万千，奋笔创作了不朽的史诗：“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和“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
杜甫为苍生大地投注了极大的关爱和同情。他虽无钱无力，很难给予具体帮助，可是他用饱蘸关怀与同情的的笔墨，书写民间疾苦，揭露统治者的丑恶行径，从此也踏上了忧国忧民的创作道路。
04西南漂泊，江舟长逝
乾元二年（759）夏天，华州及关中大旱。这年立秋后，杜甫因对污浊的时政痛心疾首，而放弃了华州司功参军的职务。杜甫几经辗转，最后到了成都，在节度使严武等人的帮助下，在城西浣花溪畔，建成了一座草堂，世称“杜甫草堂”。
广德二年（760）春，节度使严武再镇蜀，表荐杜甫为检校工部员外郎，从六品官职，后人又称杜甫为杜工部。虽有京官衔，实际上是严武的幕僚。杜甫此间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应该出自严武的资助。
可惜不到三个月，严武英年早逝，杜甫离开了成都。由于夔州都督柏茂林的照顾，杜甫得以在此暂住。
这一时期，诗人创作达到了高潮，不到两年，作诗四百三十多首，占现存作品的百分之三十。这时期，其作品有《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高》、《登岳阳楼》等大量名作。其中最为著名的诗句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而《登高》中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更是千古绝唱。
唐代宗大历三年，杜甫思乡心切，乘舟出峡，先到江陵，又转公安，年底又漂泊到湖南岳阳，这一段时间杜甫一直住在船上。由于生活困难，不但不能北归，还被迫更往南行。
杜甫辗转漂泊于乱世中，确实很忙。
大历四年正月，由岳阳到潭州，大历五年（770），臧玠在潭州作乱，杜甫又逃往衡州，原打算再往郴州投靠舅父崔湋，但行到耒阳，遇江水暴涨，只得停泊方田驿，五天没吃到东西，幸亏县令聂某派人送来酒肉而得救。后来杜甫由耒阳到郴州，需逆流而上二百多里，这时洪水又未退，杜甫原一心要北归，这时便改变计划，顺流而下，折回潭州。
大历五年冬，杜甫在由潭州往岳阳的一条小船上去世，时年五十九岁。斯人已逝，千古绝唱仍然萦绕寰宇。
杜甫生活在大唐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使他一步步地踏上了艰难的科举仕宦之路，成为唐代文人求仕的缩影。杜甫一生宦海沉浮，最后孤独凄凉的逝去。在仕途上，看似没有可取之处，可是杜甫心系苍生，胸怀国事，“位卑未敢忘忧国”用诗笔记录了当时的政治动乱与民生疾苦，杜甫确实很忙。
鲁迅曾这样评价杜甫：“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还活在我们堆里似的。”杜甫一直在追寻理想，实现人生价值。他也一直活在当下，引导着我们前行。
参考资料：
《唐代科举与文学》，傅璇宗著，文史哲出版社，2007年版
《唐才子传校笺》，傅璇宗，中华书局，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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