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一根本要求（高质量发展必须持续解放生产力）
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一根本要求（高质量发展必须持续解放生产力）要把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引领到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和道路上来（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新时代发展的核心要义就是高质量发展。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本期《理论周刊》特邀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谢鲁江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张旭教授、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金山教授三位国内知名理论专家，围绕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相关问题展开探讨。文/广州日报评论员 张冬梅
谢鲁江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长期从事经济学基础理论、中国经济发展、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等方面教学和研究工作
张 旭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
刘金山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省委宣传部经济形势宣讲团专家，广州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从事宏观经济、区域经济与产业创新发展等方面研究
理论圆桌会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新时代发展的核心要义就是高质量发展。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本期《理论周刊》特邀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谢鲁江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张旭教授、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金山教授三位国内知名理论专家，围绕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相关问题展开探讨。
文/广州日报评论员 张冬梅
（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要把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引领到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和道路上来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怎样认识和理解高质量发展的内涵？
谢鲁江：高质量发展是与时俱进的时代课题，是新时代发展的突出特征。高质量发展，意味着在新时代发展的内涵和任务发生新的转变，由过去追求数量、比较粗放式的发展，转变为现在强调质量第一、效率优先的发展。高质量发展是要在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按照新发展理念去推动发展。它要求实现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开放发展、绿色发展、共享发展，这样的发展，才是真正符合我们国家发展要求、符合时代要求的真正高质量的发展。
高质量发展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是关乎整个国家的大的发展方向、发展模式的问题。它既是一种模式，也是一种结果，还是任务和要求。具体来说，内容包括实现三大变革即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三大效率即劳动生产率、资本产出率、全要素生产率，基本举措是推动中国整个发展模式或者说推动整个中国经济的转型，等等。最终，高质量发展要能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推动我们国家现代化的实现、现代化生产力的发展，使国家综合国力有更大的提高，能够支撑我们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刘金山：全球化时代，高质量发展，就是要为全世界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全世界的货币为我们的产品和服务进行投票。我们获得的货币选票越多，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就越容易实现，我们要以世界发展作为本金。从产业的角度看，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不能继续在标准化、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开展国际竞争与合作，而是在更广泛的规模和空间上就高附加值生产活动开展国际竞争与合作，即向高生产力的生产活动转变，向基于创新能力的生产活动转变。
历史经验表明，许多国家或地区曾经辉煌一时，但却不能突破经济发展中边际产出递减规律的制约，从而走向衰落。通过创新，突破边际产出递减规律的限制，实现边际产出递增，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过程。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作出新概括。这对高质量发展有何意义？如何把握二者的内在联系？
张旭：这一新的概括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精神，又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所形成理论的新发展，体现了历史、理论和逻辑的统一。高质量发展需要制度、体制和机制的支撑和配合。实现高质量发展，就是要解决长期以来的重速度、轻效率，重总量、轻结构，重增长、轻发展的问题。要真正解决这些问题，根本性的要求在于改变顶层制度的设计。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最终是要落实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之中。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上升为基本经济制度，不仅是理论创新，更是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是我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新认识，对于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基本经济制度三项内容结合的目标就是充分发挥全社会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在共赢中实现发展速度的增长和结构的优化，最终实现高质量发展。
谢鲁江：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最新概括，非常符合高质量发展需要，它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制度支撑，同时它本身也是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如果没有调动企业积极性、调动各种要素积极性的这些制度，高质量发展也很难实现。实际上这些制度，说到底还是为了进一步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种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我们要把它引领到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和道路上来。
刘金山：这一新概括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意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三项内容，是密不可分的，覆盖着社会再生产大循环（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整个系统。“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基本经济制度，在新时代具有新意义，在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前提下，把倡导“竞争中性”原则提升为倡导“所有制中立”的市场主体制度，更具有战略高度和深远意义。把“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提升为基本经济制度，具有科学的理论逻辑和创新意义。尤其是强调按生产要素贡献进行分配，并把数据纳入生产要素范畴，顺应了大数据时代数字化革命的发展大势。这一基本经济制度，是通过“分蛋糕”来实现“做大蛋糕”。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升为基本经济制度，进一步厘清了或校正了关于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歧见，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夯实了制度保障。
任何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实际上是社会合作秩序不断拓展的过程。基本经济制度的新概括，实现了从充满着不确定性的政策变革转变为具有规模效应的合作秩序设计，是高质量发展的内生性需求和自发演进，是一种必然趋势。
要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各种通道打开、各种积极性调动起来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下，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所面临的突出挑战或者说难点有哪些？如何应对？
谢鲁江：我的理解，最突出的问题还是怎么有效地解决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问题。过去我们主要是依靠后发优势发展，但是今后我们国家更多地依靠先发优势推动发展，所以要加强科技创新。创新发展的根本支撑就是让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而且，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有强大的科技支撑。要解决科技支撑的问题，主要是要解决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问题。因此，要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各种通道打开、各种积极性调动起来。
首先，要充分尊重科技人员的劳动成果，尊重他们的知识产权，尊重他们的贡献。要充分地调动积极性，对科技创新给予充分的激励、充分的肯定和充分的保护。同时，要打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各种通道，包括金融通道、不断优化市场营商环境、推进政府放管服改革等。通过市场的机制，通过政府的政策，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这一发展的新动能充分地调动和激发起来，让它真的能够在经济发展中开花结果，实实在在地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效果。
此外，要深化金融体制的改革。高质量发展要求资源优化配置，现在的市场经济中，这主要是通过金融调节来实现的。如果金融往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推动中小企业发展、推动搞活企业这个方向发展，或者整个金融体制往这个方向改革，就会把资源引导到实现高质量发展上。当然，最终让这些科技的成果、金融的成果开花结果落地生根最后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主体还是企业。所以，怎样进一步解放企业，把企业的活力充分释放出来，也是下一步改革的重点。如果把企业的活力释放出来，再把科技的资源、金融的资源充分地用好，形成一个合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应该就会比较顺利。
张旭：目前，推动高质量发展面对的突出挑战，首先表现在增长的惯性上。长期的高速度增长，在政策、法律、心态等各个方面都表现出粗放、混杂的特征。高质量发展需要完善的政策和法制体系，需要更加精细的制度设计，需要尽快弥补制度短板。其次表现在急于求成的功利主义倾向。长期的高速度增长，形成了唯增长率、唯利润率、唯政绩等功利主义增长方式。其代价不仅是环境的，更是社会的。高质量发展阶段不仅仅是经济建设的高质量，而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全方位的高质量，不仅仅是绿水青山，还需要政治清明，司法公正，文化向上，社会稳定，预期明确，民心凝聚。
刘金山：一是深入理解并形成基本经济制度共识。从改革意义与发展意义的双重转型来看，我们到了必须形成基本经济制度共识的关键时刻。二是塑造“激励相容”的发展环境。高质量发展是创造性破坏的扬弃进程。其间，有的主体受益，有的主体受损。发展过程中，如果很多领域是帕累托改进（资源配置状态改变，全部或部分人受益，没有人受损），最容易形成发展共识。有些领域，虽然不存在帕累托改进，但存在着卡尔多改进（有人受益，有人受损，受益者在一定程度上补贴受损者），也容易形成发展共识。如果这两类改进都不能顺利实现，发展的阻力就大。新发展理念，就是为了塑造“激励相容”的发展环境。三是化解代际之间的资源竞争。人口老龄化产生的养老难题，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庞大依靠未来财政收入偿还，都是需要下一代人负担的。这是高质量发展的最大掣肘之一。优化生育政策，形成公开、透明、规范的财政预算制度，是十分急迫的。
不断丰富“中国经验”“中国方案”，彰显“中国智慧”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哪些成功经验？
谢鲁江：在我看来，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道路。中国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道路，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另外一种可供选择的成功模式。
整个人类社会进入近代以来，生产力最核心的发展任务就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要求。我国根据中国的国情，走的这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道路是比较成功的。这既是我们的成就所在，也是我们的优势所在。正因为我们这条路走成功了，我们解决了14亿人民的生存发展问题，才有了今天的成就。现在，我们的工业化、现代化进入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发展阶段，发展要求更高了、发展内涵更丰富了，发展目标更加伟大了，但我们依然还是走在这条道路上。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未来仍然要坚持这个道路，坚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道路上继续走下去。
进一步看，一切问题的根本，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是要解决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问题。能够做到不断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那么道路就是成功的，制度就是有优越性的，理论就是有说服力的，社会就是充满活力的，文明就是有吸引力的。所以关键还是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党的基本路线始终强调以发展为中心，特别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它的核心就始终围绕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点十分重要。
张旭：最大的成功法宝和经验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实践中不断总结规律，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不断根据变化着的世情、社情、国情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不断探索和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始终依靠群众，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吸收人民群众的实践智慧，不断探索和加深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路线，建成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展开了独立自主基础上的全方位对外开放，实现了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高度统一。这些汇聚成我国成就的源泉，也不断丰富着“中国经验”“中国方案”，体现着“中国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