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大队会计现在有多少工资（回忆1977年我在乐亭县于坨公社北常坨大队当会计的生涯）

80年代大队会计现在有多少工资（回忆1977年我在乐亭县于坨公社北常坨大队当会计的生涯）还是回到1977年的滦河西岸上来，回到我所在的那个大队、那个生产队上来吧。在中国，1976年10月有件大事，就是粉碎了“四人帮”；1978年12月有件大事，就是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977年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学者们认为这两个年份比较特殊。也就是说，较之其前的“决战”、其后的“新路”，似乎留下了“徘徊”的印痕。遥望着，遥望着。过往的脚印，或明晰了，或模糊了……朋友，你知晓中国有一条滦河么？你见到过滦河美丽的容姿么？你还记得滦河岸边发生的故事，以及那里的父老乡亲晃动着的身影么？每一次落脚于滦河西岸，来到故乡乐亭县境内的那个村庄，一个特定年份的足音总会响在我的耳畔。1977年，我是这个村庄的一个农民，也是一个农村生产队的会计。我的全部的农民生涯，都在1977年这个年份了。因而，这一年对于我来说，是极其宝贵极其难忘的。我曾有心写下这个年份中所经历的一切。但是它们，又似乎老是处

原标题：那一年，滦河西岸

作者：程才实

来源：乐亭文化研究会

题图来自网络，仅为配图，和本文无关

遥望着，遥望着。过往的脚印，或明晰了，或模糊了……朋友，你知晓中国有一条滦河么？你见到过滦河美丽的容姿么？你还记得滦河岸边发生的故事，以及那里的父老乡亲晃动着的身影么？

每一次落脚于滦河西岸，来到故乡乐亭县境内的那个村庄，一个特定年份的足音总会响在我的耳畔。

1977年，我是这个村庄的一个农民，也是一个农村生产队的会计。我的全部的农民生涯，都在1977年这个年份了。因而，这一年对于我来说，是极其宝贵极其难忘的。我曾有心写下这个年份中所经历的一切。但是它们，又似乎老是处在明晰与模糊之间，让我无所适从。

在中国，1976年10月有件大事，就是粉碎了“四人帮”；1978年12月有件大事，就是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977年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学者们认为这两个年份比较特殊。也就是说，较之其前的“决战”、其后的“新路”，似乎留下了“徘徊”的印痕。

还是回到1977年的滦河西岸上来，回到我所在的那个大队、那个生产队上来吧。

那时配备生产队的干部，叫“攒班子”。考虑到岗位的特殊性，会计人选也由大队干部谈话。大队干部说你这么年轻，小队和大队多看中你啊，好好干。我谦虚了一番。他又担心我“脱套”，表情异常严肃地说，如果不干会计，就不推荐当兵，不推荐上大学……那一年，我刚高中毕业回村劳动，他的话像雨像雾又像风。

那个年份，农村经济的平台甚是窄小，除个别生产队做豆腐、漏粉、打铁等，都是土里刨食的种植业。我所在的生产队，没有一丁点副业。人们耕种、除草、收割……总之，一切劳作项目，从不缺席。一年到头，起早贪黑，若不“倒找”，实属万幸。的确，生产队带给人们的希望，已经非常有限。然而，没有人不盼望年底分红的。

终于熬到了年底。这是1977年的年底。队里将社员的工分贴上墙，包括每个月份及全年的总数。这本是记工员的职责，记工员说她的字太丑，便由我代劳了。那张又大又厚的图画纸，不知记工员是从哪儿找来的。誊写之前，实在有点舍不得。人们很快站在了墙边，他们仔细、平静地看着，核对着属于自己的工分，竟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

其实，社员的工分，平时都是公开登记的。每个月在墙上贴一张有表格的纸，每天由记工员往上填写。记工员是个女的，年龄不大，工作很细，笑脸盈盈，受人信赖。工分是社员们每天劳动付出的记号，是社员们落地八瓣汗水的结晶。它们的背后，有过吵声、哭声与骂声。也许有更悲壮、更残酷的东西，不为人所知地凝结在了这些数字里面。

1977年，滦河西岸的这个生产队，就要分红了。我已经开始了拢账。我还跟随几个队干部一起，走向可能作为计算收入的物品旁，去评估一下它们的价值。还有什么呀？……队长挠着头，问大家。大家面面相觑。真的没有了，啥也没有了。于是，我就算出了本生产队——河北省乐亭县于坨公社北常坨大队第一生产队1977年的工值：每1个工，为0.15元人民币。

有一点，需做补充说明，就是工分的评分标准。1977年，生产队计算日工分实行10分制，也即：一个成年的、强壮的、男性劳力，干一天最多可挣10分工，也就是人们说的1个工。女的都不给10分工，老者幼者相应减少工分，而且有“半个劳力”之说。因出任会计一职，在我尚未成年的1977年，每天就能挣到9分工，这比同龄人高出不少了。

公社组织会计培训的一顿午饭，竟让参加者欢天喜地，情不自禁。这个培训班，夏天在某大队有绿荫遮阳的地方举办。有个老会计分享了工作经验，有个年轻人做了表态发言。老会计沉稳慈祥，新会计略显拘谨。我突然觉得，他俩长得好像啊。原来，正是一对父子，分别任大队和小队会计。这样的家庭，实在令人高看。培训中还有一个惊喜，就是每人的午饭都有一小碗肉。

那个年份，农村人无比羡慕城里人。离开农村的路子，一个是当兵提干，一个是推荐上学，一个是外出做工（也需大队推荐、批准）。个别俊俏的村花，或许嫁到城里人家。以至于，1977年国家恢复大中专招生考试，人们像洪流一样从四面八方奔赴考场。也有人担心：他是合同工，他是副业工，考不上学又丢了工作，岂不是太可惜了么？那时，偶或从城里捎来洗得发白、哪怕是带了补丁的旧工作服，都会多么地令人激动和欢欣啊！

那个年份，村里依然安装着有线广播，人们总是从大喇叭里倾听什么。对于滦河西岸的村民来说，大喇叭的历史意义非同寻常。春节到了，村子里会响起铿锵的鼓声，这种声音能让人长些精神。有些村还扭起了大秧歌，还有的跑到别的村子里去扭。当时的生活水平低，结婚彩礼钱一般是260元。其他的各种“件”，一一不等。拿不出彩礼钱的，可也不在少数。

1977年，我在恢复大中专招生时参加考试并被录取。寒冷的冬季，社员们正在粪场捣粪，副队长提出让我请客，并主动翻出5角钱为我垫上，派人从小卖部买来50个糖块。在场社员每人一个，稍有富余。5角钱与50个糖块的故事，我已经铭记了40多年。每当讲给他人听，我总是强调一句，那是1977年的滦河西岸。

我离开家乡几年之后，农村的改革轰轰烈烈开展起来。据说，刚一宣布生产队取消时，有的社员还落了泪。人们对生产队还是很有感情的。时至今日，那些曾经在一个生产队的人，也会不时提及“队上的事”，他们似乎比别人更显近乎。当然，滦河西岸人们的日子，也早就过得挺好了。

（作者程才实，毛庄镇北常坨村人，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原总经济师，散文作家）